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钱钟书、杨绛的尴尬与落寞》:“对部长级官员的新年拜访都爱理不理,对他人意欲为钱锺书立传之举不予配合且充满敌意”
周泽雄是否为了捧钱捧杨而不顾基本事实?
……难道这就是周泽雄所说的钱钟书、杨绛“对他人意欲为钱锺书立传之举不予配合且充满敌意”?这种连基本事实都不顾的文章除了误导读者以外还有什么意义?
Epiphany 发表于 2013-6-7 06:10 谢谢Epiphany兄当头棒喝。虽然,该分辩一二的地方,我还是得说说清楚。
钱、杨二先生当年对部长级官员新年拜访爱理不理,原非稀罕典故,兄查一下即可。我说的是王蒙,当年的文化部长。
杨绛先生百岁高龄时在家接见贾高官,当然也不是秘闻,只是,我不打算对一位百岁老人多加挑剔了。我也不认为别人有资格多加讥评。只因杨绛先生百岁时迫于人情难却而做出的些微妥协,就否定二老曾经做出的巨大坚持,是一种过于轻松的指责,我不愿意采纳。兄打算这么批评,请便。
至于Epiphany兄到的杨绛对台湾作者撰写钱锺书传的积极配合,我之前确实不知道,多谢提醒。但细读之下,似乎并未对我的立论有本质推翻。我之前并未声称钱、杨二人绝对禁止他人的立传行为,而是强调了一个重要前提:可控性。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杨绛先生曾与吴学昭女士合作过,这份合作能够成功,正在于杨绛先生对书中内容具有控制力。而你举的例子,似乎仍未推翻“可控性”这个前提。大贴中如下内容(“[杨绛]说:“现在写钱钟书的人很多,这是一个热门题材。汤先生过去只是来信问问题,我一一回答,邮票贴了不少,现在要全部看一遍才能重印。”
过了一段时间,根据杨绛的批注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校订稿很快整理出来了。 ”)其实已经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就我来说,我并不认同杨绛先生敌视他人自行研究钱锺书的做法,作为一名杰出学者,钱锺书研究理应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术课题,任何人都不应人为设置障碍。但是,我也的确不想把这份意见表达得过于激烈。何必呢,杨绛先生配得上更多的尊敬,以言词的火气代替批评力度的做法,最好能省就省。
再次感谢你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