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这世界刮的是什么风

李旧苗

火烧赤壁留下的教训，是对任何一项谋略、战法和政策，除了进行利弊分析之外，还要特别当心，究竟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会使推断的利弊成为现实。以连环策为例，大小战船首尾相连，固然有抵御风浪摇晃之利，但也有易受火攻的潜在危险。究竟利弊孰重孰轻，逻辑推演帮不上多少忙，关键要考察一项现实的约束条件——那就是风。曹操就是因为判错了风向，才使他83万大军兵败如山倒。
    固定汇率把多国、多区乃至全球的货币连成一体，好处自不待言。问题是仅仅凭藉逻辑推出来的好处，不足以担保固定汇率制一定就利大于弊。因为我们也要正确判定当今世界的风向，才有把握知道固定汇率之利究竟能不能真的压过其弊。当代曹孟德的要害问题，不是关于固定汇率利弊分析与逻辑推断，而是把涉及汇率和货币制度安危的当下世界之风，实在太不当一回事了。
    没有看到吗，这世界刮的是财政赤字风！以包括了最发达国家和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20国集团为例，2009年其全部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上年的2.3%飙升到7.8%，而2010年仍将维系在7%以上。这就是说，G20平均的财政赤字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所谓的财政赤字安全警戒线之外。其中，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平均累积的政府负债差不多要占到GDP的100%。
    美国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财政赤字总额也绝对是全球老大。截至2010年2月1日，美国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12.3万亿美元。到2010财年结束，美国还将新增1.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使累积的政府债务总额近14万亿美元，差不多逼近GDP总量，创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平均占GDP之比也飙升到了7%，累积的政府债务则从GDP的65%提升到85%。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果地下有知，他或许有理由为他早在1999年作出的“预言”感到高兴。因为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累积负债额则必须低于GDP的60%。要是这两点得到严格执行，欧元的确如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度不过此次危机，而欧元联盟也没过10年就已经解体。
    日本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的这位当年屡创奇迹的邻居，现在背负的债务应该也是一个奇迹。2008年12月底，日本国债余额达681.6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超过100%。现在多少了呢？192%！几周前，日本宣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折合年率高达4.9%时，我正在参加东京的一个会议。很奇怪，前后左右根本无人对此“喜讯”感到高兴——一个背负如此沉重债务的国家，即便全年（不是一个季度折合全年）增长5%，又有什么值得兴奋之处呢？在场一位朋友说，惟一令日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的国债基本是向本国居民借来的！
    这就是说，当今由美国、欧洲、日本组成的发达世界，政府统统超高额负债。英国《经济学家》网站上挂有一幅“全球债务比较图”，显示了2010年每个国民平均背负的政府债务：美国和英国各2.5万美元，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各3万美元，“欧猪五国”（PIICS，即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平均3.5万美元，日本7.6万美元（见http://buttonwood.economist.com/content/gdc）。这些国家没有哪一个是靠大手借钱才发达起来的吧？可是现在，他们分明与曾经使他们发达起来的路线背道而驰。
    也不要以为，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我们知道“政府救市”的代价不菲，其中也包括急速增加的国家债务。但是，同样根据上述网站提供的信息，当下全球债务总余额38.6万亿美元，其中的75%即29.1万亿美元债务，是早在危机前的2007年就欠下了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竞相大举借债过日子？这个问题问得太没有意思了。愚见以为，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只要能像当今发达国家那样借得到巨债，都不容易拒绝过这样的“幸福生活”。真正的问题是，发达国究竟怎么可以做到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还能够源源不断地继续举债？
    拿普通人的经验比照一下吧。我们都可能要向别人借钱，或为了超前消费，或为了抓住某个投资机会，或为了救急。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借贷愿望非常强烈、借钱的理由非常正当，别人就乐意充当我们的债主。关键是我们归还债务的能力——未来的收入、可变现的财产以及过去履行债务合约的信用记录。假如没有可信的还债能力，我就是急得团团转，你也不一定借我，对不对？
    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政府的未来收入基于法定强制征税的权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来收入更可靠、更可信。不过，强制性收税也受到重重约束：加税要通得过议会的关口，纳税人可以手脚并用投票，征税成本随税率升高而高，以及高税赋终将抑制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靠不断增加的公共负债来“兑现”福利承诺的惯性一旦养成，就非常难以摆脱——这是最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提供的新鲜教训。这是说，发达国家不断增高的负债倾向绝不会自然而然就被轻易扭转。
    历史经验说，高额负债的国家因为承受不了缩减财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倾向通过货币贬值来“化解”政府债务。道理简单：货币币值的缩水可以直截了当地勾销公共债务！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可以超越实际的“还款能力”实现高额负债的原因。最起码，“财政亏空货币补”在短期内似乎还行得通。这就对任何货币权力的掌控者构成了致命的诱惑。从这一点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拥有当下全球最多数量的公共负债，与他们控制着美元、欧元和日元有关。作为当代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他们拥有更高负债的“本钱”，因为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主动贬值货币，直接消减债务。
    这样，由货币控制带来的高额政府负债，反过来就以货币贬值威胁货币体系的稳定。19世纪的金本位就是这样解体的，20世纪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这样动摇的。我们讲过的，如果连黄金都不足以抵抗国家权力在债务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当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兑现纸币，哪里还能构成实质的障碍？况且，现在全球的超级借债国，主要面对的是外国债权人。这里的教训是，债务国一旦能够把货币控制作为多多负债的“人质”，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
    回看三国，当曹操听信了庞统之策把大小战舰连成一体时，可谓万事齐备，只欠诸葛孔明的东风。当下的新问题是，国际货币供应国无不负下超高额的政府债务——“东风”早已齐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难道还应该坚守固定汇率，把人民币与债务国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