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囚你的还是皇家狱
满腔正义的道德陈词之后，静下来仔细分析“黑窑”、“奴工”、“奴童”的原因，我以为能使得自己更看清现象背后的东西，无论将其称作本质抑或规律。
很清楚，所谓“奴童”，是指尚未成年，对社会毫无了解的青少年，或因某种偶发事情出走，或因某种长期存在的家庭困境而执意谋生，总之，应当是毕业前的初中学生。而这个年龄，当属于享有国家规定义务教育福利，但他们放弃了或者没有办法坚持这个权利。显然，家庭对此有责任，但更有责任的是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福利和救助部门。
在上面的道理中，“童工”的出现，并非是企业方为恶所致，而是“义务教育”的缺失。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已经二十几年了，时至前不久才算稍许认真安排了预算，而实际上依然未得有效落实。而长期以来，规定性的解释下，“义务教育”被归为家庭的责任，而相比全世界其他国家，义务教育甚至并不仅仅覆盖学费、杂费、书本费，而且是国家承担到食宿费用的程度。因为所有事实都可以说明，对于贫困家庭来讲，往往会困窘到连孩子的衣食都成为不能承受的负担。
再有就是青少年的监护问题。社会现在对这个问题袖手，法律对这个问题旁观，致使一些孩子因为家庭境况或别的什么偶发事情负气出走。现在没有社会福利机构关心这些事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行事艰难，也无力伸手于此。对社会来讲，这些处于青春期躁动年龄的孩子，需要投以更多的关怀，否则或流浪在社会，或被人胁迫，“黑矿窑”中这些孩子不过是其中一种境遇罢了。在这些孩子游走在恍惚、犹豫的边缘时候，社会没有拉他们一把，这才是令人最痛心的。而事件中智障女性沦为“窑妓”更是社会救助制度缺失的证据，这个明詹詹的事实，无须多言。
成人落入“奴工”境地，原因来得纷杂，不要笼统而谈。但显然，在城市与农村、发达与偏远之间，人们通常会直觉地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而另一个事实呢，进入城市的门槛高，而浪迹乡村社会则毫无门槛可言，所以那些没有任何城市经验的人会非常容易遭遇到不法企业的诱拐。真实地讲，进入城市门槛高仅仅是一个侧面，此外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阻遏、排斥乃至驱逐，而这些依然是直观的方面。潜在和间接的问题是，城市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于更多的工商和服务企业，只有城市的经济更加开放、经营环境更加宽松、行业和产业门槛更加低下、企业各种负担更加轻松，企业才愿意雇用更多的员工，从而造就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当下大中城市动辄进行的“城市改造”，将老旧城区做拆迁改造，实际上将农村人进入城市的门槛极度提高，外乡人在当地的生活乃至生存成本极度高昂。没有了那些老旧房屋，或者说消灭了“贫民窟”，并非消灭了城市贫民，而且抬高了低技能的外乡人在城市成本，若在同时消灭城市流动商贩，也就彻底根除了这些人的生存的空间。中国所有城市发展都对农村以排斥为条件，以户籍为范畴。致使全国至少有几千万曾经有过城市经验的流民不得留居城市，且由于不再有着农耕经验和心情而不愿归里。堵塞和滞留，成为低技能流动人口的艰难状态，并将那些更缺乏竞争力的劳动人口挤向偏僻的经济地缘。
“童奴”尚可回家，而“奴工”恰恰是自觉走出老家谋生的，因为农业的产能不足以养活自己、农村的生活不足以维持生计、农民的身分没有再多的指望。我不好说这些被曝光的“黑砖窑”如何，但很多黑矿井，矿灾的硝烟还未散尽、未亡人的恸哭尚未止声，幸免于难的矿工又再摩拳擦掌地要下井、新苦力迢迢百里赶赴过来后继。电视报道中，中央调查组官员指着简陋破烂的窝棚说，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又有谁在想，此般“解救”之后，这些“奴工”又睡在哪里？然后他们又将沦落何方？
没有人给出更好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在社会边缘流荡，才如此轻易落入“黑矿窑”的魔掌。今天，即便彻底消灭了这些“黑矿窑”，这些“奴工”依然还是找不到正当的就业机会，而且的确也没有人及时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些人一旦离开了镜头，也就彻底离开了我们的关怀，不知所去，当然也就不必知其所终。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黑矿窑”为恶的理由，也不是当地权力部门渎职的理由。同时，依然不是将所有暴孽归罪于“黑矿窑”的理由，也依然不是将所有做伥归罪于地方治理的理由。即使在洪洞县这样地方也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绝，也并非所有官员良知泯灭，也并非社会正义彻底颠覆，也并非恶势力能完全一手遮天。但，如同我们不能指望山西的、洪洞的媒体揭露这宗事件一样，其实我们也难以指望《大河报》揭露河南的“奴工”、“奴童”现象。今天之所以能揭露出来洪洞的事件，全在于这些媒体独立于洪洞之外，也自有于山西之外。
笑蜀直指“黑窑”为“叛乱”。无论笑蜀内心如何揣摩，但如此把玩显然是给极权上香，为专制叫魂。阅读历史可知，极权制度的底层保证就是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而底层的行为管制从来就止步于官员们防微杜渐的道德自律。对底层政权的监控，人类的经验证明，不仅发自上层的意志因其成本代价过于高昂而不可为，且下层不过是手脚，所以肮脏不堪，而中央是头脑，超脱于行为而显现高尚。历史上所谓“言路”，也就是“疏劾”，如今和“具名举报”大致相仿。历史证明，这样的制度并不能消除官场腐败，也更不能维持为官公明。
现代政治，与其说是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莫若说就是“叛乱”，是地方对中央集权的叛乱，民权对专制的叛乱。“叛乱”不仅是后人从逻辑做出的推导，更是历史发生的事实。民主，不仅仅是民众投票，也不仅是媒体自由，更是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政坛对手，对当权者的挑剔、责难、揭露和钳制，由底层自治开始，在每一个政治层面予以制衡，遏制权力之恶，防微杜渐进而根绝尾大不掉之势。
没有这样的政治角力，中国当下的政治之弊无纠、权力之滥无解。这不仅在于洁身自好之为官者鲜寡，也不仅在于官员考核遴选机制久溃，也更在于极权体制纠劾的成本高昂。纵观历史，横论现实，洪洞县这样的案例，不过是集权体制维系其政治收益而付出的代价而已。无论“叛乱”还是“平叛”，冷些风口地说，保赚的只有极权，用来支付的不仅是民脂民膏，还有血泪和性命的代价。 | 
发表于 2007-6-1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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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9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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