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像锁住长江一样锁住人心——何伟《消失中的江城》 / 王小平
像锁住长江一样锁住人心——何伟《消失中的江城》（转） / 王小平
2013-05-14 23:04 | 阅读(19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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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JIE YU
日期：2013-05-06
一九九六年夏天，二十七岁的美国青年何伟（Peter Hessler）抵达中国长江边的一个小城涪陵，以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身份在当地一个师范学院教两年书。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当地人就未曾有过美国人在此生活的记忆。纵使何伟这个中国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他与同事亚当仍然是这座江城里扎眼的陌生人。他亲眼目睹了这座即将被三峡水库淹没一大半的城市的剧烈变动与恆久不变，并勘察出甚至当地人和中国人自己都未曾发现的心态史地层，当中夹杂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保守或开放的观念。他的记载这段生活的《消失的江城》一书，屡经退稿之后终于得以出版，并成为近年来在美国最畅销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他在书中呈现了与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迥然不同的、更具代表性的中国的面貌。《英国文学评论》如此高度评价说：“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你应该选择这本。”
何伟发现，中国是一个被党改变得如此彻底的国家，涪陵是一座被党改变得如此彻底的城市。每天的日常生活，虽然并不是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那么阴森恐怖，但党那带有铁锈的气息确实渗透到每一丝空气之中。何伟想教学生唱《圣诞快乐》的歌曲，却被英语系的系主任婉言阻止，对方抱歉地说，其实那并不是他本人的决定；何伟发现邮寄给美国的父母的光碟中的内容遭到删除，其实裡面并没有攻击党的内容。他更发现，夏天官方播报的气温最高永远是摄氏三十五度。据说政府有一个政策，如果气温达到三十七度，人们就要放假。因此，官方气温总是三十五度。“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他还发现，即便是千万年来桀骜不驯的长江，也被这个“全能型政府”完全驯服，三峡大坝正在轰轰烈烈地修建。当地老百姓无动于衷，激烈反对的声音都来自北京等遥远的大城市。偏远地方的民众被排除在关于三峡工程之类的宏大决策之外，儘管他们的生活将因此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红军长征与香港回归跟涪陵有什么关系？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比锁住长江更重要的，是锁住人心——学校不是啓迪人心的场所，而是控制人心的工具。尤其是师范学校，若有一个学生被成功洗脑，他在成为老师之后就会忠实地去对更多学生洗脑。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宛如传销模式。因此，在这里任教，何伟时刻面临着冲突、挑战、煎熬和刺激。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涪陵师范专科学校这类专科学校几乎位居最下层。所有学生几乎都来自四川下乡的农家，学生修三年的课，拿到低于学士的学位。毕业后，他们回到家乡，成为乡下中学的老师。无论如何，他们算是脱离了父辈土裡刨食的农民生涯，儘管薪水微薄、生活单调，但毕竟有了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不过，何伟前去任教的时候，国家包干分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已经出现松动和变化的趋势，有学生拒绝回农村，远赴深圳打工，活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彩人生。
一九八九年之后党对所有学校的严密控制，并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遥远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一以贯之。何伟在涪陵任教的时候，正是我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政治的渗透和压力在哪里都如此相似。何伟发现，与西方的学校相比，中国学校里的政治性活动和课程的比例惊人地高。有一个学期，因为要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每件事都与长征有关；而另一个学期，因为要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每件事都与香港回归有关。在纪念长征的歌唱比赛中，由于学生几乎全都来自贫穷的农家，白衬衫和领带并非每人都有一件，通常是一个班级的表演完毕之后，迅速到后台将衣服换给下一轮表演者。学校甚至组织了一次徒步到延安朝圣的活动，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最后只有十六人完成，学校党委书记专程飞到延安慰问这些“勇士”。当年党军的一场军事上的惨败，居然被党的宣传机器塑造成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并嵌入到学生到脑海中。
而香港回归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大事。一整年，学生一直重复被灌输一个事实：鸦片战争失败并割让香港的那段历史是一个奇耻大辱，而香港回归是一种真正影响他们生活的救赎。“相形之下，一九--年的学生抗议事件是所有事件中最遥远的，因为就我的学生而言，政府不曾使用暴力suppress抗议的学生。TAM镇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们被迫接受单调乏味的军事训练。然而这些四川学生当中，有些十分爱国，以致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当然，并非所有的涪陵人都如此看待这类活动。何伟跟一名公园里的摄影师聊天，摄影师说，这么多年来，如果香港不是归英国管，香港不会像今天这么富有。对于师生们与政府保持一致的那些爱国观念，摄影师更是不以为然：“他们每星期上那些政治课，他们必须相信党所说的一切。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不必读他们在学校读的那些东西。”对此，何伟认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想，所以，他可以自由地把问题想清楚。何伟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所谓的“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更能轻松自在地与之交流，他们更能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说出心里话。这一事实也符合哈耶克的结论：经济的自由和独立必然带来心灵的自由和独立。
在美国，体育是个人的爱好；在中国，体育是政治，是面子，是爱国主义，是国家荣誉。何伟冒失地参加了学校和涪陵市的长跑比赛，并且都获得了第一名，于是惹得一些爱国者老大不高兴。而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学校上上下下花好几个星期准备一场盛大的运动会。每个人都要练习运动会之前的游行，男同学操练走正步行军，女同学准备复杂的旗舞。然而，天公不作美，运动会的开幕典礼在倾盆大雨中举行。香港的旗子死气沉沉地垂下来，而色彩鲜艳的气球无法升起。但是，庆祝活动持续着。“一千多名学生狼狈而吃力地在泥泞的跑道上行进。在大雨中跳舞时，他们的脸绷得紧紧的。……下一週，我所有的学生都不断地咳嗽和抽鼻子。”
课堂上的“石墙”有多坚硬？
在我居住的弗吉尼亚郊区，有一个南北战争的古战场，其中有南军名将“石墙将军”杰克逊的塑像。因为他的军队在战场上如同石墙一样岿然不动，而被誉为“石墙旅”。没有想到，何伟在涪陵师范专科学校的课堂上，也遇到了一面坚不可摧的“石墙”。
何伟要求三年级学生写心中的英雄。有十一位学生选择家人，而其他答案如下：七位写毛泽东，七位写邓小平，四位写周恩来。学生们如此赞美毛：“他是中国的救世主何红太阳，也是我的英雄。”“毛泽东完全有资格最世界历史上得到一个尊荣的地位。”那时候，薄还没有君临重庆，“唱红打黑”还没有席卷包括涪陵在内的重庆郊县，否则以毛泽东为偶像的学生还会更多。但仅仅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崇拜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何伟感叹说：“毛泽东的许多吸引力，都在于他激发中国人以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为荣，但是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这种骄傲大都很肤浅——无知的沙文主义，就像魔术师制造的幻想。”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何伟常常批评美国政府，公民批评政府天经地义，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并不需要由美国政府来赋予；然而，他在课堂上却很难对中国的现状发表不同看法，如三峡工程、计划生育等，一旦说了某句“不敬”的话，就发现学生们都低下头，变成一面以沉默来否定的石墙。以他在美国的教育经验，辩论是课堂的重要环节，但在这裡，上课时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组织辩论，因为学生的看法通常一模一样。“我明白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在教一个团体。在这些时候，这个团体的想法一致，而一个这样的团体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这个团体沉默而被动。”不过，后来慢慢也有学生和老师偷偷向他借阅英文书籍和杂志，可见再坚硬的石墙也有缝隙。
另一方面，何伟也发现，他处在严密但监视之下，尽管他是一个普通的对政治并无强烈兴趣的英文老师。“有些学生的工作就是报告我上课时所教的东西，这些学生有点像是政治上的告密者，他们极可能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也极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但是，他们仍然把我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而我上课时，不免会想到这一点。”校方警告学生和老师要与外教保持一定距离，有一位同事邀请何伟到他的公寓观看当时热映的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盗版光碟。涪陵的电影院早已倒闭，人们习惯了在家中看盗版光碟。但领导迅速制止了这个活动——尽管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大力推荐这部电影，但让何伟这个美国客人知道中国盗版光碟氾滥总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我知道涪陵警察局极可能存有一份关于我的档案，裡面记录了我对中国的恐外症和鸦片战争的评论，以及其他我在上课时说过的话。”
中国人为什么都是乌合之众？
《书单》杂志评论说：“对于任何想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心灵的人而言，本书深具吸引力。”确实，何伟是一位兼具同情心与批判力的观察家，在涪陵两年的教师生涯让他“在地化”了，他带着耐心和信任理解这个地方的复杂与单纯。他结识了不少朋友，从学校的同事、学生到天主堂历经磨难的老神父、小吃店辛勤劳作的老板以及附近村庄的农民。另一方面，他也保持了对这座城市敏锐而不乏温情的批判与反思。他没有像学校领导期望的那样成天龟缩在公寓里，而是一有闲暇便到大街小巷里闲逛，尽管市民和孩子们过于强烈的关注让他感到备受压力。
涪陵虽然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但城区人口的密度却让人叹为观止。在美国，即便在纽约也不会有如此密集的人群，遑论何伟从小生长的密苏里州。而拥挤的感觉，有时是人为造成的。何伟发现，在中国，最常见的是排队买票的溷乱局面，那不是排队，而是大家挤成一团，大群大群的暴民你推我挤，每个人都拼命往前冲，完全不顾他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必须买到票。而聚集在车祸受害者周围的群众，也被同一种本能驱使着。他们只是漠不关心地看着，不想动手帮忙。何伟由此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差异：“涪陵常常可见人们聚集成群，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道德感驱使下集体行动。然而在个人主义的美国，我倒是比较常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美国，人们希望社区为个人服务，因此，有时当他们看到了受害者，他们心裡会想：我可以想像那是什麽感觉，所以我愿意帮忙。在涪陵，一般市民对于碰上麻烦的人似乎只有一个反应：那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是，看看那个人吃苦头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发生严重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急切地大叫：‘死了没有？死了没有？’”
何伟本人也遭遇了一次“群众变成暴民的多变的瞬间”。他在街上拿着摄影机录影，有人粗暴地制止他，他与对方发生了冲突。于是，人们围了上来。人越来越多，他这个洋人迅速成为众矢之的。“我感到我的愤怒已经变成恐惧……旁观者你推我挤，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更多人大叫着，在愤怒中，他们的脸变得冷酷无情。……我感觉有人朝我的小腿轻轻踢了一下，然后又朝我的大腿重重踹了一下。我们开始跑，我们终于脱离暴民了，我迅速回头看看是谁踢我，但只看到一堆模煳的面孔。”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的分析：为什么博学鸿儒在群体中却只会鹦鹉学舌？为什么谦谦君子在群体的支持下会粗暴下流？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之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在中国，乌合之众的形成，是因为党不允许人民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只能在熟人社群中才有安全感。组织是党和政府的特权，人们乐于在庆祝香港回归之类的活动中被组织起来显示无与伦比的力量。然后，唯有在看热闹的时候，人们才会躲藏在人群中将人性最恶的一面毫无节制地发洩出来。这个时候，群众和暴民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涪陵成了何伟挂念的“老家”之一。正如何伟大学时代的写作老师告诉他的那样，涪陵本身就是一个作品，而且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作品。如今，大半的涪陵已经消失在江水之下，而何伟的这本《消失的江城》却让那些无名的生命和故事得以复活。
何伟《消失的江城》，台湾八旗文化，2012年。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ef1af0101mtg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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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5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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