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2012私人阅读简史：爱和思的阅读

萧轶1989

2012私人阅读简史：爱和思的阅读

文/萧轶

案：本为杂志约稿，一不小心话太多，啰嗦到了一万多字，也不好意思给杂志了。


2011年我从大学毕业，本科论文是《文学与电影中的极权主义象征》。因论文写作之故，购买和阅读了很多有关极权主义的书籍。说到极权主义这个话题，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汉娜·阿伦特。可惜的是，前年我认为最好的书——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未能入选任何一家报纸的年度书榜。正当各大年度书榜将《责任与判断》弃于角落之时，我才开始阅读。对于奥斯维辛大屠杀，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它是高度行政性和制度性的大屠杀，而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将反思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本书中，阿伦特提出：在现代性大屠杀中，个体是否真的没有选择权？作为“极权机器的零件”的被告是否真的无罪？服从命令是否意味着不该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一直在我们周围旋转着，正如我们经常看到时评家们反复在口水泛滥的文章里不断提及体制之恶。阿伦特曾说过平庸之恶足以毁灭世界，在《责任与判断》中她又说道：“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向那些参与罪行兵服从命令的人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所有人都借以体制作为开脱罪责的工具，因为体制能够给予貌似符合自身困境的解释；但极权政治中的个人道德责任，包括对政治处境的个人判断与个人行动；没有你我默默的合作，何来罪恶的体制？
当然，阿伦特最有名的写作还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去年三辉图书出版的《现代危机：政治学评论1939—1962》中收录了埃里克·沃格林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批评，他认为阿伦特仅仅将极权主义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随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化具有极大的视域局限，而更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兴起的内在主义教派：“极权主义也不仅仅是功能错位的人群发起的革命运动，而是中世纪的宗教异端已经实现过的、内在主义的宗教信仰运动。”同时，这本书也收录了阿伦特对沃格林的回应以及她的《20世纪的权威》一文。这本《现代危机》是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杂志《政治学评论》从1939年到1962年之间经典文章的选集，主题从极权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到教育的价值和个体的尊严。除去美国本土作者之外，其余作者都曾亲历过极权暴政。本书文章基本写于苏德极权暴政荼毒世界期间，学术精英所面临的不仅是极权政体对其他政体的威胁与毁灭，还有对哲学前景与人性困境的重新审视。在危机中寻找精神秩序，在废墟上重寻理性价值，成为哲学精英的学术使命。除去文本记录着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从现代危机中寻求希望的时代哲学记录之外，《政治学评论》刊物本身及其作者所体现的知识良心更是中国知识界所需要珍视的。
阿伦特作为极权迫害之下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她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当然与其生世有关。《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作为最权威、最翔实的阿伦特传记，去年终于由孙传钊先生翻译引进了，六十多万字的篇幅详细地展现了阿伦特的生活轨迹。当我们看惯了人性之恶、社会之恶，是否还会勇敢地去爱这个世界？去政治化时代的来临，让更多的人选择了冷漠的旁观。阿伦特却不然。无论她所面对的是美好的世界还是黑暗的时代，她永远是生机勃勃地去爱这个世界，蓬勃的生命力仿佛就是那爱的结界。当然，谈论阿伦特的一生，不能不谈海德格尔。在阅读《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时，我又读了格鲁嫩贝格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这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阿伦特曾对海德格尔失望过，但依旧保持着对他的敬意，并将自己的作品献给了他。汉娜·阿伦特作为天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精神世界守护人，在他们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中间却隔阂着现代性思想的差异：“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成因：汉娜是在现实世界种察觉到传统的断裂，是在极权统治的集中营屠杀营的极端代表中发现这种断裂的，她的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就源于对这种现实发生的传统断裂的深深震惊中。而海德格尔则是基于对古典的认知来判断现代性的传统断裂的。为此，他必须从活生生的世界种抽离出来，这阻挡了他基于具体的历史境遇加以分析的道路。”
极权灾难的20世纪，除去如阿伦特等政治哲学家之外，诸如纳博科夫、卡夫卡等背负悲惨命运的文学家，他们和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样有着流传千古的爱情。要了解阅读他们的爱情故事，阅读他们的传记当然不失为捷径。过去的一年，很大一部分阅读的时间给予了纳博科夫的传记，布莱恩·博伊德惶惶一百三十多万字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与《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一样，可以称之为最详实、最权威的“纳博科夫传”。众所周知，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是细节的艺术，他十分注重记忆细节，在我今年重读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中再次领略了他对时间记忆中那些琐碎细节的苛刻之美与精准之美。故而，要写作纳博科夫传记，必须从以细节之名。无论是对纳博科夫人生轨迹的写作还是对纳博科夫小说的分析，布莱恩·博伊德无疑深谙纳博科夫对细节的苛刻，才使得读者在他的传记中领悟细节之于纳博科夫小说的决定性意义。布莱恩·博伊德以诗道的精微、科学的直觉和审美的同情，穿梭在纳博科夫的人生与创作之间，以令人信服的琐碎细节最终成就了这部不朽的纳博科夫传记。而纳博科夫也曾教授他的学生们写作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不朽，所以布莱恩·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记不仅仅是“以细节之名”，同样是“以不朽之名”。布莱恩·博伊德显然做到了。
同样的，史戴西·希芙也以精致的细节书写了纳博科夫夫人的一生——《薇拉：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薇拉演绎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完整而又最混搭的妻子身份，世间似乎没有其他女人能够胜任一个男人所需要的如此之多的身份。1991年4月7日晚上10点，薇拉溘然去世。《纽约时报》的讣闻标题是：“薇拉·纳博科夫，89岁，妻子、缪斯、代理人”，而实质上，薇拉的身份还有纳博科夫的秘书、信使、司机、翻译、管家、厨师、账房、顾问、门卫、接线生、教学助理，当然还有纳博科夫的守护天使。时人、后人甚至丈夫都能够清晰而又迷惑地看到薇拉的多重身份，但薇拉在填写表格之时总是只写“家庭主妇”四个字，将自身的“翻译家”身份抛之身后，且在墓碑上也将自己隐藏于纳博科夫之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家；薇拉·纳博科夫”。自从1923年纳博科夫在舞会上与戴着面具的薇拉相遇之后，纳博科夫就认定“薇拉就是我的面具”。不管是否因为此话一语成谶，薇拉就这么着与纳博科夫漂泊着度过了52年的婚姻，最终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伟大爱情。薇拉的一生，几乎就是“纳博科夫外传”。在这种自我隐退、自我雪藏之下，薇拉的一生在与纳博科夫度过的一生中演绎的是“写在书页边上的人生”，用索尔·斯坦伯格的话来说，“如果不提纳博科夫，很难写薇拉；然而，如果不提薇拉，就根本不可能写出纳博科夫”。
对于薇拉之于纳博科夫，毛尖曾如此评论：“薇拉必须在场！”“必须在场”的“作家的妻子”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6月6日的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讲稿念了一阵之后便演讲不下去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妻子安娜。当他看到安娜摇晃着白手帕时，他随即恢复了讲演的自信，再次迸发着滔滔不绝的才情，向公众再次演讲起来。和薇拉·纳博科夫一样，安娜的一生一直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打文稿、理文件、管家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她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能型秘书，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合型管家。安娜在回忆录《永生永世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自序中说自己“无文学天才，整整一生致力于出版丈夫作品”，但还是写下了四百九十多页的回忆录留传于世。命运将少女时代便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独一无二的女粉丝安娜安排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员，于是陀氏这位糟老头与安娜一见钟情，陀氏以构思小说的名义拐弯抹角地向安娜求爱求婚，最终成就了文学史上灼灼生辉的爱情传奇。相对于薇拉与纳博科夫长达59年的婚姻来说，仅存19年的安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显得如此短暂。为了深入了解安娜与陀氏的生活与爱情，我又阅读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 《1867年日记》。1866年11月8日，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面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白做出坚决的答复：“我爱您，而且要爱您一辈子。”1881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呼吸之前说：“记住，安尼娅，我一直是那样狂热地爱着你，而且从未背叛过你，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背叛你！”安娜和薇拉不似苏珊•桑塔格、莱妮•瑞芬斯塔尔、汉娜•阿伦特等“女强人”那般打破男性的掌控，将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她们选择的是在隐藏在光环之下，将自己的人生写在书页边缘或者替丈夫在书页的边缘做着人生的批注，或者做一桢摇晃在丈夫面前的白手帕。
作家的爱情故事一直都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我也不能例外地将之忽视。2012年9月份，我与Lynn相识之后更是对这类书籍有着狂热的阅读兴趣，犹如李普曼与海伦的相遇之后，李普曼的文章迅速转变为格外温情的文风，在海伦看来，这些温情的文字“似乎听到我们爱情的回音”。我的阅读方向，也随之改变。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卡夫卡项目”主任凯西·迪亚曼特1985年就开始了“寻找多拉运动”，她的《卡夫卡最后的爱》凭借访问、档案、日记和书信，同样阐述了一位与薇拉·纳博科夫一样非比寻常的“作家的伴侣”——多拉·迪亚曼特。这本书除去书写了卡夫卡和他最后一位情人多拉之间的爱情与生活之外，还记述了多拉在卡夫卡去世之后的生活及其如何处理卡夫卡手稿的。对于作者对写作对象持续关注的精神以及对传主的敬意与深情，国外作家在写传记时尤其能够超越国内作家。这或许也是为何国外传记总是厚实得让读者看着厚厚的情感饱满的纸张便开始生出崇敬之情的原因吧？卡萝尔·斯克莱尼卡的《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用止庵的话来说，是属于“我写了之后别人就永远不能写”的那种传记。作者走访了数百位与卡佛有关的人士，和《薇拉》一样，记述了创作与编辑之间的摩擦对卡佛作品的影响。当然，卡佛的爱情经历也影响着卡佛的创作。1955年夏天，17岁的卡佛在薯餜店遇到在那打工的玛丽安。她第一面就预感：“我要嫁给这男孩。”她14岁。翌年春，玛丽安怀孕了。1956年6月7日，他们举行婚礼，两人都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卡佛在《距离》中写道：“当这个18岁的男孩和他17岁女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但他们爱得疯狂，不久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我打电话的地方》出版后，卡佛给玛丽安寄去时上书：“献给玛丽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做敢为的青年伴侣，我同样敢作敢为的中年伴侣，我那么长时间的妻子和贤内助，我孩子的母亲，本书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因为有些东西值得铭记。无论如何，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知道，绝对没人知道。”
的确，无论如何，这始终关乎爱情，只是没有人知道。当一个人走进你的生活之后，不仅仅是你生活中多了一个人，而是几乎你的一切行为都将受到他/她的影响。当然，对于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人生经历和生存环境。中东一直以来的战火，叙利亚内部持续的纷争，才会让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写出这样的语句：“在母语内部的流亡，是从子宫走向世界。……即使在语言中我也没有避难地，我在其中迷失彷徨，流离失所。仿佛我自己也将自己流放。我的流亡地在不断变动，我不停地流放自己，以便知道怎么把握自身，抵达自身。幸运的是，我不会抵达，因为抵达只是一种物质的僵化。”从阿多尼斯的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和布罗茨基、米沃什一样爱惜母语，“诗人永远无法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在出生地的流亡，也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流亡更加可怖……当我在自己的语言之中，又说着另一种语言，我便处于一种流亡状态：被语言流放或在语言中流亡。在母语内部的流亡，是从子宫走向世界。”自由一直是专制国家里人民所追求的，反抗成为生活的一大主题。阿多尼斯用诗歌与散文反抗，而达里娜·阿勒让迪这位年轻的反抗者却选择用性交对抗恐惧，用毒品对抗生活……《西蒙娜停止歌唱的那一天》描述了她在一个专制国度中的荒诞青春史，父亲要她“不出卖自由”，她也因“自由”而“字典里从没惧怕两字”，因此经历“被奴役的极致”。最终，她选择了离开：“我以前总认为这座龌龊肮脏、狗屎遍地的城市是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在这座充满伪善、谎言、面具的城市里，我为这虚伪的自由支付了三十年的青春。”
流亡，一直都被看做专制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的标志性符号。切斯瓦夫·米沃什当年被吊销护照后选择了政治流亡，后定居美国。他在哈佛大学做了著名的诺顿讲座，后结集成《诗的见证》。诗歌能够见证什么？米沃什定义了诗歌“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核心，即对真相的追求。米沃什在最后一章虚构了一位诗人来透露诗歌事业的秘密，也就是西蒙娜·薇依所说的：“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活在历史中。”对于诗歌，我很不幸生活在一个不读诗的年代，没能对诗歌的艺术有所领悟。在阅读米沃什的这本演讲集时，我更期待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简体中译本能够早日面世。同样是出自诺顿讲坛的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是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对小说的解读。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小说，都在“走出自我的樊篱，获得一种以前不曾拥有的性格”，“创造一个更加细致、更加复杂的自我版本”。写作或阅读小说杰作教我们天真又感伤，教我们真诚生活。帕慕克说，读者和所在宇宙的关系已遭破坏，为了在世界中体验居家感，现代人需要并阅读小说，在心理状态和文学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
或许如同帕慕克所言，我们生活需要小说，去年我读了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它以社会学家的视角，通过对大学校园里社会精英生活状态的描写，来讽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极端自由行为，展现充斥着激进思潮和享乐主义的校园生活，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变。在激进的政治信念背后，在放纵的两性关系之下，在堕落的生活方式之中，大学师生不过为革命而革命的行尸走肉，自我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断裂与颠覆之下被异化与非人化。从富有激情的对话与激进夺取的生活来看，貌似那一代社会精英在为着社会变革进行着激情的革命，但为口号而革命的个体在符号化主义之下，早已丧失了个性的存在，而成为个体消亡的激进表现。在那个因个性而著称的个性解放时代，个体却因追求个性而丧失个性，沦为个性的傀儡，寻求个体力量的社会运动只能走向个体的消亡。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异化，让自残美学与霍华德对小孩死亡的冷漠成为个体存在危机的象征，作者书写的意图又在于反映现代社会危机之下的个体存在危机。
另一本我想说的小说，是民国时期江西南昌的熊式一的《天桥》。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以小说风靡欧美的林语堂，二是以画记闻名世界的蒋彝，三是以戏剧轰动英伦的熊式一。其中，后面两位都是江西人，惜乎连很多江西人都对此不曾知晓。很有意思的是，两位江西人在英伦写书的目的，竟然如出一辙地是因为当时国外介绍中国的书籍大抵都呈现一种病态的书写方式，让外国人对中国造成误会性的认知。全书虚实结合，背景是真实的晚清民国史，除去通过李家家族史的衰变来反映晚清社会的变迁之外，还气势恢宏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尤其是最后几章，熊式一基本在书写各省的辛亥革命，几乎可当做史书来读。熊式一通过李大同三十二岁人生的书写，浓缩成晚清一代青年奋斗成长的历史过程，用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话来说，这本书“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真实人物的出场与真实历史的线索，让这部小说的虚构人物李大同更具实感，而李大同所构建的人物，正是中国觉醒的一代人。本来，熊式一还想续写《天桥》，奈何因故而无法继续，《和平门》一书便随熊式一而去。那些还在历史尘埃中等待后人挖掘整理的著述，以及介绍他们的文章传记，依旧如同郑达先生写作蒋彝传记《Chiang Yee ：The Silent Traveller from the East》与陈子善先生编选熊式一回忆录《八十回忆》一样，留待时人继续寻踪。因《天桥》而想到蒋彝，故而又重翻了蒋彝回忆江西九江风俗的《儿时琐忆》，及世纪文景出版的四本“蒋彝画册”。胡先骕作为江右民国的知识分子代表，《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几乎是我不时翻阅的一本好书，值得一说的是，这本书真是“人间幸有未削书”，很多检讨书与引用文章都毫无删节；熊育锡作为江右民国的教育家代表，其所执掌的心远中学几乎“培育民国江右智识”，《严复集·书信》一册收录了严复致熊育锡书信，惜乎熊育锡致严复书信已不存于世。
对于熊式一、蒋彝、胡先骕、熊育锡等人所处的中国近代史，长江文艺出版社重新修订再版了五卷本的《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作者自称这套书为报告文学，借此体裁对一个世纪前的挽歌进行了重新挖掘，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人物群像进行了重塑。值得注意的是，虽被称作报告文学，作者却在书中不断引用历史文献与最新学术成果，使得本套书将学术研究与报告文学并举，在文学笔法之下却又多了一层史料支撑，使得普遍枯燥的历史研究变得通俗易懂，二者的融合无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对于历史学习被长期灌输三聚氰胺的中国人来说，张建伟的作用就在于以历史细节来重新解释了风云历史中的人物群像，让国人得以重新认识那些被脸谱化、被道德批判的历史人物，给大家一次重新看待历史的机会，重新发现晚清民初那些被重新挖掘的立体的多维的历史人物肖像及其历史功绩。但是，张建伟似乎太注重于对历史的翻案，导致对于一些人物进行了过度的书写，第一册基本献给了康有为，最后一册基本献给了袁世凯。读张建伟的著作，会让人产生亢奋之感，这当然是因为张建伟在写史过程中的激情所导致。杨奎松说过，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从张建伟经常采用排比句、感叹句便可看出，感性写史的一面已经在字里行间被泄露了。张建伟虽然极力采用学界研究出来的新成果，却也忘记了一些史料已被推翻，如曾经引发过对戊戌变法进行重新认识的《杰士上书汇录》却没有在对历史重塑时采用。这些，若能在重版之前进行修订也应属理所当然之事。
晚清尽头是民国。辛亥一役，武昌枪响，民国了。虽然早已过了“辛亥革命”主题图书的风潮，但去年仍旧有两本书值得注意一下：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不确定的遗产》和《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这两本关于辛亥革命的图书，收录了国内较好的历史学家与国外一流的汉学家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回顾。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关于民国的著作从不会少。从人物传记诸如“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中的《丁文江传》、《蔡锷传》、《梁启超传》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民国衣冠》，都能看到那些灼灼生辉的民国大师的重构写作。《民国衣冠》是岱峻先生的新著，而其最初是因研究李庄为人所知，在阅读《民国衣冠》之时，我又辅以重读了他早期对李庄的研究著作《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国难时期，身处李庄的民国知识分子演绎了“李庄精神”——文化抗战，学术报国。除去“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中的叶曙明写作的《梁启超传》之外，去年还出版了解玺璋的《梁启超传》。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以梁启超的人生发展为写作线索，后者是以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作为写作方式来勾勒梁启超在历史风云中的身影。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后者是典型的作家写史，很多臆想之词遍地可拾，史料也十分局限，必然导致立论方面有失偏颇。另外，去年还有一本书与梁启超有关，就是《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家书》。同样必须指出的是，这本梁启超家书是一本删节本，关于梁启超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几乎全被删除干净。为了保证完整阅读，我从表哥家借来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的书信部分和《新会梁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辅以认识梁启超的人生。
说到民国，又不能不提蒋介石。这位近代中国的专制领袖，他的一生同样值得重新认识。去年，汉唐阳光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两本关于蒋介石的书——《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一生》和《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前者以蒋介石的人生轨迹为线索来重新认识蒋介石，后者则从蒋介石的阅读史来解读蒋介石的精神世界。前者最后一篇文章是王奇生的《蒋介石的阅读史》，他写道：“毛泽东读古书，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现实斗争服务；蒋介石则以为要挽救国家，须从国民党意识形态上协调三民主义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毛读史书，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蒋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的系统而发扬光大。”后者或可称为“蒋氏精神发展史”，呈现了三个蒋介石：哲学家蒋介石、基督徒蒋介石、苏俄革命研究者蒋介石。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通过一个人的阅读世界来解读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或许可能接近他的思想、精神，但是否能够就此认为他的精神、思想便是如此呢？
很多人将民国一直延续到1949年，但实际上民国到1928年便已终结，之后的中国历史一直都是党国。辛亥革命给中国的政治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革，却没能给社会关系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对阶级结构以及产权制度的影响微乎其微。去年关于“革命”与“改革”这两个主题最红火的书，当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年上半年，从北京开始扩散着一股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风潮。甚至，在二三线城市的读书爱好者也随之纷纷跑到书店购买了一册《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及托克维尔的相关语录和解读，从口口相传终于蔓延到互联网之上。终于，托克维尔的书被翻译到中国二十年后，中国也开始如同雷蒙·阿隆那般——重读托克维尔。全国尽读托克维尔这种现象，从民间传说到经济学家华生在微博宣称有中共中央领导推荐他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再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公开推荐，各种解读纷乱繁杂。我也不例外地被卷入这场阅读风潮之中，除去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还阅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托克维尔回忆录》及关于托克维尔的论文集《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很有意思的是，我又从托克维尔的人生中发现了隐藏在他背后的妻子对他的影响。托克维尔自己也从不掩饰他对妻子玛丽的深深感激之情，是她改变了他急躁的性格和火爆的脾气，并帮他养成了良好的心性，使他得以在学术方面获得成功。他确信一个具有高贵心灵和情操的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她丈夫的品性，相反，如果她低级庸俗，只会玷污她丈夫的品行。托克维尔妻子的理想是“谦恭地担当国务活动家夫人”。在美国，他给大他七岁的妻子写信：“你使我第一次尝到了富有情操的感情。我向你发誓，我相信我对你的爱使我变得更美好……只有梦见你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应当怀念上帝，相信来世生活的真实性。”
除去托克维尔这类思想家的回忆录之外，文学评论家吴亮的两本回忆录也值得一说。前年被忽略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吴亮以铿锵有力的叙事语言将私人记忆置放在国家叙事之上，书写操蛋时代的诡谲政治和黑暗岁月的内在隐秘，通过个人阅读史的回忆，凭借敏锐的感觉和独立的判断，最终感慨：“幸好我虚度了，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吴亮的这本回忆录是以阅读为线索的，吴亮借助七十年代他的私人阅读史来回顾那个时代的各种荒诞，他写道：“对书的回忆，就是对人的回忆，反之亦然。难道对人的回忆，最后不都会变成一本书吗？一本书不能自决其命运，人又如何自由地决定自己？……那些在垃圾中沉睡的书，被淡忘的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书，遭受凌辱的书，不再新鲜的书，你们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对我来说，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体验。”他去年新出的《夭折的记忆》则以极简主义来写作，如《世说新语》般几乎是本八卦掌故集，回顾了八十年代的文坛交游录，用简短的三两句短语拼凑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盛会。“掌故是过去的八卦，八卦是将来的掌故。”吴亮说他想写的是“微观历史”，一种用不可靠的个人记忆来对抗“大词历史”的尝试，一种“花絮政治学”，一种闪烁的“格式塔叙事”。
另外，还有几本书值得一说。世界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风云人物访谈录》第一卷上下册的出版无疑值得关注，她对被采访人的不断追问，直到对方正面接受回答为止，特别是对于威权领袖独裁者的采访，更是不依不饶。可惜含有邓小平访谈的第二卷由于“十八大”的召开一直没能出版，但仍旧希望能够早日上市。纳博科夫的《独抒己见》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访谈录，他武断地发表似是而非的话语，粗暴地评论声名显赫的文豪，肆意地吹捧三流才华的作家，文字里充满了蛮横无理的恶作剧式道理，“憎恨和鄙视独裁”，充分表达了他对苏俄的疏远态度。这位“厌恶残酷的温和的老绅士”，让读者在这本访谈录中看到了纳博科夫既敢于直言的可爱又让人感觉他令人值得琢磨的一面。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之争》和马立诚的《中国当代的八种思潮》在分析中国当下问题的方法论上都陷入了同样的错误，暂且不说中国的左派、右派其实都是错误的划分，借用秦晖的说法，中国若有真正的左派的话，他是唯一的中国左派；而且，简单地将中国当下的思潮简化成这么几种完全是沉浸在书斋中不能全面了解中国当下问题的人，互联网上的各种思潮不断冒出，左右派在转型时代为自己抉择的身份本来就是模糊不堪，若是将中国问题简化得如此简单且如此地落入窠臼去分析的话，很多问题或许早就被人说清楚了。同样没能将问题说清的另一本书是来自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所谓没能将问题说清，是在于这本书雄心勃勃地希望乞一书以托全面而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对苏俄知识分子的回溯变成了综述性的，没能更好的深入去分析这些问题，只是将各种资料或观点集合。《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这本书对极权主义的宣传做了很好的分析，但在阅读的时候我却分明能够感觉作者的分析还没能更好地去深入，但还是不失为一本好的著作。极权时代的宣传当然值得研究，但后极权时代的极权宣传更值得研究，因为它比极权时代的宣传更为复杂，且对当下更具现实意义。东德在转型国家中是“转型”与“统一”交织的特例，两德统一更是世界经济史上最曲折、最具戏剧性的转变之一。《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利用大量文献，从国民经济学角度分析两德统一和东德转型进程，除去归纳东德体系崩溃的原因之外，还对东德转型历程进行深度反思。两德统一之后经济进入冰冻状态，并非因政策冷漠导致，恰恰是过分积极的经济政策所结下的恶果。表面上，西德以资金吸纳东德；实质上，西德的自由经济体被统一到计划经济之中。统一的两年后，联邦政府取消福利保障，启动自由开放的社会契约，给经济以自由，让个体以其自身的方式、以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权益，冰冻的经济重新获得启动。
《卡廷惨案真相》是一部关于真相与记忆的资料书，以卡廷惨案事件半个世纪的发展为时间轴，收录了解密的苏联秘密档案、苏联参与者的回忆录和与从卡廷挖掘出来的被害人日记等。卡廷惨案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都是极权政府犯下的滔天罪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性悲剧中具有同等意义。只是，共产主义谎言沉默了半个世纪才彻底真相大白。时间并非暴政之友，谎言才是暴政之友，暴政可取得谎言的支持，谎言可得到暴政的避难。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和解就没有和谐。真相与记忆撕裂了暴政的丑恶罪行，是反抗暴政的最好武器，是真正的和解之路。《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前言中写道：“行凶者的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没能消化历史，并因为难于锻造新的民族个性……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就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历史记忆对公民身份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影响。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让公民学会反思和批判性地评价政府所抛出的政策，而非盲目服从国家这一权威，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尤其在极权国家里，国家甚至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历史记忆可以对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与反省。极权主义是反启蒙人道主义的，且当下网络上有一股反启蒙的思潮在不断涌动。近年大陆很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动辄批判启蒙或将部分知识人称为启蒙派进行彻底否认与谩骂，这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所言：“批判变成一种无所产出的免费游戏”及“过多的批判谋杀批判”。这本不足七万字的书重点谈了为何启蒙遭曲解，《启蒙的精神》一书来得正是时候。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网络反启蒙者却没有想过，他们自身对启蒙的批判本身就启蒙的后果，批判本身即是启蒙的一种，一味地去批判有时候会陷入一种“被普及的谩骂”的尴尬境地。
每年盘点过去一年的私人阅读时，总是诚惶诚恐：一是这些书我到底消化了没有，二是这些书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不论其一还是其二，只要有一点没能做到，我这过去一年的私人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失败的。它们不像古书那样经过漫长的时间淘洗，很容易会因为自身的阅读乐趣与阅读快感所误导，而变成我的误读。但话又说话来，读书这回事儿正如去年在旧书店购买的徐友渔的旧作《阅读史和心灵史》中写的那样：“扩张自我世界最好是靠阅读，它使你纵然不能周游七大洲五大洋也不致终生遗憾，它使你目睹战场上的鏖战，见证各个文明的兴衰，它使你有机会聆听先贤哲人的教诲，总之，它使你有信心在非生理的意义上说：我有脑，我有心。”
2013年1月24日22: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