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余亮：“启蒙”如何变成了神逻辑——评邓晓芒与刘小枫的政治“学理”之争

吹笛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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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内沉寂已久的80年代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发言了，一下就是洋洋洒洒两万五千字。

两万五千里所为何来？只为一人，刘小枫教授。

为了他在某篇文章中给了自己一句挠人的暗示：“所谓引介施米特就等于是‘法西斯’的说法，出自一位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之口，他的专业是教启蒙哲学。”于是，他和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同辈男性学者焦灼上了。

当然，邓教授的追求绝不止于这一点私情。他的抱负在于：“本文所揭示的，主要不是他的哪个观点的谬误，而是他做学问的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

为此，他引经据典不遗余力，为彻底揭发后者不惜上纲上线到卖国高度。而我关心本文，当然也不是为了满足八卦兴趣，实在是因为这场笔墨官司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与挽歌。

因为刘小枫的著作，我曾和许多文艺青年一样，得以凭借那一线细若游丝却不绝于耳的天国哀歌，引领沉重的肉身去踏倔强的生命之舞。无奈普通人的一生，大多是绣花扇，刚沾上一点蚊子血，就迫不及待点染成桃花。所以有不解风情者因为刘小枫的学说而一本正经皈依基督教，刘小枫却摇摇头走向别处，从不停留。

能跟上他脚步的，凭借学习古典政治哲学，哪怕是毫无人生经验与政治经验的学术宅男，也多少能变得成熟一点。刘小枫实在是无数自由主义青年的精神教父。正因如此，他近年来在学术思想上的大幅度转身，才令跟不上他衣襟的大小青年们都感到茫然和痛心。

至于邓晓芒教授，虽然我孤陋寡闻，在自己被“启蒙”的年代里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读过黑格尔，也就很容易知道有个在课堂上细读康德、黑格尔，能从二者身上阐发出同样启蒙光辉的邓晓芒来。一定有很多青年是沐浴过这种光辉的。

另外，邓教授整个家族都浓缩着时代精神的影子，比如父母的右派遭遇，比如其妹残雪的“惊恐意识流”，后者一定深埋在我们的文脉里。

80、90年代，刘邓是“启蒙”和自由幻想的同路人。同路人太多，所以也不见得互相多有感情。倒是在分道扬镳的日子里，怨念来了。他们的学术分歧问题不在本文赘述，而刘邓之争的前戏，我已经在《“寻父”与“弑父”——谈谈最近的“宪政”舆论》交待清楚。

刘小枫毕竟一代风流才子，虽然崇尚古典政治哲人的“隐微修辞”，但仍会有按耐不住的时候。每当他哼着鼻音说出一大段话，总感觉他似乎对于身后的孩子们仍然怀有一丝无望的眷恋。

数月前，他的“国父论”演讲围绕毛泽东展开，无情戳穿中国“宪政”论者的困境，引起舆论哗然。每一次，他都懂得怎样准确地伤害自己的小冤家们，因为他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怕与爱在哪里。

他满不在乎地在《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里宣称：“为了让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讲稿。”这几乎等于在说：像样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只能等待历史后人。

几年前刘小枫曾在课堂上宣称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太女人气（请女性们原谅，这里的“女人气”指的是过去没改造好的那些旧女人），我不知道这话是不是正好体现了学术风月老手的手段——你越不在乎对方，对方就越是焦灼难耐。

我觉得邓晓芒教授有一颗青春的心，他无法按耐，毅然站出来要为那些失去精神教父的人们弥合心灵伤害。为了对付刘小枫这个后生，他查了很多资料（“所以你就必须每处去广为查对，每句都要进行梳理。”），准备了很久（“很早就想说了，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终于以花甲之躯开始实施这番“精确打击”。

精确至少体现在对刘小枫字句的纠缠上。他用放大镜研究刘小枫的文章，不放过只言片语。刘小枫说：“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通，因为‘宪政’的历史形态并非仅此一种。”邓教授喊：“这怎么就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如果我说‘A是B的必要条件’，就相当于说‘B等同于A’吗？”“把实现代议民主制视为实现‘宪政梦’的必要条件（没有……就没有……），这怎么就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现代的宪政当然不仅是指代议会民主制，还包括政体的问题，以及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限制政府权限的一系列制度设施。”

邓教授的细腻确实堪称严谨。他说的很对，但不知怎的，我却想起那些年轻时代不谙男女心思而发生的懵懂悲剧。

处在那个年纪的青年往往与自己的对象锱铢计较表面的语言，完全不顾对方的真实心思。邓教授应该知道，刘小枫不感冒的“宪政”就是包括代议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一系列老三篇在内的那个东西，只是没有明说。邓教授非要帮刘小枫说出来，我们就只当是一位负责的人民语文教师对学生用词不严谨而生气吧。

不过放心，接下来我决不会再拿诸如上面这类语言逻辑问题来烦扰读者。邓教授的文章包罗万象，从希特勒到钓鱼岛，从美国梦到宪政梦。读者千万不要被两万五千字吓住，因为他的核心观点都非常通俗易懂，和流行的公知观点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的哲学训练使他具有了一种特长——能够把简单的观念用相当复杂的语言说出来。

邓教授对逻辑如此自信，必然吸引别人对他自身逻辑的审视。邓教授赤诚，为了攻击刘教授的逻辑不严密，不惜露出自己的不严密。所以接下来先展示他那些迷人的逻辑怪圈。

第一个怪圈：关于纳粹。

纳粹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所以施米特一派学者视此为魏玛宪政的耻辱，坚持反思为什么“完美宪政”却无法阻止纳粹上台。邓教授也要首先洗刷这个耻辱，他反驳道：“说没有代议民主制就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必要条件），这不等于说有了代议民主制就必定能够民族复兴（充要条件）。因为，人民有时也会犯错误，选错了人，尤其在人民素质不高，还没有来得及经历民主训练的时候，如这里提到的‘纳粹上台’。”

在邓晓芒哲学祖师爷居住的德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经历民主训练（看来德国启蒙者失职，希望中国的启蒙者能好一点）！邓教授接着说：“但纳粹上台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正是破坏宪政和代议民主制吗？正是这一点酿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如果不是废掉了宪政，纳粹上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把他们选下去就行了。”

使用“如果”一词，邓教授轻松为血淋淋的历史提供了一套完美解决方案。太完美了，试想，如果不是上台者废掉了宪政，那么就算是撒旦上台、异形上台、草履虫甚至鸡蛋上台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民再把他们选下来就是了。这点折腾算什么？也就损失一代人的青春，就像邓教授文革时期损失的岁月一样。

先不说今天欧美有识之士比如福山都开始反思选举失灵和无能政治家造成的巨大恶果，因为毕竟术业有专攻，象牙塔里的学者很难去关注今日世界现实，但研究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人理应知道，废除宪政这种行为，正是纳粹所以为纳粹的内在规定性。如果不废除宪政，那就不是纳粹；如果希特勒贤良淑德，那他就不是希特勒。那么魏玛宪政也就并没有遇到挑战，施米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而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恰恰在于：是什么缺陷令“宪政”不能对付纳粹？宪政观念的弱点到底在哪里？良药苦口，直面弱点，我认为刘小枫教授明显比邓晓芒真爱宪政。

直白点说，邓教授的逻辑是：如果纳粹不做纳粹，如果宪政没有遇到危机，那不就没有危机了嘛！看，神逻辑降临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看着一个应该深谙黑格尔辩证法的资深学者，却深深陷入黑格尔所鄙夷的同义反复式诡辩，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第二个怪圈：关于霍布斯。

刘小枫说：“可是，按自由主义国家学说鼻祖霍布斯的著名说法，没有国家形态就谈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保障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像豺狼，哪会有人权？自然状态这一理论假设具有的讽刺意味在于，为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建立国家的行为本身，恰恰得靠人与人之间像豺狼一样的战争状态来实现。”

邓教授批驳道：“这里面的逻辑错乱一望而知。凡对霍布斯的学说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的假设决不是说，只有通过‘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才可以保障每个人的人权；而是说，由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使人类面临灭亡的威胁，所以逼使人们相互之间开始积极地运用理性去寻求一种社会契约，为避免灭亡而自愿地将自己的自然权利共同转让给某些人所代表的公共权力，这就是国家的产生。

显然，在霍布斯这里，建立国家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或刘小枫的“国父”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靠社会契约；”

邓教授显然和康德一样栽在悖论里了。霍布斯的理论建立在人与人作战这个“自然状态”假设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这个假设成立，后面关于国家的一揽子推论才能成立。这个理论的自洽在于，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出发才有国家缔造。

这个悖论有什么难理解的？就像今天有不少良心公知、律师，他们其实非常期待中国到处有坏事发生，那样他们才能扑上去以大批判来表现自己的良心。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只有通过坏事才能塑造公知们的伟大形象。接下来邓教授把卢梭和霍布斯炖成一锅粥，大谈契约，似乎也并不理解卢梭与霍布斯的区别，不知道在卢梭看来，具有决断性的立法者才是契约形成的关键。就现实来说，刘小枫已经说了，遍览历史，成功的宪政无不是在血火战争中建立。血火考验中诞生的坚强主权正是宪政得以运行的保障，主权决断和宪法政治是二位一体。而单单只靠制宪建立的魏玛宪政就只是沙子上的城堡。

第三个怪圈：关于共和革命。

这里有三个小波澜。

1、刘小枫说：“在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时，我们的思考一直受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体问题的压力和制约，以至于忘了一个常识：国家危难关头，考验的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的领袖和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危机是，皇朝无政治才干，靠地方儒生平定太平天国，已经预示了这个王朝必然衰落。”
　　
邓教授说：“这就是刘小枫真正要说的话了：如果当权者能够采纳他的意见，成为有‘常识’有远见的‘担纲者’，则国祚之复兴指日可待。到那时，如果真有谁是‘国父’的话，刘小枫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师’了。”

2、邓教授说：“中国为什么弱？是因为遇上了更强的对手！至于“启蒙的政制理念”的解释则是倒因为果，因为并不是启蒙理念把中国搞弱了；中国在1840年已显出自己在列强面前的‘弱’。”

3、邓教授说：“（刘小枫）对‘汉奸论’大张挞伐：‘所谓汉奸论就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日本人来帮我们实现统一。’他批评这种谬论说：‘这种辩护的荒谬之处在于无视一个政治常识：主权决定宗教。谁会担保日本入主中原后不会立宪规定中华大地奉行神道教呢？’但这种批评是十分勉强的。

按照刘小枫的‘政治常识’，奉行神道教又有什么了不起？日本武士不就是靠神道教而具有了优秀的‘政治德性’和‘精神品质’吗？它可以培养真正的‘王者’啊！可见，刘小枫的‘爱国主义’面具是纸糊的，只须轻轻一戳，就现出底下卖国主义的原形来了。强权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卖国主义，它没有道德底线，主张谁最强就该服从谁。”

邓教授基本上把刘教授当做了傻子。成功国家无不重视统治者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就有问题，就是要做国师。好像只有希望统治者是个宪政鸡蛋的人才清高。刘小枫也从来没说是启蒙把中国搞弱了，而是反思用启蒙思维来解决问题带来的新问题。他召唤政治家的目的是强国，抵抗侵略不至于亡国灭种。如果整个国家真的都像启蒙知识分子那样愿意接受宪政鸡蛋的领导，那中国确实会被日本吞并。

邓教授认为，即使中国被日本吞没，使用日本神道教可以培养真正王者，就能满足刘小枫。我只能猜测，经历过文革的邓晓芒先生可能自身受到文革思维戕害不浅，不知不觉间学会了那套无限演绎、罗织罪名的捣糨糊逻辑。

第四个怪圈：关于毛泽东

对于邓教授们来说，最大的障碍一定是带给他们伤痕的毛泽东。

刘小枫说：“毛泽东思想的要核就是‘平等’的正义。这一要核不是属于启蒙哲学吗？为了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自由’精神，共和国必须具有‘道德的生命力’。对毛泽东来说，人民民主就是道德的生命力。然而，‘文革’使得激进的启蒙德性彻底摧毁自然德性，共和国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终会追究到西方启蒙理念头上。”

邓晓芒大笑：“哈哈！露馅了吧？谁说毛泽东思想的要核是平等的正义？毛自己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是平等吗？”

邓教授果然是性情中人，在原本应该严肃的学理争论中竟然露出了“哈哈！”，怎样的痴情才会导致这样的快意恩仇啊。

可惜，这里是邓教授自己露陷了。一个认同不平等的社会是不需要造反的，殖民地国家不需要反对宗主国，贫农不需要反抗地主，三座大山也不应该推到。造反当然是追求平等的一种办法，虽然不一定是好办法。但邓老师看似已完全陷入寂静哲学，完全忘记变化观点。

但接下来我能够体谅他了，因为他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平等吗？划分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二十一种人……是平等吗？贯彻阶级路线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万年不动摇是平等吗？我不知道刘小枫的出身成分是什么，至少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平等’，从来都是受歧视受压制的对象。”

我理解，邓教授的这种伤痛在我的家族中也有过。一定是创伤记忆太深，才让他暂时忘记了逻辑，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完全赞同刘小枫逻辑的：一套看似完美的理念在现实实践中会变形。

最近茅于轼和陈平正好在讨论逻辑问题。茅老称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老则先检验逻辑本身。因为逻辑也分不同种类，有辩证逻辑，有形式逻辑，也有神逻辑。邓教授本此的发挥基本属于神逻辑。

《启蒙辩证法》一书曾深刻反思，以反对神话迷信起家的西方“启蒙”自身如何变成了神话迷信，而现在“启蒙”却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演化成了神逻辑。令人唏嘘。

我们要问，启蒙变成了神逻辑，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因为长期居于象牙塔导致的知识缺陷。仅以邓教授文章为例：

缺陷一：政治知识不足。

1、把“决断”仅仅理解为强势。

邓教授并不了解，强势者不一定有决断能力，比如《史记》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却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决断包含判断、权衡、取舍、牺牲。邓教授同时把主权仅仅理解成管辖，所以他才会说，在钓鱼岛问题上，“尽管美国也有责任，但不是行使主权的责任，而是私相授受（日本）的责任。”但没有主权能力，能有资格私相授受么？

2、盲目相信政治广告。

刘小枫说：“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尽管近代欧洲的历史是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重建统一的拉丁帝国仍然是欧洲大政治家的梦想。可是，当今实现这一梦想的政治家们（尤其欧盟核心国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却一再支持分裂中国的独立分子：统一的欧洲、分裂的中国是他们的梦想。”

邓晓芒说：“我不知道刘小枫到底想要什么。”他可能确实不懂，看看下面这段充满概念偷换、近似呓语的话就知道，他甚至不了解科耶夫的拉丁帝国指什么。

“‘统一的欧洲’——不好，那是‘拉丁帝国的梦想’，而且导致世界大战；但世界大战是什么？不就是‘分裂的欧洲’吗？按照刘小枫的‘新自然状态’原理，为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建立的国家不正是要靠这种战争状态来实现吗？另外，‘分裂的中国’——也不好，那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但按照同一个“新自然状态”原理，凡竞争者无不希望将别人各个击破，好自己一统天下，敌我之间彼此彼此。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道义问题，只有强权问题。‘春秋无义战’，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纵横家两千年前就懂得了。刘小枫既然认可了这一强权原则，他还有什么理由抱怨人家的‘阴谋’呢？只有恨自己不争气，至今还没能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业，竟然落到欧盟后面去了。”

分析上面这段谬误言论的任务，我留给聪明的读者。

接下来他说：“不过，刘小枫把欧盟类比于‘神圣罗马帝国’，这种缺乏现代政治学常识的比附恐怕也只能在国内忽悠一下无知的中国老百姓而已，让外国人知道了不笑掉大牙。众所周知，欧盟的精神是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它不是凭借武力和战争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相近的国家的自愿联合。它也不是任何国家想加入就能够加入的，需要批准，而且在一国加入之前，还必须征求全体人民的意见，往往要诉诸全民公决。这是一种全新的国际联盟，它的理念使得法德这两个二百年夙敌完全化干戈为玉帛，并为人类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示范。”

邓教授知道的“常识”真多，对欧盟的理解几乎就赶上硕士考研政治教材上的原话了。但我真的怕外国人看到。

看看外媒就应该知道，在今天风声鹤唳的欧洲，成熟政治家可没心思大谈康德、理念之类，而要担心德国再次一家独大了。况且刘小枫也没有把欧盟类比神圣罗马帝国。最成问题的是，邓教授无意中暴露出对中国百姓的看法——无知。这就是今天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所在。

缺陷二：对现实民情不了解。

邓教授说：“当今世界，传媒（刘小枫的意思主要指网络）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反映民意的主要渠道，无视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和观点，等于无视当下的国情和民情，那种政治学才真是‘白学了’。”

“所谓‘知识人对这位国父的评价极为分裂’的假象，其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评价早就在国人的心里了，但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文革后“拨乱反正”只限制在非常浮浅的层面（‘宜粗不宜细’），稍微深入一点的反思即被禁止，不准公开讨论和辩驳，最好是忘掉，所以对毛的评价被刻意维持在一种“极为分裂”的状态。但真要能够放开来讨论，其后果可以预料。”

邓教授一方面承认传媒是自己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相信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国情民情，一方面又不相信网上对毛主席的拥护意见。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网络对国情民意的扭曲，不知道真正的民意要脚踏实地到现实中去寻找，而不是泡在网上泛滥的信息泡沫里。

他甚至不理解刘小枫其实是爱他的，因为要知道今天的中国网络已经很开放，都被美国人称作谣言共和国了。如果不是官方有所控制，放手让双方一搏，后果可以预料，邓教授们恐怕要再次陷入疾风暴雨之中。（建议邓教授参考哈佛大学教授金加里对中国网络的权威研究报告）

缺陷三：方法论落后，不理解新的学术语言。

认为理念决定事物，这是邓教授在方法论上的缺失。他实在不理解，欧盟表面的理念正在崩溃，它承担不起大国时代的重任，危机重重。再看看土耳其近年来日益升起的帝国复兴梦吧。同样，邓教授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非常完美，所以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不应该责怪卢梭，因为人们没有遵循卢梭的字句去做。可是马克思的理论也很完美，在实践中出了问题他们却是要诅咒马克思的。

分不清楚视角，是邓晓芒的另一个方法论缺失。统一欧洲，在欧洲政治家看来是对的。但刘小枫必须反对，像欧美列强反对中国统一一样去反对欧洲统一，这才对得起对手。无力统一的欧洲依靠全民公决来缔造松散的欧盟，可已经统一的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却天天幻想通过全民公决决定要不要联省自治，要不要西藏独立新疆独立，这就是视角错位。

邓教授称“但尽管如此，他（刘小枫）还是顾忌他所冷嘲热讽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的看法的，毕竟那是他原来的群体，这使他的表达变得躲躲闪闪、欲言又止起来。”我认为，邓教授应该去看看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他不懂得新的哲人写作艺术。

刘小枫是写给能看明白的人看的，因为有些知识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明白。偏偏邓晓芒认为自己是那个应该明白的人，麻烦就来了。刘小枫可不是躲闪，是怕刺激不该刺激的人，引起无边的非难。但他还是没有做好，不该在报纸访谈文章里说出某位武汉大学前哲学教授的认识。这是刘小枫修炼还不够。但对我这种自由主义者就没什么负担了，我不需要隐微写作，尽可以口无遮拦，畅所欲言。还望二位教授海涵。

但“启蒙”知识分子的最根本的病根还是心病，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精神阉割。

最终缺陷：美国，最后的父亲

一代青年哲学导师出现如此多的逻辑混乱和知识缺陷，这应该不是正常现象，很可能隐藏着别的问题。在我看，这可能象征着今日部分知识分子精神上恐惧失去父亲，不是“国父”，而是美国。通观全文，不难发现邓的最根本政治价值在于捍卫美国利益。这并不是卖国，而是捍卫自己的精神价值。近代以来，中国志士凭借乌托邦激励自己留学奋斗，但也留下副作用——无视现实。部分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眷恋至今没有过去，以前他们接受不了苏联榜样的垮台，现在他们接受不了美国榜样的破灭。

就邓教授来说，除了之前提到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为美国辩护，还谈到美军的全球强奸。

“接下来，刘小枫忽然提到美国在中国和日、韩驻军时发生的美国军人强暴当地女学生事件，认为这是“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驳斥”。”“嫌犯由美国法庭审判，在美国人看来不正是他们的‘主权’吗？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的抗议，不也正是主张受害者的‘人权’高于施害国的‘主权’吗？这怎么是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驳斥’？谁的‘人权’（沈崇还是皮尔逊）？哪国的‘主权’（中国还是美国）？这些问题在刘小枫这里整个是一盆浆糊。真要说有什么高低之争的话，也只能说是美国的人权高于中国的人权，美国的主权高于中国的主权，这才是中国学生所抗议和‘驳斥’的，而与‘人权高于主权’毫不相干。”

美军强奸案及其处理一目了然，显示美国主权高于附庸国人权。这个事实驳斥的是附庸知识分子幻想美国会执行人权高于主权的政策。美国并不是那个仁慈的父亲，但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不愿面对这个现实。

邓教授为美国政客辩护也很有意思。“因此，他们根本不是刘小枫所说的‘强势立法者’，而只能是得到民众信任的人，哪怕他们并无治国的突出能力，如里根和施瓦辛格那样的大众娱乐对象，但他们知道什么主张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甚至可以说，他们恰好是国内相对‘弱势’的一批人。”把善于决断的里根和徒有肌肉的施瓦辛格相提并论，这对美国人不公平。但里根首先是得到华尔街大佬信任的人，这可是美国人自己说的，貌似邓教授不清楚。

还有棱镜门事件，当全世界哪怕最亲美的媒体都不好意思辩护的时候，当默克尔愤怒地质询奥巴马为什么监听自己电话的时候，邓教授却有勇气为之坚定地辩护，认为这正体现了美国宪政的正义。万里之外焦头烂额的奥巴马他知道么？他不可能知道。邓教授的pure love无处寄托。

父亲、继父、神父一个接一个地丢下了他们。刘小枫也曾是个精神弑父者（参见夏寒文章）。所以在象牙塔孤儿的潜意识里，美国就是最后的精神教父，哪怕从来不认识。就好像牛虻对蒙泰里尼纯洁的爱，令他拒绝相信这个父亲的伪善，死死抓住最后的幻想。

刘小枫的论述根本不在邓晓芒的知识层次里。真实美国更是和邓晓芒不在一个时空。邓教授所爱的和所恨的都不在场，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孤独。即便两万五千字，我猜那个人也并不会为他回眸。当我们只看见邓教授“哈哈，你终于露馅了！”的时候，我们能否体会背后的那一份孤寂？

刘小枫本人，对毛的釜底抽薪可能远比启蒙哲学家们厉害（参见夏寒文章）。邓晓芒有可爱之处，表现在他的糊涂里。他意识不到革命遗产正在他身上悄悄发挥作用，令他在反对革命的时候却不知不觉从书本出发为人民主权辩护。

一个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没法启蒙别人，只能煽动无知青年。所以有评论人士称中国的自由派其实是继承文革脾气的左派甚至造反派。他们在客观上执行着“革命理性的诡计”。所以，邓晓芒甚至在反动能力上也不如刘小枫。因为他完全看不到现实政治。

对于今天中国处在困境中的有识之士来说，走哪条路的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选择什么样的敌友问题。在邓晓芒和刘小枫之间，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你是要选择与一个糊涂的好人站在一起呢，还是选择一个清醒的对手站在一起？

我相信，有些“启蒙”知识分子们和公知不同，真地具有飞蛾扑火之勇气，却显然扑错了蜡烛。他们曾经在文革的困顿中拿启蒙哲学启蒙文学做解药，做薄荷糖，这都没有错。错在药吃多了就会成瘾，不知今夕何夕。

对广大已经成熟的读者来说，阅读邓教授的长文是一场奇妙的旅行。仿佛故地重游，发现曾经深爱的姑娘也不过是个平凡无奇的女子，而你却已经能坦然面对、微笑包容。而刘教授还在前方发出诡异地笑容，等待你去销魂。

就让凯撒归凯撒，书呆归书呆。实干者往前，空谈者升天，三中全会公报刚刚发布，历史再次发生在书生的世界之外。老书生俱往矣，只希望醒来的新书生能多一点，能赶上这个时代。

三苗

一以贯之的余亮牌糨糊。

吹笛在湖北

苦茶：从君主专制到现代宪政地艰难转变
——论刘小枫新国父论的意图


思想者大致有两类，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作奸犯科者，通过种种论说制造思想奇案；另一类可以称为思想的刑事侦探，专破历史中沉积起来的思想悬案。

拿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近的十九—二十世纪来说吧，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是些现代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则是些思想案件的大侦探。思想刑事侦探不是对历史中的思想做道德检察，然后提出政治控罪——那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局的侦探干的事，而是侦察在历史社会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的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搞得鸡犬不宁的思想刑事案件，搞清案情，然后在公共舆论中对思想界的作案要犯提出检控。思想界的作案和社会生活中的作案一样，都是自然而然、永不可能杜绝的事情。——刘小枫《丹东与妓女》

　　写下上述这段话的刘小枫，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也会因为提出“新国父论”而遭到思想界的道德检控，并引发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谩骂。不过，对于学术思想提出政治检控那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局该干的事，谁知当下的知识分子也担负起清除学术界思想混乱的使命。不过，这次惹祸的毕竟是刘小枫，既然 “新国父论”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搞得鸡犬不宁，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搞清楚这起思想刑事案件，在公共舆论中对于思想界作案要犯刘小枫提出检控，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一个安宁。

一
　　
本次思想事件源于4月19日晚上，王人博、刘小枫在中国政法大学凤凰读书会上就“百年共和”这个主题进行发言。刘小枫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此言既出，引发起网络上一片哗然之声。

刘苏里愤怒指责，这个国度的知识人竞相邀宠，认贼作父，史无其匹，来无追者也。呜呼！

萧瀚表示，这是被自己的智力优越感和无知双重毁掉的典型例子。前者因为看不上自由主义所喋喋不休的简单常识，所以要独辟一径——哪怕那是条死路也在所不惜，因为至少显得与众不同；后者是刘小枫号称研究宪政，但于制宪并未下过功夫，完全外行。他将专制与共和设为二元对立，牛头不对马嘴。

宋石男认为，刘小枫确有才华，对读书界也有相当贡献，但近年在政治上的堕落却不堪入目，不久前他更公开称毛为国父，真是丢大乐山的脸啊。看来一个人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他还得有稳定的价值观和独立的立场，最起码不要因为帝王师之梦而薰心残脑。

余世存则说，刘小枫读了一辈子书，这一次终于忍不住，露出了货于帝王的嘴脸。教化政治并不丢人，但做罪恶者的同道则是帮凶，是读书人的无耻之尤。毛时代有文、武不要脸之人，当下这种人也多了起来。包括我在内的人对刘一度宽容，一如抗战初知识界对周作人之宽容，但他们还是作孽去了。

羽戈称，刘小枫对毛的态度一直飘移，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称毛是自由主义者，如今誉毛为国父，这不是思想的变迁，说到底，毛只是他的工具，甚至学术只是他的工具。

　　上述的检控是在《王人博对话刘小枫：共和，中国的百年之累》发布到网上后，引发对于刘小枫的学术思想提出的政治检控。这其中，除了对于刘小枫“新国父论”的批驳外，公知群体更多的是集中对于刘小枫进行全面的人身攻击。看了上述的检控后，我们不禁疑问，刘小枫到底发表了什么言论，有这么多的公知对其进行如此的批判。反过来，我们还要追问这些检控，是否真的有理，抑或仅仅是停留在大字报的水平上。

二

读书会的主人公本是王人博，其以刚出版的《宪政的中国之道》为基础，从而进行的一场报告。刘小枫是被邀请参加与王人博的对话，并对于中国百年的共和历程发表看法。对此，刘小枫开篇明义指出，“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很明显，整篇演讲的思路，就是围绕着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从而摆脱了自由、民主与宪政等大而无当的词眼，进而指出我们当下的学界和媒体，往往习惯采取简单的口号与理念，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出发。这一点，我们从公知们的思想检控也能看出端倪。

为了更好地阅读和思考刘小枫整篇的讲辞，我们可以先将其提出的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与二次世界大战三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罗列出来。然后再分析刘小枫对于这三次历史政治事件，才能更好地理解刘小枫演讲的整体意图。

正是由于人们在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产生热议的背景下，刘小枫也谈到自己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君主制在法国大革命前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我们称之为君主主权专制的君主国，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第二种君主国我们称之为有限的君主国，这个是神圣罗马帝国躯壳之下所存在的君主国；还有第三种，这样一种君主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它既非像法国那样的君主专制，也不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框架下的有限君主国，而是由于地缘因素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国体，这就是英国。与这三种君主国相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更像是法国，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国家。通过，将中国传统制度与法国君主专制相对比，从而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联系起来。法国大革命是从传统君主专制中走了出来，而中国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也同样是走出旧制度的新探索，从而在文章中不断将中国第一共和（孙中山）和第二共和（毛泽东）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和对比。

　　法国大革命后，也面对来自欧洲传统政治国家的威胁，同样在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后，一战与二战恰恰也是中国两次共和建立的开端和危机所在，因此，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两次革命的前后命运相对比，不也是合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吗？

三
　　
在对比中法两国的革命前，刘小枫首先对比了启蒙前后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对此，有人指出法国大革命后的启蒙运动，是刘小枫史实错误。刘小枫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的呢？他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西方整个欧洲是非常推崇中国政治体制。（在）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启蒙运动，恰恰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出现，从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才开始把中国贬下去了。也就是说，他并非不明白启蒙运动先于法国大革命，但是更指出法国大革命提出普世价值后，对于中国评价才导致了巨大的翻转。

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于中国是一个德政国家，这是启蒙运动前期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哲人普遍的看法。随着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普世价值，才导致了欧洲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人对于中国历史停滞的普遍批评，这一点发展到二十世纪依然有大量的市场，如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孔飞力的《叫魂》，就是接受普世价值后对于中国研究，其结论与十九世纪德国启蒙哲学家的看法一致。我们不难想象，这些所谓的研究究竟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代史了。

我们还是回到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两场革命的对比上来，前面的对比只不过是刘小枫抒发古今之变的议论，虽然他因为修习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所以对于中国古典政治传统有所称赞，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刘小枫这次演讲的主旨仍旧在于大革命后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

因此，刘小枫在对比了中法两国的传统政治后，并未纠缠在大革命的细节，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大革命后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权和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的政权？刘小枫认为，要形成一个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说。这两个问题，是了解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关键所在。

四

那么，我们就返回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按照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分析。第一，中国在革命后是否建立起政治统一的国家；第二，是否是依靠人民主权建立起的政府。通过，对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刘小枫的意图所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真正实现统一的却是袁世凯。因此，刘小枫提出，如果袁世凯能够多活两三年，也许中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不过，这是枝节之言，不必太过关注。很明显，在袁世凯死后，中国立刻陷入到军阀混战的局面，因此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政治统一。同样，用第二个问题衡量，孙中山建立，袁世凯继承的中华民国是否是人民主权呢？我想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么，我们还必须紧接着追问孙中山、袁世凯不能成为国父，那么蒋介石是否有资格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他临死前也没有看到中华民国的实际统一。继承其遗志的蒋介石，在广东随即发起北伐运动。终于在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两次事变后完成清党，随即宣告北伐胜利。并随着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挂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国民党在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是，我们也必须追问蒋介石所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是人民主权性质。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引用刘小枫对人民主权的看法，人民必须要靠代表，因此党派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开始出现的。这时候，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将共产党全面清除，然后建立起的来的，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龙云等新军阀依旧存在，这时候很难说蒋介石就真正做到了国家政权的统一和人民主权这两条。所以，刘小枫将其排除在国父候选人之外，也是理所当然。

五

在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随即向欧洲扩张并打了败仗。这时候，于是出现了1814年10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战败国法国通过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秘密联合奥地利，秘密签订了削弱俄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君主国势力的《维也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比如说比利时、荷兰组成尼德兰王国，然后加强瑞士，俄国和普鲁士瓜分波兰，英国得到马耳他群岛，奥地利就在意大利北部发展势力等等，就是重新瓜分势力。换句话说，战争结束后的国际会议，其实目的就是根据战争结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中国都是战胜国，但是命运都令人心碎。为什么法国在战败之后，依然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却都丧权辱国呢？

这恰恰是由于，在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拿破仑的复辟。君主拿破仑复辟，制定法典。拿破仑的这样一个宪法，表明了宪法宪政的一种形式，这是绝对君主的立宪，而不是所谓的虚君共和。而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立宪恰恰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如果我们（近代）皇帝是非常能干的政治领袖，像当年俄皇或者德皇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体在转换成一个所谓的现代立宪制这样的国家，严格来讲是并不困难的。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在一战中，段祺瑞政府只是向欧洲派出工兵，才偶然成为战胜国的，但是巴黎和会中，英法两国竟然将原属德国的胶东半岛送给了日本。对于二战的结果，刘小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远远超过巴黎和会。我们的领土居然就被美国拿去了给到日本，现在还在它的控制之下，而我们中国居然不敢对美国说。你说这个主权问题你不选边站，这个话没有道理，你说的出口吗？这是好简单的一个法理，都是战胜国，但是它却把中国的土地拿去给了一个战败国。因此我觉得二战之后，这个结局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约的耻辱大得多。

将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与拿破仑时期维也纳国际会议相对比，自然就会发现，其实中国丧权辱国的原因，就在于国体还没有建立，它们（列强）就钻了我们中国共和转换的空子。什么空子？中国从传统政治到现代宪政转化过程的空子，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立宪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所以在对外交往中，就一直节节失利，丧权辱国。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其实建立在对于法国大革命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中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命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

六

通过与法国大革命后，中法两国不同的政治命运，刘小枫自然得出了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立宪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结论。

因此，中国如果想要顺利通过传统政治到现代宪政的三峡，就必须拥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一个传统民族成为国家，要求最低限度内在凝聚力，这个内在凝聚力作为一个政治形式，需要靠一种领袖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历史英雄，人民的领袖，他们是真正的缔国者；第二，这个民族共和体是不是还要有一种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事实上，这也是刘小枫提出“新国父论”的理论依据所在。用这两个观点，来衡量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

上揭已经介绍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在政治统一和人民主权两方面的表现。如果再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在与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丧权辱国，其原因莫过于皆非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也并非拥有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反过来，就衬托出唯一能够对内建立统一的政权，又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人民主权，并在朝鲜战争中做到与美国等列强相抗衡，并在中国国内形成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这样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因此，刘小枫在自己提出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时，提出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考虑，蒋介石已经被开出去了，那我们说是孙中山接着毛泽东，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这个结论，看似难以接受，但是将其放在全文的分析下，这个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饱受公知诟病的还有刘小枫关于文革的看法，即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国平等，我还要比它更平等。这个观点，其实刘小枫在1998年出版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5.5《“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怨恨》和6.6《现代中国的“主义”宗教与人民民主政体》两章就已经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如果声讨刘小枫的话，至少先把这两篇文章读过之后，才好有针对性的批评，否则只不过是十犬吠声而已。

结语

在五月十五日凤凰网读书会将刘小枫的发言公布后，网络上一时热议不断，除了公知非理性的谩骂外，甚少见到认真阅读和分析刘小枫这篇演讲的文章。笔者曾经出于维护言论自由的角度，为刘小枫撰文辩护，但是随即也遭到网络上激烈的谩骂与攻击。对此，本来是不再对此问题继续纠缠下去，毕竟读书比在网上进行论战更有意义。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刘小枫演讲并非是兴之所至，而是有着严密的逻辑和修辞。只有将他惯常所采用的修辞排除，才能真正理解演讲的逻辑与意图。

为此，将刘小枫的整篇讲辞重新研读了，发现如果其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对比分析的手段，并以此为基础，刘小枫高度评价了拿破仑的宪政以及战败后与列强的周旋应对。将法国经验与中国历史相对比，从而发现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国内一直不能建立起政治统一的人民主权，对外又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小枫按照从法国大革命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出发，从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中，选取了毛泽东作为中国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国父。指出，只有在毛泽东治下，中国才完成了全国性的实质统一，并建立了人民主权政府，在对外上能够在美苏大国政治下，维持了自身的主权和利益。通过细致周密的分析，刘小枫才将毛泽东尊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国父。

写到这里，刘小枫发表“新国父论”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思想争议也就清楚了，这件思想刑事案件也可以告一段落。文章中所列举公知们的思想政治检控（刘苏里、萧瀚、宋石男、余世存、羽戈等人），或是因为自身的立场，或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仔细阅读（如萧瀚说刘小枫将专制与共和设为二元对立，牛头不对马嘴。而刘小枫在讲辞中，恰恰就是要跳出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看历史。），所以才提出了诸多荒唐的指控。经过笔者对于刘小枫整篇讲辞的分析和研究，当然可以不赞同他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作对比的方法，也可以不同意他将拿破仑与毛泽东对比的观点，进而不同意毛泽东作为国父的结论。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刘小枫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仍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讨论。对于刘小枫这个结论政治性的批评，反而缺乏应有的学术理性与思考。结论自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宣告刘小枫学术上的清白。

网事情缘

纳粹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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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位历史老师教给这位作者的？连基本史实都没弄清楚，就开始批判，这也是件很搞的事情。

李小苗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重读《第三帝国的兴亡》
　　　　
　　　　 傅国涌
　　　　
　　　　 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是20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他屠杀了至少500万以上的犹太人，80万吉卜赛人，200万以上的波兰人，600万的苏联战俘和平民（不包括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近2000万士兵的死亡，还有2000万妇女、儿童、老人在战争中死亡的。在人类历史上杀人之多能与他比肩的只有斯大林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最近重读美国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感到这场人类的大灾难不仅是由希特勒个人造成的，德国整个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上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这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对此，本书作者说“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265页）
　　　　
　　　　魏玛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在战胜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坚决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大压力之下，1918年11月，德国出现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共和国，他们在军方的支持下把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试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努力绞杀在血泊之中。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就是历史上的 “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85页）它的内阁制政府是效法英、法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是学习美国的，人民复决制则借鉴了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浪费选票，同时使少数派也能够拥有议席。
　　　　
　　　　 魏玛宪法宣布“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年满二十岁，不分男女，都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人都有权自由表达意见，结社或集会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从字面上看这部宪法是动人的，德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完全可以与美国比较，德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在这种精妙的德国式设计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比例代表和选举名单制虽然可以防止选票的浪费，却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使国会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导致政府不断更迭。宪法主要起草人雨果•普鲁斯教授曾主张解散普鲁士等单独的邦，改为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制，但被国民议会否决。宪法规定总统有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三任总理都是未经国会授权，而是应用这一条款行使行政权的，实际上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所以人们常说是魏玛宪法本身埋葬了魏玛共和。
　　　　
　　　　 此外，按照魏玛宪法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议会，但事实上军官团（及参谋总部）是反对共和的。“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90页）还有德国的司法系统、警察系统、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等等，都是反民主的势力，而在德国所有这些强大的旧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他们——民族主义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力量，在这个国家中是最强大的。所以魏玛共和国一诞生就摇摇欲坠。
　　　　
　　　　希特勒的纲领
　　　　
　　　　 凡尔赛和约给德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马克贬值、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给德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马克最后崩溃，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工业巨头、陆军从中反而得到了好处，普通民众却在痛苦和绝望中抛弃了共和国。希特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政治冒险家生涯。这个来自奥地利，一无所有、曾经是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1919年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成立不久、微不足道、还不到100个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他从未施展过的演讲和组织天赋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很快就成为党的领袖。
　　　　
　　　　 他以典型的政客手法提出了党的25点纲领，这个纲领无所不包，几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它能够把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都统统拉在一起。所以他的无所不包的纲领实际上是模糊、不确定的，因为任何明确而肯定的纲领都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到1933年竞选时他干脆拒不宣布纲领，说“所有纲领都是无用的，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意志，稳当的眼光，男子汉的勇气，笃守信仰，以及内在意志——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贯穿希特勒思想的中心就是血与土，即狂热的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这在当时的德国不仅吸引了陆军、工业巨头，对广大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众也有巨大的号召力。
　　　　
　　　　 希特勒还在“德国工人党”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词（National sozialistisch），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令人谈虎色变的纳粹（Nazi）不过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有位著名的学者说，按德文原意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缩写的音译。如果光看名称，我们还以为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在希特勒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不过是宣传，是他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民众的手段，无非是用来骗取广大工人的选票。
　　　　
　　　　 希特勒要搞种族清洗，要扩张生存空间，发动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战争，这些都明白地写在他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在狱中开始口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而德国民族还是把他推到了国家权力的宝座上去，这个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民主程序
　　　　
　　　　 1924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得到近200万张选票；12月，纳粹党同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参加选举，所得选票不到100万张；到1928年5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只得到81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只有12个席位，是位居第九的最小党。
　　　　
　　　　 希特勒1924年底一出狱，就恢复了《人民观察家报》，着手出版《我的奋斗》，创办《国社党通讯》，通过魏玛宪法赋予他的言论、出版自由，大力宣传他的种族主义。党员人数也稳步上升：
　　　　
　　　　 1925年，27000人；
　　　　
　　　　 1926 年，49000人；
　　　　
　　　　 1927年，72000人；
　　　　
　　　　 1928年，108000人；
　　　　
　　　　 1929年，178000人。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会，工人失业超过了600万，人民的苦难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台阶，希特勒大喜过望，他要把这一切转化为支持他的政治力量。从1930年到1933年他离权力越来越近了。
　　　　
　　　　 1930年9月，纳粹党得到了6409600张选票，107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这次选举的获胜不仅说服了千百万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它极大地唤起了德国古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由于他承诺既摆脱共产主义，又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力，很快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
　　　　
　　　　在1932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得票11339446，占30.1%，仅次于兴登堡（得票18651497，占49.6 %）；4月的第二轮投票中，兴登堡得到19359983张选票，占53%，当选总统，但位居第二的希特勒也得到了13418547张选票，占36.8%。
　　　　
　　　　同年7月（1932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45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11月重新举行的选举，虽然丢了200万张选票，丧失34个议席，但依旧是国会第一大党。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268页）。“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263页）德国人民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尽管它最受民众拥护的1932年7月也只得到37%的选票，但是另外63%的德国人民四分五裂，目光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危险。在左派、右派之间，德国也没有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德国的民主制度似乎注定了要垮台。德国的、也是人类的灾难就此降临。
　　　　
　　　　1933年3月举行的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纳粹党得到17277180张选票，占总数的44%，拥有国会288个议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是这样一步步通过民主程序掌握了政权。
　　　　
　　　　极权主义
　　　　
　　　　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解散其他党派，先从共产党下手，摧毁了所有其他政党，最后只留下了他的纳粹党，并用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消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完全控制了新闻、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把犹太人赶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职业界；他通过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冲锋队本身也遭到血洗）；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一体化……一句话，他彻底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还举行公民投票。
　　　　
　　　　1933年11月，德国选民中有96 %参加投票，其中92 %赞成几乎是清一色的纳粹党国会候选人名单，甚至在达豪集中营里关押的2242人中有2154人也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在舆论一律的纳粹德国，希特勒得到压倒多数的拥护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1934年8月2日，87岁的总统、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去世，三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这个时候军队如果要推翻纳粹政权还是易如反掌，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德国人民则在半个月后举行了投票表决，95%的合格选民中有90%（3800多万人）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只有425万德国人投了反对票。魏玛共和的民主程序葬送了它自身，德国人民在掌声中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然，希特勒上台后就推翻了民主制度，他的那些灭绝人性的暴行，他发动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这一切既不能由民主政治来负责，也不能由多数德国人民来负责。
　　　　
　　　　经济奇迹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为33%，达600万人，1933年底就减少了1/3，以后逐年减少，1937年已减少到100万人不到。 1933年到1938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平均年增长率11%，生产资料的增长尤为迅速，5年里翻了一番。国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给大工业家也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民众“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到1938年失业率仅为1%，失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人失去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生活却有了提高。德国人民几乎被表面上强调社会福利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陶醉了。这一切仿佛奇迹一般，创造了希特勒的神话。如果说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纳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纳粹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他通过大量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营企业的政策，来扩大就业。以大量发行纸币作为资金。同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把他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大量发行纸币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二百三十七种不同的价值。”“他为一个没有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369页）他发明的“米福”票就是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票据，居然骗过了全世界。
　　　　
　　　　虽然在二战后的纽仑堡受审时，沙赫特否认他曾参与过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但他确曾担任纳粹德国的国家银行总裁、经济部长、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以自己的声望和过人的才智为希特勒发动全面的战争在经济上准备了条件。
　　　　
　　　　“出卖灵魂的景象”
　　　　
　　　　希特勒确实迫害了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哈伯尔、瓦尔堡这样的化学家都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纳粹的帮凶。如物理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尽管他们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是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还有托马希克等，他们提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荒唐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等。
　　　　
　　　　1933年秋天，有960个教授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教授这些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和其他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一起参与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约当（Jordan）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更有沙赫特这样为希特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 “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也许在他们看来纳粹专制之下知识分子作出这些选择都是正常的，不仅可以体谅，而且无可指责。灵魂的堕落莫此为甚，所以我们听不到多少真诚的忏悔，象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样能在垂暮之年说出几句真话的书也是凤毛麟角。他们甚至还会在骨子里为人类精神的耻辱一页辩护，笑话西方人没有经历过纳粹专制那样的黑暗，不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真正的反省，总是在自我原谅中一次次、一代代地放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应尽的责任。所以在灾难降临时分，我们总是只能看到一些小人物站出来说真话，用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作代价表达他的良心，林昭、遇罗克、李九莲……，面对这些名字我不知道知识分子们的内心是否有过不安？今天面对德国知识分子当年在纳粹暴政下的屈从和助纣为虐，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句颠扑不破的箴言：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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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话题，我和老网在微博掐了半天，直到他把我拉黑为止。网老师为了不给民主抹黑，坚决否认纳粹是通过选票上台的。他的理由是：希特勒是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的，不是被选举当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