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当代庞统的连环策

李旧苗

从经验上看，固定汇率屡屡酿成大祸。导致这些灾祸的原因很一致，就是固定汇率造成的稳定使一批恐惧波动的国家乐在其中，可是，一旦被掩蔽的货币不稳定的本性发作，被固定汇率连为一体的经济，反而遭受更大的危机冲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东亚货币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一直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固定汇率论”的另外一位旗手麦金农(R.Mckinnon)论证说，正是这些货币与美元的稳定联系，成为维系这些国家国内价格水平的“名义锚”。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本来最容易出的错，就是在各种压力下滥用自己的货币发行之权，最后导致物价不稳定。现在好了，汇率盯住美元，再以汇率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岂不就等于给各自的货币龙头加上了一道锁？只要谁也不超发货币，物价稳定，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国际上发挥比较优势，外向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模式就此形成了。
　　好是好，也的确好了很多年。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奇迹》，高举东亚的发展经验，还要在理论和发展政策的层面将之一般化。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世行的总结没有关注东亚国家汇率盯住美元的经验。更不知道幸还是不幸，恰恰是以美元为锚的亚洲汇率与货币制度，仅仅在《东亚奇迹》发表后不过4年之后就守不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不就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货币纷纷“跳水”吗？很奇怪，盯住美元的汇率固若金汤，为什么守不住了呢？
　　人们纷纷到这些出了麻烦的国家里寻找其内部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想，那构成东亚货币之锚的美元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也难怪，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元还是全球强势货币。一方面美元还在享受着我想称之为的“保罗·沃尔克效果”，即美国国内物价的长期稳定(这是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由一个负责任的央行行长充当了货币之锚的结果，这点容我以后向读者讲述)，另一方面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前苏联垮台，在全球范围壮大了美国的国威。人们当然难逃思维定式：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及经济出了问题，当然要到这些经济的内部寻找原因。这就是说，美元之锚绝不可能出错，那些下了美元之锚的东亚之船又一次大摇大摆，问题一定在这些船上！
　　果不其然，一通手忙脚乱的国际救助，再加一通或深或浅的东亚体制改革之后，稳下来的东亚经济重新又与美元挂上了钩。麦金农说，这是亚洲“向高频率盯住汇率制度的回归”(见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第5章)。这里所谓的“高频率盯住汇率”，就是按每日或每周名义汇率变化——而不是按每月或每季那样所谓低频率——做出来的统计回归，可以看到亚洲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但没有摈弃危机前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反而更加稳固地盯住了美元。特别是，对解除亚洲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在危机冲击中承诺并兑现人民币不贬值——的中国，也加入了高频盯住汇率的俱乐部。这很符合固定汇率论者的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不但与固定或盯住汇率无关，而且只要提升亚洲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强度，扩大高频盯住汇率的范围，亚洲和全球经济一定有更好的表现。
　　这些论断似乎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东亚经济没有因为那场危机而雄风不振，更因为中国在1997年之后维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不变，“中国奇迹”甚至比当年的东亚经验更为耀眼。坚持固定汇率论的理论家们看来更有把握做出以下结论：在美元本位下，亚洲和中国最好的发展之路，就是更固定、更高频、更大范围地盯住美元。
　　可惜又一次遇到“意外”。满打满算离开亚洲危机不过10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来了。此次危机的爆发地点是美国，也就是那个为全球、亚洲与中国提供稳固的货币之锚的国家。危机的特征是锚先大动，然后祸及被那高频盯住汇率绑到一起的经济体。还是没什么人问：被逻辑推得头头是道的高频盯住汇率制，为什么还是守不住了？这回人们倒开始关注“锚”本身的问题，诸如贪婪的华尔街、无比复杂的高杠杆游戏，以及漏洞百出的金融监管。但是，见到了树木的，不等于也见到森林。我倒是欣赏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世人可以痛骂华尔街的酒鬼喝得个烂醉，但是，那么多的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2008年危机之中笔者为文指出，倘若没有脱离金本位的自由美元，没有美国过于宽松供应出来的美元，仅用贪婪的猖獗和监管不当不能解释美国的次贷、以及为什么美国的次贷之火可以烧向全球市场(见《中国做对了什么》，117页)。现在看，通行亚洲和中国的高频盯住汇率，是形成美元流动性全球泛滥的一个重要机制。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还不能帮助人们看清这一点，那么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总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其中的关联了吧？至少，当年那位美国副财长以率真的傲慢口吻讲出来的“名言”——ourmon-ey,yourproblem(“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现在总也应该让美国人认清，正是他们的货币给他们带来了大麻烦。
　　其实，以为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固定可靠的汇率连成一个货币的构想，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也已经付诸实施。这就是欧元的实验。欧元当然比亚洲的高频盯住汇率制度更合乎固定汇率论者的理想。不是吗？那么多欧洲国家——发达的和不那么发达的——经过协议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货币区，使用的是同一个货币。对于欧元区各国而言，最超级的高频汇率就是完全无须汇率，因为横竖只有一个货币，货币间的汇率就多此一举。对于固定汇率论者来说，欧元的试验当然比亚洲的高频盯住汇率“更高级”。问题是，欧元的实验算大功告成了吗？让我们等这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尘埃落定之后，再看能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吧。
　　不过，无论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当下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都没有降低固定汇率论者兜售“以固定汇率连接统一货币”主张的热情。蒙代尔身为欧元之父，对自家“孩子”深具信心，我以为完全是人之常情——换了谁都会是这样的。不过，在美元、欧元一起大摇大摆的历史关头，还希冀“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的稳定关联”，以此“终止这种大幅度变动汇率的不稳定”，却可能是过度自负的表现了。真有那么大的把握，把尚未得到检验的推断，作为经世济民之策拿出来吗？
　　理想主义者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只要现存的安排与理想不一致，他们永远能够“论证”，只要采用更理想的做法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固定汇率守不住了吗？那就是因为范围还不够大，强度还不够牢，或承诺执行的时间不够长，以至于人们的预期还不够固定。对策也简单——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可靠的承诺和更固定的汇率就是了。他们回避基本的历史和现实，即原本统一的贵金属货币制度就是因为守不住了，才引出汇率问题的；而恰恰是试图以固定汇率解决货币币值不稳定的麻烦，才屡屡酿成大祸。也许是成功地回避了历史与现实，他们的“主张”才显得如此滔滔雄辩。
　　怎样揭开这里诱人的面纱呢？我想到了三国演义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曹操带大军在三江口与吴国决战，却苦于北军战士不习水性，在摇摇晃晃的船上无法发挥战斗力。这时，被蒋干带入曹营的庞统巧授了一计。庞统说：“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风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风浪潮水上下，复何惧哉？”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连环之策了。江中风浪不稳，客观条件无法更改；北兵不惯坐船，一时也变不过来。剩下立马改了就可以生效的，就是用铁环将大小船只连锁成一体，让本来摇晃的船只稳定下来。如斯，铁索连舟，渡江如履平地，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曹操听得在理，下令照办。照办后再观曹操水军调练，但见“西北风骤起，各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稳如平地。北军在船上，踊跃施勇，刺枪使刀。前后左右各军，旗幡不杂。”曹操心中大喜，以为必胜之法，然后就回营对酒当歌去了。再后来的故事，各位熟知：老将黄盖带二十只小船诈降，靠近曹军水寨后一齐发火，那被铁环锁住的曹寨船只一时尽着，无法逃避，“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
　　曹操是何等人物，怎么会中庞统的连环计？原来庞统授计之后，曹操手下即有谋士提醒，连环策固然可以稳船，但要防备对手火攻。曹操回应，火攻要借风，当时隆冬时节，有西风北风，没有东风南风，而曹军居于西北之上，若吴军用火攻，岂不是烧了自己？这说明，曹操知道火攻的危险，他只是看错了一项约束条件——风向。是的，黄盖之所以能够点着曹军水寨，是因为诸葛亮在七星坛祭来了东南风。
　　如果把这段故事里的阴谋论元素全部去掉，固定汇率主张就是当代的连环策。客观衡量，用固定汇率把多国货币连成一体，正如用铁环把多个摇晃的船只连成一体，当然有很多好处。问题是获取好处要不要付出代价，而更致命的问题是所有收益成本得以实现的关键约束条件。我们下周审查，当今世界刮的究竟是什么风？

李旧苗

樊纲：超主权国际货币乃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 时娜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日前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演讲时表示，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此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根本原因，而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治理全球化，以及形成一种“超越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将成为今后发展变化的大趋势。
　　樊纲认为，当前经济只是处于清理漏洞及坏账的阶段，危机至多只走过过半的路程，实体经济的危机更未完全暴露。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平均出现两年的衰退是很有可能的。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3到5年的不利影响可以预期。
　　樊纲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波及全球，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当今的以美元为本位的货币体系。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不需要借钱来弥补赤字，通过印货币还债，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和美元的不断贬值。然而，当60%以上的美钞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国资产由外国人持有，美元过多的风险，事实上就分散到了全世界。同时，由于风险都分散了，美国人在自己的金融市场所感觉到的风险就较少，危机感较小，这就导致了疏于监管。这就使得金融泡沫越来越大，这次的危机可以说就是前几十年泡沫的一次总的破裂。
　　樊纲指出，要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的方向就是最终要形成一种“超越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全球经济危机给予我们一个深入思考全球金融体系的机会，在当今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我们有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但是没有治理的全球化，没有一个国际货币。而这正是今后发展变化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