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 二00七年还没过半，猪就风光了好一阵子。今年是“猪年”，据星相学家说这是几百年一遇的“金猪年”。“金猪送福，好运连连”，为图个吉利，自然要对猪赞美一番，“猪是一个象征积极、快乐的文化符号”，“猪象征着财富、好运、多子多福”等等。 借纪念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之机，猪又风光起来，只因王小波笔下那头“特立独行”的猪成为热门话题。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提出了一个涉及到猪的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式问题：“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 所谓的“猪文化”具有的“文化元素”，更多“意义”是一种形容与比喻，将动物人格化，赋予猪情感、思想与智慧。猪年说上几句好话，实际上，人们说到猪，没有什么好听的！长相丑陋、粗俗，反应迟钝、蠢笨，行动迟缓，污秽不谌等等，猪是一个象征“知足常乐，听天由命，自甘堕落”的文化符号，如“猪在六畜中最为堕落”（周作人）。 “舒服把猪弄坏了”，“猪把半个身子陷在泥里，惬意地躺着，似乎那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有人羡慕起猪的这种“饭来张口”的生活，可不知猪为此付出的代价，没自由不必说，生存环境、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周作人在《养猪》中有描写，“粪坑边上睡觉，垃圾堆里寻食”。在许多地方，猪圈总是与厕所为邻，猪也只能与蛆蝇为友，与恶臭为伴。猪对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的好坏是没有选择的，“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王小波）。 猪是不能有什么欲望的，“阉割后的猪，失去了生殖机能，性情变得驯顺，便于管理、使役、肥育和提高肉的质量”。猪一般寿命20年，可有多少猪得以“寿终正寝”呢？ 猪是一个象征“知足常乐，听天由命，自甘堕落”的文化符号，“知足常乐”，何以为“足”？“足”的标准，人象猪一样？有饭吃就是有福了。林语堂“为劳苦大众低劣水准所震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根据中国人知足的理论，无忧无虑地吃一顿简单的饭菜已是莫大荣幸，正如一位学者所云：‘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林语堂：《中国人》） 西方人史密斯对“缺衣少食的中国人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平和宁静心态”表示“简直不可思议”，“他们乐天知命，不易激动，像驼鸟一样轻而易举就消解苦难”，“虽然处境明显无望，但还抱有希望，确切地说，他们是在无望中奋争，常常还反对有希望。”（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国人的人性》） 无欲望，无追求的人民，只是象猪一样生活，“中国人不得不将欲望压抑起来，使之枯萎，只能不遗余力地从平凡、恬淡的生活中寻求享乐”，“苦海无涯乐作舟”，“把地狱认做天堂，逆旅翻为顺境，黄连树下也好弹琴，陋巷之中尽堪行乐。”（李渔：《鹤归楼》）
“知足常乐”文化核心在“知”，不在“足”。没有“足”，却要人们心甘情愿的“知足”，根本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儒家学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朱子语类》）宋明道学家都强调“理”“欲”对立，宣扬去“欲”存“理”。老子有“知足不辱”，“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的说法。只有“知足”，才能免遭困辱，“知止”才能不遇危险，长久安全。“中华民族是个相信宿命的民族”（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佛教的认天命，求来生，命运乃先天预定，人只得“听天由命，安于现状，得过且过，逆来顺受”。 佛教轮回理论影响极广，前些年我旅游到一佛教寺庙，走廊贴着一个小故事：一位佛教徒听到两头猪的对话，一头唉声叹气，另一头问之，何故？答曰，今闻主人准备将我宰杀，要离开你们了，舍不得，故也。另一头云，你应庆幸才是，可以脱离苦海，有希望投胎人间了，我真羡慕你，而我还不知要熬到猴年马月才有如此好的机会！今世吃苦受罪，乃前世造孽，何以抱怨叫屈；活着看不到希望，但愿来世风光！ “知足常乐”文化的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欲望无止境，存在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但中国传统文化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以“天理”遏制“人欲”，将“人欲”根除之、灭绝之，如此，“不足”也会“知足”的。“存天理，灭人欲”，几千年来，专制主义统治者都将“人欲”视作十分危险的“洪水猛兽”，认为欲望总是与“物欲横流”、“不满现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强有力地压制了对任何命运安排的不满”（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只要压住“不知足之心”，天下才可能太平，才可能有“歌舞升平”的“和谐社会”。只要不满情绪一露头，即被有效的压制下去。一旦压不住，“不知足之心”立马变为一种邪恶之势，使“良民”着魔，使社会发狂。 “无欲望”，自然不存在什么“不满”与“反抗”了，人也失去了改变现状的动力了，这正是专制主义统治者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以鲁迅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径络。”（《安贫乐道法》） 清朝思想家戴震（1723年——1777年）对宋明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理欲之辩”中，他主张“理”“欲”统一，认为将之割裂，必然造成大量的灾难，“理”也就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刑具，用“理”杀人实际上比用“刑”杀人更残酷。权力的根本性支配，使文化成了一头怪兽，对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的束缚、否定和阉割。欲望压抑，人性扭曲，“哀莫大于心死”，万念俱灰，必然导致人的自我压抑，自我扑灭，周作人认为这是“一个被阉割的社会”，如此，才有王小波“对人的设置”的感叹。 儒家学说将人区分为两类：治者与被治者。治者，牧者，养者也；被治者，比喻为牧的马牛羊，养的猪与小儿。实际上，中国几千年历史，“知足常乐”的“知”只限于下层子民，“灭人欲”是与治者无关的；要被治的子民“知足”、“灭人欲”，治者可以不“知足”、不必“存天理”，出现了一个双重标准问题。 中国的统治者，越往上，越可以不“知足”，越不必存“天理”。皇帝作为精神教主、道德典范，财、色一个都不能少，完全可以不受儒家学说“存天理，灭人欲”的约束。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库”成了皇帝的私囊，仍要以种种方式压榨子民，表现出极大的贪欲与奢侈。色，荒淫、纵欲，三宫六院，后妃嫔一大群，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的皇帝一抓一大把。“上行下效”，皇帝如此，官吏们自不甘落后，一方面对治下的子民压榨、残害，一方面如狼似虎，贪得无厌，官财一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王亚南） “欲望是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根本动力”，密尔认为，“个人的生动的欲望和冲动力，正是造就人的美德和社会幸福的原动力”。（《论自由》）戴震也提出了“有欲则有为，无欲则无为”的思想。“人们按其最强有力的欲望而行动，道德必须适应这一事实。”（R．T．诺兰）密尔利用人的欲望和冲动的合理性，论证这种个人性。他认为人的欲望和冲动是人性中固有的，属于人个人自已的，是一个完善的人的构成部分。（《论自由》） 人是人，猪是猪，“特立独行的猪”仍是猪，人不是猪，所以人首先要争得做人的权利。“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中国人只要求那些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林语堂）“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李大钊：《守常文集》）史密斯对中国人“不想改善自己的境况”，“不想改变现有的体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人权的概念无动于衷”，因此，“不可能产生一种改良的冲动”，“不可能致力于推翻现有的秩序”。“中国悠久的历史，大量的经验与事实，教导中国人，对现实的体制的改良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慢慢地形成了中国人顽固的保守观念 。”（阿瑟．亨德森．史密斯《中国人的人性》） 一些人议论功利主义是“猪”哲学，密尔说，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人和猪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从而自愿把自己降到猪的层次上去追求低级的快乐。他们没有认识到，人是具有官能的，所以宁可选择那些即使有更多的不满意的高级快乐，也不愿意去享受可以满足动物的低级快乐，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所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密尔：《功利主义》） 写作时间：2007年5月22日 刘力榕博客网博客地址：http://liulirong5369.bokee.com 刘力榕博客专栏：http://liulirong5369.vip.bokee.com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0096606[/lastedittime]编辑过] | 
发表于 2007-5-25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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