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全面富裕从农村改革发轫

李旧苗

30年一个轮回，zhonggong再次聚焦农民！
    如果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现代史的九十年大体可划分为三个“30年”：1919—1949年，此是zhonggong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革命成功的秘诀在于“农村包围城市”，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召号，依靠的主力军则是农民；1949—1978年，此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立国时代，以“耕者有其田”为指向，从动员农民土改、分田到户开始，农民成为新生共和国政权的最初支持者；1979—2008年，此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建国时代，以“富国富民”为目标实施大刀阔斧的市场化制度改革，农民又一次以其纯朴憨厚的热情，通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扮演了改革“先行者”的角色。今天，当走向全面富裕的第三时代开启，新一轮“30年”发展起步之时，zhonggong再次将改革的视野投向广袤而质朴的农村，投向贫穷而坚毅的农民，投向落后而极具潜力的农业。
    历史表现出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近百年来无论革命者还是执政者都挥之不去难以回避且必须反复提及的“时代话题”，尤其是在每一时代的“转折点”，zhonggong依靠的都是农民，实践的先行者也多是农民。究其缘由，不外乎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70%以上的农业大国，抛弃了农民就一定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最先洞察到这一社会现实的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实质就是“农民问题”！为此，zhonggong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依靠农民巩固了政权，依靠农民开启了改革。但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却往往又是为时代付出代价最多最大而得益最微弱的群体，即贡献虽最大，但成果分享却最少，甚至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和社会变革的“利益被剥夺者”。这种历史留存于农民身上的“不公平待遇”源之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奇特分离的“二元结构”导致：代价与收益、付出与获取、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等和不对称。因此，“三农问题”已不仅是农村问题，它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前行的“瓶颈”，惟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才会有中国社会第三时代的真正富裕和强盛！为此，2008年10月12日zhonggong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zhonggong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农民已不再单纯作为党的事业的“依靠”对象，而将彻底转化为zhonggong领导下社会“致富政策”的直接得益者，其目标是使这一巨大的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弱势群体成为社会变革的真正受益者，成为能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财富拥有者．全社会认同，他们是中国理想中“共同富裕”的实际创造者和分享者！
    所以，中国新一轮“30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第三时代的发展也因此又一次从农村起步！
    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内需”成了中国应对的回旋腹地
    zhonggong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全球金融海啸的惊涛骇浪中召开的。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形势，zhonggong三中全会仍以其沉稳坚定的姿态纵论“三农问题”，而被世界各国领袖搅得天翻地覆甚至诚惶诚恐的“金融海啸”，在《三中全会决定》中仅以很小篇幅作为背景阐述，《决定》通篇重点仍在“三农问题”。zhonggong能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中保持冷静，仍胸有成竹地研究和阐述“三农问题”，并积极探索和推进新形势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改革发展问题，多少显示出了zhonggong领导人的自信，这既是十七大的既定方针，更是应对世界风云变幻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当下方略，已是中国帮助全球，拯救危机的主要方式，这既是对世界作出贡献，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交待．
    做好自己的事，应该从解决“三农问题”着手！回顾卅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全然依托二个轮子的全力拉动，即投资需求与对外贸易。而这二个轮子之所以能有效运做则借助“人口红利与低廉资源加几乎零成本的土地”，即中国是欠了劳动力成本的帐和子孙后代的资源帐而快速发展起来的。然而，卅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世界经济的变幻原有的粗放型的“欠账式”发展的比较优势开始逐渐丧失，生产成本，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生产资料成本都理应回归到与国际接轨的水平。同时，目前由华尔街刮起的“金融海啸”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需求萎缩，也使中国曾经以“外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复杂多舛变化叵测的国际国内形势，zhonggong一句豪言定乾坤：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办好！
    自己的什么事？不言而喻，扩大“内需”以弥补“外需”的减缩与危局。值得注意的是，这原本是中国卅年改革发展中因失误而留存下的一个巨大的“内需缺口”，现在无意中却在世界经济风暴的冲击下成了“避险的港湾”，成为抵御国际“金融海啸”的重要回旋腹地。中国是幸运的，幸运的连曾经的失误也变换为了今天的优势。这次面对金融风波，中国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有巨大的内需，还没有启动，中国的外需损失可以在内需中弥补。现在可以救我们的恰恰是过去曾经忽略的方面，也许又是农民可以拯救中国，因为广大贫穷农民的存在，恰恰使执政党看到了巨大市场的存在和潜力。
    然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内需”如何启动，怎样发展？因为，历经卅年改革，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安排、政策导向、分配方式、贫富差距、社会分层结构、利益集团对峙等已使启动“内需”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甚至可以说中国“由外转内”的变化将是卅年后又一次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更是一次社会深层次的再度转型。它需要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的制度安排再次做出重大而艰难的调整；它意味着卅年来狭义的“市场化改革”已初步完成，将渐行渐远，而更广意义上的惠及全民的社会改革已提上日程；它必须将单纯注重经济总量增长开始转向注重人均实际购买力的增长，由不断变革的社会转向制度保证前提下的有序社会，由“强弱分化对立”的社会转向现代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等等。总之，必须将延续了卅年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中国的“内需经济”才可能逐渐启动，而其着眼点不外乎人口众多，落后贫困的数亿农民！
    中国有8亿农民，农民不富裕，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就难以建立。世界强国的发展史说明，国力的强大，既离不开生产财富，也离不开消费财富．经济大国肯定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同比增强的国家。这是因为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美国占世界总人口仅为4.5%，消费实力却是世界第一。如果以人均年购买力在7000美元以上的人数比较作为排名依据，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为2.425亿人，占美国人口的84%。
    因此，扩大“内需”，增加国民消费，已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也是十六大以来zhonggong中央重要的主导工作之一，也是中国走向全面富裕的根本基础。本次全会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画龙点睛地表示了，中国的问题就现实讲，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发展要从农村出发，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以农业开始，中国要走向全面富裕，就要以农民为依归．虽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开始走上富裕之路，但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发展依然落后，八亿农民大多只刚刚解决温饱，离富裕的路还十分遥远，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让农民看到走向富裕的希望，看到通向富裕的现实道路。
    二、农民富裕才有“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立志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并就此走向“共同富裕”。已有的30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行目标。综观人类历史，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几乎每一个社会或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不如此，但社会“共同富裕”的任务却从未能实现过。可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历史看并非难事，而真正困难的是“共同富裕”。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年，迈出了一大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作为中国脊梁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付出的远大于其所得到的回报。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中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实际增长9.5％；但与此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至如今的3.33∶1，绝对差距高达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农民农村的改变，远远落后城镇。事实上，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近年来连续增长缓慢，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因。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动因减弱，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放缓，1997年以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农民收入长期不能有效提升，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更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民不能分享改革成果，全面富裕只是空洞的口号，而且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炸弹”。
    前述现代中国史的三个“30年”，始终有一个奇特的“轮回效应”，即时代转折历史序幕开启时，zhonggong多借助农民的热情与力量，赋予农民承担历史“主角”的任务，当历史前行、时代转折顺利或成功之际，农民却悄然退居幕后甚至被悄无声息地遗忘，历史的成就总是必然地落在城市，时代的利益也总是给予各类强势利益集团和阶层，农民似乎永远在付出、永远在投入、永远在奉献。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依托“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劳动热情，但仅仅5年后，1956年“土改”的成果就被一轮集体化合作社运动所消融。同样，改革开放30年内zhonggong中央曾先后颁布过10份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其分别为：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不难看出，前5份“一号文件”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后5份“一号文件”则出台在中国步入第三时代发展的转折期，而整个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与“一号文件”再也无缘。
    今天，当中国面临新一轮社会转型，开始第三时代发展的时刻，关注“三农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是新时代序幕开启的标志，正如《决定》所指：“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最终能否跳出“历史轮回”的怪圈，不被时代遗弃，努力将“三农问题”延续至终点，使农民真正成为这一时代的受益者，仍需拭目以待 ！
    新中国建立已近60年，从发展观讲，前30年，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任务为主导的发展中，农村曾经是新中国曙光初显的区域，zhonggong夺取政权的主力军是农民，军队的有生力量来之农民，推着独轮车支前帮助解放军打败国民党旧政权的仍是由农民组成的滚滚后勤大军．但随着政权的建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国家产业布局也相应调整为重、轻、农，“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得到确认与巩固。渐渐地农村开始被遗忘，开始淡出历史舞台，城市成了时代的主角。后30年同样如此，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进行市场主导下的发展。这一时期仍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为端倪，但最终农民仍摆脱不了被历史遗忘的命运，甚至成为辉煌时代的“代价”而被抛入社会的低层。
    中国这一巨大的历史缺憾和怪异的历史轮回现在需要新的时代来承受、来解决。zhonggong十七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承接并开启了这一新的任务，即实现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发展．提出到2020年的目标任务首先就是要解决城乡矛盾，体现城乡和谐，第一条就是要让“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将新一轮改革的目标直指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从农村基本制度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予以保障。
    因为，要让中国农民这一现实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富起来，已不能仅靠单纯的“输血救济”方式。在目前“联产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经30年检验，可解决家庭温饱，但绝难富裕．农民的富裕、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变革首先需要改变既有的生产方式，改变对生产数据的占有方式。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与扩大内需相联系，没有“内需”就不会有“富裕”，因而要“富裕”就要加速提高“内需能力”。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但中国自身的平均消费能力始终徘徊在低位，其原由乃在于广大农村的落后，落后的原因则在农业生产力的低下，低下的生产力必然导致农民收入的卑微，卑微的收入最终抑制了数亿农民的消费。所以，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尽快解决“三农问题”，而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今天的提出，更在于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时代任务的完成，让农民真正分享社会进步发展的成果。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只认识到农民是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肆意剥削，而当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与外部资本集团接轨受到冲突，受到损害时，回头一看，还有一大批农民跟着你，他们衣衫褴褛，有耕种者，有乞讨者，你才猛然发现，他们手上拿着钵子，原来也可以换成金饭碗的。
    所以，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重心在每日默默无闻精心劳作的农民。农民富起来了，中国的“内需”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才能说进入了良性循环，中国才可能由此切实迈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希望这新“30年”，农民能从起点走向终点，在《决定》的感召下，中国能重新认识那片始终默默养育着城市但却被城市早早遗忘的土地和人群。
    三、“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土地”
    如上所述，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幻，中国首要是办好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是什么事？无疑就是启动内需，而启动内需的重点则在农民，即农民富则“内需”存，农民穷则“内需”无。“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巨大的城乡落差，2007年创历史峰值3.33：1，反映出改革30年对农村的欠帐过多的事实；另一方面“落差”却表露出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如何借“落差”启动“内需”则已成目前新一轮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前解决农民富裕问题的关键仍在生产方式的改变。“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但在市场化背景下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必须有新资本的投入，为此，首先应让农民成为这个社会一部分重要资源的占有者。
    众所周知，中国经30年改革开放，形成了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人及群体社会地位高低的结构性变革。农民因基本丧失对社会重要资源的占有权利而只得沦落于贫困潦倒的社会低层。尤其是经30年社会分化，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已呈现“刚性化”趋势，农民要在此基础上“翻身”已与30年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全然不同，即“翻身”的难度已不是仅靠自身的勤奋劳作能实现的。今天，农民“翻身”需要启动“资金”，需要有与市场平等交换、讨价还价的“资本”。可30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除了一身力气，几乎一无所有。为了农民富裕，为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必须让利于民，近年来的免税让利，使农民有了耕作土地的积极性，但根本摆脱贫困还须为农民、农业、农村注入更大的启动资源，使落后的“三农”能顺利地进入市场逐渐走向富裕。
    对此，十七届三中全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新的制度性安排。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把土地的支配权还给农民，让农民有土地流转的权利。应该看到，农民一旦获得了土地支配权，就能让农民寻找到重新崛起的新起点。如同当年城市改革时，国家仅仅将公有住房廉价地转让于私人，很快房地产市场启动了，城市人利用“公房转私房”的机会获取了进入市场的第一笔“资本”，随之一个蓬蓬勃勃的房地产市场兴起了，由此城市人也逐渐富裕起来了。所以，城市居民致富靠房产，农民致富靠土地，对此，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让利于民。
    因此，今天的“三农问题”，首要是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改变他的经营方式。经营方式改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只有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才会真正有保障，才能获取与市场各种利益集团进行交换的资本。在农民自主占有土地资源支配权的前提下，允许土地资源的“流转”，使生产过程中的不动资产转变为可变资本，实物资产甚至可转变为货币资产，货币资产可以带动农民全方位地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有了入市资本就能有效进入市场，这样农民才会有致富的希望。为此，为使农民致富，国家必须有让利于民的决心与政策。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级政府事实上已成土地一级商，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政府从农民手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成本征用土地后，再去二级市场拍卖给开发商，其间的巨额差价土地的增值部分几乎全部为政府和利益集团所获。而农民的土地权益却无端地被剥夺了。中国30年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以剥夺和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凭借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现在的确到了还债于“农”的时刻了。
    另外，农村土地流转，又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条件。对此，目前的总体思路多集中于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方面。但也开始担忧是否会因此产生新的地主豪强，农民是否会再次被剥夺。甚至出现封建制下的土地出租而导致劳动者重新沦为“长工”的局面。为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中央《决定》中，一方面对土地流转作了一系列规定和限制。《决定》明确规定了“三不”：“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其目的显然着重于引导土地流转为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服务；另一方面则在观念上力主新的思想解放。既然30年改革开放，城市的私营企业家已经替代了早年的资本家，却没有发生人们担忧的重大负面作用。同理，为什么城市可以，在乡村却不行呢？
    仔细分析，这次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希望逐渐探索出一条农业发展的新路，走规模经济集约化发展的农业道路。因为现有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已经不足以适应中国未来的发展。农业的资本化、规模化，包括土地的资本化已是必然趋势，但怎么使这趋势的出现和过渡平稳些，使农民的利益真正得到中长期的保证，的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土地流转”的路一开，土地资本化的趋势就不可阻挡，如何在市场化背景下保证农民在“流转”过程中长期得益，需要建立和创新各种新的经营模式，使农民既得到资源利益，又能保持该利益的长期稳定。中央定下农村改革发展到2020年的六大基本目标，具体到农民便是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而最令人关注的仍是，还土地自主权给农民，强调“现有土地家庭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培育农民新型全作组织”。可见一个政策能搞活8亿人，让8亿人占有资产、资源，使原本只有种地一条路，转变为可出租，可交换、可抵押等多种经营方式，借此走向致富之路。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结果，必定是一部分人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富裕起来的农民不可能全部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此，必须同步考虑农业产业化后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已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城镇化是与农业的规模化相对应的，城镇化既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又让农业得到规模化发展的支撑。让农村土地市场化，让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又可从封建式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彻底摆脱出来，同时还能消解富裕起来的农民产生的新需求，也是促进中国消费升级的必要途径。当农民从分散的村庄集聚到城镇，生活方式也会相应变化。房子，汽车，电视，沙发等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当然，“土地流转”也不能忽略部分农民为短期利益而放弃土地，放弃耕作，而出现土地集中化的趋势。甚至“土地流转”也可能会在某一阶段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牟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也许有人会从工业资本退出，转入农业资本。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再次剥夺农民的利益，如同当年城市的产业资本化过程，曾经导致大量的工人下岗，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社会难题。毕竟这是几亿人的问题。
    相信依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思路再走30年，中国农民能够最终摆脱弱势地位，实现全面富裕的目标。新的历史阶段正发轫于“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