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易中天、张鸣：中国只有学者没有“学术界”

老木匠

[原创]易中天、张鸣：中国只有学者没有“学术界”
文章提交者：见色起义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近日，易中天和张鸣做客某网站，围绕“学人与文人”、学术风气等诸种问题唇枪舌剑。对于当前的学术界，张鸣教授认为已丧失底线，处于崩溃状况；易中天教授则认为，中国只有学者没有学术界。
   
易中天：中国只有学者没有“学术界”

    前段时间，汪晖“抄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所折射的学术风气令人担忧。

    张鸣认为现在学术界基本上已经崩溃了，“在大学里头，你感觉满地都是抄袭，大家都在抄，领导在带头抄，你抄了也没有人管，抄了也没有人处罚。人家说脸皮厚吃得够，现在还有啥说的呢？”

    “中国还有学术界吗？”易中天的话令人“惊呆”，针对有媒体可能会误读这话，他解释到：“中国有没有学术，我认为有。中国还有没有学者，我也认为有。”比如李零、贺卫方、邓晓芒等，都是学者。但是，这些学者不成“界”，“散兵游勇，孤军奋战，洁身自好，如此而已。”

    要成“界”，最重要的是行业自律，针对当下行政干预学术，易中天批评道：“你就说学术道德问题压根儿就不该教育部管，教育部管又是行政干预，政府怎么能管道德呢？政府是绝对不能管道德的，政府是服务员，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说难听一点就是听差跑堂的。你说有听差跑堂的有管道德的吗？”

    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是认事实，不问动机。而这又是当下所缺的。比如有人质疑王彬彬为什么要揭发汪晖，便是一个例子。“王彬彬态度好，汪晖就没有抄？王彬彬态度坏，汪晖就抄了？你要讲事实，汪晖是抄了还是没有抄，王彬彬的态度再坏，汪晖抄了他也得认错。王彬彬态度再好，你诬陷了，汪晖也没抄。认错不认错只看抄还是没有抄，跟态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易中天感慨，“中国人的毛病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是不是咱们哥儿们、姐儿们？如果是咱们的哥儿们、姐们儿，都是对的。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

    韩寒是一个 “想事的人”，凤姐就是“过去侏儒那样的人物”

    在活动现场，被问及如何看待韩寒及各种“出名要趁早”的事件，两位自是“难逃一说”。

    关于韩寒，易中天认为他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文人，是一个“想事的人”。张鸣则认为韩寒没有他们那一代人骨子里恐惧。

    易中天回忆李泽厚对他的启蒙是“原来文章可以这么写，原来文章就得这么写，原来学问可以这么做，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而韩寒对80后的影响不一样，“不是教大家怎么写，更多的是原来事情可以这么想，这个东西可以这么看，这个时候可以这么想。韩寒不是学者，他没有李泽厚那么深厚的学术积淀，要讲学问他肯定比咱俩差，但这个孩子他有一种直觉，他的直觉太棒了。”“我想也许就因为韩寒没上大学，因为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毁人不倦。他幸而没有被毁掉。”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成名，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目的，有人说他们背弃了道德，也有人说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完善。对此，易中天说：“你想成名没错，你不能是一板子先打到这个地方。第二，你想发财，也没错，你也不能一板子打到这个地方来。”关键还是在于老祖宗说的“君子好财要取之有道”，“你是不是正当手段去获得，你要有一条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逾越的。”

    最近，凤姐的“智慧前300年后300年无人可超越”的彪悍语录，引起热议。张鸣认为媒体愿意炒这个，受众也喜欢，“当玩艺儿的，终于有一个宠物玩了”。包括之前芙蓉姐姐在北大演讲，叫声一片，感觉她们“就是过去侏儒那样的人物，就是娱乐的。这个社会走到这个份儿也确实需要。”

闲云

易中天很敢言啊. 原来对他的白话三国很不以为然,以为他和于丹是一流人物,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老木匠

易中天很敢言啊. 原来对他的白话三国很不以为然,以为他和于丹是一流人物,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闲云 发表于 2010-5-29 03:07

我也是這樣想！

老易的電視節目沒有看過，在百家現場曾看過他半場，當時只覺得他口才一流，想不到的是他的見識也是一流。

谢源卿

易中天对别人拿他和于丹相提并论肯定很不满。易中天当然没做出什么大学问，这个他自己也清楚。但易在国朝学界，论眼光见识，都是一流的。

谢源卿

比如谈陈寅恪的文章：《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荧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　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12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35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陈寅恪:绝代通懦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馪)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　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郰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郰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10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馪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　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勋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馪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馪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馪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馪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馪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馪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馪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馪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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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　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

谢源卿

比如谈李泽厚的：《盘点李泽厚》

　　一、缘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去年冬天，——也许正所谓“世纪末”吧，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地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李泽厚。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 8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说得“过”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80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年光景，李泽厚就“过”了“气”，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也就是说，李泽厚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也已经“过”了“气”。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李泽厚，但对他不再感兴趣，却也是事实。这和现在的年轻一代倒是没什么两样。不同的仅仅在于，我们不否认李泽厚对我们影响，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二、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泽厚就因一场美学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竟成了一个美学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年纪和现在名噪一时的“新青年”余杰差不太多吧(可惜余杰的成色却差了很多，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那个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能够以“同等学力”在恢复高考后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狠狠折腾了一番。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发动的，却和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了。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ZO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和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和邓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过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序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老一辈，要超过老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钟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但钱钟书的影响远不如李泽厚(钱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魁力。

　　三、魁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的那些“小文章”。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宗白华《美学散步》序，1981)，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为《美学丛书》所作的那篇短序：“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1980)，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闲篇散章的魁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魁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这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干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磷角吧，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领，势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人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摔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魁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那就是：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

　　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暨餐。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魁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英雄如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受排挤的。受排挤的原因，除路线之争外，我猜想他的‘出格”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后来，毛泽东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毛泽东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文革”期间，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许多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作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魁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人80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着“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螟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云：“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蔡明扮演的那个歌星都会说，只不过被她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四、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人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和贝尔的“有意味形式”并不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怕别人说自己不够马列不够革命)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不仅在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缰，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荃，得兔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五、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泽厚这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情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败迹，早在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门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华夏美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李泽厚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关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是什么话！文字表述与“美的历程”相比差太远了。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拍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华夏美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才尽技穷‘！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烨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册，和《美的历程》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便是明证。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是老调重弹，新意无多，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2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极。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学家了。但冯先生的。野心。更大，他要当‘主《“哲学王”(也就是孔子那样的素王)，使解之自己的学说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让全社会、至全民族都“跟着说”。为此，他决定先“顺着说”，即以退为进，欲为。王者之师,先以群“王者为师”(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结果，七顺八顺，并没右有人跟着他说，他自己反倒到梁效道里面去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所“照着说”,也不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直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实是先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何况美学又毕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国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曲线救国。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笨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拙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劲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谓“左派”和“右派”。两派意见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六、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试图通过折衷调和另辟蹊径的想法和思路。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和以朱光潜力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人他的旗下。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个“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要么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要么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

　　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一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玩这一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基本上都不与社会政治相于，也不会成为敏感问题。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确实并不怎么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笔杆子”，却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当并不直接出谋划策却给予理论指导或哲学思考的“山中宰相”。至少，他极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西体中用”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一成不变。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一成不变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以为说得很清楚，其实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甚至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体”以世纪新梦》)。这倒是不错的，只不过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磁带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方说，李泽厚斩钉截铁地一口咬定：“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这个“体”的存在，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人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看上去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辞的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揉”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调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乎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这是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了。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酉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梦，也不能没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李泽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刘勃

上述两篇我都很喜欢。

尤其是写李泽厚的那篇，哪怕单从文学的角度论，也是淡淡道来，恍然是世事沧桑。

周泽雄

源卿兄所转两文，均出自老易的《书生意气》，我认为那是他最出色的文字。惜乎读者和出版商不这么看。
我原来评论过《书生意气》的，基本上是一味赞美。

心中有刀

源卿兄所转两文，均出自老易的《书生意气》，我认为那是他最出色的文字。惜乎读者和出版商不这么看。
我原来评论过《书生意气》的，基本上是一味赞美。
周泽雄 发表于 2010-5-30 09:16

不看好《书生意气》的恐怕不是读者而是出版商吧。那本书的印数实在少得可怜，所以读过它的人不多。

谢源卿

我也没读过《书生意气》，易中天的书我是一本也没买过。这些文章，都是五六年前在网上读到的，读完就保存在邮箱里。

周泽雄

不看好《书生意气》的恐怕不是读者而是出版商吧。那本书的印数实在少得可怜，所以读过它的人不多。
心中有刀 发表于 2010-5-30 09:50

回有刀：印数不是问题，书籍出版不是一锤子买卖，印数是可以陆续增加的。一家出版社不行，还可换一家。只要他们觉得是好书，或者，只要他们判断作者有足够的号召力，就可随时加印。这事没人做，只能视为他们认为该书卖不动。反观易中天另一些随笔（如《读城记》），则一直在加印中，印数逐年递增着。

笑笑书

泽雄和有刀两位仁兄的话有些偏颇。图书的策划、编辑和作者，在图书的品味喜好上尽可以不同，但有一点，愿望完全一致：都希望书能大卖。作者的书能尽可能扩大影响，被更多人所知，出版社能从中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高兴，还能给策划、编辑涨点工资；几厢情愿。问题的关键是，策划若提议加印某书或建议给某书以更好的推动，他必须冒一个该判断被检验的风险。万一建议者看好的书不被市场认可，费心费力即是应当之责，再劈头被出版社领导苛责一番，这份委屈，如何下咽。为谨慎起见，今后再有类似的想法，就只能克制了。若说好书的被埋没，这肯定原因之一。

具体而言，比方说，易中天先生的《书生意气》肯定要比《成都方式》写的好，我就不信两书的策划编辑会读不出来——但是前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或是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记不清了）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后者的推崇，简直让人疑心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了。

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被赞美的内容要远大于被谴责的例外。我个人不愿这个关系被市场化的指责所误导。——编辑后面还有老板，要说罪魁，那才是不虚的正宗。

笑笑书

我之前在出版社做发行，发行就是卖书，看见哪些书有卖点，给烘托一下，推动一下，末了设法将款一回收，就算吹灯拔蜡，搞定这一单。发行按说主要是考虑卖，实际上不是，大部分工作，反而放在收上。这也好理解，书卖出去了，回不来钱，还不如不卖。现在不管是搞批销的经销商还是零售的大卖场，说倒闭就倒闭，一个收款不及时，出版社叫苦不迭，血本不归。举例来说，北京第三极书局，当初多大的排场，这不，说停业就停业了。我们社下手算快的，也就是拿到一张法院的支付令，执行的结果肯定没法理想。那些超级出版社，清华机工电子人邮，中信中华商务北大，又不知道要折进去多少码洋了。出版社号称国有（民营出版商反而好点，政策灵活，机动性强），生存不易，这是一端。

作者呢，往往不必顾这些个（当然，也没义务给你顾），书一出，按版税计算办法掐指一算，得，拨款入账。要说付出，个人所得税而已矣。

今年我转了策划编辑，每年有策划和编辑任务。现在定的是策划十本、编十本，这是基本任务。完成这个，拿到你的基本工资。要拿奖金就得超额，加班加点，还得盼着少出错。按道理说，慢工出细活，编辑图书，哪有算任务的道理？今天这个稿子我没看明白（我编的还全是理工科技类教材），要跟作者沟通，来回一个疗程，往往好些天，这能不能怪我？不能怪。但出版社说，要生存，质量第一不错，数量第一，最好。这是竖向说。

横向说，我和作者。常听到我的作者，一口一个周老师。当不当得起呢，不敢当，给提了反对意见，不管用。行业内都这么叫。作者的心情很好理解，书稿在你手上，让你费心费力那是其次，主要的还是希望它能有一个好的照顾。其实呢，这是热心肠性质的多余。都说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你不叮嘱，我的本职工作，我肯定完成好。我要不喜欢你的书，我当初也不给策划，不往它身上使劲。总编办给我发的稿子，我也可以不接。违心的事情，至少我不干。这是职业道德。后来你说书稿编的一般，销量也有限，三思四虑，为啥不修订，为啥不加印，为啥不搞签售……最后将责任归之于策划编辑的失察或不尽职。这里面头绪就全乱了。周老师还是周老师，形貌宛在，朱颜未改，何以出版前后，在你那儿就幡然巨变了呢？

听多了大到对出版社、小到对编辑的埋怨。我感觉，分析的成分还需要多一些。尤其是对图书的策划和编辑，何妨多添增一些理解。他们，真正是做的最多，挨骂的最多，唯独挣的不怎么多的一群人。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