[原创] “乾坤特重我头轻”——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网事情缘

“乾坤特重我头轻”

——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施京吾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三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陶斯亮《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一篇载本地《青春》杂志的伤痕小说《坟草青青》和遇罗锦发表于《花城》的《乾坤特重我头轻》。

那时，我不过是十五六岁懵懂少年，丝毫没有评价、反思历史的能力，但少年的心灵却被那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场景震撼。为什么我们眼前的历史会呈现如此惨状？为什么我们要为日常的生活、语言和思想付出生命的代价？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遥看历史远去的背影，止不住这样的追问：岁月已老，但付出的代价得到了应有回报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片段吧。

《乾坤特重我头轻》题目取自遇罗克的狱中遗作《赠友人》：

攻读健将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这诗，有才情，有风骨，有担当。今年是遇罗克罹难42周年，以此为题，是为纪念这位思想的先行者和无罪的死囚。


遇罗克出生在一个小资本家家庭——他的母亲曾经拥有一个与他人合作、总股值千元、雇用十来个工人的小加工厂，在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一步跨进了“资本家”的行列，1957年反右运动，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母亲“资本家”的成份，成为子女的“出身”，它既制造了一起残酷的冤案，使一位青年才俊命丧枪口，同时也贡献了一个非凡的思想者、一位黑暗中的光明使者。

遇罗克并非是个决意的反抗者，他是一个思考者，由思考者而进一步成为思想者。他非但没有决意地反抗，而且也不天生叛逆。少年时，他曾努力地迎合这个对于他尤为神圣的时代：他是小学第一批少先队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小学毕业，他是毕业班的代表，在全校发言表达对母校的谢意；一进入中学他便写了入团志愿书，以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在“三反运动”他中检举过自己母亲，因为工人工伤被解雇，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公私合营后，他劝说母亲把自己的房产全部上交给了国家。如果不是这“资本家”出身，遇罗克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好孩子。

但他是资本家的子女，不能和无产阶级的后裔一样平等地享受社会权利：当他进入中学之后，他的操行从小学的“优”变成了“中”（他妹妹遇罗锦亦如此），在他们的评语上写着：“应和家庭划清界线。”界线？可是界线到底在哪儿？一场历史浩劫给出了最终答案：没有界线——没有底线。

他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却以优异成绩落榜，连最艰苦的地质勘探专业也没有录取，否则，中国或许会出现一个优秀的地质学家而少了一个思想者。

1960年底，遇罗克根据号召，主动到了北京郊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此后，他再度经历了一次高考的落选：因为家庭成份，连报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农村的四年时间，他开始投身哲学的研究和写作，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越发严峻，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同类”饱受非议和打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渐渐走向成熟并开始发表文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由其经济状况决定的，和家庭出身无关。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继承人卢卡奇则进一步认为，一个人不论出生什么样的阶级，只要他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并且愿意服务于无产阶级，那么他就属于无产阶级。此所谓“阶级意识”。但中国的无产者不相信这样的理论。

先贤的理论被谭力夫——这个北京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头头所发现的“定律”击得粉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但谭力夫毕竟是“定律”的发现者而非创造者，创造这个定律的是独特的、以阶级身份为标志的“等级世袭社会”。当遇罗克向谭力夫发起挑战的时候，他实际上挑战的是这个社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体现出遇罗克的独立、英勇和思想的光芒。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的文章遭到社会冷遇和抨击：当时，没有人知道文章的来头，而文章中歪曲历史、虚构前提的笔法更为人们所不能接受，遇罗克为此写下《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于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遇罗克是个小人物，此时他却果敢地站到这个时代的对立面：姚文元文章正是文革的先声和铺垫——因此，遇罗克注定要被这个时代的巨浪吞噬。


哲学的训练培养了遇罗克敏锐的判断力，在他仅存的36篇日记里（均为1966年），留下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分析和思考，深刻、尖锐：

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5月22日：……三、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有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了出来，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励。

6月7日：……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就这样，国家的命运和遇罗克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对社会的批判正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文革甫一爆发，他便目睹了“黑五类”、“狗崽子”们被打翻在地的场景，于是，他再度挺身而出，写下了轰动一时的《出身论》。在我看来，他的文章既是为他自己辩护，也是为同类辩护，还是为这个时代残留的一点正义和良知辩护，而的他辩护为暗云密布的天空撕开了一条缝隙，在人们的信中投射下一缕阳光，从此，遇罗克与林昭、顾准、李九莲们一道，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

然而英雄末路，等待遇罗克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出身论》一文中，他以平等为基石，以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教育权利为目标，揭露了“血统论”者所具有的专制主义特征，其本质是封建主义的。遇罗克指出，在大学招生中，出身不好的人受到歧视；在企业，得到提拔的干部总是“出身好”的；在农村，得到照顾的总是“出身好”的……文章中他尖锐抨击到：“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反动政策”。


遇罗克的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他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经过反复审讯和残酷折磨，于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年，他年仅27岁。3月5日是他的祭日，也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

遇罗克的思想并不深奥，从他与难友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哲学不理解、不认同，但他所捍卫的政治平等、思想自由，却是人类文明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他所表达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俱为常识，但——即便“常识”，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行动的基本准则，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常识。要使这样的“常识”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我们的行动标准，其路漫漫。

纪念遇罗克，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思想的先行者，更因为我们向往光明。



载《中国经营报》，2012年3月19日(红字部分发表时删除）

杜雅萍

沙发先

feilian

话说海外华人
遇羅錦

張丹紅事件, 不過說明中共在西方滲透到什麼程度. 就連我這孤陋寡聞, 很少和別人結交的人, 在德國生活了二十三年, 發現的中共特務就不止一個, 聽來的也不止一個.

     海外有兩大片人: 一大片, 是中共的高官子女. 盡管他們的父母對中共極權極不信任, 用貪污所得將子女們安置在海外; 但由於他們骨子裏對中共, 對“血統論”仍是極愛, 所以網上也好, 日常生活也好, 處處以“憤青”面目出現, 大喊“遇羅克就是該殺”的, 將張丹紅事件攪成一鍋粥的, 故意製造黑熱鬧, 製造分裂的, 都是這幫人. 沒有中共政權, 他們深知便沒有自己優裕的生活.

     另一大片人, 就是海外民運人士及對中共政權不滿的人. 八九年“六四”事件, 把人們的心凝聚在一起, 那時人們的反共意識達到了高潮. 但不久, “事還沒幹先吵架”, 誰也不服誰, 一個個都三頭六臂, 既不自省, 也不想忍, 更不顧全大局, 只想自封為王. 想說什麼說什麼, 想傷害誰傷害誰, 結果是各個都被別人的, 自己的箭中傷. 最後是”開大會, 選主席, 孤零零地只有兩個半人”. 誰和誰都不再是朋友, 誰都防著誰. 你剛一打電話他先錄了音, 再消音加音地生點兒事兒, 一輪一回地再把別人氣飽. 惟恐天下不生事, 否則一個人活著多沒勁!

     而中共將獄中原先反共的一些人, 施以高壓, 讓他們屈服, 認了罪, 簽下合約; 有的甚至由中共製造輝煌的“反包裝”, 讓他們披上金色的反共外衣, 被一個個安置在洋人和國人的眼皮底下, 專門探聽各種雞毛蒜皮的消息. 從人們的聊天中, 獲知許多情報, 然後中共對他們一個個施以毒計或柔策: 有的被暗殺, 有的出了車禍死去, 有的受了重傷. 對中共”黑名單”以外的人, 則施以”懷柔”. 有人給他們”捎話兒”, 希望他們回國看看. 有的一回國便對中共一見鐘情, 中共給予不錯的安排, 這些過去痛罵中共的人高唱對中共的贊歌. 對於更多的人, 中共準予他們有退休金, 並按月, 準時地寄到他們國內的帳號上, 包括在中國看病的醫療保險.

     按理, 在哪個國家工作過, 就理所應當地得到哪個國家的退休金. 但海外的“異議人士”們, 都是由於政治庇護才得到西方永久居留的. 有的“蘭卡”和”綠卡”上明文規定不許回中國, 中共十分清楚. 在幾年前, 中共是不可能給這些人退休金並讓他們入境的. 後來很多人入了外國籍, 不再受不能進入中國的限制. 隨著中共加入“世貿”, 經濟上的強大, 西方各國為了做生意, 向中共頻頻示好, “人權”往往象演戲, 象下棋, 象籌碼; 中共的滲透西方, 便更加得心應手.

     請你自己設身處地地想一下: 當你感到在海外生活得很艱辛, 遠非自己當初的美夢時; 當你早已被同道們的暗箭, 明箭中傷, 除了自己家人, 感到再也沒了朋友時; 當你年紀越來越大, 進入老年, 越來越想念故土時; 當西方的經濟一直是走下坡路, 經濟蕭條, 不僅你自己看不到前途, 也不希望兒女今後生活無著落時; 當你踏上故土, 感受到外貌巨大變化, 感受無比的親切時; 當中共黨員全以朋友的面目出現, 熱誠地噓寒問暖, 對你如此器重又加以問候時; 當你在國內的帳號上, 每月有固定寄來的一千, 兩千, 有的夫婦甚至是五六千的退休金時; 當你的兒女回國探親毫無障礙, 盡情花你的錢時; 當你在國內買了房子, 一心想在國內養老或兩國來回住, 換換心情時; 而在海外, 沒有洋人, 中國人是你的朋友; 沒有人器重你, 問候你; 沒人準時給你寄那麼多錢; 你在海外, 沒有或只有極少的退休金, 你能不被中共收買嗎? 中共給你錢之前的囑咐, 恐怕還沒有你心裏的自律來得強烈. 甭說別人, 就連我在美國的大弟弟羅文, 都在說:”中共在進步.”

     只能說, 他們原本在海外定居的物質欲念, 勝過反抗中共暴政的欲念. 有的人是一句不罵, 真心地在認為”中共進步”; 有的, 或許懷有更多的任務, 遮遮掩掩. 他們不再關心中共每天抓多少人, 對多少人施以極刑, 也不再關心中國是否還有言論自由. 他們關心的只是物質, 眼前, 自己和兒女的出路.

     若用兩個山形做比——一尖朝上, 一尖朝下的話, 海外”異議人士”們, 是那尖朝上的, 最後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仍在堅持著. 而”法輪功”是那尖朝下的, 由少數人變得越來越大, 遍佈天空. 他們始終是一個整體. 因為他們以”真, 善, 忍”為原則不彼此傷害, 毫無私念, 不出個人風頭, 先從自我做起. 他們的一切都以”天滅中共”為大局, 這是兩個鮮明的對比.

     筆者, 既不屬於“民運”, 也不屬於“法輪功”, 更無理論水平屬於“異議人士”. 但我忘不了, 也不能忘記遇羅克的慘死, 他是為”真”, 獻出生命的. 哪怕我再窮, 中共給的退休金再多, 中共不倒, 我不會辦理退休, 不會回中國.

                         2008. 12月初稿
                             2009. 7月定稿於德國

test

哥哥爱真理
妹妹爱真话
前者是冲动
后者是糊弄
生活本非真
信仰容易假
人性偏见化
道理难消化
血统与文化
灌浇大中华
前人悲剧化
后人大白话

——有感

老西安

读过网兄文章，对遇罗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兄台对历史人物的背景总是能挖掘得很深，佩服。

网事情缘

谢谢诸位抬爱。里面有好几个错别字，都是拼音惹滴祸。

老独步天下

走在社会的前列，往往是个人的悲剧，换来族群的点滴进步。
没办法，似乎，上帝给每个人分配好了角色，哪怕人人都知道溜须拍马如何实惠，还是有“不识时务”的人，自愿，走在前列，去冲，去赴汤蹈火，去死。
没有这些个体的死，可能，也就没有族群的生，更好的生。
因此，我们这些苟活者，至少，还是可以在心中，对前贤致以敬意吧。

网事情缘

独步兄说的是。

待天气暖和些喝喝茶聊聊天。

老独步天下

独步兄说的是。

待天气暖和些喝喝茶聊聊天。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2-3-19 00:41

网事兄对往事很在心，钩沉辑佚，功也在千秋啊。

施国英

友情赞助一篇有点相关的文字。

民间思想的火花——也谈《生之舞》

施国英

陶洛诵的长篇连载《生之舞》要结集出书，嘱我无论如何写几句。

认识陶洛诵差不多有十年了，当然，在此之前，我早已听说过她的名字，也知道她写过一部《留在世界的尽头》的自传性长篇小说。该小说记叙了她在“文革”中因为替遇罗克送信给陈毅而后被捕坐牢的经历。十年前的某一天，我和来澳访问的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一起去陶洛诵家做客，我听说晓波-刘来澳时也曾受到素不相识的陶洛诵的款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陶洛诵本人，她的热情好客，真诚坦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以我理性的眼光，我发现陶洛诵是个大大咧咧，不太会经营自己人生的女人。

因为听说过陶洛诵的一些情感故事，非常生动，当时正在《自立快报》主编文学副刊的我便鼓励她写一个中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情妇》。随后她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性的随笔，这些文章记录了她和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民间思想者，比如遇罗克，北岛，芒克，马德升，刘青等人的交往，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些文章超过她的小说。说起来也算是有缘，陶洛诵笔下的那些人物，有一些也是我认识的诗人画家，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一介大学生身份曾经投身于大陆的先锋派诗歌绘画运动，办油印诗刊，组织艺术沙龙，支持先锋派画展，结交了不少体制外的民间艺术家，比如“朦胧诗派”，“星星画派”的成员。读陶洛诵的那些文章，于我自然是有着几份亲切感的。

去年，陶洛诵把当年写的那些回忆性随笔扩展重写，在《大洋时报》连载，那便是现在这部引起广泛关注的《生之舞》。

如果说，人生的苦难和曲折也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陶洛诵就是那种精神财富的拥有者。《生之舞》其实是她和她的战友们用他们可歌可泣，甚至悲惨壮烈的人生经历书写的一部从遇罗克到西单民主墙的民间思想史。所谓薪火承传，当今天的我们还在继续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而呐喊的时候，我们是有理由也应该向前辈表达敬意的。

也许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民间思想家，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和局限，甚至显得有些天真幼稚，但如果以历史的视野来观察的话，那么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仍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者，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们以闪耀的思想火花，使沉沦中的民族仍然有挺直的脊梁。与其说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倒不如说是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道义良知更激励后人。

看得出来，陶洛诵深受俄罗斯文学的的影响，也接受过西方古典文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所以她的笔触透露出人性化的痕迹，敢于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事修饰的把自己的灵魂坦白端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勇气，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我是一个对文字极为挑剔，对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极为讲究的唯美主义者，我一贯的主张是，所谓精品，不仅要有精彩的内涵，还要具备精致的形式，如果用这种高标准衡量的话，那么《生之舞》在文字和结构上有待提高的地方还不少，距离精品还有一段差距。而且，因为个人经历终究有限，作品要写得深，写的广，还应做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不过，既然已经有人说了，陶洛诵只要把那段她个人特有的经历写下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历史的见证和资料，那已经是很有价值了。如此说法，自然也有道理，我也不好再苛求什么。

以上所说，仅一家之言。
写于2005年

网事情缘

谢谢施国英。

还有陶洛诵这么个信史的故事，遇罗克当初给好几个人写过信。

俗中怪客

思想家的伟大，在于逻辑；思想家的悲壮，在于领先——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