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让老外受不了的一个陋习 最近一份《国人出境游的形象与心态调查》显示,中国人“大声说话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反感"。泰国导游说对中国旅游者有三怕,第一个怕的就是“说话声音”太大。在美国、澳洲、特别是欧洲,对中国人的高声说话也是忍无可忍。有位朋友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到了美国,也放声唱上了京剧,结果警察找上门来。他说我在洗澡没有事,警察说,你屋里发出的声音是一种遭袭击的呼叫声。 确实,中国人太习惯于高声了。在国外用餐时,总觉得人家轻声细语,非常悠静,但我们的同胞一来,虽然不是全部,但总会有些人不顾场合,吵吵嚷嚷让人不安。在国外大多商场里,饭店里,背景音乐非常低声,让人感觉很委婉、很舒适;相反,在我们的商场和饭店等公共场合,常常吵得让人闹心,办事或与旁人说活往往听不清,让人又乏又累。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甚至在病房里,拿着手机旁若无人的大声嚷嚷的人大有人在。政府对此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做了不少的宣传,取得一些成效,但收效甚微。确实,任何长期形成的习惯,改起来总是那么的难!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存在,一定有他的社会原因,我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的观察感到,中国人的高声,有其深层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 从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来看,在低声与高声之间,更多地崇尚高声。人们习惯把高声与“直率”、“有力量”、“底气足”、“热情”、“好客”联系起来。两个人见面,大声称呼似乎表示友好,轻声细语会被人说成不热情甚至认为是阴阳怪气。 更深的一个原因,人们习惯把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大小与有能力的大小联系在一起。人们不难发现,一些原先比较“文静”的知识分子,当了一官半职以后也会“下意识”地向“泼辣”甚至粗鲁方向转化,如果太“文静”会被人视为不像领导;女同志担任领导职位以后,第一个角色冲突就是形象上如何摆脱“弱女子”而向“女强人”转化,不少女领导干部也会“下意识”地向“男性化”转变,有的甚至变得不男不女起来,因为人们(社会心理)的潜意识认为“林黛玉”这样的人是当不了领导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都会不知不觉地被社会心理这只无形的手牵着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实际上,一个人的能力大小与说活声音大小没有必然联系。诸葛亮没有关公、张飞说话声音大,“野张飞”能吼断当阳桥,可想他的声音有多大。所以两位一开始就看不起诸葛亮。但诸葛亮照样坐着手推车指挥三军,卓越地组织了促成三国鼎立的战争,照样当关、张二位的领导。从领导心理学的角度看,领导者是对被领导者而言的,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主要看适应被领导者人群结构的程度。如不一致就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和不协调,所以,用人部门总是考虑任用对象的风格特征安排到适合他的地方去工作,这不仅仅是考虑某个干部能力的强弱,更多的是考虑能力倾向的差异。 国人对声音的审美心理和社会心理,经过长时期的潜移默化的转变,人们慢慢习惯了高声,适应了这种存在。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走到了国外,发现了差异,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冲突。我们需要理解,需要适应. 我以为,一个人说话声音的大小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是要分场合,懂得自己的角色行为规范。这与一个人平时穿衣服有相似之处。在海滨浴场,在游泳场馆,一个人穿着泳装,拖着拖鞋,谁也不会说不好;但如果一个人穿着泳装、拖着拖鞋跑到繁华闹市的百货商场,到音乐厅听交响乐就不得体了。实际上说话音量与一个人行为要求相一致就可以了。国外在狂欢节和一些欢庆活动场合,他们不但不拘禁,反而会落落大方地大声表演。我们在需要热烈的场合,在欢庆的场合,高声同样会给人美好的体验。 人是一个多重角色的聚合体。在父母面前,自己是儿子或女儿,在儿女面前自己是父亲或母亲,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面前,自己是孙子、孙女等等;在社会上,一会儿是领导,一会儿是下级,一会儿是乘客,一会儿是顾客。到了外国,你就是外国人,说的也是外语;人无时不刻地在这些角色中转换。但你不能用对儿子、孙子说话的口气对父母、对爷爷、奶奶说话,说了就是不得体。当然对儿女、对下辈也不能随便训斥,但与儿女说话与长辈说活,语气毕竟是有差异的。场合不同也有约定俗成的要求规范,不能把办丧事的话语用到办喜事上。其实,一般人都是晓得的。你在听电视和广播的时候,注意一下主持人和播音员在播放不同内容时采用的音调和频率,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要求。 说话音量的把握,关键是考虑别人的感受。到了国外,就要考虑人家习俗,起码也是客随主便,看看人家的习惯是什么?在国内同样,无论在公共场合,在汽车里、在病房中,也要顾及他人的感受,不要因为自己的大声给别人增加不便和增添麻烦。和谐的人际交往原则的前提是尊重别人,能否做到这一点,反映出的是一个人是否懂得礼貌、是否文明、是否有教养,最终把自己归属于哪类品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