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现代私塾开设读经课,要求少年儿童用大量时间读经;有的教育专家也公开倡导少儿读经是“传承文化”的需要。这种现象是逆潮流而动。五四运动时期就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读经,提倡科学。读经不能救国,少儿读经弊多利少,都早有定论。现在倡导读经,是教育的倒退,违背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因而注定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关键词:少年儿童;读经;“传承文化”;倒退 少年儿童要不要用大量时间去读四书五经?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曾多次报道这方面的议论。据《东方早报》2006年7月报道,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栋别墅里开办了一所名叫“孟母堂”的全日制私塾。该校办学宗旨是“读经典,尊孔孟,诵莎翁,演数理”。孩子每年学费高达万元。孩子们每天六点半起床,在晨跑和早餐之后,上午读中国古文,下午读英文经典,此外,还学习数理化课程。每堂课长达两小时,没有课间休息。 上海市教委认为,“孟母堂”没有获得办学许可,属于违法办学,每年收取每个学生上万元学费,未经物价部门审核,属于违规收费,向“孟母堂”下达停止办学的告知书。 又据《上海青年报》报道,“孟母堂”接到停止办学的告知书后,发表声明,表示将于2006年9月1日前,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孟母堂”认为,我们之间相互认识,并有相同的价值理念,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共同聘请家教,只是家庭自主学习的形式,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办学形式。我们的费用开支属于家庭开支,由家长共同承担。家庭开支无须经过物价部门审核,我们已经聘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 “孟母堂”一事,已经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8月4日报道:去年成立的“孟母堂”,不肯就此罢休。本周发表的“孟母堂家长声明”,重申这是个由家长自愿组成的家庭教育小组,并非教育机构,表示将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有关教育主管部门,争取在家教育的合法地位。 这类现代私塾,在形式上又有新的发展。据武汉《楚天都市报》2006年8月14日报道,“着汉服,拜孔子,诵国韵,练五禽戏……”武汉首家童学馆开课。45名四五岁的小朋友,头戴冠帽,身着汉服,让人们见识了“现代私塾”的模样,也引发家长热议:这种私塾式培训,是进步还是复古? 这类自发组织起来的以读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现代私塾,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少地方出现过,但多半是短命的,很快就被淘汰。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专家教授通过高规格的讲座形式,也倡导少儿读经。下面是个典型例子:2004年10月16日下午1时,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世纪大讲堂”播出有关的讲题“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主讲人是郭齐家教授。主持人问:你为什么主张少儿读经?郭教授用了四十多分钟回答这个问题。郭教授说的理由有这么几点: 1.少儿读经是传承文化的需要。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只有人文教育,就是“读经”;五四以后,中国反对读经,只有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中断了,消失了。现在应该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要少年儿童读经。什么是“经”?即是古代的经典著作,如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还有《老子》、《庄子》、《墨子》、孙子等。读经是为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段话与史实不符。五四以后,私塾停办了,中小学生不再读经了,但开设有国文(后称语文)、公民 (后称政治、思想品德)、历史等课。人文教育从未中断,更未消失。郭教授是研究教育史的,对这些不会不了解。 2.郭教授认为,我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从小读过经书,他们都谈到读经的好处,如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 3.郭教授说,儿童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3岁、6岁和13岁以前。应该利用这个黄金时期,要儿童读经,以利传承文化。 郭教授所说的这几点,能否成为少年儿童读经的理由,实有商榷的必要。 众所周知,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老子》、《墨子》、《庄子》、孙子等,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资料,是用古文写的。别说是少年儿童,就是成年人,如果没有“经师”指点,也看不懂,听不懂。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首先把矛头指向封建文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读经,提倡科学。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是反对古文,反对读经的。这个运动,势不可挡,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读经也被认为是复古、倒退。但提出读经者则时有。那时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章士钊,就极力主张读经。1925年9月,他提出“读经救国”的口号,11月,又在教育部部务会议上通过决议,强令全国小学生四年级至高小毕业止,每周都要安排一小时读经。章士钊的倒行逆施,激起 了文化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了,“读经救国”论也被埋葬了。 八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十四年的“读经”》(“十四年”指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严厉批判了当时鼓吹少儿读经的论调。他把主张读经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是“糊涂透顶的笨牛”。对这种人,他认为用不着和他们讨论,因为他们对读经要达到什么标准,复古要复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也没有定见。一类是“阔人”,“聪明人”。他们不是真心主张读经,而是别有用心。他们可以从读经和古书中学到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以至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应该说,少年儿童是否要花大量时间去读经,这是早已解决了的一桩公案。 1925年,也就是鲁迅先生写《十四年的“读经”》那一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那时只有私塾,没有现代学校。我在私塾读了几年, “四书”没有读完,“五经”没有沾边,但已经亲身领略过“三味书屋”的味道。后来私塾纷纷关闭,我转入国民小学读四年级,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私塾里没有体育、音乐和美术,一些抗战歌曲如《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都是在国民小学学的。我顿然感到精神上获得极大的解放。 读经不能救国,早有定论。读经能否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呢?有几个问题必要厘清: 1.传承什么文化?毋庸否认,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传承的是精华部分。少儿在读经时要不要把精华和糟粕分开来?怎样才能分开来?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专门描写了少儿的读经,在孩子们(包括鲁迅)高声朗诵中,有读《论语》的,有读《周易》的,有读《尚书》的,有读《幼学琼林》的。精华和糟粕一齐读。13岁以前,的确是少儿记忆力很强的黄金时期,如果强迫少儿去死记硬背那些一点也不懂,一点乐趣也没有的东西,岂不把“黄金时期”浪费了? 2.13岁以前,即小学阶段。现在小学阶段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健康、科技、社会、音乐、美术、体育、英语、计算机等。一二年级每周有28课时,四至六年级每周有30课时,不包括班会、自习和活动课在内,上下午都排得满满的。如要读经,就得增加课时,岂不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3.袁世凯篡权以后,强令全国小学生从四年级起每周读经一小时,章士钊也主张如此,从四年级起直到小学毕业时止,大概可读i00课时。这100课时可准备安排读哪些经书呢?是四书五经十三经?还是老庄学说都安排?读100课时以后学生能读懂多少?能否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主张小儿读经者应拿出个教学计划来,要回答上述问题,在讲堂上高谈阔论不解决实际问题。 少儿读经,弊多利少。饱读经书的鲁迅,深知其害。他在许多文章中揭露读经之害。鲁迅自己说过,他几乎读过十三经。朱自清、闻一多也许说过幼时读经的某些好处,但似乎并未主张少儿要读经。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大概没有像鲁迅那样读过十三经,似乎也没有发表过主张少儿读经的谈话或文章。我孤陋寡闻,不知其详。 这样说来,还要不要“传承文化”了呢?当然要,但不是通过“少儿读经”来实现,现在全国通行的小学语文课本,从小学一年级起,都安排有“古诗词”,平均每学期至少有五首,到小学毕业时,有五十多首。涉及的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有二十多位。有些地方教材还增加了“古诗词”的份量,入选的大都是名诗,能朗朗上口。让小学生读些“古诗词”(秦汉以后的古诗词不能算“经”),能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 总之,笼统地说少年儿童读经能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是一种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是教育的倒退。凡以读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而开办起来的现代私塾,即使政府不叫停,也会被淘汰。因为它不仅违反国家法律:《义务教育法》,也违背时代潮流:八十多年前即已作了结论,还违背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历史证明,逆潮流而动的事物,都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