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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9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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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和对未来的恐惧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10年1月A 发布时间：2010-03-28
范芝芬等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
1. 范芝芬（C. Cindy F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著有《中国在行动》和很多文章。
2. 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管理教授，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将开始进行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大型调查。
3. 贝淡宁，清华大学（北京）政治哲学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与日常生活》。
4. 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牛津大学中国经济高级讲师。他与他人合作指导了中国城市工人的若干调查项目，目前在主持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5. 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国波恩劳动力研究所研究员。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长期参与中国广泛的家庭和企业调查工作，是《中国的经济大转型》的主编之一。
【《纽约时报》编者按】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雇主在竞相招募技术含量低的工人，但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那些最聪明和最智慧的人正面临长期的失业困境。
1999年，政府开始推行大学扩招以便培养更多专业人士来满足全球化的需要，大学教育曾经被认为是成功人生的入场券。今年，超过630万毕业生将进入人才市场，这比1999年多一百万人，但高技术和高待遇的工作岗位的增长却无法保持同样的速度。
在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这种不协调该怎么解决呢？该问题会如何改变中国人对向上流动的态度呢？如果大学毕业生无法收获经济发展的好处，下一代人又会如何看待教育的价值呢？
本期特邀嘉宾是：
范芝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副主任
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贝淡宁：清华大学（北京）政治哲学教授
阿尔伯特·帕克：牛津大学经济学家
劳伦·勃兰特：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家
范芝芬：物质享乐主义和社会动荡
因为集体化，“失业”就像卖淫、股票、私家车、漂亮的庆典、麦当劳一样，在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的中国人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已经不再由中央计划的中国经济无法为人们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打开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破产的道路，打破了千百万劳动者的“铁饭碗”，在后毛时代创造了第一波的失业浪潮。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中国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自从社会意识形态失去控制人的力量以来，对中国社会的笼统描述就是物质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大量年轻人除了这些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而找不到工作是社会动荡的最佳温床。
今天，中国的官方失业率好像在4.3%，但是这被大大低估了，因为中国城乡都存在没有充分就业的问题。他们或许有工作，但是他们的技术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待遇过低。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毫无疑问，全球经济危机减少了一些工作，但是中国被认为是从经济衰退中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
媒体上被广泛引用的另一个解释是自1990年代末期由政府主导的大学扩招。但是即便因为扩招，中国人口中得到大学教育的比例只有不足8%，远远低于美国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这说明高等教育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实现“中国世纪”的期望的话。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例相对较高可能有如下三个解释。第一，地理因素。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年轻人在获得了大学学位后往往渴望到到大城市去或留在大城市生活。这种影响加剧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才市场的紧张，也给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伤害。
第二，全球化因素。按粗略估计，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中有四分之一回国。这些留学归国人员的绰号是“海龟”，他们往往竞争力更强，很容易把国内毕业生挤到工作等级的下边去。
最后，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GDP的49%左右，仍然占主导地位。而最容易吸纳大学毕业生的服务业只占 GDP的40%左右，和低端服务业如零售业的工作相比，高技术的、专业性的工作还是少得多。
创造高端工作机会，增加年轻人到小城市生活的动力显然是降低失业率的办法。但这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完全依靠市场。正如我们在太平洋这边看到的，虽然有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但它并没有让足够的人找到工作。
黄亚生：糟糕的教育体制
按照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与2006年相比，2007年为新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工作岗位下降了22%。
虽然中国大学招揽了不少优秀人才，但它们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期望很高而技能水平却很低。
有人估计中国学习工科的学生30%在毕业后将找不到工作，大学毕业生现在的平均工资已经接近民工工资。与此同时，广东生的工厂就出现用工荒。究竟怎么啦？
中国缺少非技术工人的说法是个神话。新闻报道典型地集中在广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整体上缺少非技术工人。过去六年农村地区的发展意味着农村居民如今有了去广东还是留在家乡的两个选择，而在前些年里，他们被剥夺了在家乡附近的经济发展机会。现在许多人选择留在家乡。广东的“用工荒”说明那些工厂从一开始本来就不应该设置在那里。
但是人才市场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问题，机会被创造出来放在了错误的地方。大学教育学生，但是在中国它们也在形式上给予年轻人迁居大城市的权力。
你不能对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说“你为了上大学而投资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你的工作前景是家乡的小村庄。”所以，工作地和大学所在地之间存在地理上的不匹配。
第二，技术上的不匹配。在我和中国经理和企业家的交流中，他们经常抱怨缺乏拥有适当技术、能力和愿望的人。中国非常短缺适当的人力资本，诸如《人才大战》之类标题的书在中国都是畅销书。
中国的教育体制在为中国经济培养具有革新技能的人才方面是非常糟糕的。它生产出大量死记硬背现有事实而不是发现新事实的人，从现有解决方案中寻找而不是提出新方案的人，执行命令而不是发明新做法的人。换句话说，他们不能为雇主解决问题。
你把这种技能不匹配乘以1997年到2008年大学扩招了六倍，你就能认识到问题的规模有多大。虽然中国大学招揽了不少优秀人才，但它们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期望很高而技能水平却很低。这种结合对任何国家都是很糟糕的，何况对于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呢。
贝淡宁：回到毛时代？
孔子说“有教无类”。教育权平等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这或许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家长，不管社会背景如何，都强力敦促孩子好好读书。
即使在名牌大学，学生也降低了期望值或者打算报考公务员。
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大学招生体制---中国腐败程度最低的机构---从设计上看至少部分是为所有学生提供同等机会的。那些通过考试的人能够上大学，不管他们社会关系如何。
为回应社会对更多教育机会的需求，政府在过去10年中让大学每年扩招30%。即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可以预测的后果是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我自己的学生---名牌大学清华的毕业生---也感受到了压力，虽然它往往意味着降低期望值或者改变计划而不是对付失业问题。
在过去，文科毕业生在外资企业或者北京或上海的中国金融机构里找工作并不很困难。但是现在许多毕业生在考虑到中小城市或不怎么发达的地方去工作了。其他人则考研以推迟找工作的麻烦。还有人在考虑寻找专业不对口的工作。
我的一个毕业生找到了一个在重点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工作，她说“这工作或许不能让我发大财，但我敢肯定会很快乐。”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参加公务员招考。不管他们私下里对政府有多少不满，在政府部门工作被越来越多地看作经济不稳定时期的最佳选择。
作为对就业困境的回应，政府把大学扩招的年增长率缩减到了5%。但是上大学的需求将不会停止增长，政府会发现维持“和谐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我看来，唯一的长期解决办法是改变家长的期望值。不是每个人都注定要成为成功的专业人士或者政府官员，学生需要在更早的时候分流到职业培训上，类似于德国的教育制度。
但是父母需要接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具有同样社会价值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重新引进毛泽东思想。
阿尔伯特·帕克：等待结束
中国遭遇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挑战已经几年了。正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从2000年的950万人猛然增加到了2006年的3780万人。
更大的趋势明确显示经济将能够吸纳更多毕业生。
与此同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计算，大学毕业生的城镇失业率从2000年的6.3%增加到了2005年的11.9%，虽然对教育程度更低的人来说失业率下降了。如果大学毕业生的期望还没有开始调整以适应新现实的话，这是让人吃惊的。
最近一些年，许多大学毕业生对起点岗位的工资一直感到失望。有人或许觉得他们宁愿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是马上就业，因为第一个工作能够强烈影响未来的职业道路。当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随着经验的增加会得到提高。然而等待的成本最终将迫使毕业生接受现有工作机会。
但是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吗？经济危机当然减少了人才市场对新毕业生的需求，但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
更大的趋势明确显示经济将能够吸纳更多毕业生。首先，城镇地区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大学毕业生工资和高中毕业生工资的差异）随着时间的过去已经大幅度拉开，从1988年的不足12%提高到2000年代的将近40%，而且没有下降的迹象。这种经济回报对新毕业的学生是最高的。这说明社会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继续超过供应的增长。
总体上看，全国城市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者的比例仍然低于10%，而全球一体化和迅速的技术变革越来越多地让高技术者处于有利地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有理由对未来感乐观。
劳伦·勃兰特：人们需要和渴望的大学教育
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非常明显地区分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民工。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对这两种人的需求重叠相对很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叠将越来越多。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将继续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增大教育机会。
在四亿七千五百万到五亿的城镇劳动力总量中有60%到65%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剩下的则是民工。拥有户口的多数（达到四分之三）在提供更多安全、更高工资和中国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正式”领域工作。民工则更可能在城镇的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正“非正式”领域工作。
对民工来说，在城市的正式领域找到工作的巨大障碍是他们教育水平太低。从农村出来的新民工一般只有中学教育程度（总共九年），或者说比城市同行的教育少五年。民工也愿意从事城市居民通常不愿意做的工作。
据估计，在2002年到2008年间，城镇用工每年增长将近4%（或者每年新增1500万工作岗位），民工年就业增长率超过城市居民就业率增长率（5.1%对比3.3%)。实际上，在最近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中国很多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当紧张的。
2008年底，城镇就业率整体开始降低，2009年上半年持续下降，但是有迹象显示城镇就业增长现在正复苏。
新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的问题既不是经济和不是民工问题。
相反，它是大学快速扩张和与劳动力市场的严重不匹配的结果。2003年的调查已经指出了这些困难。很明显，女生、中国低层次大学的毕业生、以及那些拥有教育、文学和理科学位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往往更难。同时还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异。
但是，总体上看，大学学位的经济回报仍然很高。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将持续为他们的孩子要求增加教育机会。
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改善，以便为学生提供受到市场欢迎的技能。从供应方来看，需要进行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其他改革，放松对能够创造出大量工作机会的中国私有领域的限制。但是，这些变化都不可能很快就出现。
译自： “Educated and Fearing the Future in China” by C. Cindy Fan, Huang Yasheng, Daniel Bell, Albert Park, Loren Brandt
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3/07/educated-and-fearing-the-future-in-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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