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出你的舌头,信信的定是专制
曾经有一个词叫“拐卖妇女儿童”,曾经有一场运动,叫“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运动”。只是国民好健忘,也更是国民好激动,所以轰轰烈烈一阵之后就不再记得了。不记得这样的事情有坏处,于是拐卖还可以继续;不记得也还有好处,就是激动起来利于批判。这些日子,“黑窑”猝发起人们的愤慨,烈度指向,盖黑心矿主暴利使然。
两种“机器”:前者,也就是青年女子,他们被拐卖用来生产孩子;后者是青少男孩,他们被拐卖用来生产砖煤。都是“拐卖”,都是“生产”,也都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也都是性命常常被草菅。若稍许用心,将两幅产区地图叠起来比较,地区分布甚是重合。若再加比较,“拐卖”的口实、方式方法也极为相同。简直说吧,除了性别不同和性别所形成的生产不同外,余处极为相同。当然,还一个不同,那就是前者是家庭,后者是“窑主”。
家庭与矿窑不同,批判的指向当然不同。可我更看见批判的姿态不同,批判的方法不同,以及批判的烈度也是不同。讲到烈度,以我的感觉而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断定当下的“奴工”和“童奴”的数量或规模超出了被拐卖的那些女性,甚至说来,给社会和家庭造成的危害也远远不敌“拐卖妇女”。看看这些男性的生存状态,于是人们愤怒了,震惊了,谴责了,批判了,锋芒所向,披靡锐利。看看那些女性的生存状态,于是人们辛酸了,脆软了,同情了,怜悯了,默然无语,唏嘘无力。
依我看,人口交易的方式方法相同,规则相同,分布相同,足以说明,“奴工”、“童奴”现象早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同证,“奴工”、“童奴”被揭露出来的今天,还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在拐卖,也还有相当的儿童在丢失。只是今天关怀起“童奴”,或者说是被许可关怀起“童奴”了,如同当年我们关心起那些女孩子,或者许可关心起那些女孩子一样。
无论是拐卖妇女还是当下热愤中的“童奴”,明眼可见,事情所在都是偏远闭塞之地,村落为基本体的封闭社会。这些村落发生、存在与形形色色的主义无关,而是和社会组织结构相关,且持续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这又可以反证,偏远、贫瘠、封闭的地方,人类几千年都未能找到治理的办法,唯一能解决的手段就是自由迁徙,让人们用脚投票,干化人性之恶和社会之恶的脐带。只要维系其偏远、贫瘠、封闭村落社会,就必然滋养社会之痈疽,并为恶一方。
分析其根本成因不是本文意图,但以拐卖妇女来并列“童奴”,可以用来说明,窑主的“黑心论”是道德假设,“童奴”现象断然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而是封闭社会的一般现象。将“奴工”比作“包身工”,更是无端胡扯。要知道,“包身工”之根本是“契约”,哪怕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契约”,也是有成约和解约条件,而迄今所有关于“奴工”的报道,没有一宗立于当事双方意愿的契约。而之所以“资本主义”,就在于社会有着制度化的“契约”保障。而“奴工”和“童奴”现象和拐卖妇女一样,依靠的是暴力强迫、人身权利的剥夺、人身侵害乃至生命剥夺。
打击拐卖妇女,道德批判或刑罚指向是“人口贩子”,而揭发“奴工”、“童奴”,谴责和追究的却是“窑主”、“矿主”。为什么同样性质的事件、同样手段和方法的事件,两相之间如此不同?比照之下,断然可以发现,前者远不及后者那样可以做政治化、道德化批判,不能轻松用作批判者的投影,不能简单添加谴责者的姿态。而追究后者,大义,连凛然都无需,义正,连言词都可不整,点击就可倏然飙升,热度就可骤然加红。
“人神公愤”,我以为用这个词可以打量“奴工”事件,也更可以定义贩卖人口,诸如妇女儿童这样的事情,极致了,至少也足够极致了。再多些许义愤,也增不了填膺,再多作陈词,也还是等量的慷慨。而批判、谴责者心情指向却令我嗖嗖发冷。比如笑蜀把自己的文题改来改去,先是用“叛乱”来耸人,再又以“国家责任”做震撼;再比如五岳散人,公开信一邀,眼看着就快热成“公车上书”的强度。令人愈发觉得一切乃是集权不够极权所致,极权不够专制所病,且专制不够果断所然。
还是有人在看门道,狐疑“奴工”、“奴童”为何可以放开热议猛炒。尽管比如五岳散人还是要用法治追究当地的官僚责任,用“公开审理”、“渎职失职”之类程序处置,可我就是不明白,一些地方接二连三地“丢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年两年,可却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地门不吭声,如今一曝就是成百上千。其责任何在?又如何追究呢?而正是这些日子,一个英国女孩在葡萄牙失踪,寻人启事发到了全世界,举国震惊不用说,全民警觉立即见效。
登报寻人,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全体社会民众的知情权利,当地权力者收了税,不仅不能提供居民生活的安全保障,还绝杀居民知晓安危的权利,也更给拐卖者、绑架者一而再、再而三,次次得手,贼之以恒,这笔帐又该如何算?这难道是可以用矿窑主太黑、当地权势太勾结就可以一言以庇得了的么?今天兀然报来数以百计的家庭寻讨自己丢失的孩子,《大河报》一副惺惺凄凄的面孔,一套套警员们百折不挠的故事,真ttmmdd,我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