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汪成用走出红海

　　　　　　　　　　　　　　　　　（一）

　　本来是早该出名的。可运气不好，“成名作”所歌颂的对象昙花一现。他自己短命不说，还耽误了我出名。

　　　　　　　　　　　　　　　　　（二）

　　一九七六，多事的一年。

　　那时的国人，个个像神经崩紧了的兔子。人们机警地从报上的字里行间捕捉弦外之音，再惊弓之鸟般地衍生出颠覆性的小道新闻。尽管一再“辟谣”，“谣言”却多数成真，兔子们便更加机警。可当“中央抓人了”［１］的“谣言”传来时，因其颠覆性大大超出了国人的平均承受力，人们还是吓得不敢相信。记得是一个姓张的老师传话给我的。老师的父亲是省级干部，很有些通天的消息。他说此话时的神情使我相信一定是出了大事。他的眉毛拧成一团，嘴唇发抖，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恐惧。

　　直到“特大喜讯”印成了铅字，御林诗人以走了调的兴奋“大快人心”，人们才如梦初醒地蜂拥上了街。再后来，是众人围在电视机前等待我们的“新救星”登基的圣典。按照传统，领袖现身时必鼓乐齐鸣。新救星当然要有新音乐，可不知是粗制滥造，还是别具匠心，新曲的前奏竟与唱“老救星”的老曲前奏如出一辙，给人一种老救星起死回生的肃穆与庄严。就在滚瓜烂熟的曲调马上要沿着惯性脱口而出的一刻，旋律突然由本应顺理成章的《东方红》［２］，峰回路转地巧变成了《交城山》［３］。与此同时，踩着拍子踱步而出的，是英明的领袖华国锋！

　　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了音乐的超功能。民歌，太玄妙了！仅几音之差，升太阳的地方便由陕北迁去了山西。清楚记得，一个颇有名气的作曲家激动得喊了起来：听！这就是新时代的《东方红》！

　　一个“东方红”时代。如果没有热情的歌颂，音乐便没了语言。而一旦有了歌颂的热情，喋喋不休的就不仅是音乐，你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像上足了发条充足了电，持续地兴奋过度。

　　就在领袖登基的那一过度兴奋的时刻，我立了个大志：写一首史诗性的交响曲。

　　　　　　　　　　　　　　　　　（三）

　　翻开张老师规定的必读作品《森林之歌》，扉页上的文字让人肃然起敬。这是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４］在接受了“党与群众的批评”后的脱胎换骨，歌颂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的植树造林。当乐曲在“光荣属于列宁的党，光荣属于英明的斯大林”的合唱中辉煌结束，激动中生出个不该问的问题：他为什么受批评？老师吞吞吐吐，似乎有种难言的神秘。隐约听说，他好像是犯了“形式主义”，二十九岁就写了个“反动歌剧”……话题马上有声有色地转向了“但是”，——但是，肖斯塔克维奇终于认识了错误，成为“党的忠实儿子”，“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云云。

　　假如当初就知道，“形式主义”不过是整肃文化异己的“何患无辞”，多少艺术家因此去了古拉格，甚而消失在西伯利亚荒原，我从辉煌中感受到的，就无论如何是一种扭曲。认识只能与时代同步。回到没有“假如”的当初，对森林的全部认识，是绿色的生机盎然与建设者灿烂的笑容。

　　陶醉于《森林之歌》那史诗般的气派，我构画着交响曲的草图。

　　　　　　　　　　　　　　　　　（四）

　　然而，一九七六遮不住历史。从陶醉中醒来，我有幸知道了“但是”之前的故事。

　　挥霍不完的才华加如日中天的名气，二十九岁的肖斯塔克维奇正值人生的峰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舞文弄墨，从而把音乐的优势——解释的随意性——丧失贻尽。读了列斯科夫的小说《麦克白夫人》，他决意写一部歌剧。可聪明过度的他不甘于仅仅作曲，而是从脚本开始写起。给他惹出大祸的，是女主人翁卡捷琳娜，一个丈夫性无能的下层妇女。她在孤寂中偷情，被常对她性骚扰的公公抓住了把柄。她害死了公公，又与情人合伙杀了丈夫，为此两人同被发配西伯利亚。可情人背叛，又寻新欢。卡捷琳娜把情敌推入冰河，而后自尽。肖斯塔克维奇在剧中嘲笑了除卡捷琳娜以外的任何人，却对一个“杀人的淫妇”充满同情。

　　《麦克白夫人》的上演引起了不折不扣的轰动。短短两年，演出超过一百场次，世界乐坛也为之震惊。肖斯塔克维奇的挚友，伟大的大提琴家、指挥家罗斯托科维奇曾说，他被卡捷琳娜式的“扭曲的人性”所深深地震撼。问题就出在这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揭示的是人性，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宣扬革命。显然，肖斯塔克维奇笔下的卡捷琳娜已完全“托尔斯泰化”，由是，他堕入了一个赖不掉的结论：背弃了苏维埃给现实主义下的定语——社会主义。一场厄运已在劫难逃，年轻的肖斯塔克维奇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个冬日里几乎彻底崩溃。那天早上，当不温暖的太阳像往常那样升起，《真理报》以显著的篇幅发表了重要社论，对歌剧《麦克白夫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更糟的是，他以作曲家特有的敏锐透过字里行间听到了弦外之音，一股阴冷的斯大林味。几天前领袖曾亲临剧场观看了《夫人》，并在结束前拂袖而去。再清楚不过了。读着报他双腿一软冷汗如注，没什么能形容那种绝望的恐惧。那些日子，他把生活用品收拾在一个小皮箱里，随时等待着秘密警察的光临。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摆脱斯大林的阴影。三十年后，当记者问起他的近作，刚完成了两部弦乐四重奏的他脸部肌肉抽搐了几下，顾左右而言他：“我……最近在为电影《卡尔·马克思》写配乐……”话头就此打住，他奇怪地歪着嘴，手指像敲鼓样地在桌上打着拍子。警觉已溶入血液。他似乎在手指敲打的节拍中习惯地等待。

　　等什么呢？以一言概括他二十九岁之后的生命，即，等待毁灭。

　　斯大林终于饶了他一命。可等待一个打不出来的喷嚏要比喷嚏本身痛苦百倍。据说，喷嚏之所以没打出来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名气太大，以至罗斯福也为他说情。其二，斯大林高瞻远瞩，认准将来还用得着他。也许二者皆有，但历史证明了后者更为可信。如果二十九岁的肖斯塔克维奇被送去了古拉格，也就不会再有辉煌的《森林》。

　　在等待的节拍中，他用手指敲打出绿色的死里逃生和建设者心惊胆颤的笑容。

　　　　　　　　　　　　　　　　　（五）

　　你一定记不起母亲的第一次微笑。就像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的《交城山》。依稀记得，它是从五十年代的一个歌剧中风靡起来，十几岁的姐姐便成天价哼着“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如花似玉的郭兰英［５］是交城山与我相连的媒介。她演唱时的表情眼神，赋予山水以超越词曲的灵魂。久而久之，郭兰英便成了歌的一部分。本色的歌加本色的人，那魅力就没法挡得住。那会儿我大概还穿着开裆裤，竟也会染上些“郭兰英崇拜”。

　　后来才知道，《交城山》是明清时期的老调。交城，山西吕梁山东侧的小县。穷山恶水有其原始的诱惑，我迷上了它的拙朴，那一抖落就掉渣的土味：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马。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攸面烤姥姥还有那山药蛋。”几句家常话，竟能唱得鼻子发酸。似秦腔般的高亢，如晋剧样的婉转。交城虽穷，却穷得楚楚动人。贫瘠的水土又养人，又养曲。

　　穿着开裆裤傻听“郭阿姨”唱歌的我当然想不到，《交城山》竟在火红的一九七六发得这般红火。交城，便姑娘出嫁似地坐着轿子进了京城，只因“英明领袖”系山西交城人。文革中吃足了苦的郭兰英重焕青春，在荒芜了十年的舞台上再唱《交城山》。记得电视上的她虽仍有几分风韵，但与小时候崇拜的郭兰英已判若两人。也许是因受迫害，在本不该五音不全的年纪，“郭阿姨”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可她的演唱却迎来了狂风般的喝彩，原本一张嘴就冒山药蛋味的词曲也亮出了新风景：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出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们华政委。”

　　“委”字还没出口，一阵欢呼已淹没了歌声。虽然没赶上从《芝麻油》里提炼《东方红》［６］的年头，可有幸赶上了新《交城山》的岁月。能称得上“英明领袖”的多少年出一个？千载难逢！随着高八度的“华政委”拖出漂亮的甩腔，一个灵感让我激动得坐立不安：我要用《交城山》作为交响曲的主题。

　　在郭兰英没完没了的谢幕与铺天盖地的鲜花掌声中，我郑重地写下了交响曲的标题：吕梁山回想曲。

　　　　　　　　　　　　　　　　　（六）

　　对《麦克白夫人》的围剿以肖斯塔克维奇急中生智的“认错”而暂停。

　　那两年，身边的艺术家一个个蒸发，苟活的也噤若寒蝉。惊恐之中，他被逼出了另一番聪明：用第五交响曲回答“党与群众的批评”。世上大概没几个人有如此认错的本钱。以交响曲的身段认错，无疑说明了他的大彻大悟。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出喜怒哀乐，但你绝听不出喜怒哀乐的理由。在无法解释或任意解释的情感背后，是肖斯塔克维奇还原自我的广阔空间。今天，第五交响曲已被列为经典，可有谁能从中听出他的忏悔？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见证》中，他辛辣地为第五作了脚注：“那是威胁下的喜悦。像是有人拿棍子敲着你的头说：你真快活！你真快活！于是，你颤抖着跳了起来，一边大步前进一边念念有词：我真快活！我真快活！”斯大林羞辱肖斯塔克维奇，肖斯塔克维奇便愚弄斯大林。

　　合上苦涩的《见证》，云雾里的肖斯塔克维奇便走出谜团。他把固执的“夫人情结”与永恒的“斯大林阴影”化成三种痛苦的语言：揭示内心世界的晦涩语言是自我的；作为“社会主义作曲家”的颂扬语言是表态的；电影配乐中的通俗语言是糊口的。他不得不浪费三分之二的生命，以保住三分之一的真诚。

　　历史在原地打转。十二年后，斯大林一声咳嗽，文化界遂展开了对《夫人》的又一轮批判。此时的肖斯塔克维奇已久经摔打，练就了一身在险境中与狼共舞的绝技。他学会了节省感情的“深刻检讨”，用报上比音乐更美妙的语言口是心非地作保证。经历着卡捷琳娜式的痛苦，孤独，无奈。知己一个个死去，朋友背叛，精神迅速老化，几乎天天头痛，他想到了自杀……

　　再写个交响曲“认错”恐怕已混不过去。为给自己贴个“社会主义”的标签，森林在夫人的痛苦中分娩。——“我们是普通的苏维埃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光荣。假使斯大林说要这样做，我们就回答领袖：就这样。”［７］

　　事后他一再说，写《森林之歌》实出于被迫，他为此感到丢脸。

　　覆水难收。他的“丢脸”却引来了半个世界的喝彩。《森林》于四九年上演，随即在五一年被译成中文，从此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合唱创作。——“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８］……

　　斯大林的死使他喘了口气。但仅一年之后，他因第十交响曲再次受到批评。大棒之后又被喂了根胡萝卜，《森林之歌》被官方定为苏联音乐的“样板”。套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这叫“以己之矛克己之盾”。

　　带着几分严肃的滑稽，疲惫不堪的肖斯塔克维奇苦笑着用左脸批判了右脸。

　　　　　　　　　　　　　　　　　（七）

　　可没人强迫我写《吕梁山》。

　　怀着满腔的兴奋过度，我从肖斯塔克维奇口是心非的苦笑中汲取养分。钢琴上敲打出营养不良的自我陶醉。无知者无畏，一代感情的富翁，信息的穷人。

　　又是张老师神秘地向我透了点风声，襁褓中的《吕梁山》居然被一九七八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选中。

　　我忐忑地去见了名指挥家陈燮阳。被我从午睡中叫醒，陈指挥显得很不高兴。他睡眼惺忪地在钢琴上读着谱子，半醒之中敏锐地挑着刺儿：“铜管和弦怎么没三音？”“大提琴干嘛和长笛奏同度？”……我结结巴巴，满头冒汗。指挥心一软，打着哈欠拿起了笔：“好吧，我帮你改。”几个哈欠后他渐入佳境，琴声也随之入耳。

　　如果指挥是时代的钢琴家，《吕梁山》就是个合格的琴键。

　　　　　　　　　　　　　　　　　（八）

　　你，生活在一出活的历史里，一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可你却麻木得没有一点历史感。因为你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你像井底之蛙赞美着蓝天，可说不定井边正在流血。当这一节历史已被写进书里的多年之后，你从井里跳了出来。惊讶愤怒，目瞪口呆。如果有选择，你惟一的愿望是：重活一遍。

　　　　　　　　　　　　　　　　　（九）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当“上海之春”在掌声中启幕，指挥家罗斯托科维奇在法国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重演被禁了四十年的《麦可白夫人》，以告慰三年前死去的肖斯塔克维奇的亡灵。

　　三月中的一天，罗斯托科维奇在他巴黎的寓所里忽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妻子的惊叫。从新闻中获悉，他们夫妇俩已被苏联当局吊销了苏联国籍。几天后，当动身去伦敦指挥一个苏联歌剧时，他们已不再是苏联公民。天下着雨。潮湿的平静中，他们相依为命。

　　《麦可白夫人》的排练在戏剧化的尾声经历了阵痛。当卡捷琳娜将情敌索耶卡推入河里，索耶卡应发出一惊天动地的吼声。这声吼对罗斯托科维奇至关重要，他固执地寻求着久等的画龙点睛。可尽管一再努力，扮演索耶卡的演员还是叫得像夜莺。休息时，唱片制作人格鲁波对心事重重的罗斯托科维奇说：“看来你得想点其他办法。”罗斯托科维奇一言不发回到舞台，开始逐一打量每个合唱团员。他的目光停在一个长着薄薄的嘴唇与刀一样的鼻子的脸上，相视的一瞬，他似乎找到了感应。“请原谅，小姐”他温和地说，“如果我让您像临死的野兽那样大叫一声会毁了您的嗓子吗？我要的是您离开这个世界前最后的声音。”小姐犹豫了片刻：“让我试试。”

　　排练开始。卡捷琳娜一把将索耶卡推入冰河。一阵柔弱的心跳似的拨弦声中，指挥棒所指之处，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胆如野兽般垂死的吼叫。那声吼简直能让山崩地裂，冰河解冻。

　　全场震惊！

　　罗斯托科维奇呆站着。片刻死寂之后，格鲁波冲过来紧紧地拥抱着他，哭了。

　　他们听见了什么？世界听见了什么？是罗斯托科维奇对当局侮辱艺术家的迟来的愤怒，还是肖斯塔克维奇憋了一生的早熟的悲恸？是一个时代临死前丧心病狂的挣扎，还是人性在春天阳光下艰难的苏醒？

　　而就在这一声让世界哭泣的吼声中，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陈燮阳潇洒地一甩头发，《吕梁山回想曲》在激情中达到了高潮。“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游击队里有咱们华政委”……

　　冬末，森林已然死去。

　　初春，夫人正在重生。

　　我坐在井底，观赏着头顶上的蓝天感动。

　　　　　　　　　　　　　　　　　（十）

　　《吕梁山回想曲》让我风光了好一阵。有人居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毕业作品出名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人：辛沪光的《嘎达梅林》，我的《吕梁山》。

　　对鸦片战争时期的音乐史我太不熟悉，可此话让我七上八下地犯起了嘀咕。嘎达梅林毕竟是已刻上墓碑的蒙族英雄，而华国锋却正在钢丝上走得一脸的惊险。果然，政坛风云无常，不到两年，“华政委”又悄悄改回了“山药蛋”［９］。《吕梁山》就此寿终。

　　几年后我见到了辛沪光。以《嘎达梅林》出名后，她婉拒了留校任教，义无反顾地去了内蒙。遇见她时，这个北京女杰已完全“嘎达梅林化”，举手抬足张口闭口都透出蒙族歌舞的韵味。因“鸦片战争以来的两人”之说已没人再提，我终于没敢称她一声“师姐”。

　　不管怎么说，《森林之歌》为肖斯塔克维奇赢得了“斯大林勋章”和可观的奖金，《吕梁山》却没给我带来半分文。倒是由此生出的一个恶作剧使我哭笑不得地小有收益。在文化宫拉琴的朋友小齐，为追求一个拉琴的女孩子想出个浪漫的诡计：求我为他写首小提琴二重奏以参加全市汇演。卷入“醉翁”的阴谋，我从《吕梁山》中胡乱抽出两个声部编成一曲，小齐还为它起了个时髦的名字，“长征路上忆吕梁”。也许是带着别有用心的激情，此曲竟获第一名，奖金高达五十圆。不料好事多磨，有个明白人咬定此曲剽窃了《吕梁山》。小齐捶胸顿足地保证绝无此事，组织人只好找《吕梁山》的作者拍板。忽闻有人到访，说明了来由我忍俊不禁。装模做样地看了遍自己写的谱子，遂挥笔写了个证明：此曲虽与拙作使用了同一民歌，但并非剽窃。特此证。

　　当晚小齐兴冲冲请我吃饭，当然还有那个蒙在鼓里的女孩。我们开怀地说笑吃喝，尽情挥霍着五十块钱，《吕梁山》倒也一时有了几分可爱。

　　酒足饭饱中悟出个道理：水土生养民歌，民歌贵在本色。相思也罢，诉苦也罢，阿哥阿妹也罢，人家土得心甘情愿，怡然自得，你干吗非要逼她改嫁？就如《交城山》扔了山药蛋改姓“华”，结果只能换酒钱。

　　一高兴我喝过了量，走路像踩上了棉花。小齐便劝我留宿。

　　　　　　　　　　　　　　　　（十一）

　　也许是这酒喝出了点思想，一整夜都睡不安稳。恍惚之中，似乎被扔上了一座孤岛。举目四望，周围是满满一海的水。海水刚才还呈灰绿，转眼却变成了红褐。

　　想起来了，这是红海。

　　一阵恐惧。

　　慌乱中徒劳地挣扎，想喊却喊不出声来。涨潮了，孤岛越来越小。不行！不能就这么葬身红海，我得走出去！正急得束手无策，猛听得一声撕心裂胆如野兽般垂死的吼叫，奇迹出现。红海像被刀劈似地断裂，一条大路剑样地插在两堵欢腾的水墙之间，直通向远处隐约的陆地。绝处逢生之时却死活迈不开步，忽见一个人站在路口向我招手，就拔腿向他奔去。那人却走得不慌不忙，像是与世无争的野鹤闲云。刚要催他快跑，只见他优雅地转回了头。 ——肖斯塔克维奇？！

　　我失魂落魄。

　　他身穿黑色礼服，眼睛透过深度近视镜没有表情地看着我。他一手掠了掠挂在额前的头发，另一手搭上了我的肩膀。他的手指像敲鼓样地打着拍子，奇怪地歪着嘴。

　　浊浪喧嚣，红水滔天。

　　看着我气喘吁吁的惊愕，他不紧不慢地开了口：

　　“兄弟，日子还长，悠着点。”

　　……

　　　　　　　　　　　　　　　　（十二）

　　那年，我刚好二十九岁。

注：

［１］：以华国锋为首的zhonggong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２］：歌颂毛泽东的家喻户晓的颂歌。［３］：原始山西民歌。详见下文。［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苏联最重要的二十世纪作曲家，并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５］：中国大陆著名民歌歌唱家，山西平遥人。［６］：《东方红》系由传统陕北民歌《芝麻油》重新填词而来。［７］：《森林之歌》中的歌词。［８］：风行于中国五十年代的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条》。［９］：华国锋于一九八零年被迫辞职，华国锋时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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