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鸣
—— 一个幼稚、深刻而略显荒唐的话题
写下这个题目，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小学上作文课时的情景，那时候教我们的乡村语文老师总喜欢（现在想起来，他们大概也只会并且只能那样教吧）以《假如我是……》这类题目布置作文，引导我们“树立远大革命理想”。记得打小就具有浓重“愤青”情结的我有一次突发奇想，写下了一篇名为《假如我是一只猪》的作文，估计当时也就写了百八十个字吧，大意是说，假如我是一只猪的话，我就坚决不贪吃，以免很快就长大变肥，从而被人杀了。结果老师给我的评语就四个字：“贪生怕死！”并且在班上当众把我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弄得我好长时间在班上抬不起头来。话扯远了，咱们转入正题吧。
关于教育的本意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尽管我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免不了首先要变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但是我会想方设法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把思考以及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还给校长、老师和学生们。一如上个世纪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眼下最要紧的事儿是：我会自己出钱请劳动保障部和人事部部长好好喝上一次酒，甚至连饭后消遣的费用也自己掏腰包。目的只有一个：求他们帮兄弟一把，别把所有的问题都让我扛，学生就业本来就是他们的事，而不是我教育部长的事，我的任务是让学校真正成为培养人格完善，见识高远的合格公民的摇篮和基地，而不是训练打工奴才的工场！
那样一来，教育部就不会再将就业率作为评估的核心指标，逼良为娼般地让原本应该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第一要务的大学忘了学术与思想为何物。甚至，荒唐地以就业率作为高校设置专业的核心考核标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就让教育回归到它本原的意义上去吧。
关于教育公平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我不仅仅关心教育本身的公平，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更重要的事还要关注到教育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教育保证人的发展权，医疗保证人的生存权，这都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我还得也请卫生部长喝一次酒，求求他想办法努力解决医疗公平问题，不要让我们的学生要么长成胖得行动不便的“肉墩”，要么就是营养不良的“豆芽菜”。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像那些职业御用文人一样，将主要精力花费在如何反击美国佬发布的“人权报告”上去，而是想方设法优先去保障老百姓子女的基本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
于是，在年度的工作总结中，我不会刻意强调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两基”完成指标又提高了多少个百分点，哪怕完成了99%，作为教育部长，我依然会感觉如坐针毡，试想，近14亿的人口基数，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适龄人口不能入学都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所以，我关心的重点不是已经有多少适龄儿童已经在学校里就读了，而是还有多少适龄儿童还没有走进课堂，哪怕有一个适龄儿童不能接受义务教育都是我的失职。尤其是在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我更是要把它作头等大事来抓，绝不相信那些地方教育行政官员通过“统计加估计”手段报上来的统计数据。
关于学术创新
关于学术创新，我会坚决提倡学术无禁区。在学术范围内，什么观点都可以表达，只要是真知灼见并言之成理。让我们的大学里那些从事社科类专业教学工作的老师真正静下心来带领学生探究点经世致用之学，而不是让他们沦为一群只会言不由衷地论述领导人的讲话永远“科学、重要、正确并且与可操作性很强”的可怜虫。要不干脆就是些“偷鸡摸狗”之徒，剽窃别人那原本就并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的论文还剽窃得那么笨拙。
更为重要的是，我会在请人事部长喝酒的同时还求他另外一件事：在职称评定时不要只看重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垃圾（大家通常称之为研究成果或者论文），更不允许在职称评定时分名额、下指标，而是先制定好完整的游戏规则，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符合条件的，即便他一篇论文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我照样评他为教授！另外就是让职称评定远离名利场，尤其是绝对不会因为某人是大学的书记、校长或者副校长就管他是否有资格都让他们当什么博导，硕导的。事实上，我们太多的大学领导连写个小小的发言稿都要秘书代劳，他们陪当导师吗？再往深处说，他们可能是管理方面的专家，但不见得就是学术方面的权威。在专业职称与行政职务之关系处理方面，其实英国佬和美国佬的大学里已经有不少可供学习借鉴的现成经验，只需虚心学习借鉴哪怕是生搬硬套也比我们现在的做法强。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我将严格限未成年人出国留学。理由很简单，那些孩子连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都还没摸到皮毛，就忙着出去“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简直就是扯淡。那样的孩子，即便培养成材也大半都只会成为洋买办和卖国贼。更为严重的是，现阶段有能力送未成年子女出去留学的父母，大都是贪官污吏，作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我不能为虎作伥，为贪官污吏门转移侵吞来的民脂民膏开辟通道。
在公派留学方面，我更是必将严格把关。有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词叫政审（现在正逐步嬗变为“资格审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代的远去，其实政审在许多场合早就该废除了，但是在公派留学这方面，我却力主推行最严格的政审制度，道理很简单，我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去培养大批数典忘祖的白眼狼。
关于民办教育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面对好容易恢复发展起来的民办教育，我不会轻易对这个刚刚起步的行业做出任何结论，至起码不会仅仅因为手下某几位所谓学者的建议，就站对民办教育采取种种限制与禁锢措施。我至少会潜心研究我国“学在民间”的优良传统后，再来参照今天的现实做出相应的对策。
在合理回报问题上，我不会干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勾当——让教育部自己在通过诸如外语四、六级考试等等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试手段谋取暴利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变着法儿限制已经获得法律许可的民办教育投资者们获得起码的回报。换句话说就是只限制学校营利而不是限制学校盈利。
在民办学校招生问题上，我会下大力气从根本上解决民办学校招生困难与社会教育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矛盾，而不是一直沿用所谓的计划指标等似是而非的行政手段来进行所谓的“调剂”。道理很简单，我教育部关心的只是你民办学校是否规范办学、是否诚信办学，至于你民办学校要玩猫腻，那市场规律自然会来报复你，根本不用我多操心。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既然政府不划拨经费、不包揽毕业生就业，那我还管它们的招生计划指标干嘛？
在高等学校学生的毕业文凭管理问题上，我不会死死抱住毕业文凭的发放权、注册验证权不放。文凭主要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受教育经历，根本代表不了真才实学，而社会和市场认可的却恰恰就是真才实学。所以，我就干脆把发放文品的权力完全赋予高等学校，学校颁发的文凭能否被社会认可，以及被认可的程度决定着学校的声誉，说白了，学历文凭的颁发与市场是否认可学校颁发的文凭，那完全是校长们考虑的事，根本不用我这个教育部长来操心。
关于调查研究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到某地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会着重考虑如下两点：
其一，是调查就是调查，是考察就是考察，唯独坚决不叫视察。因为那是封建社会里天子或者钦差大臣们才干的事，我作为人民公仆，岂能动辄称之为“视察”？
其二、到地方考察的对象，绝对不会是那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事先便已经安排好的所谓先进典型，既然已经是先进和典型了，我这个教育部长还去干啥，应该是那些非先进典型学校的主政者们去参观学习才对嘛？出巡也不见得非要搞得轰轰烈烈好像天子驾临似的，我完全可以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平平常常大大方方地深入那些比较困难或者老是落后于先进典型的学校去探访，去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也才能做出针对性的决策。
话说回来，假如我真是教育部长，并且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去干，那么，在“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大学严重衙门化、官僚色彩依旧十分浓厚的中国教坛上，我恐怕早就累趴下喽，幸亏我们都不是教育部长。
[ 本帖最后由 小妖怪 于 2009-4-3 22:58 编辑 ] | 
发表于 2009-4-3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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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4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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