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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7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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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定:岭南画派的“大将”
在岭南画派那雄强的“集团军”中,中山的方人定虽然称不上声名显赫的“元帅”,但起码也算得上是一位战果累累的“大将”。
作为高剑父的得意门生,方人定在20年代那场新旧国画派论争(又称“方黄之争”)中,全心全意为“二高一陈”辩护,堪称是岭南画派最得力的“枪手”。当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从日本回国后开画展,国画会的黄般若写了篇文章,说“二高一陈”剽窃和抄袭日本画,高剑父看了很生气。那时,方人定已正式入春睡画院,又是广州法政学校的毕业生,会写文章。于是,高剑父就叫方人定与黄般若笔战。方人定火力迅猛,写了《新国画与旧国画》一文,同黄般若开起火来。论战结束后,方人定便去了日本。现在看来,方人定去日本留学,除了当时社会风气这个原因之外,还与这场论争有关。“方黄之争”争了半年后,黄般若仍一口咬定“二高一陈”是剽窃抄袭日本画,这促使方人定进行了自我反省,方人定也想借此揭开这个谜。在日本留学时,他真的发现“二高—陈”有抄袭的迹象。方人定为此很痛心,也很惭愧,还向黄般若道了歉。作为岭南画派的一员“大将”,方人定在自己的老师受人责难时,能忠诚地捍卫岭南画派的尊严,可见他的一片忠心。然而,更可贵的是,他一旦发觉“二高一陈”的抄袭行为,便敢于诚恳地向老师指出,这表明了他“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
众所周知,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二高一陈”及其弟子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何磊等的主要成就是在山水、花鸟。
而方人定看到了岭南画派人物画创作的薄弱,把枪口对准了人物画这块空地。他在众多的岭南派画家中独树一帜,专攻人物,因而他留给我们的那份遗产更显得珍贵了。他认为,‘新艺术的正途”是:“作品以人物为主体”、“题材以现代生活为对象”、“画法要折衷东西”。方人定一生走着的就是这一条艺术道路。无论30年代的《到田间去》、《雪夜逃难》、《归猎》,还是40年代的《马戏》、《贫女》、《劳动夫妻》,都可见出他的艺术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以人物画干预生活讽刺人生。解放后,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指引下,他的思想和艺术有了升华和飞跃。他更自觉地把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生活,深刻地、真实地表现在他的人物画上。他的《夜雨》、《旱年不旱》、《栖息》、《四牛图》是对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赞美和新事物的讴歌。他的历史人物画《琵琶行》和《西厢记》更能见出他对人物画的苦心经营。这两幅组画在位置经营、线条运用和色彩渲染上都十分讲究,富有诗情画意,堪称是“无声的诗”。他把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和勾勒技法同西洋画的明暗用色及日本画的装饰趣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的绘画技法有着高于岭南画派的表现力,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绘画风格,这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对于岭南画派的历史进程,有人曾这样估计:如果“再造社”有勇气坚持下去,岭南画派有可能发展得更好。可是,这只是历史的一种可能。“再造社”展出的作品大大突破了“春睡展”的局限,对岭南画风的冲击是沉重的。
当时,高剑父的学生,对岭南画派的现状不满,想另外拓展艺术新路,方人定、黄霞川等七八个人一聚便决定组织“再造社”。“再造社”的名字是方人定起的,经过一两个星期的筹备,“再造社”便在香港开起展览来了,还出了场刊。“再造社”画展在港澳影响很大,连高剑父也弄得很狼狈,怕学生揭他的底。只可惜香港沦陷,“再造社”的活动被迫停止。然而,方人定所声称的“本着中华的国民性,站在时代艺术的前线上,再辟国画的新路”的艺术革新精神对岭南画派的发展是一个警策。研究艺术史的人,有时爱将春睡画院这批门生的“造反”比之为中国政治上的“西安事变”,这足以见出“再造社”的历史地位了。公正地说,认可岭南画派而又超越岭南画派,是方人定的明智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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