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时代精神状况的焦虑和儿童抚育的历史责任

李旧苗

“我们时代”这个提法，的确有意为之，一是强化关于当下的历史责任感，二是强化本报的品牌，一语双关，是面向“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时代周报”的立场和价值观，是时代周报在评论这块的议程设置。
    做一个系列的“我们时代”议题，是我们诸位同事的共识，不知道为什么，近一两年，这种关于时代的焦虑感在增强，也许印证了社会断裂说，当对话显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在媒体人内部，各种价值观和立场的分裂也越来越明显。于是，我们再也不能回避，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媒体都是有其价值观和立场的。民粹的、悲情的抑或精英的、理性的，或者，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
    从事媒体工作之后，渐渐在实践中发现了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人的危险，于是，我开始了这种警惕，并且借助我的同事们的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努力地摒弃文学化的、滥情的新闻思维方式和操作模式。我越来越意识到，文学仅仅是一种极致的艺术手段，它追求的是各种极端的、变态的、丰富的人性和故事，而认识社会问题，我们却不能沉浸在悲情之中，并且任由这种情绪蔓延，乃至于自欺欺人地被自己的感动感动了。
    但是，告别矫情、滥情，却并不是滑向插科打诨和虚无主义，于是，有了此前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韩寒成为那一期专题那只不幸的麻雀，但说实在的，我们的专题寓意既不在批评韩寒，也不在于作韩寒粉丝状，甚至可以说，那期专题，本质上与韩寒无关，至少，那不是为了写给韩寒看的，而是写给那些围观韩寒的人的。因为，韩寒已经足够恒定，他有资本继续做他的韩寒，不需要太多的运动式的鼓励和追捧了，倒是我们这些围观韩寒的人需要反思和忏悔，直面我们的怯懦。我们的时代不能有且只有一个韩寒。
    而本期时代议题，关于时代的精神状况，仍然延续那个思路，我们期待能够将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焦虑呈现出来，这是在这些惨案发生前已经产生的焦虑，但我们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阐释这种焦灼的感觉，于是，“精神状况”的研判一直躺在议题库中。
    近期发生的这些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让这种焦虑直接成为一种深深的哀痛，无力摆脱，如果再不深省，我们——这些所谓的成年人，已经不能再面对我们身边那些童稚纯正的孩子们了！如郑渊洁所言，我们还好意思面对即将到来的六一吗？
    我固执地认为，看一个民族有无希望，应当看这个民族的教育学是否发达，不仅仅是学校之教育学，更是家庭之教育学，不仅是学问之教育学，更应当是德性之教育学。
    洛克早就说过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话：
    “人们一谈到教育，几乎想到的也就是幼童的学习”，“似乎一两门语言就是教育的全部一样”，“我认为，不仅要看到学问对于心智善良的人大有助益，同时也得承认，对于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学问只会让他们更加愚蠢，成为更坏的人。”（教育片论P147）
    “学问是必须有的，但只能处在次要的位置，从属于更为重要的品质。您要为他寻到一个知道如何谨慎地去形成他的举止态度的人，您要尽可能地把他交给一个能保持他的纯真，对他身上善良的种子细加呵护和栽培、温和地纠正和铲除任何不良的倾向，帮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的人。这才是重点所在，如果这一点做好了，我想学问便能以我们所能想到的方法非常容易地去获得。”（教育片论 P147）
    然而，可惜的就是，中国的教育，目前是学校看升学率，高校攻伪政绩评估，家长主攻功利厚黑学，整个国家的精神层面之走向，在越来越萎缩，萎缩到只有物质主义盛行的套子中去了。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仅仅是最近的一系列杀童案之泯灭人性可以看到德性教育——即基本的道德底线，基本的是非观的混淆和缺失，而且，大学生频发的自杀事件，也可以看到，德性培育（包括心智、性格养育）的严重缺失。
    无论是此前的杨元元自杀，还是那个海龟博士的自杀，或者是近期又一起媒体广泛报道的北科大女生自杀，抑或是，根本不见报道的那些频发的自杀事件，追溯他们的成长经历，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看到家庭养育的偏差。
    杀人者和自杀者，联系在一起看，是极其不人道的，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他们的道德境界一致，而是说，他们的心理结构有些微妙的同构，而这些同构，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养育环境中的问题来。
    但在这些报道中，媒体的指向几乎多是指向了体制、高校、环境，甚至同学，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没有指向家属。
    在说家庭养育的偏差之前，有必要先说说体制的问题。
    首先，体制的问题，已经无可否认，极权社会将会产生变异的人性，极权社会的存在，是人类的灾难，因此，从历史的宏观来讲，指责体制永远没错。
    譬如，体制有必要改变社会的受教育环境，有必要从政策上鼓励教育水平高的人多生育，而不是目前这样在农村地区生育的失控，政府将农村养老问题推给后代去承担，却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全然失职，完全进入了一种任由其自生自灭的不负责任当中。而且，随着贫富的分化，农村的养儿防老模式也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不可靠时期，也就说，他们越来越发现，这条途径是多么地失策，孩子更多，生存越困难，负担越重，尤其是指望孩子们通过接受教育而向城市上升的，在高房价面前，他们将会更加绝望和悲观。
    一个不受监督的体制，敛财的政治生态正在将社会的正当流动和上升堵住，社会分裂是越来越显著的现状。在这个层面，体制当然是罪魁祸首。
    但从当下的语境来说，如果从改变社会的迫切性来说，挑选具体问题来说，可能会比泛政治化地指责体制来得更加理性和可行。这也将间接解答，为什么在同样一个体制之下，有的人不杀人也不自杀，仍然活着，并且以活着的姿态去挑战体制，去改变体制，共同承担当下的历史，而不是逃避呢？
    一切杀人者或自杀者，都是逃避现世。造成这种逃避的，除了实在无法控制的基因因素（譬如天生的精神病、抑郁症），那么，更大的层面在于家庭养育的失当，家庭没有在孩子进入这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之前，在还是一张白纸的孩子身上，涂抹上恰当的品性让他们进入社会之后仍然能够应对和存活。从这个角度上说，家庭的养育失当，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这个判断并不难找到确证的依据，西方国家早就开展了性格养育、家庭培育模式和社会进步、价值观变迁的关联研究。
    例如，《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劳伦斯·E·哈里森继与萨缪尔·亨廷顿合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了人类进步》后的一部重要著作，试图解决该书的遗留问题：我们怎样来灌输和加强能促进进步的价值和观念。其中便提到，研究儿童抚养的精神病学专家，通过研究诸如哥斯达黎加人为人父母（教育孩子）的行为习惯，并将它们与阻碍整个社会的总体进步的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甚至进而判断，哥斯达黎加民主制度的效率与大多数其他拉美国家差异很大。一个叫做埃雷拉的精神病学专家便指出了哥斯达黎加儿童日常抚育行为的六大缺陷：
    1、父母过分关注和宠爱孩子的身体，结果是不幸，压力或焦虑转变成了身体上的症状。“哥斯达黎加人可以很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累了的，一类是头疼着的”；
    2、哥斯达黎加儿童抚养削弱了责任感，混淆了诚实与聪明的界限；
    3、父母对孩子过分保护以至于降低了孩子的独立自主感；
    4、哥斯达黎加父母鼓励语言拉长的交流风格，避免明确回答，它采用各式各样的冗语陈词，避开承诺，不作明确回答，使对方失望；
    5、父母表现出威权主义的及不一致的为人父母风格，两极化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思想的混乱，威权主义风格，通过不让孩子有机会商讨行为观念规则，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思辨能力，当道德思辨未能足够发展时，孩子就会变得缺乏足够能力坚持按原则与规则作出决定，而更可能选择采取自我中心的，草率形成的变通办法，不顾将来的后果，也不再去考虑集体利益，一句话，规则为主的行为未能充分内化；
    6、家庭教育传达出一种有缺陷的未来意识和有限的接受推迟满足感的能力。
    如上六条，如果拿当下中国一一对照，只会发现，中国的父母们做得更加糟糕和极端。且不仅仅是父母对孩子，就算是在成年人之间，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相对主义已经为害至深，在很多试图讨论道德问题的场合，我听到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话：“道德是拿来自律的，不是拿来拍向他人的板砖”，于是，各种关于道德和价值观的讨论戛然而止或者不欢而散了，因为有些人认为讨论道德是挺可耻的，甚至，他们基于对道德的所谓警惕性，不停地表白自己的道德如何如何，简言之，就是认为除了圣人之外，其他人都不能讨论道德了，那么，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悖论，如果道德不能被讨论，所谓的道德拿来自律又如何可能呢？难道大家都只是遵循“一个人的美德”吗？就是我认为道德就道德，我认为不道德便不道德，那么，道德又如何不会烟消云散直至彻底崩溃呢？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陷入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思维境地之中去，乃至于判断诸如换偶、杀童案这样是非清晰的问题的时候，仍然显得迟迟不敢断言，甚至于有些剑走偏锋的，还要为这些行为辩护，寻求合法性（换偶）或不合法但合理性（杀人显然不合法，但为杀人作各种辩护，即是寻求不合法的合理性）。
    当人类最最基本的是非判断、道德问题面临如此混淆的不堪局面时，重返人类的儿童时代，检讨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们是如何长大和即将长大的，叩问如何避免娱乐至死而使童年和道德同时消逝，便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