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ys1937

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武际可
      
    “不折腾”，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最通俗而又家常化的一个表达。这话实在是说在我们心坎里了，尤其是说在知识分子心坎里了。因为建国六十年来受折腾之苦最深的还是知识分子。
    1958年之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认为日本、韩国根本不值一提，可是经过“大跃进”一折腾，折腾得饿死多少万人，不仅英美望尘莫及，还被小日本远远抛在后面。
    说到知识分子的劳动，更是需要稳定、和谐的环境。尊重知识，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的知识积累，尊重他们的劳动，为他们创造稳定和谐的劳动条件。历史表明，谁能够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够在科学技术上领先，否则科学技术只能够大范围地走下坡路。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大规模肃反运动中，斯大林对政敌以及有关人员的迫害是世界闻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等几乎所有的许多飞机设计师同其他科学家一样被苏联内务部关进了监狱，罪名是“莫须有的”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根据此等“罪名”，图波列夫等人足以被处死一百次。不过面对法西斯德国伙同意大利开始侵略扩张，苏联必须在军事上积极做战争的准备。为了使新型飞机的研制能够继续下去，斯大林不仅没有杀害图波列夫等人，相反命令内务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监狱研究所，称“中央设计局第29号”。这也就是所谓的“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也就是一边蹲监狱一边搞设计，在这种设计所中，图波列夫领导的小组设计出图—2 双发动机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在二战中是苏联重要的主战机型。苏德战争爆发后，图波列夫不仅被释放，而且还因设计有功于1943年获得自由和斯大林奖金。
    二战中，德国 V-2火箭的总设计师布劳恩 （1912-1977），曾经被希特勒逮捕，1944年被美国俘虏，后一直到去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火箭设计，美国将人送上月球的土星 5号就是由他领导设计的。相反，二战前的德国，由于种族主义统治，致使大量异族血统和同情异族血统的科学家离开德国，致使德国的科学技术大面积滑坡。
    前苏联和美国，在飞机和导弹的关键技术上，都能够使原来敌对和被怀疑的人继续研究而不中断，才使他们在这些技术中保持领先地位。
    从我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参加过两届国家自然科学评奖所见，几乎每一项获奖成果都是经过大约十年左右或以上的辛勤劳动而获得的，有的还包含两三代学者的心血传承。
    纵观我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落后，最显著的是复杂性较高的领域的落后，而这些领域恰好需要长期的稳定的知识积累。例如，飞机、汽车、潜水艇、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绝非少数人在短期内的积累能够成功的，它需要大量的高水平的人力，还需要有数代人稳定坚持不断的辛勤劳动。而我们不断对知识分子的折腾恰恰使这些方面的积累一再中断。这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会一直落后的原因。
    建国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折腾，说穿了，就是一次一次地大换血。将已有的经过多年积累认为是靠不住的老知识分子从关键岗位上换下来，换上一批毫无积累认为是靠得住，在整老一代知识分子中又崭露头角的新人。根据主要制定政策者的言论看，这样的大换血，至少已经有过三次。这三次分别是，1949年之后、1957年之后和1966年之后。我们就这三次换血，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1949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于原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的估计。1951年 3月毛泽东《对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有如下一段话：“1.旧技术人员是国民党的遗产，是很有本领，但不能依靠，应争取团结。2.全国大、中学生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遗产，但给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分能依靠，也有一部分不能依靠。3.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骨干，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党、军队中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可抽调大部分去训练。另一部分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子弟培养一部分，即是说要从这两类人经过培养后，团结上边这两种人。”这一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以其中的3.来取代前两种人。前两种人，第一种是不能依靠，第二种由于出身不好，只有少数能够依靠。
    第二次大换血是1957年“反右”以后，认为原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957年 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当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现在学术界教育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掌权。”基于这种估计，于是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口号，继之是1959年“反右倾”之后，又清查出一批不听话的“党内专家”，说他们是党的“同路人”。这两次运动，又将在运动中表现“不好”或在“反右”和“反右倾”斗争无力的知识分子大换了一次血。
    第三次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认为从1949年到1966年的这前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认为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于是提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口号，以各种半工半读的“7.21”大学取代全日制的各种大学。要求不要说是科学技术知识了，连起码的文化知识都没有的工、农、兵到学校和研究单位“掺沙子”。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最大的悲剧。
    事实表明，这三次换血，没有一次换血是成功的，因为它企图割断知识和科学的历史传承。企图在几乎是推倒原有的知识积累，另起炉灶，从头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大军。每一次换血，都是对原有知识分子毫不掩饰地宣称不信任，不仅说他们政治上不可靠，进而说他们业务上也无能，甚至对他们进行批判和人格侮辱，因而都对原有占据关键岗位的知识分子制造了难以愈合的心理伤害，也都鼓励了占据关键岗位的新“显贵”违反科学规律胡作非为，其所产生的破坏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实。“文化大革命”后，1955年前后归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中，由于受到特嫌和各种名堂的罪名而挨整的老“海龟”又携妇将雏移居海外，就是见证。
    我自己恰好是建国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1954年作为调干生上大学。按理说应当属于靠得住的范围之内的知识分子了，那时，领导号召我们去批判我们的老师，由于年轻，认为上面说的都是对的，所以1957年表现得很左，也很积极。到了1959年，刚刚认识到应当坐下来念书，认识到被批判的老师们不仅有学问而且人品也是没有说的，应当好好向他们学习，可是从那时开始，自己就已经处于被自己的学生批判的位置上，到“文化大革命”中就一再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出土文物和邓拓式的杂家等等，成为被“吐故”以便纳新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对于搞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十分值得珍惜的一个时代，我有一位朋友是搞数学的，对他的研究生说：“现在是搞业务最好的时代，你能够坐下来安安心心搞学问，这样的条件，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你应当珍惜它，还不抓紧时机好好用功！”
    不过，在美好的背景之下，却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还在若干年以前，社会上就已经显现对“海龟”和“土鳖”博士的双重标准。一位“海龟”新手，可以一次拿到数百万乃至千万的科研经费，和每年百万的薪金，而“土鳖”博士的薪金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不到。至于科研基金，那就看你的运气了。有的一生也拿不到“海龟”一次拿到的数。近来从网络上看到，在许多问题上，“海龟”和“土鳖”的看法分歧愈来愈大。于是我预感到，虽然不像以前，大换血是起源于某一位显赫的执政人物的号令，是不是无形中我们又要形成一次对知识分子的“大换血”。
    就以《人民日报》上公布的数据来看，说是：“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31.97万人，尤其近几年留学回国人员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在教育、科研领域，77% 的高等学校校长、84%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62% 的博士生导师和 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主任有过出国留学经历。
    一大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
    在同期，国内毕业的土鳖博士和硕士，总共多达 200多万人，大学毕业生则过千万，这么多的重要岗位逐渐被数量不多的“海龟”占据，不言而喻地是，这些重要岗位逐渐由“土鳖”让出来了。固然人们说，土学位注水现象出现，使人们过分信任“海龟”。不过，近年来暴露出来“海龟”中的骗子却也不是一个小数。上海交大的骗子陈进，骗取若干亿元的经费，最后以造假露馅，一走了事。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大换血，已经成为事实，这次大换血的特点是以在国内毫无根基的具有洋学位的“海龟”，去代换没有洋学位的“土鳖”。更尤甚者，是竟然允许有的海龟脚踩两只船，时而国内，时而国外，在国内是为了把优秀的学生拉到国外，他们的事业一直是在国外的。在待遇上的双轨制，不仅不可能建立和谐相处的机制，而且最近三十年安静的研究环境所形成的积累，是否又要被这一次大换血断送掉，也实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那样的话，又将是科技界的一次大折腾。
    不仅如此，媒体上看到各种吸引“海龟”的新招式和新名堂。“千人计划”、启动费，各种优惠政策纷纷出台。有的单位甚至把希望寄托于高薪请进外籍学者。
    对于引进人才，特别是学成归国的人才，一般来说，是我们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人才资源，我们是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欢迎的。不过，它不应当破坏人们公认的社会经济原则，这就是同工同酬原则和公平竞争的原则。采取基金和待遇双轨制的做法，一方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另一方面它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它会使真正有才华的人远离，他们会怀疑，是不是用像20世纪50年代的“定息”一样来收买我们，而吸引来的却大半是追名逐利的小人。并且由于戴一顶洋帽子会高人一等，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才流失。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将开启一种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的“民族歧视”，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不是劣等民族？
    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我国都有一大批“海龟”学者回归建设国家，那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采用双重标准对待他们，而是与“土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他们为我国的现代化留下了丰功伟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发展之后的中国，为什么“土鳖”的地位反而越来越低了呢？
    话又说回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留学生出国，走上了“不归路”呢。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所造成。就因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之前，我们一直是把知识分子看作资产阶级，靠不住，看作外人。知识分子一直是历次运动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三次大换血，三次大折腾，像割韭菜一样，把老知识分子批倒后，又批判一批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只能靠正确的政策来弥补。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失误，只能靠长期尊重知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来弥补。待遇上的双轨制，不仅不能使知识分子得到尊重，反而会使他们久已伤害的心理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它会使知识分子队伍分崩离析、矛盾重重。它无异于再一次更大的折腾。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从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文化繁荣主要是靠引进外来人才达到的。美国在二战前后是例外，那是法西斯国家把优秀人才驱赶到美国，那些人被迫害后，将美国看作自己的祖国，心甘情愿地为美国效劳。
    我愿意引清末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普及达三十多年的英国学者傅兰雅的一段话，以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目前的危急。”
    我国足球界将踢出国门一直寄希望于高价的洋教练和洋“外援”上。十多年过去了，结果希望还是成了泡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ys1937

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为了使新型飞机的研制能够继续下去，斯大林不仅没有杀害图波列夫等人，相反命令内务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监狱研究所，称“中央设计局第29号”。这也就是所谓的“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也就是一边蹲监狱一边搞设计，在这种设计所中，图波列夫领导的小组设计出图—2 双发动机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在二战中是苏联重要的主战机型。苏德战争爆发后，图波列夫不仅被释放，而且还因设计有功于1943年获得自由和斯大林奖金。
ys1937 发表于 2009-6-2 06:47

**读了际可兄的文章，百感交集，忍不住想写下一些东西来。
    际可兄举了苏联图波列夫的事例，那么，我想进一步地问，在图波列夫后面，斯大林抓了、杀了多少或许比图氏成就要低些的知识份子呢？
    中国曾经有过钱学森，有过陈景润，人们也常常把这些科学工作者看成……重视知识份子的典型。
    可惜的是，在钱学森、陈景润的后面，有多少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份子空有报国之思，而被“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白专道路”以至“反动知识份子”的封号所埋没呢？
    就举一个际可兄和我的同级同学“井中”兄为例吧。
    我们都是1954年进入北大数学力学系的，一年之间，“井中”兄声名大振，不夸张地说，北大全校知名，教授赏识，论文被送到苏联发表…………，谁不以为他是中国数学界未来的希望。
    可惜，1957年，井中兄冲出来了，成了又一次北大知名的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劳教、放逐……
    那一次北大四长者和景中兄的谈话，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在明知井中兄将沉没的情况下，江泽涵教授、段学复教授、程民德教授和丁石孙先生（那时他还是讲师）和井中兄有过一次长谈，尽管这次谈话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四位无法左右井中兄的命运，但是，这种情义，是学生们终身难忘的。
    文革后期，他写了一些数学的论文，无法用真名发表，在丁石孙先生和一些同情者的帮助了，只能以“井中”笔名发表。
    劳改22年后，得到了改正，由此，他的才能才有了发挥的地方。尽管荒废了22年，现在，他仍然得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常常在想，如果在1957年，那怕还是把他定为“右派”，不过，仍然能给他一席进行研究工作之地，那么，井中兄会有怎样的成就呢？

    事实已经证明，井中兄当年的言论，并没大错，甚至是并没错，只是在毛氏的淫威下，只因为违反了毛氏的意志，就此让一大批右派学生沉沦，这些人其实还是十分爱国的，…………
    这当然是个人的损失。
    但是，更大的损失是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kemingqian

好像YS1937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现致敬一下。

“话又说回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留学生出国，走上了“不归路”呢。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所造成。”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当作“我们”的，他们独立思考。不管什么人，其命运要靠政策来决定，也是很可悲的。

周泽雄

主帖虽然有些感人之处，但观点的内核，还是从所谓国家利益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恕我直言，这类观点，已经是大脑先被洗过后的认知。
知识分子的工作领域，是不受国家行政管辖的，他们直面人类精神，以热爱真理、追求真知为己任。在这方世界，哪里有世俗权力插足之地。
喜欢颁布知识分子政策，是愚蠢国家的特征。宣布知识分子什么不能做，与宣布知识分子可能做什么，在愚蠢程度上是一样的。
至于主帖所举的那些科学家例子，按说是不属于知识分子的。无论在斯大林还是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可以利用的人材。
我说的是大话，但在有些领域，是非得需要大话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地位，不说说大话，根本无从界定。这种地方，切忌小处着眼。

ys1937

好像YS1937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现致敬一下。
kemingqian 发表于 2009-6-2 10:44

**谢谢。
    我自已就是1957年的倒霉蛋之一，而且，现在处于很监介的地位，一些右派朋友很奇怪，这个人怎会也是右派；一些左的朋友，则至今还是不太认我为同道。而我，一直把自已定位于“吃屎忠臣”的位置，可惜，吃屎是实，忠臣谁认。
    活了这些年了，一无所成，在高中教师上退下来。
    现在只是想说些心里话了，可惜的是：有些心里话还是不能说。

**泽雄先生，请你读一下主帖里的这一段话，依我所知，这确实是际可兄的心里话。从这段话里，你可以看出，际可兄的思想发展，是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历程”的。

我自己恰好是建国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1954年作为调干生上大学。按理说应当属于靠得住的范围之内的知识分子了，那时，领导号召我们去批判我们的老师，由于年轻，认为上面说的都是对的，所以1957年表现得很左，也很积极。到了1959年，刚刚认识到应当坐下来念书，认识到被批判的老师们不仅有学问而且人品也是没有说的，应当好好向他们学习，可是从那时开始，自己就已经处于被自己的学生批判的位置上，到“文化大革命”中就一再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出土文物和邓拓式的杂家等等，成为被“吐故”以便纳新的对象。

周泽雄

YS前辈：
在内心深处，我对那些不幸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这里取泛义），充满同情。对那个导致他们沦为右派的环境，充满鄙夷。我也知道，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只是余生也晚而已。
但是，事后反思，我认为，必须站上一定的高度。我们的认识不应从国家如何善待知识分子这一狭隘角度进行，倘是这样，我们等于仍然赋予国家拥有随意制订知识分子政策的权力。历史上看，国家在特定时期出于纠正过往的目的而颁布若干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有价值的。但该价值只具有现实价值，长远地看，必须严正地剥夺国家制订知识分子政策的权力，知识分子的权力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天赋人权，国家只有切实保障这份权力的义务，没有变更它的权力，一旦试图变更，则是国家权力的滥用。

ys1937

YS前辈：
在内心深处，我对那些不幸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这里取泛义），充满同情。对那个导致他们沦为右派的环境，充满鄙夷。我也知道，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只是余生也晚而已。
但是，事后反思，我认为，必须站上一 ...
周泽雄 发表于 2009-6-2 11:54

**原则上你的话是对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家里，一切都是由**和政府安排的，要做到天赋**权，难乎哉，难于上青天。
    对于1957年的事件，我敢说的是：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并无反*反**主义之心，他们只是在“阳谋”的安排下，出于知识份子的责任感，说了他们认为应该说的话，于是，二十多年的苦难，一生的磨难，便随之而至。
    我还是这样想：

这当然是个人的损失。
    但是，更大的损失是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要说明的是，我们这老一代的知识份子，和你们这些年轻些的，在想法上确实是有差别的，我们，所受的禁锢是很深的，这也就是我很能理解武际可兄的原因。

李大兴

原来YS前辈是54级数力系的学长，致远方的问候。

ys1937

原来YS前辈是54级数力系的学长，致远方的问候。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6-2 12:33

**谢谢，问好。
    可以吹一下牛。
    陈奉孝、井中兄曾经同居一室一年多。
    还有那位得过全国最高科技奖的，自承与我是上下铺关系。
    可惜的是我一事无成。
    唉，不去多说了。

李大苗

也难怪，鞭笞愈后，自然觉得抚摸是一种幸福。

ys1937

也难怪，鞭笞愈后，自然觉得抚摸是一种幸福。
李大苗 发表于 2009-6-2 13:24

**承教了。

shen

哎，我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拿中国足球来说事，很恰当
中国足球的问题，一方面来说，是和世界差距太大，人家的技术战术训练水平远高于我们，必须引进先进的技战术和训练机制，所以请国外教练，或者出去学习，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
另一方面来说，现在水平差，本质上又是因为官僚，因为体制，压根就不曾真正向人家学习过，搞的不过是洋务运动，核心的东西，一点没有变过。请人家教练来，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表面罢了，这样的学习，不会有效果，所以中国足球的差，将是长期的。
拿到中国的其它方面，也有一定道理，其实关键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努力，很多地方，国外的水平肯定高于我们，而出国过的的优秀人员，水平往往也比国内高，但是如果自己的教育体制，政府对人才的态度不进行改正，还是不行的，人家回国的，往往是功成名就的，或在在国外不想混了，回国内再混，因为国内的学术环境摆在那，大好时光不必浪费在国内啊。
说一下切身体会，事实上，在我曾经研究的方向上，我读过很多中国人做出的高等级论文，包括出国做出成绩的学者的论文，真正原创的有深度还是很少，大多发好文章还是靠中国人的“聪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
我们的学校，喜欢请名海归，只所以给高待遇，并不全是因为想提高学术，有时只是希望以对方的名气换来高额的国家项目赚钱，或者利用人家发好的论文，提高名气，提高政绩，这都是学术官僚化的产物。

菜农

楼主前半部分讲的是有道理的，确实，反右期间，把我们的知识分子精华摧残殆尽，科技发生严重断层，现在的集成电路这一块断代式落后，绝非一时半刻能追赶上的，虽然我不属于知识精英，但在读大学和工作中了解到泥腿子领袖摧残科技的罪行，也是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49年后的政权是底层受苦农民通过高度的组织和武装得以成功的，这样的政权在夺取过程是非常艰难和血腥的，面对暴政收买和反间的手段，这种组织一定要错杀一百，不放过一个地清洗可疑分子，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组织有战斗力，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现在的一些反政府组织，内部告密者无数，所以都是不堪一击的，如果要做到强有力的组织，一定要清除内部的告密，这就决定，用武力击败独裁的执政机构的组织，其内部比现有独裁组织更独裁。

所以，这个组织取得政权后，老是担心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推翻，对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不信任的，何况，这帮人是泥腿子出身，能得到信任的就是越穷越光荣的一部分人。

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楼主讲的海龟得势，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在企业，对于海龟的吸收是求贤若渴的，如果海龟在国外企业掌握了技术，带回来给企业增加竞争力，企业自然而然地需要的，不过企业最后会用测试验证证实海龟的本事真假，我们公司一个日本留学的博士，结果不会做翻译，也不会设计产品，结果自己不好意思呆下去，去学校了，这下知道了，学校是一个没有办法检验真假的地方，只要是海龟，就可以评职称，这确实又是问题。

如果分开来实事求是讲问题，这些有道理的。

不过今后实用知识主要靠市场，至于无功利的科学探索，一时找不到好方法，只能慢慢等整个水平的提升了。

老李北海鱼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shaya

“49年后的政权是底层受苦农民通过高度的组织和武装得以成功的，这样的政权在夺取过程是非常艰难和血腥的，面对暴政收买和反间的手段，这种组织一定要错杀一百，不放过一个地清洗可疑分子，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组织有战斗力，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现在的一些反政府组织，内部告密者无数，所以都是不堪一击的，如果要做到强有力的组织，一定要清除内部的告密，这就决定，用武力击败独裁的执政机构的组织，其内部比现有独裁组织更独裁。

所以，这个组织取得政权后，老是担心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推翻，对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不信任的，何况，这帮人是泥腿子出身，能得到信任的就是越穷越光荣的一部分人”
一点都不赞成！虽然很敬佩菜农。这段描述罔顾了当时的国情，当时老百姓的心态，群众意识。只是夸大了M主席的个人独裁和他的阶级属性 执政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