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阎连科：丧家犬的一年

李大兴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用来吓唬居民们的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力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力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力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施国英

中国作家梦魇

作者：蒋方舟

【看了阎连科老师的《丧家犬的一年》，很难过，匆匆写了一篇文章。】


去海口见马原。

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110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的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七十年代过去，政权开始迟到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慌忙弥补失去的信用，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的。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只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回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去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八十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新文《我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靥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 原载: 作者博客

老爺叔

前年在香港書展聽閻連科講座，感覺他真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作家，畢竟人家是主流作家。
六十年代我在新疆時，就有個說法，在中國最吃香的是這樣 “三塊金牌”：貧下中農、共產黨員，復原軍人。
這三樣，老閻占全了，他不發達誰發達？
但是卻不，因為他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論、和自己的空間。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到底是否進步了？

netjianguo

有介绍好书的论坛没有

tian295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力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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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这样的矛盾、痛苦随处可见。

李苗

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力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力和尊严更有用？
李大兴 发表于 2012-4-25 23:32

不是权力，应该是权利。

天马行空

阎作家这文章倒是写出了中国大陆真实的现状和感受

鞍山仁者

六月9日阎连科到人大参加了义卖活动的重头戏-签名售书。我也在现场，有一个学生问我，阎连科是谁？？仁者答曰：码字的作家。最有名的小说之一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阎连科著，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最初，《为人民服务》刊登于广东《花城》杂志，有关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后，采取了紧急措施，连带杂志都被禁止。一时间洛阳纸贵，向编辑部索要杂志的电话不断。

在《花城》刊登这篇小说之前，阎连科把书稿先给了河南某出版社的朋友。因阎连科的作品一向颇受欢迎，自然是皆大欢喜之事。在《花城》刊载出事后，该出版社接到了警告，急中生智之下，立即向上报告说，因及时发现此小说问题严重，就决定坚决不予出版，从“差点犯错”变成“立了大功”。

《亚洲周刊》记者江迅闻听此事后，立即与阎连科取得联系，不旦为其发表了相关报道，还帮阎寻找到香港出版人，最终于2005年付梓。其实，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果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非要在香港和大陆之间选择一地出版的话，阎连科宁愿在大陆出版。“大陆的市场太大了，卖七八万本不算什么，在香港卖—万本就了不起了!”

“这个事我要感谢记者朋友，没有他们的报道和帮忙，这本书出不来，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的遭遇也不会这么好，外松内才紧，外紧内才松啊。”阁连科说，此书没有给他带来大麻烦，还取决于另两个原因：小说出版的时候他已转业到北京市作协。引起海内外关注，造成极大争议后，单位很体贴地建议阎连科出去旅游一趟，只需把发票拿来就是，其他的事由他们挡着。阎连科原本很大的压力得到减缓。

“你要说这事儿对我没有影响，那是假的，后来我在写作《丁庄梦》的时候，就开始缩手缩脚了。如果没有《为人民服务》造成的风波，我的《丁庄梦》会写得更好，现在只写到位了七分。”

阎连科坦承，作家现在的写作和出版环境已比以前宽松多了，他会尽量沿着自己坚持的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