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蔚：女大学生如何炼就“祛魅”能力

李旧苗

中国大学存在这样的校园文化，它无意识地鼓励学生对教师的崇拜，认同师生之间的亲密情感。由于教师相对于学生在学识与阅历上具有资源优势，一些求知若渴的学生往往会不自觉地被教师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自然产生出一种敬仰、佩服乃至崇拜之情。
    长期以来，我们以为这种学生对教师的认同、追随与崇拜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并建造了具有求知氛围的校园环境。殊不知，我们的这种校园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男权文化生长的肥沃土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奉男性教师为偶像又被这些男性精英视为独家资源的消费对象候选人。
    相传的崇拜可靠吗
    在当代大学校园中，总有一些优秀的教师被学生偶像化，尤其是女学生，更倾向于将知识的热情转化为情感的认同，甚至是人格的景仰。经常有女学生口口相传某男教授的魅力，导致产生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崇拜，有的学生压根还没开始听课，就已经将自己放到崇拜者的位置。当然，只有优秀的教师才有这样强大的吸引力。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现象的有害之处。
    学生盲目将学识魅力无限放大，就会把教师偶像化、神化。教授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职业活动中展现出的魅力只代表他在公共领域中的形象与特质。我们尊重他优秀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但并不代表需要有人格与道德上的钦佩，更不用有情感与信念交织的崇拜。除非，我们对其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德性与品质有全面了解。所以，只凭学生对教师的有限接触与认识而产生崇拜，乃是预设价值与虚假幻象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导致的害处是，教师被抬上道德的高位，学生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尤其是女学生善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将教师塑造成人格榜样。一般而言，精英男性在校园文化中的出场就是这种带着神圣光环的高大全式的克里斯玛形象。弥漫在女大学生中的集体虚假意识创造出一种关于理想中的男性教师的道德神话。要知道，公共生活的荣耀与魅力很容易将男性在私人生活中的本原特性遮蔽掉。
    大学时期是女性成长的重要阶段，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校园文化为精英男性塑型，同时也为女性作为崇拜者角色塑型，培养了女性对虚假魅力的盲目屈从与依附。大学是个独立机构，大学的灵魂是自主自律，它不是一个培养崇拜和艳羡的地方，而是一个培育学生自信、自尊、自强的地方。通过大学教育，学生增长了知识、形成了独立判断，这样她们走向社会，对错误的性别观念与道德标准才能有批判精神。
    消费文化败坏女性价值认同
    现代市场规则与消费主义引导的大众文化，同样隐藏了男权价值标准，通过社会角色的性别分工、社会资源的多寡分配、社会结构的等级设置等创造了“男性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女大学生从没有女性主义批判精神的校园文化，进入弥散着男性性别优越感的社会文化中，更会不自觉地失去观察与判断能力，屈从于社会塑造给男性的虚假魅力。
    因而，我们在大学校园中就要强调一种批判与启蒙精神，消解女大学生在性别观念上的集体无意识懒惰，破除男性公共角色的权威性赋予给其个体角色的神圣性，建立起女性独立祛除虚假魅力的能力。祛魅能力意味着人具有一种判断与分析的力量，能够祛除事物表面的虚假覆盖，对事物的性质有清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应对的行动取向。可以说，这种祛魅能力也是女大学生独立认识现代社会的必备素养。
    魅力是一种吸引力，有魅力的人能获得他人的欣赏、认同与信任。因而，人们总是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增加自身魅力，提升自我价值。从男性群体角度看，他们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多的公共生活舞台，在市场运用财富、在政府使用权力、在大学传授知识的更多的是男性，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成功出场，无疑使得男性魅力的增加有了更多的渠道与途径。但我们要看到，相比之下，女性却要更多地使用私人方式来增加个体魅力，如容貌、服饰、品性等。这种性别价值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明显地被男权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共谋所强化。
    “祛魅”之后形塑魅力女性
    而在西方社会，可以说，他们早已走过了将女性物化和视为消费品的阶段，女性自身价值的觉醒可谓已经走得矫健而美丽，有人调侃过中国男性和西方男性征婚择偶的差异，发现中国男性将女性的容貌和贤惠视为首要的价值标准，而西方社会的男性则更多地强调女性应有自信、独立、智慧、善良的品质。无论是拒绝了尼采的莎乐美还是离开了老师海德格尔的阿伦特，她们引领的是西方女性对男性知识精英的祛魅和独立判断风潮，她们都在追寻个人价值的人生旅程中获得生命尊严和人格魅力。白发苍苍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仍然不乏追求者，晚年丧偶的阿伦特仍然有执著的求婚者，这一切无疑都是女性在男权价值体系之下华丽转身之后获得的最高礼遇和丰沛收获。
    校园文化如果没有提供给女大学生这种祛魅能力，她们不能从偶像教师的崇拜者角色中脱身出来，将会迷失在现代社会的男权文化中。只有消除公共角色塑造给男性的神秘感和神圣感，让带着光环的角色回归到本原，这样，女性在面对真实的男权语境时，不会产生错误与偏激的的性别观念，才能避免滑向形成虚无与悲观人生态度。我们现有的世界，一方面，生产勇敢的具有献身精神的男性需要的崇高女性；另一方面，又生产嘲弄男性权威的玩世不恭的无聊女性。这两种女性都是对男性的被“祛魅”过程没有认识能力、解析能力与防御能力的。
    在我们无法建构恰当的性别文化价值体系的时候，可以先培养解构意识，警惕男性价值观对自我的束缚。当然，目前，首先需要从大学校园开始，让女大学生知道，新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懂得增加自身魅力，更要懂得在社会构筑的男性精英幻象面前，保持清醒。
    来源：时代周报

李旧苗

编辑手记


彭晓芸




    虽然都是些常识，不过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这些常识依然有效。罗蔚愿意花费时间将这些常识精当地阐述一遍，实在难得，中国女性，实际上仍停留在未启蒙阶段，甚至是一个倒退的阶段。一个社会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评价女性的标准的时候，这个社会敢说它是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吗？一个社会仍然将女性物化，将女性视为唯一价值只有姿色和年轻的消费品的时候，这个社会仍然好意思说它不是一个男权社会吗？
    一方面，女性在婚姻中所遭遇的苦和悲剧，仍然在不断上演，近期有一则新闻说的是，怀孕中的妻子遭遇丈夫语言暴力以及离婚威胁，胎儿已经四个月，不愿意堕胎的她，最终竟然选择了自杀，一尸两命。要如何命大福大，何等清醒地挣脱这个男权文化，女性才能不致于遭遇婚姻挫折即视为生命的完全失败乃至于选择绝路呢？
    另外一方面，女性又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寻求婚姻的庇护乃至于把婚姻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罗蔚所描述的女大学生，正是这样的，她们存在于目前的大学校园，虽然接受的是新教育，看上去似乎应该很后现代，但是其中仍然有不少人存在依附型的奴妾心理，不惜充当第三者，耍计谋让那个看上去似乎俨然成功人士的中年男人婚姻破裂，妻离子散，投入年少女学生的怀抱。她们不惜嫁给年龄几乎可以当她们的父辈的男老师，或者跳出校园环境，嫁给各类所谓的成功人士，难道是现在的女性比过去更能够接受年龄差异，或者是说，人类的自然条件已经进化到男女年龄差异不会影响婚姻质量的地步了吗？都不是。而是女性们普遍地在寻找捷径，寻找一个通过婚姻而实现少奋斗十年二十年即让生活达到她们所期望的生活水准的捷径。
    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靠单位管制和道德约束婚恋形态，婚姻形态很多是所谓的同志式关系，其中既有钱钟书杨绛这样的美满婚姻，也有各种看上去缺乏爱情因素的维系型婚姻，但女性依靠婚姻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这里指的是功利型的利益，而不是婚姻爱情中的灵魂默契，相濡以沫的利益，后者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太被视为可触摸的利益了），毕竟比较少，尤其是在一个第三者可耻的时代，女性想要仗着年龄或者外貌优势而进行资源争夺战，从一个中年妇女手中抢夺成功男士的可操作性并不强，至少她们会背负可怕的道德谴责，乃至于影响工作，单位会以作风败坏处理她们。
    公平地说，这种资源抢夺战中，男女互为利用，互相将对方物化、功利化，而并不仅仅只是男人将年轻貌美的女性视为物品和消费对象。因此，如果说当前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功利型的婚姻生态，女性自身也应当负有相当责任。
    而我所奇怪的则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在所谓的女性解放和彰显个人权利的婚恋自由、离婚自由浪潮中走向西方社会的两性关系的模式呢？
    究其原因，我想无非是我们在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的制度底下，和文化环境的相应发生中产生了断裂所致，即婚恋观念的自由，去道德化并没有和一个平等、人性化、非功利型的性别文化相互影响，而是一个绝对的自由搭建在一个封建文化依然盛行的性别文化土壤中，比如，中国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判断依然是年轻、貌美、贤惠，而决然不会是西方语境中的独立、自信、聪明、有独特的性格魅力或人格魅力，中国社会虽然实现了离婚的自由——自由得让西方人大大惊叹中国人的离婚为何如此容易，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文化环境来保障“被离婚”之后的大量单身女性、单身母亲的权益和未来，比如，在西方社会，离婚的自由建立在，他们从制度上给予单身妈妈免税等等各种补助，男士离婚需要支付数额不小的赡养费（注：他们说的是男方对女方的赡养费，而不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他们还从文化上保障了单身女性、单身母亲、单亲家庭的孩子不受歧视，无论是在社会中的求职求学还是在未来再婚路上的择偶，他们都有了相应的文化保障，离婚女性可以生活得很好，再婚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在中国社会，情况是相反的，不说新近发生的这则孕妇自杀事件，就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一系列女性“被离婚”（有的还没有离婚，而是发生于被提出离婚之后）之后的自杀事件（姜岩的自杀、女主播的自杀），也足以证明，离婚对中国女性的失败意味严重到何种程度了，她们对于离婚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在这种语境之下，罗蔚的文章显然就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对于中国女性来说，防范进入一桩不平等、丧失人格尊严的婚姻，要比面对离婚更加靠谱和代价小得多。在择偶之时就明确对方的价值观，也比稀里糊涂进入婚姻之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被当作垫脚石和消费品要占据主动权得多。当然，如果女性本来就将男性也物化，也将对方视为通向目标生活的阶梯和捷径，那么，这种互为利用的婚姻关系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了，那只是物物交换的一种交易而已了，谈不上用爱情的审慎和用价值观的标准、用灵魂深处的默契来衡量了。也犯不着看罗蔚所说的如何炼就“祛魅”能力，她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心知肚明，无魅可去，互为一用，不用过期作废，这种价值观，自然也可以存在，就像范跑跑说舍己救人不是美德仅仅是个人选择一样，这种婚恋观，大概也不劳我们费心了。
    如果再进一步深究体制性的根本原因，则是在一个让个体普遍没有安全感的极权社会中，其社会成员采取一种功利型的生存哲学并且在这种生存哲学中越来越不需要精神信仰和道德底线，大概是不奇怪的。

ironland

主帖作者想太多了吧。 或许自己读书时狂恋过某个老师？

袁灿兴

这种所谓具有独特魅力的老师，在各个大学讲堂上都可罗列一二。
不单单是对女生而言，在男生中也是有相当的市场。但是这种偶像型的老师，并不是散发因为道德光环而散发出的吸引力。相反，这些教师，恰是因为他们的叛逆、个性、思想，而给学生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学生，所需要的就是呼吸这种不一样的清新空气。至于作者将被推崇的教师，拔高到奇理斯玛式的英雄地位，这是夸张了。我见过的，受追捧的老师，还没有谁有这般的魅力呢。
至于文中所言的，从男性价值束缚中解脱，我看今日里已经是做的足够了。但是解脱束缚之后、自由的她们，能自立么？我觉得今日大学的女生们，缺乏的乃是独立与担当。而学校之中，则是由给温暖的遮风避雨的港湾，不能提供任何的历练，这才是需要关注的。当然文章中所追求的深远意境，以莎乐美、阿伦特为例证，恐怕不具有普遍意义了。

杜雅萍

缺乏独立与担当的不光是女生，也有男生。独立和担当不仅仅是对外，也包括家庭和感情的经营。

李大兴

编者按写得比本文好，男权社会固然是问题，更需“进一步深究体制性的根本原因”。

李大苗

绝大多数婚姻，都有利益计算在内。婚姻的失败，无非是计算失策，对未来缺乏预见，而未来究竟如何，尤其是在迅速变化的社会或暴然骤起人生景泰之中，对未来的生活预测或人格预测，都难得要领。

至于女大学生，我相信若家境强劲或丰厚，断然无楼主所言之魅。之所以中魅，除却前述事由外，和她们期冀自己能够”被裙带“。近二十多年，裙带之风愈演愈烈，没有什么关系，不要说女大学生，就连男大学生都进不得官府，进不得国企。人类历史相当长的阶段里，男女间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是社会不平等，男人与男人间的权利不平等。

一个非市场化的社会，女性受到歧视是最寻常的现象。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女性的自由与幸福以及尊严也就越普遍和越敬重。就感觉而言，私人企业为中国女性造就了远比男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成为”白领“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些私企，中国女性的境况比现在要糟糕得多，更卑微，更无奈，也更悲惨。

李旧苗

编者按写得比本文好，李大兴 发表于 2009-9-3 04:02

我也这么认为。我就是因为看了编辑手记才贴这篇文章的。

kemingqian

而在西方社会，可以说，他们早已走过了将女性物化和视为消费品的阶段，女性自身价值的觉醒可谓已经走得矫健而美丽，有人调侃过中国男性和西方男性征婚择偶的差异，发现中国男性将女性的容貌和贤惠视为首要的价值标准，而西方社会的男性则更多地强调女性应有自信、独立、智慧、善良的品质。李旧苗 发表于 2009-9-2 14:20

本人不知国内实情，中国男性就不说了。

就俺熟悉的中西部美国人来说，“两情相悦”基本上就是择偶的唯一标准，涨潮退潮都很快。与其说“他们早已走过了将女性物化和视为消费品的阶段”，不如说他们已进入了互相消费阶段。这倒也很平等。

对女大学生而言，很多美国人也说许多女生进医学院的目的就是找一个医生。这个，和中国比较，我想是比例问题，可惜没见过统计资料。另外，在婚姻问题上吃亏的女性多一些，美国好像也一样。这些属个人感觉。

国内的有些做法在美国是属于歧视。比方说，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早，某些工作有容貌要求，等等。在法律的实施上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还需有人出来努力。

对女性的启蒙，俺就不多嘴了。思想工作很难做，男男女女，思想工作就更难做了。碰上一个女大学生，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进去了。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