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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5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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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欣遇名师复旦园
欣遇名师复旦园
多位同学回忆补充写成，微昭执笔
自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考入复旦以来，我们这一生，就同复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尽管我们早已离开了母校，但时常在怀念着复旦的老师们。作为一所著名大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她拥有许多名师。至今我们一讲起母校，就会想起母校的老师们。
在复旦的五年，我们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我们是1955年进复旦的。从55年到57年，即我们的一、二年级时，每学期都上***门课，主要是基础课。无论是本系，还是中文、外语、历史等外系的课程，都有名师授课，有的当时是中青年教师，还不是知名度很高的人，但后来，他们大都成了自己领域里的名家。我们常常在报刊上，各种学术刊物上以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成就，总会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和引起我们的关注。复旦的名人之多，名家之多，回想起来，这也许正是“名校”的一个特点吧。
我们想起了许多复旦的老师。
一年级上《现代汉语》课。甲乙两班合上，由胡文淑老师授课，她那时已经是教授，据说她曾在马来西亚当过华人中学校长。她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全增嘏教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英文本就是他翻译的，住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一间日本式建筑里。我们曾多次到胡老师家里去请教过问题。我们去胡老师家时，常见到全先生在书房里看书，思考问题。胖胖的上了年纪的胡老师对我们非常亲切，她同我们讲话时常常用尊敬的口吻一口一个“全先生”。她总在客厅里为我们答疑，个子大大的，说话却轻轻的，怕打扰了全先生。教丙丁班是胡裕树老师，那时他还是年轻的讲师，课讲得特别好，分析透彻，条理清楚，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二十几年以后，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上世纪80年代全国许多高校的中文系，都曾采用他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
我们的《文艺学引论》是蒋孔阳先生教的。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他以前也曾在新闻系待过。在我们进校时他在中文系执教,他夫人濮之珍老师同时教我们《语言学引论》。蒋先生那时也还是才三十来岁的讲师。蒋先生口才不是很好，微微带有一点口吃，但他的讲稿特别精练，我恨不得一字不漏地都记下来。给他当助教的王永生老师，把我们的课堂笔记都收上去检查，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过批语，表扬我记得认真、详细。其实，是蒋先生的讲稿写得好，他讲的速度又比较慢，正好让我能几乎逐字逐句都记下来。第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学基本知识讲话》一书，全国影响很大，听说就是以给我们讲课的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的。反右时还没有听说他受到冲击，但1958年批“白专道路”，在知识分子中“拔白旗”时，他就在中文系受到批判。“文革”以后，他已经是全国著名的美学家了，报刊上常常看到他的文章和对他的评价，他的美学专著一本接一本出版，在书店里常常看到自己老师写的书，当然心里会感到特别亲切。他的《德国古典美学》、《美学新论》我都买了置于案头，有时间就拿出来翻阅、学习。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美育座谈会和美学讲习班在湖南张家界举行。我国许多著名的美学家像王朝闻、洪毅然、蒋孔阳先生等都去了，我也有幸参加了那次讲习班。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回忆在复旦时听他和濮之珍老师讲课情景，这是我离开复旦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蒋先生。那时张家界刚刚开发，旅游设施还非常简陋。但是大家对张家界的自然美惊叹不已。蒋先生虽然那时年龄还不到六十，但身体已经发胖，好像血压也偏高，身体不是太好，张家界出门就是爬山，那时也没有缆车等设施，许多景点他就没有能去游览。大家去爬山，他就在简陋的宾馆里为讲习班备课。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他讲课。他在美学上著述甚丰，我常常为自己一进复旦就曾经受业于这样的老师而庆幸。
教我们《古代汉语》的张世禄老师当时就已经是名教授，他的浙江方言比较重，听起来有点吃力，他的板书就比较多，虽然我们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又是外系的，他同样教得非常认真。听说他30年代就写过因明学的专著，我们不懂什么叫因明学，他用浓重的方言说“那个东西是说不来的。”有同学到现在还会模仿他的这句话。
教我们《中国文学史》的，先秦部分是王欣夫先生。当时已经是年岁很大的老教授了。穿着中式长袍，那时穿这样衣服的老师已经很少了，他讲课因为苏州口音很重，听起来很费劲，只知道他是版本学专家，究竟他的学问有多大，当时并不很清楚。后来听说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事情，还是不太了解他的学问之深。前两年，在《随笔》上读到潘旭澜先生写的《两部大书》，才知道他不但是版本学家，且著述极丰富，又是藏书家，收藏古代善本达一千二百多种。“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先生遭到迫害，藏书也受到严重损失。为我们讲文学史，这不是先生的专长，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专长，是因为我们的学问太少，根底太浅。他170万字的宏篇巨著《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由鲍正鹄和徐鹏老师一起标点整理。
鲍先生又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为我们年级主讲过《现代文学史》的老师。他留着有点像鲁迅那样的胡子，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身体原因，他是唯一一位坐着上课的老师，看去似乎比较严厉。有的同学还有点怕他。我们刚进大学不久，有一次他上课提问一位年龄、个子都比较小的同学，又是四个班在一起的大课，那位同学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竟紧张得打起哆嗦。鲍先生知识渊博，口才又好，讲课时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很受同学们欢迎。给我们上课时还是讲师，不久即提升为副教授。在讲完我们的课后，即去开罗大学用英语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后来又去列宁格勒大学讲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能派到国外讲学的老师，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文革”前，鲍先生调去北京担任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辑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听说是高教部的一位副部长兼的。“文革”后期，鲍先生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后来，他还在社会科学院担任过科研组织局局长。据说院长胡乔木在一次会上发了一通宏论，会后把他留下来征求他的意见，他竟当面直截了当地回答胡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以他这样资历、才气的人，晚年竟同徐鹏教授一起，标点、整理王欣夫先生的专著，徐鹏是王欣夫先生的入室弟子，为他老师整理遗著是可以理解的，鲍先生参加这一工作，可见他对这部书的重视程度。我第一次听到抢救王欣夫先生这批藏书的故事是在20多年前，在兰州举行的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时，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和潘旭澜先生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原先不认识潘先生，因为他是复旦中文系的老师，我就去他的住房打听给我们上过课的一些中文系老师“文革”中的遭遇和近况，他为我介绍了王欣夫先生和他的藏书的悲惨遭遇和徐鹏老师等为抢救这批古籍的动人故事。
接着王欣夫老师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是当时还很年轻的王运熙讲师，他也是苏南一带人，他的普通话也带有较浓重的家乡吴音。我们听他讲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读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到现在还能背出几句来，过去读《三国演义》，只知道曹丕对他弟弟曹植“相煎何太急”，不知道他自己也写得一手好文章。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教材和参考资料，还是发的油印讲义，就是王运熙老师帮助我初步了解并引起我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兴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王运熙老师已经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著名专家，每当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和活动在媒体上频频介绍时，我就会感到格外亲切。只是半个世纪了，我再没有见到过王运熙老师。
在复旦，我们还常常可以听到著名教授的讲座。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刘大杰讲中国古典文学；多才多艺的赵景深，有一次用绍兴方言朗读鲁迅作品，我的外祖母是绍兴人，对绍兴方言比较熟悉，他的绍兴方言地道得我还以为他是绍兴人呢。
外系老师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外语系的老师。我们虽然是外系课，也常常有著名教授给我们上课。像给我们上外国文学的杨烈教授。他原来是同济大学教授，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可以算老革命了。解放前夕，还曾担任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秘书长。是知名度很高的教授。同济大学本来是含有理、工、文、医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中，同济被定为以土木建筑为主的工科大学，非工科各系乃至非土木建筑类的科系，都要调出同济大学。像同济的医科就非常著名，也被撤并搬迁到武汉去了。同济不少教授都反对这样的调整。解放前，大学教授不同意教育部的某个决定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反对的人多了，教育部也可能收回成命。可是，杨烈教授不知道，时代变了，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是不会容忍教授们反对院系调整的，杨烈教授被认为是严重违反党纪，受到从党组织除名的严重处分。杨烈教授被除名后，据说仍心态平静，没有牢骚，依然认真教书，努力做学问。即使在1957年整风、党委召开座谈会号召教授向党提意见时，也没见杨教授提出党组织对他处理过重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在“反右”后期，杨教授仍然被“加冕”了。我们有的同学很注意看批判杨烈教授的大字报，没有见到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最重要的就是几年前“反对院系调整”。此外，都是一些上不了纲的事，例如，批判他散布“一息尚存，就要读书”的“谬论”，批判他“通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宣扬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1958年以后，就不见杨烈教授的身影了。杨烈教授，他当年反对院系调整，现在看来，是完全对的，可惜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杨烈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常常穿一件西装，却又不打领带，里面穿的毛衣也比较破旧。我们对西方文学比较系统的知识，就是从他给我们上的外国文学课中得来。他的课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给我们上《外国文学》时，在做临时教室的简易平房里上课。没有现在的电化教学设备。讲希腊罗马神话时，他先在黑板上，不用蓝本，随手信笔画去，很快几笔就画出了一幅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洲、北非、西亚的地图来，而且相当准确，令我们钦佩不已。欧洲地图，世界地图好像都完全装在他脑子里。他为我们上课时，已经被划为右派。上课还是那么认真。听说“文革”以后还在复旦，还是外文学院的著名教授。
还有给我们上俄语课的冒效鲁先生，是清代文化名人冒辟疆的后人，曾经当过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教授。他的俄语水平很高，结合时事，自编教材，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给我们教《马列主义基础》的吴常铭老师是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是延安出来的老干部，亲自给我们上政治理论课，在当时的新教学大楼最大的阶梯教室上大课，助教包罗帮助板书。还检查我们的听课笔记，上答疑课，非常认真。
还有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的金冲及老师，当时还只有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讲师，许多调干生年龄比他都大，现在是全国著名的党史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我们常常可以在长征题材和其他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中看到他的名字，作为顾问出现。我爱看《炎黄春秋》，他是编委之一。我们常为当年复旦的老师们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金冲及老师讲课时声音不大，平易近人，虽然那时他还担任着学校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也是不小的干部。他同吴常铭老师一样，都在教学第一线担任主要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们教得都很认真，都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再说说我们自己的本系复旦新闻系，也是名师辈出，值得我们很好回忆铭记的。最著名的当然要首推当年我们复旦的老校长陈望道。他在当复旦校长前就是我们新闻系的主任。他曾是zhonggong建党前上海筹备小组成员，曾代理过《新青年》的主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翻译者。这些我们当时都知道，他在全国的知名度那么高，我们对他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平时没有接触，只有开学典礼和新年团拜会上，听到过他讲话。那时，新闻系的老师里还有许多他的学生，同陈望老是很熟悉的。我还记得1956年元旦时，朱振华老师就带了我们班的十多位同学到陈望老家里去拜过年。那时全复旦还只有三幢独立别墅，分别住着陈校长、苏步青教务长和数学系的陈建功教授三位。现在这样的房子早已是极普通的了，但当时却是复旦最好的三座楼。苏、陈（建功）两位住的是刚刚新建的两层楼房，陈校长住的是三层楼，房子稍旧一点。到陈校长家里，我们都比较拘谨，大都从未到过像陈校长这样的名人家里去过。朱先生向陈望老介绍我们，告诉他我们都是一年级的新生，他让我们在客厅里坐下，问了我们的省籍，学习情况，朱先生还分给我们每人两粒糖，这是我到过陈望老家唯一的一次。前年复旦百年大庆时，《文汇报?复旦百年校庆特刊》上，介绍陈望道时有一段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接见过他，称他为望老，说青年时读过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读过他的《修辞学发凡》，对他颇为尊重。院系调整时，教育部要把复旦新闻系北迁并入人民大学，但陈望道顶着不放，后来毛放话说：“陈望老要办，就让他去办吧。”原来是解放初学习苏联，认为新闻事业是党的宣传工作，新闻系都要放到党校去办，也只有陈望道这样的校长才能把它坚持留在复旦办下去。关于这个故事，现在看到的版本有好几个，都大同小异，复旦新闻系没有并到北京去，主要因为陈望道校长的坚持，看来是确有其事的。
复旦新闻系的名师是很多的。除了陈望老，当然最有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要数我们的系主任王中老师。他系统地讲授《新闻学原理》，传播他的新闻学观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级。他平时做报告、讲课就挺幽默风趣，因为他还是学校的副教务长和校党委的统战部长，常常给全校同学做报告，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印象最深的是1957 年三八节前夕，他在1200号教学大楼的1237阶梯教室（这是当时复旦最大的教室）做报告，讲题是“谈谈青年的恋爱和婚姻问题”。教室挤得满满的，过道里，窗台上都是人。报告时，常常引发同学们一阵阵欢笑声。后来华东师大、同济大学的同学们知道了，也请他去做讲演，中国青年出版社来约他写一本小册子，听说连预支稿费也送来了，可是没等到他的书出版，“反右“中他被打倒了。
老师里最有名望的大概就要数赵敏恒了。在著名记者陆铿的《回忆录与忏悔录》中，对解放前的复旦新闻系老师，最推崇的就是赵老师。赵老师早年就是国际知名记者，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联合国请他去做新闻官他不去；国民党政府请他去台湾他不去；港英新闻单位请他去，他不去；坚持留在大陆，期盼着新中国的诞生。陈望道把他聘请到新闻系当教授。我们没有听过他的课。我们考入复旦时，正遇他蒙冤入狱，有的同学还亲见了警察在他家搜查罪证的一幕。还有汪英宾、曹亨闻、舒宗侨、郑北渭、胡其安等都是当时新闻系的名师，有的我们听过他们的课，有的听过他的讲座。但是对这些老师的真正价值，他们的学问，他们在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影响，我们以前都不甚了了。像赵敏恒老师，还是在前几年读了邵嘉陵老师的《惊天动地赵敏恒》一文以后，才比较全面地了解他。
舒宗侨老师，在复旦时就认识，个子不高，我们入学时，他已经像个小老头，其实那时他也才五十来岁，按现在来看，还只是一个中年人，只知道他是摄影教研室的教授，却不知道他是享誉新闻界的名记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听说直接原因是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有人为领导评功摆好实在听不下去了，骂了一句“拍马屁”。他默默地在复旦新闻系忍受了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而后来让他最痛惜的损失是“文革”中失去的七万多张珍贵照片。他去世以后，今年广州的《南方周末》上有整版篇幅介绍舒老师的生平，我一直不知道他在现代新闻史上有过这么多贡献，是那么有影响的名记者。
我们在复旦时，系里还有一位胡其安老师，他刚从联合国回来，听说原先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是留学英国的博士。那时有他这样背景的老师是很少的。有一次，他在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作演讲，要买门票入场，五元钱一张，这在那时是很少有的。我们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元，要将近半个月伙食费。但我们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免费听讲，不用买票的。胡其安老师风流倜傥，潇洒飘逸，最有风度，尤其是他的口才极佳，演讲时，一字一句，只要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词语。有的同学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苏伊士战争爆发后举行的一次时事报告会，他第一句：“苏伊士运河某月某日开战了”，一句话就把全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他为我们举行过模拟记者招待会。那时还没有电视，记者招待会大家都还没有看到过，他帮助我们得到了对记者招待会的感性认识。有同学到现在还能回忆起他的神态动作。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就如何转移话题，或者宣布“招待会到此为止”。他是我们眼里见过大场面，大世面的年轻教师。“反右”以后，胡老师受到批评，说他是“党内民主人士”。后来调到杭州大学，结婚后，因为妻子在北方，先调人民大学，又转到外交部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担任过外交部法律条约司司长，在外交部退休。
在新闻系的老师里还有一位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郑北渭老师，同学们对他也很尊敬。在1956年前后，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王中系主任的支持下，新闻系不只是要介绍学习苏联的新闻理论，也介绍西方国家的新闻理论。因而以郑北渭老师为主，系里办起了一个刊物，叫《新闻学译丛》，专门介绍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新闻理论，这时现代传播理论在西方也还刚刚产生，郑北渭老师就把他介绍过来了。如果不是57年的反右，我国传播学的引进介绍在50年代就开始了。
在我们接触较多的新闻系的老师里，还有一位陆灏老师，他是抗战初期就去了延安的老革命，担任过《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出版过自己的新闻通讯专集，担任系新闻写作教研室主任，后来又调到文汇报当副总编，同时还兼着新闻系的教职。记得我在离开罗店时，农民为我们送行，场面十分感人，我就写了一篇散文投到《文汇报》去，是陆灏老师亲自给我写了很长的复信，给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不要让读者只看见你们分别时在落泪，而要让读者感动得也落泪，这才是好文章。在他的指导下我进行了修改，最后写成了我在《文汇报》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告别第二故乡》，他给我的复信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其他还有一些老师，“文革”以后也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成了全国知名专家，像余家宏、宁树藩、林帆、丁淦林等，后来都成了复旦的名师。新闻系还有一项很受同学们欢迎的活动是每月两次的时事讲座，请校内外新闻界的名家来演讲。57年“反右”前夕，《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刚回来就被请到我们系里做访苏观感的演讲，没有想到几天后他就被打成了“右派”。还有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担任过市委文教书记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上海市委统战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刘述周；曾随同周总理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国际问题专家，《新闻日报》总编辑刘思慕；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后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等，都到讲座来做过演讲，使新闻系的师生与社会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在我们以前，听53届系友说，他们虽是一个小班，只有20几人，给他们上过课的名师之多，名气之大，我们就远远比不上了。据告，周予同、方令孺、王造时、严北溟、赵敏恒、赵景深等一代名流，都给他们上过课。复旦确实是一所名师荟萃的学校。
我们是学新闻的，我还在大学里教过新闻史，其实，在校时我们却连自己母校，自己系的老师也并不真正了解，我们同这些老师失之交臂，未能从他们那里受业解惑，这有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今天我们为我们复旦新闻系有这许多名师感到骄傲。在复旦我们遇到了这许多名师，我们是幸运的；但我们又是不幸的，我们真正认真听课读书也就只有两年左右时间。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许多名师被赶下了讲台，我们未能聆听他们的教诲。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去打麻雀，抓苍蝇，拣废铁，大炼钢铁，到农村、工厂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写大字报，搞阶级斗争，去“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浪费了时间，伤害了老师，也害了自己。这正是需要我们今天很好反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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