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学生失恋了，我想写她的事。她说：“不要说我的名字。”她告诉过我，她上南开是因为周恩来曾上过这个学校，她还知道周总理喜欢兰花。于是，在这篇文章里我叫她兰子。我的学生又担心地问我：“要写我的男朋友吗？” 我说当然。她无声地摇头，什么也不说，但眼睛里的痛苦告诉我，那里仍然有爱。 爱的容载是最重的，也是最复杂的。唉！好吧，不写真名。我就叫他帅哥，因为兰子也这样叫他。 事是这样的，兰子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留学生都比较内向，不苟言欢，但近来，她却象一只欢快的小喜鹊，一开口就“唧唧咂咂”没完。说话爽朗，笑得清脆，无论上课，还是下课她都喜欢和人搭话。我想兰子一定有什么高兴的事。我问她，兰子春风满面： “我——恋——爱啦。”声音甜甜的、脆脆的。 我很快知道，兰子的男朋友是个中国大学生。 “他很棒！” “挺不错的男孩。” “是个帅哥。” “长得很酷”。 兰子把她学的汉语新词都用上了。爱情从来就是神奇的。爱情可以把世上最为普通的变为不凡；最为匮乏的变得充实。兰子这个开始连一句汉语都说不利索的日本留学生，很快成了班上的佼佼者。常日不起眼的兰子一下变了一个人，浑身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彩。 实在，涉外婚中，中国女孩嫁给外国人的多，外国女孩找中国男孩的却少见。兰子是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朴实、刻苦、好学，又真诚、直爽。有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生那种东方的含蓄美。我为兰子的男朋友庆幸。兰子真的就象一枝绽开的兰花，在晨曦中挂着露珠，清醇、自然。细细的弯眉下，两只细眼睛总是跳着亮点儿。一说话，嘴边还显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她从不化妆。常日总穿着一件白色翻领衫，可是你看她一眼，就让你觉得醉了。其实兰子自己早就醉了。兰子告诉我，等10月1日放假，她的男朋友就带她到他的家去，回来就准备结婚。兰子还说，她“要结两次婚，一次在中国；一次在日本（举行两次婚礼）”。 假期结束了，兰子回来了。上课的第一天，我立即发觉兰子眼睛里的亮点儿熄灭了。姑娘不说，也不笑。晴转阴！当我问起了兰子，阴又加上了倏倏小雨。兰子痛苦地说： “我吃惊啦！” 回忆的闸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那里有许多的问。我把听到的展现在这里： 某小城火车站（兰子不叫说城名），出站口像一个张大的嘴，把疲惫而又兴奋的人们吐出了车站。人流里中国帅哥带着日本兰子兴致勃勃走着，向前张望着。他们很快就看见了接他们的人：那里有帅哥的姐姐、姐夫、姐姐姐夫的孩子、妹妹、妹夫，还有帅哥爸爸的秘书。出站上车，还有帅哥爸爸的司机。兰子一下落入了一大群人的包裹之中，这种包围似乎还在扩大。兰子进了帅哥的家门，又见到了帅哥的爸爸、妈妈，帅哥家的保姆、帅哥家的邻居。好象还有爸爸的勤务员。兰子说，像开记者招待会。兰子问我： “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问我好多问题。” 我说，这是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应该理解。好奇是许多民族的共性。我在拉脱维亚常遇到高傲的俄罗斯人。在大街上，他们无论男女都一脸冷漠，和你擦肩而过，也目不斜视。可是有一次我都走过去了，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回头看，原来那人撞在树上了。显然，那人光回头看我，而没看路。他们也好奇，只是偷偷地好（那儿的中国人非常少，那时我大概是唯一）。兰子听完我的解释，宽容地笑了。她又问我： “帅哥的家人向见我的所有人介绍：这是日本留学生某某某。他们展览我。”这场面我见过，能够想象出他们的声音里都带着炫耀。兰子说： “我不愿叫别人知道我是日本人。（我知道，到过南京抗日受难馆的日本留学生，谁也不愿说出自己是日本人。(日本人很谨慎）。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
我想，帅哥家，一定是把兰子看成他们未来的儿媳妇了。外出读书的儿子这样载福而归，当然是他家的大事，当然要容光容光啦。我这样回答了兰子的惊奇。其实我心里知道，还有另外一层。提起这点，我不能不怨恨清朝，这个落后的民族领导先进的中原，至少使中国历史进程耽误了100年，甚至更多。清朝统治者给中国留下的是长烟袋、长辩子、短志气。受害的真不在少数。兰子叹一口气说： “开始很惊奇，后来觉得真的不方便。帅哥的爸爸有很多服务的人，都为我们服务。” 我问：“帅哥的爸爸作什么工作？” 兰子答：“政府的官员，那个城的长。” 我只有长长地“喔”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去过我亲戚的亲戚家。那个亲戚是部队的高干，住睦南道。那时我就住他家附近。那个高干一家的吃喝拉撒似乎都由勤务兵照顾。我去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赶上，那个什么官的老婆在骂勤务兵。那时我就想，到部队，要是当了这种兵可真窝囊！现在我不去他家了，不知道当官的现在是否还有那么多人伺候。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又想起我去瑞典斯德哥尔莫，参观他们的议政大厅很有意思。大厅分两层：下层开会议政，上层的座位就供关心施政的百姓就座，旁听。只要不带危险品，任何一个选民都有权利坐在那里。斯德哥尔莫市长办公室门外更有意思。墙上有一排人头雕像，那除去有一个是大厅设计师外，都是此楼的建筑工人像。市长每星期一在办公室值班，其他时间他还要去做另一份工作，以便赚够养活自己的钱。他甚至没有专用小轿车，平时他和普通人一样坐公车。去拜见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儿，有那么多手续要办，一堆挡驾的。有的头儿的秘书比头儿还要厉害。我一个学生说，有一次去农贸市场，可那里戒严。听说有官要来视察，结果他被“戒”了两个小时。在拉脱维亚，我在戏院看舞剧，遇见他们的外交部长（他接见过我），他像对老朋友一样，问候聊天，一起合影。没有人挡驾，没有手续要办，更没有人围观。真跟见寻常百姓一样。 想到此，我当然要“喔”了。兰子不满意我的“喔”。接着问： “我在他家两天，两天都是去很高级的饭店，两天都是两桌人，两天都是买很多，吃很少。吃剩的也不带回家。太大的浪费。他们家有很多钱，也不应该这样啊！” 日本人是以吝啬为美德的。被请客，吃喝剩下，为不礼貌。剩下不带走，要交罚金。我这次连“喔”也“喔”不出来了。这种现象，我每次跟学生出去上饭店吃饭都能遇到。谁都明白那钱是谁的。不过盛情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习惯。于是我讲了一下打肿脸充胖子的短语，兰子笑了。其实那些下岗的工人，一个月只400元。无论怎么“充”，也充不成胖子。不过，也许帅哥是真的爱兰子才使出浑身的解数。我劝兰子： “那你就嫁给帅哥吧。” 兰子摇头，脸上掠过一抹很勉强的笑，她的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 “我要作自立的人。帅哥带我去了一套新的房子。那是帅哥的爸妈给他买的，里面家具也买好了。帅哥是大学生，他一元钱都没有赚。他的爸爸当着我的面给他钱。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没有能力站立的人。” 唉！可悲！可悲！帅哥和帅哥爸爸，无非是向兰子显示帅哥的条件有多么优裕，而对讲求自立的外国人，这真是事与愿违。我向兰子说，节俭，拧出血来，也要荫惠子孙是中国自古的传统。兰子挺直了身子说： “我们在2000年”。 是啊，传统不一定是美德。我只想帮帅哥留住兰子的心，但兰子却在并不谅解帅哥。她说她有太大的担心： “在帅哥家两天，吃饭，出去玩，坐车都有政府的人陪着。” 兰子问帅哥是家事，为什么有那么多办公的人？帅哥说，他的爸爸近年来经常接待外宾。兰子也是外宾啊。我明白了，兰子说，在日本，日本议员也假公济私，但不敢这么公开。
我佩服兰子，“不因知不义，得利而誉之”。我也真佩服某些官员的高明，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永远有招数。我不再劝兰子了。说实在的，中国有志气的女孩，谁喜欢那些太子族的公子哥们？我转换了话题的舵，讲了事与愿违的成语，总得内外有别吧。兰子的睫毛剪着泪花，笑了，但那里分明藏留着掩抑不住的痛苦，然而她仍是态度坚决地说： “帅哥的爸爸是犯法的人。帅哥是一个不会站立的人。” 我只有感叹了。这位没有长大的帅哥，失掉了他人生中多么珍贵的机遇…… 最后兰子动也不动,神情凝重地问我: “老师，您教我那么多，您也告诉我,爱是什么？” 兰子这不寻常的一声老师，叫得我心里热热的，我也第一次这样感到为师的拮据。我诚实地告诉学生，我不能回答，因为爱太深邃了，爱的大厦需要的是一生的建树……我只能告诉她，坚强地读你生活的书，那里一定有你的真爱…… | 
发表于 2007-8-22 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