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的电影世界
(2007-09-08 20:48:54)
今年以来,国内外大师级艺术家离开人世的消息接踵而至。不久前,7月30日,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去世。当时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但是没想好怎么写。今天休息,借着帕瓦罗蒂去世的哀思,写一写我对英格玛-伯格曼的认识。
英格玛-伯格曼一生共拍摄了56部电影,最后一部电影《夕阳舞曲》拍摄于2002年。伯格曼的电影数量不算少,但是,对中国观众的影响似乎不大。中国观众对于伯格曼电影代表作的了解,也远不如对于美国大片的了解。这一现象是有原因的,简单来说,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所展现的内容,大多离中国百姓的现实生活较远,即使有些比较接近,当今中国人表面化的生活形式,也懒得费脑筋去思考那些深刻的问题。很多中国人知道伯格曼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电影大师,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伯格曼还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舞台戏剧大师,由他执导排演的世界经典舞台戏剧的数量远远超过他的电影。
瑞典是富裕的北欧国家,它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基调。也许同美国电影比较一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伯格曼的电影。美国电影常常被欧洲文化界看不起,认为美国电影太庸俗、太肤浅,娱乐化倾向主导一切。而伯格曼的电影基本上是欧洲艺术电影的代表,不屑于美国电影的娱乐化,而倾向于挖掘现实背后的人性,因此,伯格曼的电影有时候被称为“哲学电影”。
瑞典生活富裕而稳定,每一个人无需对金钱有太强烈的欲望,使得人们有较多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感受。伯格曼的电影,经常表现富裕生活背后人性的不完满,幸福显得虚假,人性的缺陷被充分暴露。在物质生活不再给人压力的状态下,幸福、快乐、满足依然是浮光掠影,内心深处总是难以捕获最简单而持久的满足。伯格曼的电影就是通过生活的表象,对于人生哲学展开探讨,内容涉及宗教、善恶、父母、子女、亲情、死亡等生活的基本元素。伯格曼的电影表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感悟,对应了欧洲社会很多人的共同迷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观众对于伯格曼电影容易产生隔着一层的感觉,因为,欧洲的现实与中国的现实很不一样,伯格曼对于欧洲现实的反思,不一定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应该说,伯格曼由于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和个人性格,使得他对生活本质意义的思考显得敏锐、准确和细腻。然而,这也是他痛苦的原因,因为他找不到普遍的答案,不能给社会以答案,也不能给自己以良方。伯格曼晚年孤身一人居住在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波罗的海小岛上,虽然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威望,但是,他依然认为自己的人生是悲惨的,甚至是绝望的。伯格曼的一生一共有5次婚姻或同居,共有9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他在晚年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害怕人群,内心的孤独无法排遣。他还说自己是一个永远记恨的小心眼,他有一次挥拳打倒了批评他作品的评论家。中国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英格玛-伯格曼在晚年袒露自己的内心,一方面是他诚实面对生活、诚实面对自己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为自己的一生的不快乐寻找答案。
英格玛-伯格曼终其一生的电影都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故意要迎合观众。但是,由于他在深层问题上的思考,具有哲学的普遍意义,因而,他的思考方向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很多人通过伯格曼的电影发现,许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原来充满了矛盾。
伯格曼的电影中,有一部与中国有着奇怪的关联。在《冬日之光》里,一位乡村牧师听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陷入了终日的恐慌。他试图向上帝寻找答案,寻找安全感。伯格曼把遥远的瑞典乡村一位牧师对世界末日的恐慌归结到中国头上,有点不讲道理。在中国之前,美国、苏联等国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而且,美苏的原子弹当量远远超过中国,要说世界末日的威胁,中国还排不上号。伯格曼在电影中采用这个细节,一方面表现出他对中国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就近利用最近的新闻由头,因此,这个细节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他通过这个细节推展出的深入思考,确实具有普遍的意义。
将伯格曼称为电影界的哲学家,并不过分。他的电影显示了欧洲人对于人生哲学、生命意义探索的喜好。与欧洲相比,美国则显得肤浅得多。在美国有一类学问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就是以卡耐基为代表的所谓“成功学”。这类“学问”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出现,好像还挺有市场。“成功学”将丰富的人生哲学统统作了简单化、表面化处理,以举例说明的套路,构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并且为这种学问树立了一个明确的世俗目标,成功。任何人生哲学所探讨的幸福、快乐、满足,在“成功学”那里,都被物化为“成功”。而伯格曼的探索以他的方式发出一个声音:“成功”以后就能幸福、快乐吗?如果说“成功学”是庸俗化人生哲学的批量生产,那么,英格曼-伯格曼的电影就是对人生意义最个性化的沉思。遗憾只在于,伯格曼的沉思,以及他的生活,都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幸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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