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的另一条道路

李旧苗

内容提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城市中心区的现代化建设。然而，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乡镇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努力功不可没。在经历了农村消费增长率因收入的低速增长而萎靡不振后，重振乡镇企业，发挥农民企业家精神，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或许是当代中国的另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 企业家精神 乡镇企业


　　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当前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汇率问题可以通过北京和华盛顿的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来解决。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最有可能存在于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地方一一如座落在湖南、四川和广西等农业大省(或自治区)的那些散落的村庄和小城镇。
　　不可否认，对于这场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它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太过松懈，致使其过度地操作了金融杠杆。不过，此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全球经济不平衡，例如有些国家消费太多，而其他国家消费太少，中国便是后一类国家中最大的国家。只要能使国内的消费与生产相匹配，哪怕是采取一点点举措，都会减少该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恢复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应该从何处着手进行调整呢？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目光放在了上海及其他出口能力很强的城市上。这些经济学家没有重视中国的农村地区，在他们看来，农村只是城市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而已。在造访上海或北京时，人们惊讶于那里宏伟的新机场、成片的摩天大楼(很多是政府投资建造的)，于是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发展就是靠这些举措而造就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经济学家从来不会把中国农村视为经济活力的源泉。
　　他们只说对了一半。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增加幅度和消费水平都很低。但是，如果认为农村缺乏经济活力，那就错了。事实上，中国经济是在三十年前从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开始振兴起来的。曾几何时，在十多年时间里，几千万家民营企业在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带来了强劲而稳定的发展浪潮。要想解决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方法之一便是鼓励中国领导人把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已经衰败的乡镇企业重新盘活起来。
　　有一组统计数字显示了沿海城市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农村人口有7亿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然而，他们在中国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3。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相反，农村消费在过去20年间的年增长率仅为3%一5%。这就是说，很多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国外)被消费掉了。
　　我说20年而不说30年是有原因的。实际上，农村消费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增长得非常快，与GDP增长水平相当，甚至超出了GDP的增长水平。在那个10年里，中国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消费高潮。
　　那么，此时与彼时的差异是什么呢？那就是乡镇企业。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市场经济改革，于是，20世纪80年代内地的企业充满了活力，中国国内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收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给广大农村群众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他们的收入有了增加，从而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增加，这让企业家们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为景气，其产品不仅被卖给了农村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被销往比较富裕的城市地区。
　　很多新兴企业在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不适合出口的生产异军突起，生产的是不适合远销的商品和服务。让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更符合国际标准一一从目前占GDP的40%提高到60%一一不仅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会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在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农产品贸易可以繁荣昌盛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那时来自边远地区的企业家更容易在城市摆摊设店。现在，由于对注册和许可证控制得很严，中国的城市都拥有大型购物中心(其中很多都是空的)，这些城市大都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小集市，而这些小集市在20世纪80年代满大街都是。
　　多数人把企业家精神与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联系起来一一孤胆英雄，白手起家(通常在车库里开始创业)，通过技术创新，逐渐将企业做大。不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贫困的国家车库不多，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汽车。这些国家有很多穷人，他们既不会很快成为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商，也不会成为其消费大户。问题是，如何增加收入，创造就业岗位。此时，什么也抵不上低端服务业，而这恰恰是乡镇企业的发迹领域。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乡镇企业的现代史是由农民书写的。他们单枪匹马地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发展奇迹，而在当时，闯入商业部门和市场经济还冒着非常大的意识形态风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城市的私营部门中，农民企业家占到了30%一50%。今天，这个比例小了很多，因为他们让位给了零售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新的企业家群体。不过，农村商业投资仍然具有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潜力，因为发达经济体还没有从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这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在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听到过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故事，其中最受鼓舞的一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年广久。1982年，年广久通过卖一种带有独特风味的产品而大获成功，他还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品牌)一一“傻子瓜子”，也就是腌渍的熟葵花籽，中国人买来做零食吃。这是一个典型的不适合出口的商品一一为符合中国人口味而生产，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年广久是东部贫困省份安徽省的一位农民，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这可以反映在他给其企业所起的名字上。不过，到了1986年，他已经把瓜子卖到了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里，获得的收益足以让他的企业跻身中国私企的前10%。
　　在中国，很多重要的生产性企业都位于落后的农业省份，如广东和湖南。第一批本土设计并打入西方市场的汽车不是来自上海，而是来自年广久的家乡，同时也是为国内市场生产小轿车的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所在地安徽省。中国最大的食品加工与农业综合企业希望集团位于内陆省份四川，这家企业是大米、小麦及其他农作物的最大加工商。成立希望集团的四兄弟最初是鹌鹑蛋供应商，他们获得了在当时被十分看重的城市户口，但他们还是回到了四川农村，去寻求更多的经济自由。
　　在中国的所有省份中，浙江省是企业家活动的真正中心。20世纪70年代，浙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20世纪70年代末，该省总人口为3750万，其中农业人口就有3220万。今天，浙江省拥有中国最成功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以及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万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南部的浙江省拥有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半壁江山。由于浙江省的发展动力来自大量的小企业主，大部分收益流到了当地居民的手里，这就创造了更多的消费。在过去的20年里，浙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周边的沿海省份都要高。
　　浙江及其他偏远省份的经验表明，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有多么重要。我在研究中发现，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受教育的程度远高于不是企业家的同龄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接受初中或者高中教育仍然很稀罕，不过，很多早期的企业家都达到了这种教育水平。20世纪60、70年代，尽管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并不出色，但是政府却动用了大量的资源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健康状况。显然，这些投资没有推动当时的经济增长，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它们的经济结果显现了出来。
　　现在，我们来把中国与印度(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进行一下对比。早在1965年，中国居民的基础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都高于印度。这也许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如此多中国农民成为企业家而鲜有印度农民即便是现在也没有成为企业家的最主要原因。学术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这是中国优于印度的真正优势所在。
　　中国农村经济腾飞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改革。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读是：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事实上，国内自由化(domestic liberalization)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泛泛地用全球化来描述中国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是不准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实行的地方化改革非常出色。
　　20世纪80年代，占总人口80%之多的中国农村成为改革(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源地。民间融资是被允许的，一些非正规金融机构也被合法化了，这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得到短期贷款，融到正规融资渠道之外的股权资本。几乎就在默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在孟加拉国发动“小额贷款”项目的时候，中国也拉开了中国式金融创新的序幕。乡镇企业在像浙江省这样的地方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心城市？原因很简单：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自由度要大于城市，因而它们把握新机遇的速度更快。
　　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出口大国，同时也是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成就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在减贫方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上述两个方面。人们往往注意到，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已经减少了2亿贫困人口，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其中多半人口是在农村改革最初的几年里脱贫的，这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 (Martin Ravallion)和陈绍华经过仔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
　　对于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外贸因素的影响很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来说，内需的推动作用可能更为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走在改革前列的是两个内陆省份，一个是安徽省，对西方人来说，这个地方闻所未闻；另一个是四川省，它的出名跟川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两个省份里，农民自发地进行了改革。如果说这两个省和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们允许农民自己决定做什么，怎么做。这两个省的经验为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如何获得成功提供了先例一一他们需要有自主决策的权力，同时，他们要对现有政策保持稳定抱有信心。
　　改革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便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中国很有名，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些企业给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从而减少了贫困人口，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家来经营的，它们主要生产水泥、化肥等产品。在其他国家，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市中心区，中国的情况与它们不同，人们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创办生产性乡镇企业，给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随着人们从低附加值的农业部门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他们的收入得以快速地增加，且不必承受搬到陌生的且常常不友好的城市中心区给他们带来的烦恼。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中国充满着希望。可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再回到那个生产瓜子的商人年广久身上。1989年9月，他因“盗窃国家财产罪”而被捕。这项指控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企业是他自己的。结果中级法院推翻了这个裁决，但以“流氓罪”判处了他三年徒刑。
　　年广久的命运表明中国农民企业家面临着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1989年后，中国加强了对私营部门的管制。信贷收缩了，因而农村的私营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93年初，但领导层随后把政策重心从农村地区转移了出去。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亲城市的战略偏好出现了。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流往中国农村的金融资源锐减。很多给农民企业家提供关键的创业资金的非正规金融业务被叫停，因为他们的非正规的融资形式(如从家族成员和非正式团体贷款)被视为非法。我的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能够得到贷款的农村家庭的比例减少了一半多，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急速放缓。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形成了他们对中国的一般性认识。他们看到，沿海城市积极争取外商直接投资，并加快了建设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步伐。1999年，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让步，结束了与美国长达13年的僵持局面。在这些学者看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已经来到了中国，它加快了中国致富的步伐。
　　然而，很多评论家都没有问及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收入这么低的国家的政府从哪里得到钱来支持如此浩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答案是：中国农村。20世纪90年代，一幢幢摩天大楼在北京和上海拔地而起，而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却在下降。低收入增长率造成了低消费增长率。在整个90年代，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40%—45%之间徘徊，不过从2000年开始下降，从46%降到目前的35%(在其他多数国家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通常介于60%一70%之间)。把生产高高置于消费之上的经济不平衡的状况由此开始，应该补充一句，这一消费是由美国人在信贷泡沫的刺激下过度消费产生的需求带动起来的。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以及所有关于操纵汇率的指控及反指控基本上都是如此之低的消费/生产比率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