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到新世纪开始以后，在国内大学中的具体成果之一，就是部分大学“国学院”的建立。但已经建立和准备成立的国学院，其地位仍十分微妙。因为围绕何谓“国学”一事，学界尚无定论，现在的“国学院”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真正让国学院为难的是“国学”与现代大学学科体制的不相容。 一般来讲，传统的“国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早在近代新式学堂建立之后，便被拆解，目前大学都采取西方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被散布到中文、历史和哲学等更为细致的学科体系之中。以中文、历史和哲学来分科是近代的“与国际接轨”。虽然上世纪20年代曾有过关于“国学”的论争，但“三科制”替代“四部之学”随中国社会西化程度的加深而被作为新传统保留下来，并延续至今。 西式学术分科方式有利于更细致的科学研究，事实上，西方的科学研究并不排斥学科的交叉，但西学东渐之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由于我们对学科的误解，让学科之间沟壑加深，反而弱化了中国学术原本就有的综合、整体的理念。 如果大学仅仅是知识和技术的教育，矛盾与冲突还不明显，但现在要重修“国学”，情况却完全两样。“国学”涵盖了现在的中文、历史和哲学，又与“三科制”有别。因为“三科制”实为“分”，而“国学”讲究“合”。要不是“哲学”乃舶来品，传统的“文史不分家”肯定成了“文史哲不分家”。“国学”的“合”是讲“相通”、“打通”、“通识”。有人说，章太炎以后，已经没有国学大师，也有人说，是王国维以后。但无论如何，以“国学”的“三通”来衡量，现如今大陆学界谁敢称“国学大师”？ 没有“国学大师”当然也可以办“国学院”，但目前师资的知识结构已于“国学”不能相称。“哲学”是外来语，传统中国只讲“道德”、“思想”，不讲“哲学”。用西方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来解中国思想，趣味已经不同。自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史学一直在步西方的后尘，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连西方汉学家讲中国古代诗词，也被追捧一时，我们还研究什么“集部”之学。台北龚鹏程教授以为，现在的学科分类体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史通才形成的可能。他说，现今哲学系的教授可能可以讨论某一学派怎样论《易》与《春秋》，历史系的教授可能可以讨论一个学派兴起之原因及其与学术发展史之关联，中文系的教授可以研究他们的诗、文、词及理论，“但没有一个学系能综合地描述并探究此派，因为根本无此学术规模”。（参见《近代思潮与人物·序说》，中华书局2007年4月版），可见，不仅大陆，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 现有的学科体制下，学者分属于中文、历史和哲学系中，他们的身份不仅确定，而且也基本固定。文史哲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让那些企图跨越学科边界的尝试成为探险。一些大学用行政手段，将原来中文系或历史系的教师调入“国学院”，但是，哲学系的教师调起来却比较麻烦，把中国哲学的教师放到“国学院”，这本来也顺理成章，经学、子学都少不了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可原来的哲学系失掉了“中国哲学”这一块，岂不成了西方哲学系？兼顾的方法也有，在有的大学，“国学院”或“国学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师资和研究人员一律由中文、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兼任。但学生如何兼听？ 如果“国学”课程仅仅是专业以外的选修，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那它离人们承续“国学”研究的香火、重建“道统”、“学统”的预期也相差得太远了。有的民办“国学院”把“自由撰稿人”当成国学专业方向，更是荒唐之极，难道它是为了培养撰写文言文、骈体文和古典诗词的专门人才？可见，“国学院”的世俗化、商业化也是需要警惕的。 想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参照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教授不仅教学，而且还要求与学生同住（虽然后一点没有能实行）。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国学院并没有抱住“国学”一项，她的“四大导师”中就有哈佛大学的博士赵元任。而赵先生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至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学贯中西，更是尽人皆知的。在这里并不是反对建立“国学院”，只是不赞同“国学院”的原教旨化。穿汉服就一定要纯粹的复古装，配以瓜皮帽？为何不能加些现代元素？实际上，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任何追求文化或学术上的“纯而又纯”的设想都可能是枉费精力。 “国学院”在大学中的学科尴尬是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以及整个科研体制和评价机制的尴尬。如果一个实体性的“国学院”的成立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体制，并促其改变或加以调整的话，“国学院”的形式意义肯定是大于实际意义的。 （刊《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7年8月14日） | 
发表于 2007-8-27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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