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如何当大学老师？

李旧苗

李欧梵教授是华语文化界的名人，他的书每有出版，必有书评接踵而至，这回的《我的哈佛岁月》也不例外。书评人还引用了董桥的话，说“在学术步步迈向庸俗化、商业化之际，李欧梵的存在，肯定是莘莘学子不可错过的风景”。
    李欧梵是典型的哈佛出身，读书、教书，前后二十年，学术的起点和职业的终点，都在这所世界名校。有此经历，谈哈佛当然比读了几年书，就自称“哈佛才女”的人更有资格。
    我以前曾看过几本关于哈佛的书，但要么是严肃得过分，而缺少了生气；要么是散淡得没有灵魂，总之是满意的少，失望的多。记忆中，有一本写哈佛的书，也颇能满足好奇心，但作者毕竟非学界中人，只能算是旁观者的描述了。
    现如今，“走进”什么的句式的书，在坊间相当流行，如何“走进”大学呢？当然是要走进教与学的主体——教师与学生了。我所说的“教学”并不是学校的教学规章，如果你到国内大学里了解一下这类规章，非把你吓坏不可，有的大学的教学条例，夸张地说，几近狱规，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管理方便为原则的，实质上还是官本位。
    我一直以为，大学学术水平的高下在于有“人”，用梅贻琦的话说，是有“大师”。哈佛也一样，它的东亚研究之强，强在费正清、史华慈这样的学术大师身上。在学问方面，是没有所谓“人多力量大”的规律可言的。我们现在不提人，而专提学科，仿佛一个学科比一个人强似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异化。因为不仅学科是人组成的，在学术上还有一条“铁律”：若干个二流学者加起来，是抵不过一个一流学者的。课题申请也一样，不管什么专业，没有五六个参与者的名字填在表格中，评审专家就不认可，美其名曰“重视梯队建设”。事实上，专家们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个参与者不过是挂名而已，课题批下之日，也是大家散伙之时。
    李欧梵回哈佛任教，是基于哈佛的东亚学和汉学方面的知名学者韩南、宇文所安以及杜维明推荐。但仅有推荐还不够，还需要同行专家的鉴评和学校教授委员会的讨论批准。推荐制度，免不了人情，但在美国大学之所以屡试不爽，还是因为他们有完美制度下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一个学者的声望、信誉和信用，是与学术生命挂钩的。你荐一个庸才可以，荐两个庸才人家就不认你了，因为你太不自重，缺乏信用不说，你的眼光也太差劲了。
    李欧梵对大学是做学问之所的认同，与蔡元培所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恰相一致。在当下中国，这大概也属于理想主义的“传统之见”。因为许多“务实之人”，早认识到学问只是敲门砖，是第一步，外在的文凭、职称和随后的头衔之类，是第二步争夺的目标。于是，“经营”成了登临学术大厦的手筋，而教学与研究则退居其次。在李欧梵的“哈佛岁月”中，则完全不同。他读书时，是博览群书的，而教书时，也是废寝忘食。前后都只是一个“忙”字。不仅仅是哈佛有一流的老师，一流的学生，关键是哈佛有一套制度，一个氛围，这套制度和这个氛围足以让老师成为为学之士，学生成为好学之人。
    两年前，看到一位日本教授在名片上写着孔夫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让我汗颜无比。现在看《我的哈佛岁月》中李欧梵先生对学问的孜孜以求，花甲之年而不悔，同样令我慨叹。这里面有责任心，但更多地还是“乐知”的本性。我始终认为，一个勉强读书或为职业读书的人，只能成为教书匠，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道解惑”的教师。这是因为他（或她）不可能将知识中暗含的精神传授给学生。而好的老师，不该是仅能传授知识的机器，他（或她）应该是或多或少影响学生人生和人格的那个人。

psyzjs

做大学老师，仅会教书是没用的，还得会做研究，做学问。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引领思想和文化。

可惜，现今的华语世界，这样的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李恐怕都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