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阿们:从中国远逝的教会大学

阿们:从中国远逝的教会大学

(chinesenewsnet.com)

薛涌、新浪博客
 
2007-07-31 20:19:52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54岁的陈竺在2007年6月29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任卫生部长。这位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在中国的经历颇为有趣,16 岁到22岁在江西农村插队,据农友回忆,在闭塞的农村,陈竺通过与在上海的父母写信,学习英语和法语。之后,陈竺被推荐去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医士专业。 1978年,陈竺考入父母任职教授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陈竺父亲陈家伦和母亲许曼音1950年毕业于天主教耶稣会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两年之后,教会大学全部从中国大陆消失。由于震旦大学全部采用英法语教学,在锁国年代,陈家伦和许曼音如洒在日渐贫瘠土地上的种子,用所掌握的英法双语为儿子开启了世界之门。

在陈竺登上21世纪中国政坛的第二天,在美国纽约,另一所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聚会于曼哈顿,老人们操着流利的英语,唱着《光与真理》的校歌,在旧时音乐的伴奏中,跳着恰恰和吉特巴舞。这群丧失了母校的毕业生们,像是从一幅被尘封的旧画面中走出,将消逝了55年的教会大学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

“东方哈佛”的毕业生们

一百多年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走了三天山路,才由福州到达闽北山区建瓯的一个村子。不久,村中一位年轻的女子信了教,日后这名女子的儿子上了教会学校,后来还学了西医做了医生。再往后,医生的儿子读教会小学和中学,1950年考大学时,小伙子瞄准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这年轻人名叫黄德涵,就读于福州圣公会“三一中学”。他要上圣约翰的原因很简单,位于上海的圣约翰是福州同学们都向往的“东方哈佛”:那里的毕业生们操着中国最好的英语,做医生的医术高明,做教授的满腹经纶,做买办的生意兴隆。

圣约翰的入学考试采用美国方式,一本厚厚的全英文试卷让来上海赶考的黄德涵感到吃惊。当时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使用英语教学的教会中学,除英语外,圣约翰昂贵的学费也令公立中学的学生却步。开学时,一辆辆送子读书的名车停在校外,更为圣约翰铺洒了一层非富即贵的色彩。

圣约翰大学建在上海西乡苏州河畔的梵王渡,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三面环水。以建校者施约瑟主教之名命名的“怀施堂”是预科生黄德涵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他上课在一楼,住宿就在二楼,当时预科生住的比较拥挤,八九个人一间房,但每五六名学生就拥有一名提供生活服务的校工。

那时,刚执政的共产党对学校冲击不大,只是在英语课程之外,加了一门汉语政治课。黄德涵在第一年预科之后,参加医学院学生统考,后转往另一所校风保守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这里的医学院比圣约翰更有名望。尽管只在圣约翰呆了一年多,但这所完全美国化的学校给了黄德涵一个开阔的眼界,他在那里打橄榄球,唱西洋歌剧,跳交谊舞,活的像个花花公子。

原美国海军上校黄德涵能歌善舞,为大家来一首英文老歌,把大家带回青春少年时光。(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摄)
 
1952年,所有教会大学在中国大学院系大调整中消失,圣约翰被拆得七零八落,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被山东医学院合并。那时身在济南的黄德涵才19岁,对这一变化并没有太留意,因为同学依旧,校园依旧,教师教材依旧,甚至连宿舍也依旧。

山东医学院毕业后,黄德涵工作于中国医学科学院。1961年,在人民忍饥挨饿和万岁声中,黄德涵在海外叔父帮助下移民香港,行医七年之后又于1969年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医学。77年哥大毕业,黄德涵加入U.S. Public Health Service,获得海军中校军衔,任职波士顿一家军队医院放射科主任,四年后以海军上校军衔退役。

早在黄德涵加入美国海军之前,另一位圣约翰学子加入了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林擎章,早年在英文水准极佳的教会中学名校-上海圣芳济中学读书, 1944年考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8年毕业。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操着纯正流利英语的他为志愿军的美军俘虏营工作,职务为中队教员。如今,他与老伴生活在纽约长岛,对这段战火纷飞又颇为敏感的历史不愿意多谈。

圣约翰农学院毕业的孙大中是原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同班同学,1947年毕业,现居住在纽约。毕业60年后,当时的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孙大中回忆圣约翰往事,称鲁平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活跃,但还是无人知道他在1945年就加入了中共,后来孙大中更惊奇地发现,圣约翰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农学院人数最多。

毕业六十年的纽约地区校友获得了有圣约翰牌坊图片的纪念品,胸前还佩戴了小红花,右二为鲁平的同班同学孙大中,中立者为圣约翰的犹太裔学生。(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摄)
 
现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会长的潘永颐从父辈开始就读圣约翰,他自己从初中高中到大学都在圣约翰,被人冠以“三约人才”的雅号。他从圣约翰青年会初中读到圣约翰高中,1944年免考直接进入圣约翰大学修读医学。1945年日本战败,他的家庭因父亲在汪精卫手下任职而受牵连,他无法继续漫长的医学院学习,转入政治系,1949年毕业。兵荒马乱贯串了潘永颐的求学年代,唱诗班和体育运动是他的安慰。他忆及百米短跑比赛,自己能跑出11秒多一点的成绩,屡屡战胜当时江泽民就读的上海交大。

因家庭出身不好,潘永颐毕业后自谋出路,先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后在南京农学院图书馆工作。那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废英文兴俄文,潘永颐在学习俄文之后做了俄文教师。1958年他又被下放至苏北盐城师专教俄文和英文,后成为外语系主任,1990年探亲来美。2003年,美国独立制片人Bill Moyers在记录片《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第三部记录了潘永颐曲折的经历:在圣约翰时期就做美国梦的他,直到40多年后才梦圆。

以上记录的是几位参加07年6月30日曼哈顿聚会的圣约翰校友。这所旧中国江南第一名校人才辈出,名人有中国现代外交家顾维钧、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作家林语堂、民国四大家族的宋家子弟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民国实业巨头刘鸿生、新闻名人邹韬奋、蒋介石之后的民国总统严家淦、大建筑家贝聿铭、原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香港老派政治家钟士元等人,圣约翰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这个帖子题目太大了,实际上只讲了一个教会大学。

1949年,圣约翰大学基本已被左倾的师生控制。最后一位英文院长潘世兹是民盟成员,自己是大家出身,49年后,将祖传文物捐献政府,一度担任了校长。1952年主持了学校的解散,自己也随“院系调整”到了另一个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但这位先生很有幽默感,在逆境下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扫完厕所回来照样冲咖啡、吃巧克力,极力保持自己有情调的生活方式,使同为难友的贾植芳大为感叹。


另一个左倾风云人物孙大雨,在1948年戒严令下达后,毅然出面担任了大学教员联合会的秘书长(真正的左派左倾人士都乐于安居幕后),与图穷匕首见的政府周旋。49年后参加了民盟领导以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52年也到另一个大学,1957年也是右派。不过这个右派有点特别,后来又出来揭发其他人是真正的右派、反革命,弄得人事关系极其复杂,最终去了其他学校,最后的平反也颇费周折。

圣约翰的校舍,办起了一所华东政法学院,虽然有很多的教师是从原来几个以法学院出名的大学调进来,但是具有话语权的大多是南下的干部们。1958年连这个革命学校也被停掉了,21年后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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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哈哈  天意
太阳照常升起,世界的和平在吾辈的善念中。多吃素,多锻炼。少开车,少熬夜。   

应该出一系列书籍,介绍各教会学校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主要是这些学校各自的来历,办学理念。

从零零星星的资料中看出,这些教会学校的功德无量,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那样妖魔化?现在的清华大学,就是以前的清华学堂,是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全部返还中国,并专款专用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美国说成是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