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构想人民币

李旧苗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叶伟强 王烁 霍侃


    7月中旬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连续挂出了关于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系列文章。
　　第一篇出现在7月15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貌似老生常谈，还没有激发大量反响。一周以后，7月22日，第二篇文章“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挂上网站。第三篇文章“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四天后出现在同一位置。等到第四篇文章“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在两天后面世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议论、猜测和分析。第五篇文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终于在7月30日为整个系列文章画上句号时，已经吸引了所有关注人民币政策的中外人士的目光。
　　它们不是各种政府网站上常见的将高官讲话作原文照登，而是中国央行精心的原创之作——最近几年，央行官网时常以第一落点发表央行决策者们的重大政策思考和建言。最近和最有影响的例子，是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3月下旬在央行网站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建议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呼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此举震动了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决策者。
　　此次五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均为央行副行长胡晓炼。
　　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只言片语，在任何时候都是最能撩动市场神经的敏感词。胡晓炼在短短半个月发表了五篇关于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引发国内外媒体和市场人士热议。美银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甚至在7月29日发布题为“Who is Ms. Hu？”的报告，向国际投资者介绍胡晓炼其人及观点。
　　胡晓炼是央行系统内一路成长起来的官员。1984年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至今，在央行工作了26年。前24年，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拾阶而上，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和储备管理司司长，2001年3月任外管局副局长，2005年3月底升任局长。
　　2009年7月，胡晓炼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成为央行专职副行长，她分管货币政策司和当时正在筹备中的货币政策二司，主管业务涵盖了央行最为核心的业务-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低调，是胡晓炼留给外界的一致印象，很少出席论坛发表演讲，更少接受媒体采访。
　　7月29日上午，刚从外地返京之后，飞赴兰州开央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之前，胡晓炼接受了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的专访，详细阐述汇改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这是本刊记者第二次采访胡晓炼。上一次是2006年4月，胡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年之后，谈QDII政策改革。时隔四年再度采访，胡晓炼回答依然简洁、精准而坦率，干练依旧，更有许多亲和力。
    汇改何时算是达成了？
    “汇改的目标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汇率水平，而是要通过改革形成一种机制，使汇率水平能够基本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财新-《新世纪》：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我们理解，这是在正确方向上的继续，对吧？
　　胡晓炼：可以这么说。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选择。这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现在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继续。2008年7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应对可能的全球经济衰退，人民币汇率暂时收窄浮动，现在中国经济整体复苏的势头稳固，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还是应该继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另外，出口形势也逐步好转，出口绝对量基本上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也是考量因素之一。
　　财新-《新世纪》：怎么理解汇改的起始点？应当从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算起吧？其间是一直走走停停的。
　　胡晓炼：对，1994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式启动。刚并轨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8.7元/美元，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时，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累计升值近5%，为8.3元/美元，说明这几年间人民币汇率一直是浮动的。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放缓了改革进程。当时，中国为防止危机扩散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稳定在8.28元/美元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9·11”事件后世界经济疲软等新的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是阶段性的政策，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
　　此后的几年中，随着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上部署完毕，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批大型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继续汇率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从2005年7月21日起，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1994年汇改的延续。
　　今年6月19日是汇改的进一步深化。未来，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遵循既定政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财新-《新世纪》：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否有具体的步骤和时间表？
　　胡晓炼：汇改没有时间表的问题。因为汇率到什么水平算合理，是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答案。
　　汇改的目标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汇率水平，而是要通过改革形成一种机制，使汇率水平能够基本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财新——《新世纪》：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波动区间是中间价上下浮动0.5%。有一些市场人士建议扩大日波幅。央行是否有此打算呢？日波幅的调整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胡晓炼：我觉得现在日波幅0.5%还是比较合适的。从发展方向上看，将来有可能继续扩大，这个可以研究和讨论，但目前还是比较合适的。
　　6月19日进一步推进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单日波幅最大的一天是329个基点，最小是34个基点，平均波幅超过90个基点，已经比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间的平均日波幅70多个基点明显扩大。大家都看到波幅是加大了，这个幅度主要也是由市场决定的。
    【背景评述】
　　进入2010年，举世瞩目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再次面临抉择。在一揽子刺激政策之下，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恢复到9.1%，2010年上半年更是超过10%，出口也开始出现大幅度正增长，危机时期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的政策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
　　3月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传递出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正常化的信号。他说，危机时的非常规政策“迟早有一个退出的问题”。
　　此后，市场形成一致预期，人民币汇率政策正常化只待良机。
　　人们期待的第一个时间窗口是4月中旬之前，因为美国财政部将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评估报告，而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参加4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
　　美国财政部推迟发布汇率评估报告后，又有市场人士认为第二个时间窗口是5月中旬，中国有可能在5月24日至25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采取行动。
　　事后证明，大众瞩目之际往往不是最好的时机。就在人们几个月的热切期待逐渐转淡之际，央行在6月19日的傍晚发布了进一步推进汇改的决定。
　　比之2005年的汇改，这一次的决定特显稳健，没有进行汇率的一次性重估，也没有扩大日波动区间。然而，政策出台后一个多月，尤其是第一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宕起伏的走势，似乎已彰显出差异。2005年7月汇改开始至2008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持续单边升值。
　　此次，央行对多边汇率和双向波动的强调，发送出颇为强烈的信号，人民币汇率预计将走出不同于金融危机之前的轨迹，因为全球和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货币供求关系已悄然生变。
　　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次是回归和延续，也是新起点。未来，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更加重视市场的力量，是贸易和投资币种多元化的内在需求，亦可避免授人以口实。
    如何判断汇率水平是否合理？
    “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财新-《新世纪》：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直强调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的参照系。但是外界对于“货币篮子”仍存较多疑问，人民银行是如何确定“货币篮子”的币种和权重的？
　　胡晓炼：货币篮子的确定，有的国家或机构考虑的因素比较单一，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就是考虑贸易权重，因为汇率浮动主要是应该基于实体经济面的供求，因而认为经常项目是最能反映实体经济面的，而在经常项目中，贸易是最有代表性的，所以一篮子货币选择中，首先看贸易。
　　我们认为，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财新-《新世纪》：目前，社会上，人们关注更多的仍然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的变化。
　　胡晓炼：这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形成机制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财新-《新世纪》：作为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名义有效汇率是比实际有效汇率更好的选择吗？
　　胡晓炼：理论上来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
　　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未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这是因为，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指数，即不同国家可比物价指标很难确定。国际上一般选用CPI，但是经济学界认为CPI中包含很多不可贸易品，不一定合适。其他替代指标有PPI、GDP平减指数、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等，接受程度都不太高。
　　而且，计算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时间滞后和数据可得性的约束。与汇率数据容易获得且实时更新相比，CPI和PPI的数据一般要滞后一个月，GDP平减指数至少滞后一个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滞后更多，而且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差别较大，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可比的数据。
　　财新-《新世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如何判断某一汇率水平是否体现了市场供求平衡呢？
　　胡晓炼：在分析汇率问题时，市场供求大体平衡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国际收支中既包括经常项目也包括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具有跨周期投资的特点，难免掺杂投机性活动。国际经验表明，以资本项目来衡量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代表性不强，直接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经常项目更具代表性。外汇储备也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要项目，外汇储备牵涉到跨周期积累问题，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在某些阶段可以通过比较明显的顺差来补充。但中长期看，经常项目平衡还是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国民福利。
　　财新-《新世纪》：你的意思是说，衡量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与否，主要看经常项目平衡，对吧？具体该如何以经常项目的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呢？
　　胡晓炼：对。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指标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如果一国中期内经常项目差额超过均衡值，其汇率就被认为存在低估，反之则为高估；经常项目差额超过或低于均衡值越多，汇率低估或高估程度越高。
　　当然，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是这么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不过，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一直在75%以上，而且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实际分析中，由于经常项目中还包括收益，而收益和资本项目相关，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差额时，一般不考虑收益，而是直接分析贸易收支状况。鉴于数据的滞后，从数据的可获得性看，用海关口径的贸易收支更加直接和实际。
    【背景评述】
　　对人民币在何种程度上被低估的测算可谓众说纷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估成员国汇率最主要是用宏观经济均衡法（Macroeconomic Balance, MB），核心概念就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的均衡值。7月27日，IMF宣布，已经完成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IV），在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问题上，IMF执董们意见分歧明显，部分执行董事认为中国汇率被低估，另外一些执董认为评估中对经常项目盈余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不过，共识是，IMF认为，人民币在长期内升值将有助于经济由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的转变。
　　实践中，胡晓炼倾向于简化地通过贸易收支情况来看汇率水平是否体现了市场供求平衡，把汇率向着经常项目平衡的目标调整。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更大，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汇率可以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或涨或跌，灵活双向变化。今年3月，在顺差持续收缩后，中国出现贸易逆差，一定程度上暂缓了4月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以何为锚是关键。
　　美元是合适的选择吗？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反问，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脱开黄金之锚后，美元“以央行货币政策为锚”，完全依赖操控印钞机的货币当局维系币值稳定。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蔓延之后，美联储采取数量宽松政策，用“直升机撒钱”，美元指数跌宕起伏，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建议渐多。
　　其实，2005年7月汇改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一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应有之义，但实际操作中还是受美元影响更大。从2005年7月启动汇改至2008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但从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有效汇率数据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仅升值7.4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0.6%。
　　对美元单边升值的规律性，给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极好机会。汇改三年间，伴随着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一直困扰中国的热钱涌入。如果能够做实参考一篮子货币，将打破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的预期，缓解国际资本流入。
　　胡晓炼特别强调要关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或将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入新阶段。
　　目前，关于中国货币篮子的结构，最权威的解释是，2005年8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上介绍，综合考虑在中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等外经贸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主要国家、地区的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赋予相应权重。
　　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自然会成为主要的篮子货币”；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人民币汇率也是很重要的。”周小川说。
　　此后，货币篮子是否经过调整不得而知。随着各主要货币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的变化，货币篮子理应作出调整。例如，欧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由于在中国贸易中比重的提高，印度、巴西、印尼和菲律宾等国货币应该加入篮子。
　　中国自己公布名义有效汇率是不错的选择，胡晓炼说将做此尝试，值得期待。
    企业如何应对汇率变动？
    “事后看，之前大家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严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
　　财新-《新世纪》：从2005年7月的汇改之前到现在，社会上一直有很多人担心汇率升值和波动对出口企业形成难以承受的冲击。从这些年汇改的实际情况看，企业的适应能力怎样？
　　胡晓炼：从汇改以来我国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看，即使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下，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各项指标仍稳中趋升，承受力总体增强。出口未受到实质影响。2006年-2008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是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
　　事后看，之前大家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严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洗礼，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
　　对外贸行业而言，在汇率的变动过程中，必然有企业获益、有企业受损，还有企业在一部分业务中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业务受损。对汇率变化整体影响的评估不应重点放在单个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而应着眼于整个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变化。某个企业承受力很差，往往说明这个企业在结构优化中首先面临调整。对汇率浮动承受力最差的部分，应当从加强社会保障、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适应性等方面予以关注和帮助。
　　财新-《新世纪》：对于汇率的变动，企业主要有哪些应对策略呢？
　　胡晓炼：企业应对汇率变化的财务管理方法越来越灵活多样。出口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大产品创新增加盈利空间；还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将汇率升值的成本转嫁出去，有很多企业跟外方客户去要价，基本都能谈下来，因为企业出口的价格和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的价格差别实在太大。此外，兼营进口业务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减少进口成本的好处，兼营内销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增加内销比例摊薄汇兑损失。
　　财新-《新世纪》：汇率浮动的目标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但不可避免也会对资本项目带来影响，例如国际资本流入，是过去几年的一大困扰。
　　胡晓炼：所以要针对性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从泰国等国的经验和教训看，私营部门、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借外债并结汇，是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强化了外汇管理措施。
    【背景评述】
　　汇率趋向经常项目平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将减少贸易不平衡以及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优化资源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配置，这将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福利。
　　不过，也应该认识到，汇率波动传导至实体经济，变成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最终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是长期效应，不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
　　相比而言，汇改对外贸行业的冲击则是直接而明显的。这也正是改革的重要阻力。但是，从改革实践的结果看，现实情况远比原来想象的乐观。
　　在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在2005年-2008年期间出口每年是以超过20%的幅度在增长。就是说，汇率调整并没有影响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中国产品的增加值，在这一期间都发生了。
　　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外贸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其风险承受力继续增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再适宜用类似计划经济固化各项外部条件的办法去帮助企业。
　　企业无风险长期订单下降、订单期限趋短是当前全球化特点之一，全球各类企业都在适应市场（如需求、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与渠道、汇率、套期保值价格、保险价格等）的不断变化，并利用IT技术（如低库存、零库存、缩短工期、外包等）和金融手段来适应快速变化，管理风险。中国企业必须适应这种环境。
　　总而言之，评估汇率变化的影响应考察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行业和企业都在市场环境下不断有创新、发展，也会有落后和淘汰。评估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贸易整体状况和发展质量的提高。
    价格改革良性互动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得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压力就会减轻”
　　财新-《新世纪》：今年“富士康事件”后，国内劳动力价格显著上升，已成定局。与此同时，这些年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上升，生产发展的环境成本也在抬升。这些要素价格的变化，与汇率改革是什么关系？
　　胡晓炼：两者都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显然是中国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而且是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难点也是关键点。能源资源价格不理顺，市场化改革就谈不上完成。
　　在实施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则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得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压力就会减轻。这就是替代性。
　　财新-《新世纪》：如果资源进口价格在上升时，国内的改革也提高价格，这就涉及到通胀的承受能力到底怎么样。很多时候，改革下不了决心，就是因为通胀承受能力不行，担心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这时候，汇率改革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对吧？在劳动工资问题上也可以这样操作？
　　胡晓炼：对，可以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在适度调整劳动工资的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就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也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
　　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如果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提升，而汇率浮动（特别是汇率升值）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是下降的，这样一正一反抵消，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的空间就更大了。
　　财新-《新世纪》：一正一反抵消，还是替代性。汇率机制改革与要素价格改革的互补性怎么体现呢？
　　胡晓炼：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广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调整，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所以，频繁操作的难度也比较大，一般只能作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这就是互补性的一种体现。
　　财新-《新世纪》：两者的灵活程度也不一样吧？
　　胡晓炼：对呀，生产要素价格有一定的刚性，无论劳动工资，能源资源还是环保费用，长期调整趋势是单向的，往上走，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汇率有比较大的弹性，可涨可跌，双向变化，就看经常项目是顺差还是逆差了，其市场供求的作用是双向的。
　　财新-《新世纪》：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呢？可以说，一个比较宏观，一个比较微观。
　　胡晓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要素价格调整，会在价格体系内部对各类比价关系形成影响，侧重在微观层面发挥基础性作用。汇率浮动则指向价格总水平，会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则会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财新-《新世纪》：另外，两者对企业、对通胀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是喜忧参半，出口企业会受冲击，但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且面向内需的企业，则可显著受益。要素价格调整就不然了……
　　胡晓炼：是，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企业整体都会有影响。加快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比较长。
　　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同。如果因为市场供求作用，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一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了，二是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了，显然可以减少通胀压力，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则相反，会直接增加通胀压力。
　　财新-《新世纪》：这非常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最需要的就是低通胀环境，否则改革推进不下去。
　　胡晓炼：对，这就需要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顺利推进，也会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为这种调整，最终会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
　　所以，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补配合的。积极推进这两项关键性改革，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关乎我们最关心的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背景评述】
　　要素价格改革面临什么障碍？最大的担忧是通胀。由于长期被人为压低，未来要素价格的趋势肯定是上涨，这将成为推高物价的力量。所以，多年来，每一项要素价格改革都希望等到低通胀的时间窗口。燃油税费改革就是最好的例证，酝酿了十几年，最终才在2008年11月26日通过方案，当时正值金融危机之下CPI和PPI一路走低之际。
　　年初，国务院确定了进行资源税费和水电等公共品价格改革的方向。但今年却面临较为复杂的通胀形势。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0年的CPI同比增长目标为3%，并称这一目标为管理通胀预期及资源税费改革预留了空间。但很多人担心，经历了2009年货币信贷投放的爆炸式增长后，过多的流动性迟早会体现为通胀压力。
　　下半年，资源税费、工资和水电气等公共品价格改革是新涨价因素。在天平的另一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则将一定程度上缓解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平抑物价上涨。
　　毫无疑问，要素价格和汇率机制改革的作用叠加，会对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的盈利带来压力。然而，这正是指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毕竟，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不能永远依赖低工资、高耗能和低汇率。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配合推进，形成灵活的政策组合，能够避免要素价格刚性的弊端，尽可能平滑对企业的冲击。

李旧苗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


胡晓炼



    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做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1994年以来的一贯政策
    1、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式启动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轨，正式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特别提到要实行单一的汇率制度，改变了199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将官方汇率与因外汇留成而形成的外汇市场调剂和交易的汇价统一起来。
    1994年的汇率体制改革还包括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和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等措施，简化了银行和企业的用汇手续，有力地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同时，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新阶段。人民币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调控工具，开始逐步发挥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4年汇率并轨时的汇率是8.7元/美元的调剂汇率价格，这既反映了以市场供求作为定价的基础，也体现了支持出口改善外汇储备不足的要求。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较并轨时累计升值近5%，为8.3元/美元，说明1994-1997年间人民币汇率是有波动的，是浮动的，体现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特征。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延缓了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进程。1997年6月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一些东南亚和东亚货币大幅度贬值。在出口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国内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声音同样强烈。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各方也能理解。但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担心如果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出现各国货币新的竞争性贬值。为防止危机扩散、维护亚洲的经济金融稳定，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稳定在8.28元/美元的水平。
    3、随着亚洲金融风波逐步过去，我国一直在考虑适时恢复和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9·11”事件后世界经济疲软等新的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连续性，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而是阶段性的政策。
    4、2005年汇改是1994年汇改的延续。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一个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防范和抵御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前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最迫切的任务是启动工、农、中、建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考虑到金融机构改革任务重，也考虑到金融机构改革后将更能适应灵活浮动的汇率制度并能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风险管理服务，我国于2003年夏天首先启动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2005年4月，又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改革，研究和论证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工作，到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上部署完毕。同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和试点资产证券化产品开始在货币市场上发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体系整体的健康性有了显著的改善。
    同时，国内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探索和改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批大型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重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得到改善，汇率改革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夯实。整体上看，汇改的条件已经成熟。2005年7月21日起，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框架和内涵不断得以完善
    1、动态趋向合理均衡汇率水平的机制逐步形成。197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上经历了先贬后升的过程，先从2.8元/美元逐步走贬，而后从1994年初的8.7元/美元升至2005年7月的8.11元/美元，再到2009年底的6.85元/美元左右。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2005年汇改时人民币对美元日波幅是0.3%，2007年扩大至0.5%。市场主体开始通过国际收支、外汇供求等因素动态“寻找”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
    2、汇率定价更加依照市场供求关系。1996年底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2001年以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等资本流动渠道逐步拓宽，外汇供求关系逐步理顺，贸易投资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更加便利，外汇供求关系逐步在市场中得到充分体现。
    3、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从1994年之前的官方和调剂市场双重定价，过渡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和做市商制度，外汇市场加快发展，市场主体在汇率中间价形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根据对外贸易和投资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汇率水平逐步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完善进程、金融监管水平提高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应当继续坚持。
    1、是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根本要求。汇率代表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固定虽可在一定时期内便利微观主体的经济核算和风险管理，但长期与供求基本面脱节会扭曲国内外相对价格比价关系，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使内外经济失衡矛盾不断积累。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发挥汇率浮动的资源配置作用，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2、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需要。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抓住了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生产力得到极大促进，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经济运行中也开始出现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上升等问题。同时，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挑战不断增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固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等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情况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3、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小国把货币与大国挂钩影响不大，而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作用大，固定的汇率易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藉口，客观上要求大国汇率政策应具有调节的灵活性。我国坚持并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环境，实现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这是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大举措，更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实现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李旧苗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



胡晓炼




    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自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起，就已明确了基于市场供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考察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应看经常项目是否平衡。国际收支中除经常项目外还包含资本项目，由于资本项目具有跨周期投资的特点，难免掺杂投机性活动。国际经验表明，以资本项目来衡量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代表性不强，直接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经常项目更具代表性。外汇储备也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要项目，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外汇储备有不同要求。外汇储备牵涉到跨周期积累问题，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在某些阶段可以通过比较明显的顺差来补充，但中长期看经常项目平衡还是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国民福利。
    国际收支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平衡是分析均衡汇率的基石。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指标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国汇率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均衡法（Macroeconomic Balance, MB），核心概念就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的均衡值（Current Account Norm）。如果一国中期内经常项目差额超过均衡值，其汇率就被认为存在低估，反之则为高估；经常项目差额超过或低于均衡值越多，汇率低估或高估程度越高。
    从中长期看，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有如此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但是，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当然外汇市场供求与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相关，并不完全取决于经常项目，但总的来说经常项目状况是国家实体经济的综合反映。经常项目收支又是国际收支的主体，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一直在75%以上；加之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从实际考虑，由于经常项目中还包括收益，而收益和资本项目相关，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差额时，一般不考虑收益，而是直接分析贸易收支状况。鉴于数据的滞后，从数据的可获得性看，用海关口径的贸易收支更加直接和实际。
    二、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来把握对汇率浮动的管理
    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理论，可将汇率看作经常项目差额或贸易收支差额的函数。如果函数关系是线性的，就可以根据差额情况相应地调整汇率。当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函数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汇率浮动过程中，要注重渐进、适度，根据国民经济的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条件进行动态调整。
    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通过汇率调整，改变国民经济内外比价关系，引导资源在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优化配置，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对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节，两者互相促进，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
    汇率的调整也对资本项目收支产生影响。对此，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从泰国等国的经验和教训看，私营部门、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借外债并结汇，是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强化了外汇管理措施。
    三、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的参照系
    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对货币篮子的构成存在多种意见，尽管要考虑贸易状况和参照资本流动等因素，但由于资本流动的规律性较差，因而总体上以贸易加权为主、适当加入其他考虑。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以实际有效汇率作为管理汇率浮动的操作目标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未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一是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指数，即不同国家可比物价指标很难确定。国际上一般选用CPI，但是经济学界认为CPI中包含很多不可贸易品，不一定合适。其他替代指标有PPI、GDP平减指数、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等，接受程度都不太高。二是计算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时间滞后和数据可得性的约束。CPI等物价数据的时效性和可得性比较差。与汇率数据容易获得且实时更新相比，CPI和PPI的数据一般要滞后一个月，GDP平减指数至少滞后一个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滞后更多，而且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差别较大，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可比的数据。
    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发挥调节进出口、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更能体现出汇率上下浮动的特点。人民币对单个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整体上则是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直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但是，仅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观念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其中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主要看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形成机制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李旧苗

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胡晓炼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更加深化，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就十分重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更加重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汇率政策不仅关系到达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还涉及国际竞争力、国际经贸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等。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灵活性，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一、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实现对整体经济的调控。货币政策不局限于调控单一领域或行业，而是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相对于汇率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有着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和系统性的重要意义。我国有些条件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别是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并且处于改革转轨阶段，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宏观经济政策需兼顾改革和发展等多项目标。我国货币政策也采用多目标制，既关注通胀，又要考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等问题，还要推动金融改革。在这种现实国情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不仅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一个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甚至会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外汇占款较快增长的严峻挑战。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人民银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能力。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内容，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三、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传统国际金融学中“不可能三角”的观点，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一般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小型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可以为了实现汇率目标而放弃国内货币政策。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货币局制度，港币汇率严格地钉住美元，其利率的调整完全跟随美联储。新加坡则选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主要通过汇率工具而不是利率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作为国与国之间货币的比价，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直接应对各类外部经济冲击，有助于增强一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韧性”。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僵化的汇率体制容易受到投机力量的攻击，可能引发所谓“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李旧苗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


胡晓炼



    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重要任务。为应对这一挑战，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近期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提高环境污染成本，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等。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必要对要素价格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一、生产要素价格随经济发展而调整是客观要求。随着GDP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的好处应由人民分享，职工工资理应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世纪后20年的较快增长到本世纪头10年的增长放缓，再到今后5-10年内可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绝对下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长期以来，一般出口加工企业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缓慢，但近年“民工荒”频频出现，表明一般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已无法维持过去的低水平。“富士康事件”以后，低收入职工问题更受关注，近期不少地区大幅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源资源消费很大，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日益沉重。一般情况下全球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趋于上升。2003-2009年，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35.6%，其中有国际价格上涨因素，也有国内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大，拉动价格上涨的因素。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
    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深化环保收费改革，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等。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要求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四、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
    第二，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能源资源一般越来越稀缺，其价格将不断上扬；环保费用会一直征收，很少半途而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劳动工资也有刚性，除危机、重大技术突破等导致阶段性下降外，其长期调整趋势是单方向的。而汇率则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在市场供求作用下灵活双向变化。
    第三，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将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有差异，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影响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对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进行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要的企业而言，则是有利的。从要素价格调整来看，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整个社会正常企业整体都有影响。虽然企业通过加快技术革新、生产率增长和资源利用率提高等因素，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较长。
    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五、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过去经验多次表明，要素价格调整主要顾虑对通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冲击。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有关改革所需条件、时机、分配效应等问题上争论颇多。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此，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会相互掣肘、相互排斥，两者可以更好地配合，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

李旧苗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胡晓炼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践证明，人民币汇改把握了有利时机，选择了正确方向，成绩明显。
    一、把握了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利时机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汇改方向。1994年1月，我国摒弃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逐步回归较为合理的水平，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我国对外贸易差额由逆转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为避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3元/美元的水平；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减轻，但国内出现了通货紧缩等不利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保持稳定。在此期间，我国吸取亚洲国家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金融改革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恢复汇率浮动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还未完成改革，应对汇率变化和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还较弱，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首先推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行。
    至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部署完毕，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并转变为上市公司，工商银行的财务重组已上日程，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改革进入准备和论证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大大增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这些迹象表明，汇改条件相对成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果断推出。
    2008年7月底左右，为了应对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没有参与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为稳定外需、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着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遵循既定政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二、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与一揽子结构政策相协调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是在正确方向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我国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使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我国存在的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应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由于汇率政策影响内外整体比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政策地位不应低于一般的产业政策。如果内外比价关系不正确，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发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践证明，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发挥汇率在影响内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汇率改革的适时推进，也能为其他改革赢得空间，在我国资源价格等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汇率政策还与解除进口管制、放松外汇管制和加快走出去等政策相结合，对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发挥重要作用。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还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2005年以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绩明显
    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2006-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受到一定抑制；区域结构更趋合理，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占比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下降。同时，“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企业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大量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售价转嫁汇率升值损失，实施积极财务管理。对外贸易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扩大进口支持内需，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2005年6月至2008年6月，我国累计进口27290亿美元，其间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相当于节约进口成本16497亿元人民币。同时大量的技术、装备进口迅速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生产效率。此外，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特别是减少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直接缓解我国物价上涨。
    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和更加平衡的发展。在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共同作用下，三大产业关系更趋合理，服务业比重增加，2008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9%，较2005年上升2.6个百分点。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配合了国家加快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2008年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为37.1%，较2005年上升1.3个百分点。我国资源大量向出口部门分配的倾向得到改善，更多资源向内需部门分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200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0.8%，较2005年上升14.9个百分点。低估汇率鼓励劳动力向出口部门集中的导向有所调整，推动了就业向非可贸易部门为主的服务业的转移。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占比较2005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长期看，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将推动制造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吸纳的就业有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吸纳就业更具稳定性，空间也更大。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有利于发展对外关系。人民币浮动体现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努力与诚意，维护了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切实缓和了对外经贸关系，有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汇改至2008年，外国对我的贸易救济调查虽未停止，但涉案金额小，且多属于局部性、自然性案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我国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我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格局。
    四、应动态分析看待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企业的影响
    由于坚持了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三性”原则，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企业承受力继续增强。即使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下，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各项指标仍稳中趋升。出口未受到实质影响。2006-2008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是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汇率浮动促使出口从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拉长了生产链条，细化了分工，增加了就业岗位，就业保持良性上升态势。2006-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655万。
    汇改前社会上曾有担心企业汇率承受力较弱，汇率浮动会造成企业大量倒闭，出口和就业出现大幅下滑。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3%，纺织、轻工企业将大量关闭、破产。但事后看，之前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之所以过度担心汇改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与习惯于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影响相关，假定成本、定价、财务效益等因素不变，汇率变化直接给所观察的经济指标带来什么变化。实际上我国经过近三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之后，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因而应采取在动态情景下进行分析的方法。
    采用出口换汇成本及销售利润率等静态评估的方式低估了企业的灵活性和调适能力。出口企业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大产品创新增加盈利空间，还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将汇率升值成本转嫁出去。兼营进口业务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减少进口成本的好处，兼营内销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增加内销比例摊薄汇兑损失。企业应对汇率变化的财务管理方法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企业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多种处于变化之中的经济和市场因素进行动态风险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生产面临的各种参数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包括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出口退税率、市场需求、销售渠道、产品结构和生命周期、公用设施价格，等等。这些因素的年变动幅度经常超过10%，汇率仅是其中一个波动较小的变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再适宜用类似计划经济固化各项外部条件的办法去帮助企业。企业无风险长期订单下降、订单期限趋短是当前全球化特点之一，全球各类企业都在适应市场（如需求、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与渠道、汇率、套期保值价格、保险价格等）的不断变化，并利用IT技术（如低库存、零库存、缩短工期、外包等）和金融手段来适应快速变化，管理风险。
    评估汇率变化的影响应考察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行业和企业都在市场环境下不断有创新、发展，也会有落后和淘汰。某个企业承受力很差，往往在结构优化中首先面临调整，对汇率浮动承受力最差的部分应当从加强社会保障、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适应性等方面予以关注和帮助。对汇率变化整体影响的评估不应重点放在单个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而应着眼于整个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变化。贸易整体状况和发展质量的提高应是评估改革的重点。
    要对信息和声音易出现系统性偏斜的现象做出正确判断。汇率变动过程中，有企业获益，有企业受损，还有企业在一部分业务中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业务受损。通常为了得到政府的政策帮助，容易强调汇率浮动对其出口、利润和就业的影响，而较少大力宣传对其进口品成本改善以及其他方面的利好因素。这时候反映出的汇率浮动对企业承受力的影响就会偏于负面，可能与实际产生偏差。对此应该谨慎全面分析，作出客观评价和判断。
    总之，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以我为主有序推进，总体上对我国实体经济发挥了积极影响，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也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