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几乎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将来是否要考大学，父母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事。我只偶尔想过将来要当科学家，最好是天文学家，但也只是自己心里想想而已。上小学的时候迷上了科幻，母亲常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好像是由苏联画报翻译过来的，上面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科幻小说，看得我如醉如痴。上初中时又迷上了画画，梦想将来当画家。然而，具体怎么当，是否要准备考试，却不在考虑之列，因为那还遥远得很。一直到初三，我还是懵懵懂懂地，没有觉得我会考不起高中，也没有觉得万一考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记得当时邻居家一位和我同届的女孩成天背课文，对弟妹们的吵吵闹闹不胜其烦，说：“莫吵了！人家考不起高中要下农村，你们负责呀！”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下农村就下农村，人到哪里不是都要做事？ 1964年我初中毕业，就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而失学了，报名下放到湖南江永县都庞岭地区插队落户。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与政治上的歧视有关，但我当时的确有种冲动，想要自己独立地去闯世界，去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我们这代人，很多都受过高尔基《我的大学》的影响，认为真正要获得人生的知识，必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历练一番。再加上当时的宣传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你不甘心像那些没有文化劳累一生的老农那样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田间，你就只有沦为当地百姓的一大“公害”。到了下放后期，农民把那些成群结伙的知青视为如同“日本鬼子”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我们失去的太多，但我们从乡村生活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倒的确是我们这代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今天那些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暗地里羡慕的。在乡间，我学到了各种农活，学会了怎么使用工具和双手跟大自然打交道，已经不再是为了好玩，而是在田野和山林之间讨生活，挣自己的口粮。但生活的艰辛和严酷并没有泯灭我心中对自然界的神秘感和兴趣，反而使我从农民那里体会到了一种劳动的优雅，一种生命力的雄壮和奔放。当然，这是要在完全适应了农业劳动时才能上升到的境界，在这一漫长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数年间我只是以自己营养不良的孱弱的身体在苦苦挣扎，如果没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做支撑，恐怕早就崩溃和退缩了。 与农民的日常交道和共同劳动使我懂得了农民和乡村。农民远不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那样一种固定模式，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小气，有的大方，有的狭隘，有的豁达，有的虚伪，有的坦诚，有的机灵，有的愚笨，有的暴躁，有的忍让，有的强霸，有的软弱，有的狠毒，有的和善……。我在读他们，就是在读人性。我了解他们，就是了解中国。但我同时也在读自己：在他们中间，我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就了解了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每一种人的类型，即使是那种反面的人物，不论他是多么阴险、自私、蛮横、吝啬，以及懦弱无能，下流无耻，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一篇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他让读者化身于其中，将最不可思议的性格也演绎得合情合理。我越是读他们，越是从内心中升起一种悲悯情怀，类似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造成他们这种性格的处境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此读了大量的书，小说和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试图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清晰的分析和比较。我在当知青的10年间（1964-1974年）换了三个下放点，两个在湘南，一个在湘北，并且跑遍了山区、湖区和丘陵区，试图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写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东西来。而其间所经历的“文革”，则是我的社会大课堂中的一门主修课。 文革期间，我和其他一些湖南知青一样，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社会场景之间穿梭来往，奔逃和介入，见到过各种场合和世面，也亲身经历了如同小说中那样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社会上各色人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甚至自以为具有了老谋深算的政客眼光。这是一个全民“去幼稚化”的运动，一切神圣和崇高都按部就班地遭到了亵渎，我的心中留下的是一片虚无的空白。但总有一个声音不依不饶地在内心呼唤着：向前！向前！向未知的领域！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一些美的人和美的事，有值得我为之献身的事业，问题在于我得自己去寻找。我不满足于读中国大地上的这本大书了，我要读更多，读我从来没有读过的，我要读全人类！我用我自己的人性知识和生活体验去读一切我所能到手的外国书，先是小说，后是哲学，那里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感觉到自己被提升起来了，开始觉得生活尽管一片空虚，但仍然“其中有象”，只要能够既投身于其内，又置身于其外，对一切人性的表演、包括我自己的表演作壁上观，加以审视和思索，还是很有意思的。 回城后，我干过5年的土工和搬运工，那同样是社会最底层。同事的伙计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劳改释放犯、诈骗犯、强奸犯、小偷、盗墓者、历史反革命、右派、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当然也有回城知青。听听这些名目，就知道当时整个社会有多少人被划入了“不可接触者”的范畴！但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一群，在聆听他们的言谈时，整个社会对我似乎都变得“透明”了。我和这些人为伍，把自己和他们作身份认同，以至于1979年当我踏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与我同命运的几位研究生如程亚林、易中天、陈家琪、陈宣良等，聚在一起时便自命为“土匪”。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学识不是光凭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悟出来的。 现在想来，毛泽东当年取消大学文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本上说，文科（文史哲）知识不是单凭课堂上和教科书上可以学得到的。没有自身的生活体验，一切书本知识都是苍白的、重复的、无创见的，甚至是伪知识。从文革和知青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一支前17年所不可能培养出来的生力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革，思想文化领域一切都按照前17年的模式运行，还会不会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会不会有90年代从“思想”到“学术”的深化？会不会有伴随着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而来的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深入讨论和研究？会不会有今天如此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即算有，也将大大推迟，而且不可能具备由文革中暴露出来的国民性所提供的绝好题材和充足底气。然而，文革的积累也就是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中断了，尽管后面还带有一个长长的慧尾。如80年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还有一些爱好思想的青年与我们的人文理想认同，到90年代就越来越少了。微妙的是，大学生中这种逐渐由深到浅的泡沫上浮趋势与9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几乎同步，大学已经越“改革”越不适合于做学问、想问题了，而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权力场。 大学教育走向浅薄和浮夸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源问题，由现在从小学到中学一条龙的“大学预备班”培养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与在此之前来自相对放任自流的中小学教育的考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文革中和文革前那些花大量时间去“学工”和“支农”的学生，他们至少还接触过自然和社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之余还保有自己的课余爱好。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不取决于书本上的知识是否记得牢固，而取决于别的诸多偶然因素，最主要的当然是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状况。这些因素不是他们的个人努力所能够改变的，因此他们的过剩精力就有极大的余地用到那些他们喜欢的事情上，哪怕什么也不干，就是胡思乱想，也比整天埋头于教科书和准备考试要强。而现在的中小学在文科教育方面基本上已经完蛋了，这只要看看那些教学辅导材料上的作文“范文”就可以下断语。我的女儿就是由于做不来那些“范文”而熄灭了原来对语文课的浓厚兴趣，并在进高中时断然选择了理科的。现在中学里选择文科的大多数都是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差生”，在学校里往往被理科生瞧不起。武汉大学的哲学课堂上有些旁听生表现出极强的领悟力，一打听，往往是学理科出身的，我由此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担忧和悲哀。 大学在文革中被政治运动冲得五痨七伤、缺胳膊少腿，它已经不像一个衙门，而更像一个临时客栈。“拨乱反正”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学的衙门恢复起来，将“官本位”的职能“健全化”和“细化”。大学从前的理想是由“工农兵”来“上管改”，现在“工农兵”换成了官僚。教师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从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创收”的工具，以及为官僚的学术头衔“加冕”的祭师。但他们的行为必须服从官僚体制运作的程式，这套程式与现代科技思维和数码革命的新浪潮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将长期困扰各级衙门的浩繁文牍交给电脑去处理，让计算机代替人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一项又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既节约了办公人员的时间，又容忍甚至助长了这些人员的弱智化。现代大学大大提高了扼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效率，将教师和学生都变成了电脑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大学体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健全”了，它的一切缺损和漏洞都被修补完毕，脸上已由殡仪馆的化妆师化好了妆，只等入殓了。 毫不奇怪，在现行体制下，即使办文科，也必定会办成“准理工科”。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历史学家、具有文学感觉和文学修养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说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了；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逼着往这样的大学里面钻，剥夺了他们接触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时间和机会，——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使得中国当代人文科学处于一种十分可怜甚至绝望的境地。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再一次取消大学文科，至少取消10年，只留下研究生院，从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中招收文史哲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年龄。考试科目分古代汉语（当堂命题做一首古诗词）、专业（当堂评点一篇范文，并写出读后感）和外语（非涉外专业只作参考，不计总分）。至于理工科，本来就只是想要培养工具和螺丝钉的，可以不动，但也不必奢望有什么“创新思维”，只须给一大批人找到饭碗就行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大学科班出身，但我并不以此自卑，反而以此自豪。我设想，如果当初真地按照“正常途径”让我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大学，如果我学的还是文史哲的话，我是否还有今天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我看多半不会。我从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如果在这种“正常”的教育下，我也许会像今天那些经过“正规”训练的空头理论家那样，成为一个平庸而惹人生厌的说教者（用王朔的话说：“长的跟‘教育’一样！”）。或者，我也许会刻意“创新”，也就是用现在翻译过来的大量闻所未闻的西方理论词句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炸毁别人的神经，但却不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对人生观察。我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过那种“正规”教育，我读的是社会和自然的“大学”。而当我走进正规大学校门时，我其实基本上已经“学成”了，需要的只是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训练和补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所走的学术道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后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学者。 原载《书屋》8月号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7573192[/lastedittime]编辑过] | 
发表于 2007-8-19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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