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不宜过分夸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

李旧苗

在2009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化进程，为中国内需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也带动了银行贷款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开始引起监管者的关注，并不断进行风险提示和监管指引，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的平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到2010年，无论海外市场还是国内金融市场，对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忽然变得异常担心甚至恐慌，不少机构投资者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迅速增长，会带来银行信贷风险的迅速上升，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进而会降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偿还能力，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
　　实际上，忽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过份夸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同样也是不客观的，这种过份夸大往往没有注意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独特特性。例如，商业银行对于占据70％以上的县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结构分布中，财政偿还能力较强的省市级投融资平台的融资占据主要比重；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超过50％的城市实际上在中国屈指可数，绝大部分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多元化的，对土地收入的依赖程度相对有限。
    一、在当前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应对规范化，而不是妖魔化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确实是2009年应对危机过程中最为活跃的融资主体。受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以及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各地方政府纷纷举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的剧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监管机构已开始着手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管理，2009年下半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已呈现冲高回落、增幅放缓的趋势。在2010年1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曾在讲话中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在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的调控下，预计地方政府融资会有所收缩，各商业银行在新增贷款控制方面，将减缓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审批，在增量放贷方面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将进一步增强。
　　在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能一概否定。从一般意义看，地方政府之所以通过大量设立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主要是在由于中国分税制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事权的重心下移而财权的重心上移，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同时，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从而导致大部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唯有寻求外部融资。因此，尽管目前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控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信贷资金流入地方融资平台，但在地方政府不允许直接举债以及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的前提下，银行贷款依然是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这个过程可能会伴随着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地方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的过程。
　　地方融资平台急剧增长的风险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地方财政相关的风险；第二，如果地方融资平台破产，将会波及相关金融机构。
　　在风险防范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应完善中国财税体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降低地方政府对外融资的依赖性。并摸清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制定合理的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在现阶段中国急需摸清地方政府现有债务规模，减少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防止盲目借贷。同时，还需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财政债务状况，又能反映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及其变化发展趋势的风险控制标准，以监测和预防债务风险发生。在成熟市场，大部分国家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都制定了风险控制标准，以美国为例，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不仅制定了规模控制标准而且还制定了风险预警系统，通过严格的规定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第二，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需要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对待。虽然地方政府融资风险有所上升，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存在同等的风险。一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财政增长能力很强，其负债水平相对较低，债务风险较小；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商业环境，带动了项目周边土地增值，增强了地方政府收入。这些评估需要差别化地看待，需要动态地看待。
　　第三，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融资平台，实行分类管理。一方面应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融资平台，对于县（市）级、区级等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融资平台，由于2009年已有大量的新增贷款流入，因此，该类融资平台目前风险相对较大。同时，也需要区别不同性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行状况良好的投融资平台可以就直接转向市场化的融资；而一些纯属用于进行融资并没有什么具体业务的平台，应当纳入重点监控风险的行列。
　　第四，引入市场约束，鼓励地方融资平台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减少银行系统风险的积聚。在美国，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进行融资，但由于中国现行预算法尚未修订，地方政府尚且不能直接发行债券，因此采取组建地方融资平台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实质上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市政债券在诸多方面都很相似。现阶段中国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政策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提供了条件。2009年中国共发行了105期城投债，发行规模超过1,300亿元，但远远低于银行贷款融资额。因此，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鼓励地方政府发行城投债，是改善融资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还依然在地方政府整体的财政状况承受范围之内
　　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地方政府整体财政状况不断趋好，财政承担债务的能力不断提高，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6,406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28,645亿元，增幅达到347%，2009年1-11月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达29,328亿元，同比增长12.1%。
　　至于地方政府合理的债务规模，虽然目前中国尚未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控制标准，但可以借鉴成熟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理经验来进行估算。
　　成熟市场在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需求控制方面，较为常用的指标为债务率和负债率。各国主要是通过对指标设定一个警戒线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对警戒线的设定不一。以债务率为例，债务率是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地财政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反映地方政府通过动用当期财政收入满足偿债需求的能力，是对地方政府债务总余额的控制，美国规定债务率（州或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州或地方政府年度总收入）为90%-120%；新西兰要求地方政府债务率小于150%；巴西规定借款额不得超过资本性预算的规模，州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州政府净收入）小于200%，市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市政府净收入）小于120%。
　　考虑到中国国民经济及地方财政的高速增长，假设债务率不超过200%，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出中国地方政府本级整体债务余额2009年11月末不应超过58,656亿元。当然，这只是静态的、小口径的测算，更为合理的测算应当考虑基础设施完善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提高以及其他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因此实际的地方政府所可以承担的最大债务规模应当大于前述规模。
    三、地方投融资平台不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状况
　　对于银行新增贷款大量流入地方融资平台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多方面来看待。向地方融资平台发放贷款，最初由国开行在发放“两基一支”贷款中被广泛使用，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类贷款往往存在金额大，期限长，违约率低等特点；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巨大的融资动力，随着国开行业务模式的成功，其他银行亦加大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的力度。由于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这类项目贷款往往成为各商业银行尽力争取的对象，带动了近年中国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在此轮经济调整中，各大商业银行积极“争抢”4万亿投资计划中率先推出的优质项目，贷款规模猛增。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并不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现象，如十年期的贷款项目，按照惯例，并非一次性还款，可能从第二年开始就还款，风险被逐年分散。此外，人们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贷款风险的考虑主要源于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的担忧，在当前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近年均有大幅提高，政府偿付能力不断增强，贷款风险短期内爆发的可能性不高。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会提高土地收入的。
　　多年来，中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在贷款风险控制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已经有能力处理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对于此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放的天量信贷，随着信贷风险的逐步暴露，将可能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有所上升，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银行面临巨大风险的结论。商业银行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合理平衡信贷结构，可将风险控制在可供承受的范围之内。
    四、防止盲目紧缩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入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目前商业银行已开始意识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有意收紧一些风险承担能力不高的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紧缩对新增项目的信贷投入，对于已纳入本年度放贷计划的项目，已经处于建设阶段的项目，已经签订贷款意向或者已经授信的贷款，银行会继续实施，保证项目按时建成完工。对于新增的项目，央行和银监会将对商业银行给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进行严格控制，以控制风险，保障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入。
　　除信贷资金投入外，地方的公益建设项目资金还有其他的来源方式，如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信托计划、BOT等。加强债券市场建设，可将现有大量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证券化，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由市场发现价格，从而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2008年11月份以来，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鉴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除财政部代为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地方债券外，全国各地的投融资平台加大了发行城投债的力度，尽管在城投债发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对城投债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滞碍，但城投债的发行对推动经济复苏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未来仍可成为地方政府公益建设中的重要资金来源。城投债作为“准市政债”应该在规范中不断发展，为支持地方建设继续做出贡献。
    五、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信贷增长惯性，在信贷紧缩环境下，可能会挤压中小企业市场化融资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初地方政府财政投资保持了较大的力度和速度，对阻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缓解其它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后续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政府投资基本上控制在基础性设施、重大民生工程和对其它竞争性领域有带动作用的产业等领域，不能替代或挤占民间投资的空间。目前的经济运行也已经显示出民间投资增速的趋势。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此做出了基调性和方向性的决定，而且还有了较具体的安排，鼓励民间投资：继续保持较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重点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明确强调要在金融上支持小企业，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2009年应对危机是有积极正面效果的，同时也留下一些隐患，突出表现在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明显减少，如果信贷投放的实际需求强大，但是为了防止通胀过于严格地控制信贷，银行为了防止已经发放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自然集中把经过严厉控制之后的贷款投放到2009年已经开工的项目，那么，除了2009年基础设施项目之外的中小企业，必然再次遭到信贷的打击。
　　为了防止这种挤出效应，应当鼓励基础设施多通过直接融资来进行，同时在物价压力明显回落之后，货币政策基调要从当前较紧的基调中转为适当放松。表现在信贷的投放上，就是在没有显著物价压力驱动下，适当放松的信贷可以推动资金进入经济复苏所需要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等。

ironland

地方政府会不会破产？

假如破产，或继续用勾销债务的办法处理，除了物价涨，其他还会有什么影响？

迅弟儿

国务院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派出专家组在全国暗中调查。
昨天傍晚国务院派往日本取经的专家组到达东京。我今天陪同他们参加了财务省和总务省的日方说明会。
明天访问日本银行和日本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
这些都是我帮助协调张罗的。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与日本政府协商和交涉。
算是曲线助国。
知道些内情。你们江苏省，问题大大的严重！

李旧苗

知道些内情。你们江苏省，问题大大的严重！


此事我极感兴趣，愿闻其详。

迅弟儿

知道些内情。你们江苏省，问题大大的严重！


此事我极感兴趣，愿闻其详。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3-10 00:01

你就在体制内，只要你花点时间调查一下，一定会知道得更详细的。难可能难在与别的省的比较。不过我知道的结论已经写出来了。

李旧苗

回迅弟，地方上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只是很想知道，去你那里的国务院取经团，对此类问题，是怎么看的，是他们认为江苏问题很严重吗？我昨天去上面开会，领回两项任务，都是中央逐级布置下来的，完成这两项任务，需要大笔的经费，但中央、省里一分钱不给，让我们自己去向市委汇报，争取本级财政经费的支持。简言之，上面点菜，地方买单，每年类似这种中央各条线下派的任务，不计其数，为完成这些任务（还得是保质保量的），地方上每年列支的专项经费数字，绝对是惊人的，不卖点土地，不搞点融资平台，眼前的日子难过呀。去国外学习，能学成什么样子，没有制度作为支撑，没有法律作为保障，取回来的经，最终只会念歪。

老木匠

6# 李旧苗

这次为了世博会，规定要将沿街的房子都要粉刷一遍、平顶老工房加三角屋顶、所有沿街的商铺标牌空调全部统一。任务下达，钱一分没有。据说一个市中心不是最大的区，单这么涂饰一下，就花了20个亿。市里不给钱，区里给小钱，街道出主力，因此把各个街道的结余埋伏一扫而光。

李旧苗

为地方融资平台设立“防火墙”


    【《财经》记者 陈燕】“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能举债，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筹措发展资金，是一种变通的办法。”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财政厅厅长黄锦生告诉《财经》记者。
　　黄锦生说，融资平台对于四川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能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也表示，根据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的报告，地震灾后重建需要1.7万亿元的资金，除去来自各方的3千亿元对口支援资金和大约5千亿元国家投入，剩下1万亿需要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承担。靠老百姓筹措资金“自救”在一些地方很困难。
　　康永恒举个例子，2008年5月11日，四川一个农民花了20年的积蓄盖起两层楼房，而5.12地震使他的新屋成为废墟，20年积蓄毁于一旦。最后还是靠地方政府变通，对该农民实施无抵押贷款，帮其重建家园。
　　对于地方融资平台潜在的风险，黄锦生说，投融资平台在运作过程中，的确存在诸如资本金、违规担保等一系列问题，投融资平台与财政之间没有“防火墙”应该引起重视。
　　债务风险待化解
　　康永恒则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确实存在急功近利，大搞形象工程的情况，最怕地方融资平台成为滋生政绩工程的温床。目前有些地方的政府举债量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当地财政偿债实力。
　　康永恒还透露，现在一些银行为降低政府贷款风险，要求人大常委会将政府举债纳入财政预算，这不失为银行控制风险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人大只审批当年预算，这种操作现实中并不可行。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表示，地方投资应更多倾向保障性住房建设。但由于目前高档住宅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减少建设高档住宅，势必会减少土地出让金，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较多财力集中到中央，事权却不断下放地方，地方要承担无限责任。”为此，易敏利表示， “财税体制不改革，地方建立融资平台也是不得已的方式。”
　　设立防火墙
　　对于如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黄锦生表示，不赞同“一棍子打死”。他建议，第一，清晰界定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财政的边界，在中间设立防火墙，投融资平台应作为独立法人承担责任，自我发展和操控风险。第二，严控审查注册资本金。第三，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
　　黄锦生表示，尽管目前四川省内存在数量较多的融资平台，但省政府历来重视风险控制，并已建立了一套政府债务管理系统。
　　“我们根据债务率和债务余额情况设定指标，对举债申请分别设立举债区、警示区和限制区，通俗地说就是设置红灯、黄灯、绿灯。债务率和新增债务率超过综合财力的120%，不能举债。”

迅弟儿

回迅弟，地方上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只是很想知道，去你那里的国务院取经团，对此类问题，是怎么看的，是他们认为江苏问题很严重吗？我昨天去上面开会，领回两项任务，都是中央逐级布置下来的，完成这两项任务，需 ...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3-10 13:38

“上面点菜，地方买单，每年类似这种中央各条线下派的任务，不计其数”。

旧苗，昨天在访问横滨地方公营企业的途中，我把你的意见作为“江苏省某地方官员的心声”给国务院的某部门的领导提了一下。他很重视，晚上吃饭时还专门又询问了我一次。他也是暗访地方的专员之一，对地方的这些情况也了解。给我说了一些他的看法。

我对你前帖的内容中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你说的“上面点菜，地方买单”在你（或你们单位）一年的工作当中，大约占多大比例？
除此之外，我还想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性收入是否受到影响？有多大的影响？

李旧苗

迅弟，我认为，国务院部委的官员、或者专家组成员，主要考虑的是全局性问题，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中国目前存在的现状，是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注意，不是一般性的发展不平衡，而是极端的不平衡，所以在探讨全局性、普遍性问题时，苏南的几个县市，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以我所在的县级市为例，其经济总量，已超过青海一个省，一年的政府各项收入，相当于贫困地区几个地级市、或者几十个县级市政府收入的总和，因此，我们市里每年为中央或省下派任务买单所花的经费在全年的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与国内绝大多数县市同样为应付上面下派任务买单所花的经费在全年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我上面提到的我们单位刚接的两项任务，均为中央下派到全国所有县一级的，完成这两项任务，各地所花的经费大致上差不多，最起码不会有成倍的差距，这笔经费支出，对我们市而言，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县市而言，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我认为，中央应该从各地的财政实际状况出发，给经济薄弱地区下派同样的任务时，配套下拨专项经费。


你提到的问题，很好，我不知道是你提出来的，还是某部门官员提出来的，如果是某部门官员提出来的，我认为尤其好，现在关于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讨论非常之多，但少有见到扎实的实证研究，我觉得，搞清楚地方上为应付上级各项任务所花的经费在全年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很抱歉，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我要做些调研和思考，不能信口开河。至于你问到我个人的工作，我不用调研就可以直接回答你，平时的零碎活计不论，今年单位安排给我的两项大的任务，都是从北京布置下来的，地方财政都划拨了专项经费，说到所占比例，我想我一年工作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七、八十，大概要花在这两项任务上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今年的工作安排，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也由此可见一斑。

迅弟儿

旧苗，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
看完你上面的回答，我被你的回答搞糊涂了。因为你最新的回答与你之前的抱怨内容渐行渐远，逐渐模糊成一个即将看不清的背影。
我虽然没有获得满意的回答，但是获得了另一个清晰的印象（不是结论哈）：你不愧是一个老练的官员，有能力，有想法。

杨林

事实上政府融资平台在九十年代使银行吃尽了苦头，大概直到零三年后才把烂账陆续清掉，原因是政府近年通过土地出让等短期收入暴富，如果房地产泡沫退潮，政府平台的风险还是很大。

老木匠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最近发表研究结果“中国的8,000个信贷危机
”（China's 8,000 Credit Risks）中表示，ZG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举债累累 ，本土金
融风暴危机隐然形成。

《经济学人》11日日报导，由于ZG法令限制银行直接贷款给地方政府，为规避该项限
制，地方政府设置了估计达8,000家的投资公司，以“企业贷款”的名目举债，累积了庞
大的债务。

更可怕的是，史宗瀚估算，ZG地方政府的未偿债务余额达11.4兆人民币（合计1.7兆美
元），另外还有地方政府为刺激经济，筹资进行基础建设，银行目前已经承诺发放了12
.7兆人民币贷款。实际上，ZG当局大力宣传的金额达4兆人民币的全国刺激方案，其中
只有1兆人民币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所以，如果史先生的估算还算精准的话，ZG地方政
府的举债挥霍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因此，不良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史先生估算，ZG地方政府旗下投资公司取得的贷款
中，将有四分之一发生坏帐。由于地方政府已为这些债务做出担保，所以，坏帐造成的
损失将会使得放款银行面临危险。很多贷款是以土地来抵押，如果被用来抵押的土地的
价格下跌，或土地被用来担保多笔贷款，则至少有一些银行可能会倒闭。

麦格里证券（Macquarie Securities）中国研究部门主管库兹（Michael Kurtz）指出，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狡猾摆脱的债务可说是一场财务骗局，因为无论这些贷款的责任
是在投资公司或贷款银行，在一个国营体制下，这些贷款最终都将由ZG中央政府来承
受。

尽管有史宗瀚教授的研究数据，外界对ZG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的运作方式还是隐
约不明。他们的部份资金显然来自于土地出售，而这可能牵扯到一些地方官员、开发商
和承建商之间的贪污腐败交易。

地方政府债务将引发金融危机

《美联社》8日报导，ZG中央银行一副行长星期一表示，如果中国地方政府为投资房地
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而设置的投资公司无力偿还巨额贷款，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金融
危机。

苏宁﹝Su Ning，音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银行监管机构已经要求银行针对这些投资
公司未偿还贷款进行审查。苏宁虽然拒绝透露债务金额等详细内容，但他明确指出，去
年，这些投资公司的借款额度占银行总放款量非常高的比例。

苏说：“这可能有潜在的风险，因为有些投资公司虽可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援，可是
很多地方政府本身就有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而一些投资公司则根本没有获利。”

中国的媒体报导，地方政府旗下投资公司已借款约6兆人民币﹝相当于8800万美元﹞。美
国西北大学史宗瀚教授估计，自2004年至2009年底，地方政府借款总规模约12兆人民币
（相当于1.6兆美元）。

虽然中国的银行业目前现金充裕，但是银行监管机构担心，去年太多的银行放款流向了
不需要资金的工厂、房地产和其它投资，这将导致不良放款大幅增加。

事实上，北京宣布的4兆人民币刺激方案，资金来源主要来自银行。因为北京只提供1兆
人民币，剩下的3兆人民币则要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来提供，而他们都仰赖着银行贷款
融资。

中国媒体上个月报导，银行被规定不得贷款给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并对一些不符
合北京发展计划的地方政府方案予以拒绝。

中国隐藏性负债暴增， 2012年恐现金融危机

据 （Bloomberg）报导，史宗瀚教授表示，隐藏性债务使ZG政府债台高筑
，估计政府负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可能高达96％。

史教授着有《中国的派系与金融》（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一书，他于3月
1日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在最坏情况之下，中国可能会在2012年左右爆发相当大规模
的金融危机，而此将导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至少2年以上。”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2月23日曾表示，ZG地方政府负债所
堆砌出来的泡沫，恐在10年内引发区域性经济衰退。而避险基金经理人查诺斯﹝James
Chanos﹞则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他预测房地产投资过热将
导致中国经济崩盘。

史宗瀚表示，如今两难的是，若大举整顿这些地方政府债务，所出现的的坏账将会导致
“巨大的波浪效应”（gigantic wave），如既定的工程项无法完成等。另外，若地方政
府未能停止过渡借贷，估计将会导致2012年的通胀急升至超过15%。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
，都会令人民对金融体系失去信心，最终令银行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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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中国银行业去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另译兆）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流入了地方政府的基
础建设融通工具(funding vehicles)。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翰估计，新增信贷的坏帐比例
可能达到20%，银行业恐被不良放款(non-performing loans)拖累，zg最终将被迫以3
万亿人民币纾困收场。

据13日报导，zg高层或许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上周开始发出禁令，
不再允许地方政府筹资的银行资金持续投入新建工程，导致情况更加不可收拾。史宗翰
教授认为: “最可能的情况是，zg当局将启动大规模的金融纾困工程。”

据花旗大中华经济学家沈明高估计，“在最差情况下”，zg地方政府2011年的不良放
款将攀升到2.4万亿人民币(3,500亿美元)。他认为，zg当局将尽其所能的延展货币宽
松的期限，以便支撑资产价格、维持过度投资，以免不慎“挤爆”这类融通工具，导致
银行钜额坏帐和zg必须纾困银行的结局。

不过他说:“风险在于通膨或资产泡沫一旦发生，zg将被迫提早退场，并收回对地方政
府的借贷承诺。”他还表示:“zg当局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部分地方政府的融通工
具跳票，这样银行便知道zg这次是来真格的。”

zg央行副行长苏宁8日表示，去年9.59万亿人民币的银行信贷中，“相当大比例”属于
地方政府担保的基础建设融通工具，他认为，这类融通工具让银行无法获利的风险很高
。zg央行行长周小川6日也表示，两类事情值得大家关注，一类是以土地为抵押的借款
，另外一类就是由城市政府进行综合还款的，这里面蕴含着城市政府以及财政性的风险

老木匠

据统计，去年底中国银行业的呆帐金额为4,970亿人民币，呆帐比率1.58%，呆帐数字似
乎还很低，但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目前举债的总额，占年度税收比例已超过400%，据信当局已经体认到，未来数年坏帐问题势必爆出。

老木匠

《瞭望》：中国经济今年五大警示性风险
2010年03月14日 11:34瞭望新闻周刊

条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是CPI，潜在的最大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2.7%，PPI同比上涨5.4%，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20.7%。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CPI数据涨幅却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不但接近《政府工作报告》3%的年度目标，而且高于2.25%的中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如何判断和把握今年经济运行风险，再次成为今春全国“两会”焦点议题。

“今年经济增长没有问题，肯定超过8%的目标任务，相反担心会不会超得太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担心超量流动性，“总量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资金的分配和流向。”如果房市和股市比较“凉”，流动性可能会压倒商品市场，推涨CPI。

这意味着，在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演化的过程中，当前的宏观调控任务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新加了一项内容：在保证充裕流动性以保障经济增长继续回暖向好的基础上，调节流动性流速和流向以防止推涨CPI。可以说，流动性已经成为今年经济运行健康与否和风险大小的关键变量。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今年新增信贷目标为7.5万亿，最后可能是8万亿，“尽管比去年9.59万亿少，但8万亿仍然是适度宽松的政策。”事实上，一年多来特殊背景下积累的这些流动性，已经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今年将要面对的五方面经济运行风险。

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2010年是否面临通胀压力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工业生产领域产能普遍过剩，夏粮、秋粮连续丰收，工农业产品供给充分，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供过于求压力较大，因此2010年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借本刊记者提醒说，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不同于短缺经济时期，当前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首先会推高资源型产品价格，如土地、矿产品等。由于流动性泛滥、投机活跃，资产价格上涨并形成泡沫，如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通胀预期不断加强。最后，在成本上升、比较收益发生重大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供求平衡相对脆弱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并逐步向普通工业产品传导。”

近日，央行副行长、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在一次内部活动上直言，“中国今年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胀。”首先是输入型通胀，今年全球农产品[14.27 -0.21%]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也上升。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输入型通胀占中国通胀的相当大部分；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今年又是一个基建高潮，而且上游企业开始调价，水电价格改革启动。

根据经验统计，M1如果超过M2，而且如果M1有30%左右的增速，大概6～9个月后，物价一定会上去。朱民认为，一旦出现通胀，将产生两个新问题：其一，现存款利率是2.25%，如果通胀率达到4%，就是负利率1.8%了。如果不上调利率，就会出现存款搬家现象，推进资产泡沫。其二，CPI是非均衡变化，如果CPI达到4%或4%以上，会导致商品价格迅速上升，老百姓便开始抢购，会形成社会问题。

其实，CPI转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是否加息。但加息又会引起新问题，比如企业成本问题、外资流入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所以，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是CPI。

因此，余斌认为，“为防止资产价格和物价过快上涨，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时机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在保障已开工建设的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随时调整资金下拨进度和建设规模；二是在信贷规模比上年明显缩减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加大补贴力度，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通胀能力。

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

“房地产涉及六十多个行业，所构成的产业链很长，其增长速度低了，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涉及到就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以购买住房、汽车为主的阶段，2010年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局面，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靠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信贷空前宽松，自住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相结合，房地产市场未经实质性调整就开始再度走高，房价持续上升。导致社会恐慌心理加重，投资需求日盛，供求矛盾凸显，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市场面临调整。

对此，余斌借历史经验强调，亚洲金融[3.03 0.33%]危机源于部分亚洲国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房地产和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我国房地产泡沫化，其危害同样难以估量。”

他分析说，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难以为继，政府调整房地产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调整力度过大，导致房价由升转降，消费心理随之改变，则有可能重现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市场萧条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缩-金融风险加剧-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将会使已有的稳定回升局面受到冲击，并可能使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境。”

在上述两难选择中，余斌强调，政府应明确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把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缓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价作为基本手段。

基于此，他提出要区别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区别不同市场面临的矛盾，采取差异化政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市场特征，宏观调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产价格等情况的变化制订针对全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是区别真实需求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场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在保障首次购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率、税收等政策有效打击投资性需求，减轻商品房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压力。

三是区别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房价上涨，难以承受目前房价的人增加，政府应通过加快廉租房建设等，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门市市长王玲更具体指出，调控房地产市场，决不能把稳定仅仅理解为控制价格，“涨太快了，就赶紧挡一挡。过两天老百姓不吭声了，就继续让它涨”，而是要通过保障房制度、土地财政和物业税等综合角度，“拿出长远、系统的政策办法”。

消费扩张难以持续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10年政府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保持不变，有些领域还进一步加大了力度，这将有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但是，在余斌看来，一方面，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成本不断提高，边际效应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未消除，2010年消费增幅难以达到2009年的水平。

他指出，现阶段，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二是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2008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个和24.3个百分点；三是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1990～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必然影响整体消费的增长。”因此，余斌认为，无论从短期内促进消费稳定增长，还是从中长期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扩张，政策重点都应当着力消除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

其一，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以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垄断行业改革为突破口，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其二，在二次分配中，加大调节力度，有效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改善消费者预期。

其三，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释放强大内需潜力。

其四，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贸易摩擦和升值压力

200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尹中卿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2010年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在实施了力度较大的救助措施之后，金融体系趋于稳定，金融机构信贷功能逐步恢复。但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发达经济体从本国利益出发，为保护其脆弱的实体经济、有限的就业岗位和维护社会稳定，金融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将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且不排除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后面临重大调整的可能。因此，余斌指出，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不可避免。由于发达经济体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所占份额较高，贸易争端将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也将对相当部分出口产业构成威胁。

同时，前一阶段，美元在波动中呈现贬值趋势，相应地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相对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10年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对于稳定出口预期是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过程，持续、小幅度的升值方式，虽然减轻了汇率调整对出口产业的冲击，但也带来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利益损失。”余斌的建议是，阶段性、跨越式的升值方式，则有利于阻止国际资本的涌入，在相对脆弱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本稳定，并减少利益损失。

同时，他强调人民币汇率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利于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和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外向型企业，促进出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地方财政风险加大

去年地方财政中，土地收入1.6万亿，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按照6%的利率计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亿元的利息，也意味着从土地获得的近1/3资金都付了利息。而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收入大幅减少。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管理不许乱收费，土地收入又成问题，地方政府会比较困难，地方财政压力将加大。”

许善达分析说，“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地方债务偿还很成问题。原来曾搞过用一般预算的结余去偿还债务，现在估计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地方预算大概有7万～8万亿元，怎么可能还得上？”

“这些年，尽管花了很大力量，还没有完全解决乡级财政因‘普九’达标而留下的多达6万亿元以上债务。现在，市、县两级政府又因政府投融资平台产生巨额债务。”尹中卿警示说，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

而且，按照朱民的分析，由此会引起银行的不良资产和项目延期等相关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资金供应有变化，不良债务问题将会在几年后浮出水面，这个风险还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密切监控投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强化对地方外债指标监测和风险管理，增强制度约束，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张辉)

李旧苗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反对地方列赤字


    【《财经》记者 郑猛】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王雍军2月3日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根本不具备地方举债所需的基础条件，如果不顾现实条件让地方列预算赤字，并赋予地方发债权，国家的财政风险将难以控制。
　　近日，有关《预算法》修订中将允许地方实行赤字预算的说法渐热。有消息称，考虑到地方隐性“赤字”蕴含的巨大风险，《预算法》修订有可能适当放开地方预算赤字权，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以使隐性风险明晰化。
　　按照1995年开始施行的《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此前曾透露，2009年各地投融资平台纷纷兴起，全国投融资平台数量超过8000个，这对于国家财政是一个较大风险。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军表示，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是很大的议题，《预算法》修订方案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目前的主流意见是将地方举债权内容写入。
　　王雍军认为，2009年中央财政已代地方财政发债2000亿元，修订《预算法》时可能会把这种方式予以明确。即使不由中央代发，也不可能赋予地方全部的举债权。比如额度方面，中央财政一定会予以总量控制，地方举债的规模也要纳入全国债务管理的总计划，“不可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
　　“我不主张赋予地方正式的举债权。”王雍军明确表示，目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给地方多少举债权，而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要明确一个政策导向。具体来说，中央代发地方债比地方拥有举债权更为妥当，中央代地方发债这种形式目前应该延续。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中央并未赋予地方举债权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同样在变着法子举债，其中隐含的风险很大。这种风险并不会随着地方获得举债权迎刃而解，地方财政反而会因此变本加厉。”
　　王雍军说，中央财政每年都拨付大笔转移支付资金到地方，这笔钱很多地方并没有用好，大量资金都闲置起来。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赋予其发债权力，各个地方会“挤破脑袋争相发债”，国家的财政风险将难以控制。
　　“其实，也不是说地方绝对不能举债，而是举债所需的基础条件目前根本不具备。这包括基本的法律框架和评价体系，以及债务责任机制等。基础条件不具备，发债权利就会被大大滥用。”
　　王雍军透露说，对于《预算法》的修订，财政部和全国人大预工委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修订案何时提交至全国人大层面尚不可知。

迅弟儿

回迅弟，地方上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只是很想知道，去你那里的国务院取经团，对此类问题，是怎么看的，是他们认为江苏问题很严重吗？我昨天去上面开会，领回两项任务，都是中央逐级布置下来的，完成这两项任务，需要大笔的经费，但中央、省里一分钱不给，让我们自己去向市委汇报，争取本级财政经费的支持。简言之，上面点菜，地方买单，每年类似这种中央各条线下派的任务，不计其数，为完成这些任务（还得是保质保量的），地方上每年列支的专项经费数字，绝对是惊人的，不卖点土地，不搞点融资平台，眼前的日子难过呀。去国外学习，能学成什么样子，没有制度作为支撑，没有法律作为保障，取回来的经，最终只会念歪。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3-10 13:38

江苏扬州政府偷偷卖地
新建小区面临拆迁

　　综合消息
在江苏扬州有这样两个小区，业主们买了新房住了没几年，却突然被告知房子马上就要拆了，手中的土地使用权证即将成为废纸一张。据了解，当地政府在未与业主商量补偿，未开听证会情况下，就将70多户业主的土地使用权二次转让。地块出让可令当地政府获得20多亿元土地出让金。

　　新小区要拆
业主不知情

　　今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几名陌生人突然来到江苏扬州市渡江西苑小区进行房屋评估。从几人口中，小区业主这才知道自己住的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了。

　　渡江西苑建成于2002年，共有两栋商品住宅楼，使用时间满打满算还不到8年。40多户业主入住时间大部分只有五六年，时间最短的还不到三年。听说要拆迁，他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

　　一墙之隔的福运苑小区30多户业主也接到了拆迁通知。该小区建成于2003年，使用时间更短。一些住户刚刚装修完，还没来得及入住。

　　两个小区的规划、土地等各项手续一应俱全，怎么说拆就拆呢？后来，业主们在扬州土地市场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今年2月11日，序号为590号的地块以每亩250万元的价格挂牌出让给一家房地产公司，该地块总面积达900多亩，范围涵盖渡江西苑、福运苑两个小区。也就是说，早在20多天前，这两个小区70多户业主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扬州市政府卖了出去。这让业主们非常震惊。业主们说，各家户都有土地使用证，上面注明土地使用性质是出让，使用期70年。

　　收回土地使用权程序违规

　　记者采访了扬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卞广骥。卞处长说，这次出让的地块位于新老城区接合地带，为了提高城市的品位，扬州市政府决定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引进开发商对该地块进行旧城改造。去年底，已在国土局网站、江苏土地市场网发布拍买公告。

　　记者了解到，扬州市国土局在网上发布的公告其实是土地招商公告。对于这些只发布在专业网站上的招商公告，除了关注当地土地市场行情的开发商，作为普通公众的业主会有多少人关注、能有多少人知情呢？

　　卞处长解释说，“不可能每家每户都能够知道，这个也不可能做到”，“我们在网站发布公告，应该就是已经对社会的公告了”。

　　那么，国土资源局能否将已经卖给业主的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再卖上一次呢？从法律上讲，拍买应该先要收回土地使用权。根据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颁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因旧城改造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应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补偿，在补偿之后才能收回土地使用权。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没有任何人与业主商量补偿的事情，没有贴公告，也没开听证会。就这样，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没有按照规定给予业主们补偿的情况下，就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这种做法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此，卞处长是这样解释的：“土地招拍挂确实有这种做法，据我了解还不止是一个地方在做。从政府应该来讲呢，以社会效益为主。”对于这次土地使用权的违法出让，卞处长认为这是土地招、拍、挂工作中的通行做法。

　　卖地能获20亿出让金

　　据卞处长介绍，这次出让的地块将用来建普通商品房。拆除几年前刚建成的商品房，又重建商品房，业主们对此十分不解。

　　据了解，这次出让的900多亩土地位于扬州市古运河风光带南岸，是难得的黄金地段。出让该地块扬州市政府可获得20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据央视

　　媒体报道后扬州中止出让

　　扬州消息
江苏扬州市政府4月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媒体报道的扬州—旧城改造项目过程作出回应。扬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骏回应说：从充分尊重民意，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更好地做好旧城改造工作出发，扬州市政府决定“中止渡江桥南滨河区域旧城改造土地出让”。

迅弟儿

迅弟，我认为，国务院部委的官员、或者专家组成员，主要考虑的是全局性问题，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中国目前存在的现状，是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注意，不是一般性的发展不平衡，而是极端的不平衡，所以在探讨全局性、普遍性问题时，苏南的几个县市，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以我所在的县级市为例，其经济总量，已超过青海一个省，一年的政府各项收入，相当于贫困地区几个地级市、或者几十个县级市政府收入的总和，因此，我们市里每年为中央或省下派任务买单所花的经费在全年的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与国内绝大多数县市同样为应付上面下派任务买单所花的经费在全年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我上面提到的我们单位刚接的两项任务，均为中央下派到全国所有县一级的，完成这两项任务，各地所花的经费大致上差不多，最起码不会有成倍的差距，这笔经费支出，对我们市而言，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县市而言，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我认为，中央应该从各地的财政实际状况出发，给经济薄弱地区下派同样的任务时，配套下拨专项经费。

你提到的问题，很好，我不知道是你提出来的，还是某部门官员提出来的，如果是某部门官员提出来的，我认为尤其好，现在关于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讨论非常之多，但少有见到扎实的实证研究，我觉得，搞清楚地方上为应付上级各项任务所花的经费在全年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很抱歉，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我要做些调研和思考，不能信口开河。至于你问到我个人的工作，我不用调研就可以直接回答你，平时的零碎活计不论，今年单位安排给我的两项大的任务，都是从北京布置下来的，地方财政都划拨了专项经费，说到所占比例，我想我一年工作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七、八十，大概要花在这两项任务上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今年的工作安排，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也由此可见一斑。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3-12 23:19

为什么你要答非所问呢？这是很失礼的行为。

迅弟儿

不诚实的人！

李旧苗

不诚实的人！
迅弟儿 发表于 2010-4-11 02:31

骂得够狠，骂完就不见人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