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亲爱的余华

@2014-11-21 09:16:36来源: 财新网作者:王竞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4年第45期
出版日期 2014年11月24日
余华在有“德国常春藤” 之称的汉堡法学院演讲, 题目叫“第十一个词”。
提供财新《新世纪》2014年第45期

  2014年11月9日。德国火车司机的罢工不得不提前结束,否则民愤太大,因为这天有两百万人要聚首柏林,庆祝柏林墙倒25周年。

  就在这天,余华从米兰坐飞机,下午三点降落在汉堡机场。我一接到他,发现他几乎被意大利人用废了。

  几个月前,受汉堡市政府委托,我跟余华的意大利组织方商定了一个“德、意分享余华联合行动计划”。意大利定在11月8日给余华颁发一个文学大奖,恰好在此期间,汉堡举行为期三周、欧洲最大的中国主题节“中国时代”。我们一拍即合,先邀余华来汉堡在“中国时代”登场,然后赴意大利领奖。余华那边先是答应了,后来又否定了。

  出尔反尔,缘于他遇到了护照的烦恼。本来,他的如意算盘是,把今年欧洲频频相邀的各种“之旅”连成一串:10月中下旬,去法国巴黎参加《第七日》的法文版首发;逗留几日后,接着参加官方作家代表团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等那边一收场,他就一脚迈进汉堡的“中国时代”;高潮止于意大利的文学颁奖典礼。

  欧洲这四个国家之间,坐飞机都不过一两个小时,犹如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走动。结果,中国政府大力反腐的一纸公文,打碎了这套完美行程。新的规定要求,公务出国必须用公务护照出,公务护照回,而且有严格的天数限制,一刀切不考虑任何例外,包括对余华这样的世界知名作家。

  若遵循国家的规定,余华的日程就变成了一场“受难记”: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这二十来天里,首先,用私人护照从北京去巴黎,再飞回北京,睡两个晚上;随后,用公务护照从北京飞塞尔维亚,再飞回北京,睡两个晚上;最后,用私人护照从北京再飞意大利曼托瓦和德国汉堡。

  虽然皱纹不多,身体结实,但余华毕竟54岁了,表示折腾不起。

  峰回路转发生在他的一念之间。有一天余华告诉我们,他决定不去塞尔维亚了。这样,他只需持私人护照完成巴黎、曼托瓦和汉堡的旅行,自由得像鸟一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因“捡回”余华而大喜。为了让他在巴黎之行后能回国多休息一段时间,汉堡市政府同意跟意大利对调,让余华先去意大利,后来汉堡。

  10月底的一天晚上,余华在汉堡的活动基本安排就绪了。我准备睡觉,却手一痒,点开了微信。余华的一行信息,吓得我后脊梁一阵发冷:“我在塞尔维亚。”经过前面的一番周折,塞尔维亚已经成了我的一块红布。有它没我,有我没它。无论我用微信给余华发去多少条问题,他都不再理我。打电话也不接。我一个人坐在家中的黑暗里,想到买好的机票、好不容易订上的汉堡法学院尊华的摩可大厅、汉堡市政府的诚邀、德国最高文化媒体《时代周报》为余华举办的文学之夜⋯⋯这一切都变成了泡泡儿,就像美人鱼在安徒生的大海里的结局。

  绝望中,我想到了意大利人。余华是不是忘了告诉我他不跟我们玩了,却提前通知了意大利人呢?我赶快给意大利发去一封电子邮件,问他们是否得知余华的行程有变。

  深更半夜是不用等人回我邮件的。关上电脑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会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我不敢看微信,就先打开了电脑。两封意大利人的邮件躺在邮箱里。第一封说,他们没有得到余华的任何变更信息,为了安排给余华颁奖,他们已经投入了上万欧元,虽然经济不景气⋯⋯第二封邮件说,她被我的问题吓得一晚上没睡,我若得到任何新消息,请务必第一时间告知她。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意大利老太太,办过二十多年国际文学活动,第一次被吓成这样。

  我打开微信,余华又有消息了,说,我们说好的一切不变,只是,他虽然几乎站在了汉堡门口,还得他妈的飞回北京再飞来欧洲。我的心一软,向他保证一定不让他在汉堡累着,又嘱咐意大利人善待已经很疲惫的余华,切切。

  没想到,意大利人对余华的“善待”,就是让他马不停蹄地说,包括在曼托瓦最好的饭店吃饭时。除了睡觉,没有没活动、没提问、没发言的时候!余华边说,边一身烟味地坐进出租车。我们一路向市中心驶去。正在这时,意大利人的邮件也追到了,我翻译给余华听:“余华是一位非常睿智而富于耐心的人。在三天时间里,除了隆重的颁奖活动,他一共参观了五所中小学,接见了750名中小学生,并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还与当地妇女阅读联盟进行了文学探讨,并且走访了一所精神病医院兼监狱⋯⋯”

  余华歪在车里,听得哭笑不得。跟中小学生的亲密接触,是因为《许三观卖血记》被收入意大利教材,放在“国际文学”部分。余华看到了学生们的课本,目录上他的名字挨着马尔克斯。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向余华提一个问题,为了保持体力,机敏的余华给每个孩子的回答都用一句话完成。有一个小女孩没提问,而是对余华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活着的作家。”是啊,余华点点头,马尔克斯已经过世了。

  余华认为,这趟意大利下来,最有水平的问题不是记者问的,而是精神病人提的,可他累得想不起来那是些什么问题了。这里的病人很特殊,他们曾经是罪犯,被捉归案后查出精神有问题,就被关进这所既是医院又是监狱的地方。在他们的阅读书单上,也有余华的作品。和他们交流,余华的感觉是和高智商人群在对话。离开时遇到点麻烦。余华的意大利译者开车,余华坐在副驾上,五分钟过去了,医院的大门却迟迟不得开启。意大利译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余华安慰他:“如果不让走,这里至少给咱们留了房间吧!”

  我得承认,汉堡给余华安排的活动没有这么惊心动魄。但我们拿出了德国人的厚道和低调。余华下榻的维丁娜酒店,坐落在汉堡市中心最好的地段,同时大隐于市,藏在一条古色古香的小街上。古里慈街一头通向汉堡的明珠——阿斯特湖,另一头扎进繁华的市中心,那里布满法式、意式、希腊风格的小吃店、咖啡屋、酒吧和面包房。无论往哪头走,不超过三分钟就都走到了头。维丁娜酒店在汉堡极负盛名,因为它是作家、艺术家和建筑家酒店,文化名人如云,只是这些人来来去去,不同时出现而已。走到它跟前,如果不抬头看招牌,一点儿都看不出它是一家酒店,而以为就是一户门面优良的人家而已。

  我每天去接余华,就站在台阶上,敲敲他的窗户。余华住在黄房子的第一层。黄房子是作家住的,蓝房子是艺术家,而绿房子是给建筑家住的。外加一座吃早餐、喝咖啡、等人用的红房子。无论在哪栋楼里,余华都很善于推开通往后院的门,那里是他吸烟的合法场所。后院里放着维丁娜为客人们准备的自行车,余华很喜欢车锁,居然是一摞书的小雕塑。有一天,我们穿过蓝房子,进到了绿房子,就是建筑家们住的地方。那是一个Loft。德国一位擅长为文学家、艺术家写真的著名摄影师约了余华,在这个房间里为他拍照。摄影师的德文姓为“幸福”,跟余华《活着》的福贵沾亲。趁德国阿福换镜头的工夫,余华爬上了楼梯,去Loft顶层转了转,并认定作家的房间要比建筑家的好,因为建筑家住得虽然另类,可晚上起来解个手还得下楼。
还有下半部,贴上来没成功,喜欢的自己搜吧。但此文标题好酸,作者不知道是男的女的。
  (接主帖)
我最喜欢的余华的照片,是《纽约时报》上登的。他手指间夹着烟,穿着黑呢子西装,背景是一排庄严的欧洲古典建筑。他用专注而淡定的眼神直视拍他的人,明白这不过是个定格的瞬间。此时,他也穿着这件黑呢西装,也许是皮肤韧性超强,过度的劳累并没有泛上脸颊。阿福透过镜头捕捉他表情的细微变化,否则,怎么会一动不动要拍那么多张呢?余华的后脑勺冲着我,可我肯定,他看阿福的眼神更毒。余华说自己以前有惊人的记忆力,现在不行了。但我觉得,他还保留了惊人的观察力。阿福的拍摄从数码过渡到胶片,每卷胶片的张数都被他发现了。阿福突然问道,美国那张照片上的旅行箱,是余华自己的还是摄影师的道具?余华只思索了两秒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绝不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可能跟当作家前拔过一万多颗牙有关,他是在现实中极富操作能力的人,经纪人对他是多余的。在国际文学业界行走,跟各国出版商、编辑、译者、文学评论家、记者、文学节组织者、政府官员、摄影师、汉学家等人打交道,余华一句英语不会,但对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发音纯正,关系理得一清二楚。

  阿福拍了几卷后又问我:余华作品的批评精神很锐利,他在自己的国家不会遇到问题吗?阿福有些为余华担心,可他从所有的媒体报道上都找不到答案。我把阿福的担心转告给余华。余华没有给出更多的表情作答。他还滞留在意大利的疲劳里。我于是给阿福讲了一个故事:2009年德国时任外长韦斯特韦勒访华,我遵当时德国驻华大使之嘱,在大使官邸为外长和寥寥几位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安排了一场私人午宴。外长问余华,跟今天的阿福一样:“余华先生,我听说你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性。那么,你为什么在你的国家还非常受到认可呢?”余华说:“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政治家跟全世界的政治家一样,都不读小说。”

  余华有一本在国内没有出版的非小说,叫《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欧美地区已经热销近三年了。我于是请他在有“德国常春藤”之称的汉堡法学院演讲,出了个题目叫“第十一个词”,意思是,这里的德国人都读过你的十个词了,带个新词儿过来吧。余华觉得这个题目很难,至少会有一百多个选择,拖着不交作业。一直到文学之夜的当天下午,还没想好。我逼他:最不济,你聊聊雾霾也行啊。余华不吭声。我让他回黄房子“休息”,自己则坐在红房子里等着,心里大骂意大利人,把余华榨干了才送过来。

  晚上,法学院的摩可大厅里座无虚席,站的地方也挤满了人,对德国严格的安全制度造成明显的挑衅。德国艺术家茶拓笔的灯光装置《F城》,把北京的夜景一片通透又海市蜃楼般洒向会场。在这片似曾相识的光线中,几分钟前还恨不得找个沙发躺倒睡着的余华,坐在台上开始了演讲:“我想啊想,最后找到了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喜欢的词——享受。跟《兄弟》一样,《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是从‘文化大革命’写到今天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注重享受了。享受在中文里就是四个词,吃喝玩乐。我简单地想了一下吃,再简单地想了一下喝,王竞就来敲门了。”

  余华驾到汉堡前,已有很多人为他的到来而兴奋。今年2月,孟京辉和黄渤在汉堡塔利亚剧院上演《活着》,轰动一时,余华本人是缺席的,这增加了德国粉丝的好奇感。到了初冬11月,余华现身汉堡,没有格外的宣传,报名人数已经大大超标,组织方在活动前想方设法劝阻过多的观众前往,比如派人在现场外婉劝,请茶一杯为歉……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陈平先生,常为中国文化在西方中心主义下站位边缘而焦虑。这次他特意从柏林赶来汉堡,被文学之夜的气场所感染:余华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化在国际上的一块吸铁石。

  余华津津有味地讲完了吃,让在场的一些七旬左右的德国人联想起自己战后的日子,他又开始讲喝:“在中国最有名的葡萄酒牌子是法国的拉菲。于是就有人收购拉菲酒瓶子,一个瓶子可卖到1000元人民币,相当于125欧元。那些做假酒的人收购了很多拉菲瓶子后,把瓶子放到一艘很大的海轮上,把船开到法国去了。”听到这里,德国观众觉得,不是中国人疯了,就是余华疯了。余华继续说:“在法国他们买了一桶桶最便宜的红酒,运到船上,再往回开。在船上,他们专门放了装瓶器,把便宜的红酒灌满每个拉菲空瓶。到了中国海关后,就按拉菲报关,这样他们就有了证明——这个拉菲是真的!然后再把这些酒卖给中国有钱的人。如此一来,中国的有钱人和官员们就喝了很多很多便宜的拉菲。后来发现这是假的。于是有钱人派人亲自去法国买真拉菲。”讲到这里故事还不算完,余华收尾道:“要知道,中国白酒的储藏是不太讲究的,比如可以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中国富人的后备箱里经常放了一箱茅台酒,碰见朋友了,或者要做生意了,就叫司机去后备箱里取一瓶茅台。我认识一个人,去法国买了好几箱拉菲,也全放在后备箱里。每天汽车到处颠,就这么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又经历了一个秋天。冬天的时候他见到了我,说,我的后备箱里还剩两瓶拉菲,咱们把它喝了吧。他倒出来以后,我一喝,跟醋一样酸啦!”

  听完这个享受的故事以后,时代周报基金会的负责人赞美了余华,说自己在20年前看了《活着》,今天能相遇作者本人,甚感荣幸。现在他邀请大家为这个难忘的文学之夜喝一杯,虽然请的不是拉菲,但他保证德国红酒品质的真实性。

  可惜德国的读者要比法国读者多等两年,才能读到《第七天》,因为余华的德文译者太忙。有等不及的汉学家抢先把《第七天》读了,在粉丝恳谈会上向余华提出了一个很不客气的问题:“你是不是对中国人越来越感到沮丧了?”“我一直是保持乐观的。”余华回答。年轻的汉学家反驳说:“在《活着》里,福贵生活得虽然很惨,但他为活着而活着,他一直乐观到最后,在他的人生里他是乐观的。可是在《第七天》里,主人公的乐观已经不在此岸了,虽然也不在彼岸,而是在生死的一个中间地带。你把乐观转移到了那个中间地带,说明你的乐观其实已经变成了对人生此岸的悲观。”余华很欣赏这个意见。他是一个喜欢和读者交流的人,虽然有些问题已经回答过七百遍了。这就是意大利人看出来的耐心吧。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生活在汉堡的一对作家夫妇关愚谦和他的德国夫人珮春,把余华从摄影师阿福手里抢了出来,塞进自己的车里,带我们去汉堡郊外看当年海盗生活的地方。我们从总火车站拐了一个弯,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小时里,一路笔直地向西北驶去。余华屈指一数,这一路居然经历了德国的五个社会阶层:总火车站后面是汉堡的堕落大道绳索街,也是红灯区所在地,被五颜六色涂鸦的房屋是社会底层的住所。中午时分的街道安静空旷,余华即兴吟诵了福克纳的片段:“作家的家最好在妓院,白天寂静无声可以写作,晚上欢声笑语可以生活。”之后,我们进入德国工薪阶层的住宅区阿通纳,这里的房屋整齐干净。再开一段,更好的宅子映入眼帘,中产阶级出现了。越往前,街景越开阔,一栋栋别墅依易北河而建,风格各异,这是富人区。快接近目的地时,房屋更加稀疏,豪宅隐身在深邃的园林里。这就是富豪区了。

  我们终于开到了关先生起名的海盗岛,一群小如棋子的老房子排列在易北河边。这里的易北河离波罗的海约一百公里,河面极其开阔,已经有了海的气魄。余华看到对岸有空客的建造基地,有架飞机身上还写了卡塔尔字样,便说了句“德国人在港口造飞机”。站在水边,他想起他的德国编辑此时应该坐上了火车,从法兰克福赶往汉堡来看他。前不久伊莎贝过生日,她的老板——费舍尔出版社文学总编汉斯悄悄给余华来了一封信,请他给伊莎贝50岁生日写几句贺词,作为惊喜送给她。余华是这么写的:“我每次来德国,伊莎贝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无论多远。她经常是傍晚走出车站,第二天清晨又走进车站。我为她的长途奔波表达谢意和歉意之时,她微笑地说喜欢坐火车,因为有很长的时间来阅读书稿。当我在遥远的中国想到伊莎贝时,就会联想到德国的火车。伊莎贝和行驶的德国火车一样精力旺盛。”

  这个故事让我感动很久。一个中国作家和他的德国编辑是这样合作的,那么他和他的中国编辑又是怎样合作的呢?我不得而知。把余华送上飞机后,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一位叫玛丽安娜的德国读者,读了余华的所有小说。虽然住在离汉堡30公里的地方,但余华在汉堡的两场活动她场场不落。知道没有第三场活动了,她提笔给余华写了封信,托人译成中文,请我务必寄给余华。这封信余华现在应该收到了。她写道:

  亲爱的余华,

  11月10日和11日能在汉堡亲临您的活动,让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荣幸。这两场活动对我十分重要。虽然活动上气氛轻松幽默,但我深知,我面前所遇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作家——他绝对与国际上的大文豪如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拉克斯内斯、艾特玛托夫以及伦茨齐名,与他们同等重要。我期待,有一天亲眼看到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很明白,您的时间有限,无法回答活动现场的所有问题。所以,我允许我自己用信的方式向您提出我心中的问题,您若能回复,我会非常感激。若不能回复,我也尊重您的做法。

  我期待阅读您的下一部作品。并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故事!

  玛丽安娜

  下面是我的问题:

  您是怎么发现自己的写作才华和激情的?

  您从哪里找到您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您认识像福贵这样的人吗?

  您有知己吗?或者写作就是?……■
好长啊——
燕谈的朋友都耐得住性子看完?
好文章,没看够。这么火的作家却墙里开花墙外香,总是会有很多遗憾吧。
他可能再也写不出比《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更精彩的小说了。
好在,他还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本帖最后由 年华 于 2014-12-1 21:03 编辑
 下面是我的问题:

  您是怎么发现自己的写作才华和激情的?

  您从哪里找到您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您认识像福贵这样的人吗?

  您有知己吗?或者写作就是?……■
孬歪甭 发表于 2014-11-30 11:55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三岁结束。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写作,直到现在还在乐此不疲。我奇怪地感到自己青春的记忆就是牙医生涯的记忆,当我二十三岁开始写作以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是青春的记忆了。这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的发现,更换一份工作会更换掉一种记忆,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二十三岁以后的经历,试图寻找到一些青春的气息,可是我没有成功,我觉得二十三岁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没有什么两样,而牙医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绝然不同。十八年来,我一直为写作给自己带来的无尽乐趣而沾沾自喜,今天我才知道这样的乐趣牺牲了我的青春年华,连有关的记忆都没有了。我的安慰是,我还有很多牙医的记忆,这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忧。                                                                                                                                                                                                                                                           ———摘自  余华《我的第一份工作》

   
转一段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余华文章片段,不一定能回答玛丽安娜的问题。
这段文字我反复读过很多遍,仍觉得意犹未尽。
看来,燕谈余华粉丝也不少。我非常喜欢他,尽管只读过他的一本盗版的小说集,和一本《强烈的想象产生真实》的散文集,还有一本《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买了没读。但他那讨论人们为什么不喜欢莫言笔下的母亲,说的好。《现实的一种》是绝作。长篇没读没买。
声明一下:我不是余华的粉丝,我只是觉得他那一段文章写的好而已。
哦   转载一段余华的文章,我就成余华的粉丝了?
那我转载一段伟大领袖的文章,我岂不成“毛左”了?
按某些人的逻辑,同理,我再转点民主公知的文章,我又成民主斗士了。  呵呵,真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