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耕地红线的隐含逻辑

zoufeng_1234

辉格

有朋友问我对确保“基本农田”的政策怎么看，我恰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纸媒上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ironland

还有个隐含逻辑：

能吃的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是工厂流水线合成的。

zoufeng_1234

还有个隐含逻辑：

能吃的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是工厂流水线合成的。
ironland 发表于 2010-9-15 09:22

这个不是隐含的逻辑，是制定土地红线政策的基础。

ironland

我觉得从主帖思路来看，这项肯定也是隐含逻辑。

可能还有其他逻辑：
比如耕地下面隐藏的是足以让地球消失一百遍的超级武器，盖了房子武器就发射不出来了。

zoufeng_1234

我觉得从主帖思路来看，这项肯定也是隐含逻辑。

可能还有其他逻辑：
比如耕地下面隐藏的是足以让地球消失一百遍的超级武器，盖了房子武器就发射不出来了。
ironland 发表于 2010-9-15 09:38

我总的来说没懂你的意思。

主贴明显是反对土地红线政策的，你是反对还是认同？

别人用了讽刺的手法我往往就犯晕，因为不知道是正讽还是反讽。

ironland

我很认同土地红线政策。

无关政治。仅是植物学。

人类还没有超越自然的力量。我们不能凭空变出食物、水、空气。我们需要耕地来种植农产品。

茅于轼还是某经济学家曾表示不需耕地红线，因为科学进步可以让更少空间有更粮食产出。但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新的生物技术、农业技术能带来如此乐观成果。眼下科学家们还在担心蜜蜂消失，氮的耗尽，化肥、农药滥用，物种单一导致大饥荒……

我可不希望像《黄祸》一书里那样描写的，以喷瓜为食。

况且，喂饱十六亿人主要指望进口或捐助的粮食？这是不可能的。

非洲大陆目前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不过1700万而已，已经让援助机构头痛不已。16亿人缺少粮食？不管有没有战争或限运政策，即使你满洒金钱，别人还满腔善意，都难以作为。


所以我觉得主帖这句话蛮搞笑的：“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粮食、石油是国家重要安全战略资源。但是，耕地红线设立首先不是为了想象中的邪恶战争做准备，只是看得见的未来里亩产有限，我们得确保足够耕地来种植能喂饱多数人的粮食。它的成立，是为了避免饥荒，外界没有能力帮助的饥荒。

阿西莫夫曾描述过一个星际帝国的首都星球。整个星球在穹顶之下，没有一点田地。尽管有从其他星球运来的粮食辅助，但居民主要还以微生物产品为食。

杨林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9-15 09:11

我怎么觉得以上五条真有可能成为前提呀！

竹南

喷瓜吗?我记得是薯瓜.

ironland

我国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与粮食禁运风险评价

卢 锋 -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内容提要

            ??未来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是在有关我国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及和评论的问题。本文试图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首先考察了过去几十年间国际经济制裁和粮食禁运的历史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关系的演变情况。从有关历史事实推断，我国未来面临大规模粮食出口禁运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国际经贸环境的演变趋势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粮食禁运之类事件的发生机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80-81年粮食出口禁运的失败，集中显示出这类禁运有效性的限制条件，使得美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所谓"粮食武器"缺乏效力的限制性获得较为清醒的认识。因而，对于我国未来粮食贸易方针的调整问题，似应主要依据经济合理性原则来加以判断和选择；粮食禁运风险不足以成为制约有关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为了降低粮食禁运的风险，有必要对粮食进口依存度和用途加以监控，以保证我国粮食自给率不要超过一定临界水平。另外，还应鼓励对粮食进口替置的粮田主要在农业生产范围内加以利用，以求在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储备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在危机环境下抵御风险的能力。


            ??1.引言：一个长期被评论的问题

            ?? 一些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表明，给定人均耕地占有量较小等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会导致粮食生产比较优势下降
            。这一过程推进到某个临界水平，便会提出一个粮食政策选择问题：是依据比较优势变动情况，增加粮食进口，扩大介入国际粮食体系的规模，以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换；还是采用保护手段，支付很大经济代价，限制粮食进口以求实现最大限度的粮食自给自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问题逐渐成为具有政策选择意义的问题。有关讨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调整粮食贸易方针，扩大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以求降低国内粮食供给的比较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另一种观点强调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特殊属性，主张仍应坚持自给自足方针；对国际粮食市场主要应在调剂国内粮食品种与年度丰歉意义上加以利用。未来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是讨论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问题。

            ??国际粮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粮食出口的绝大部分被美、加、欧盟、阿根廷等西方国家和地区所支配
            。尤其是美国谷物出口往往占到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美国在历史上曾以不同方式利用粮食输出手段谋求外交与政治目的
            。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存在实质性差异，战略利益不无抵牾之处；因而，研究设计我国未来粮食供求与世界粮食系统的联接方式，极有必要认真考察我国遭受粮食禁运的风险问题。

            ??上述粮食禁运问题已提出多年。有关讨论大都相互沿袭地指出，如果我国实施较为自由化的粮食贸易方针，粮食禁运可能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但对决定上述风险程度的因素及其内在联系缺少专门研究
            。笔者认为，仅仅以简略评论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似嫌不够。为了冷静、客观地判断未来粮食禁运风险程度或大小，至少应当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针对我国粮食禁运未来发生可能性的程度或大小？第二，万一发生禁运，禁运发起国能否成功地实现其设计意图，即粮食禁运的有效性如何？第三，万一发生有效粮食禁运，它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程度取决于什么因素？有无可能通过事先政策和制度安排来控制这类负面影响程度或大小？如果未来粮食禁运发生机率很高，禁运有效性有相当可靠保证，并且一旦发生有效禁运，我国粮食安全注定要遭受无法通过事先政策、制度安排加以防范或控制的灾难性打击；那么，我国粮食安全便面临很大的来自粮食禁运的风险。这一较高的预期风险要求我们在进行粮食贸易政策选择时对较为自由化的选择方案所能带来的利益打上较大的折扣。反过来看，如果粮食禁运未来发生机率很低，禁运很难有效，并且我们有可能通过政策措施控制有效禁运的影响，那么我国面临粮食禁运的风险便很小；我们就应当主要依据经济合理性原则来考虑粮食贸易政策方针的调整问题。

            ??依据这一思路，本文将分节考察上述三个问题。然而，为了使分析讨论在概念和逻辑上清晰，首先对本文所指粮食禁运的内涵及其与相近概念的区别给以简略说明。

            ??2. 粮食禁运的涵义

            ??一般意义上的粮食禁运，泛指国际间粮食流通受到政策干预作用而发生的数量减少乃至中断的现象。这类事件可能采取不同表现形式。我国学术界提出粮食禁运问题起因在于讨论我国粮食供求扩大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考虑这一特定研究背景和意图，本文对粮食禁运的内涵与相近概念的区别做几点提示和规定。
            第一，出口禁运与进口禁运。从出口方面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和禁绝为出口粮食禁运；从进口方面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和禁绝则为进口禁运。一个共识性看法认为，如果我国粮食贸易朝较为自由化方向调整，长期趋势应是粮食净进口增长。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粮食禁运风险来自出口禁运。所以，本文侧重考察出口粮食禁运。第二，政治性出口禁运与经济性出口禁运。粮食出口国发起粮食禁运，可能发自经济动机。例如，美国1973年因担忧国内大豆价格激升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对前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实施短期大豆禁运。出口禁运亦可能出自政治方面考虑
            ，如下文将详细介绍分析的美国1980-81年由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对它实施的粮食禁运便是典型一例。经济型出口禁运是应当专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本文仅限于考察由于政治性动机而发生的禁运。第三，援助性出口禁运与商业性出口禁运。禁运所针对的粮食出口可能是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进行的商业性贸易，亦可能是对粮食进口国具有援助性质的所谓"让步性"出口（Concession
            Export）。例如，美国在著名的PL480法案框架下对许多国家的粮食输出，都属于援助性出口。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与援助性粮食出口禁运
            发生机制、频率及其有效性有实质性区别。我国未来进一步参与全球粮食系统的基本形态，应是在自力更生前提下通过扩大商业性粮食贸易来进行,不可能主要依赖粮食援助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有关我国未来粮食禁运风险的分析，系指商业性出口禁运。但在对粮食禁运历史一般讨论中会涉及援助性粮食出口禁运。第四，粮食禁运与包括粮食为对象的全面禁运。粮食禁运既可能完全或主要以粮食为禁运对象，亦可能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禁运体系，其中涵盖了粮食贸易。二者对于禁运发起国与目标国都具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含义。可以将包括粮食的一揽子禁运看作广义粮食出口禁运，把完全或主要以粮食为对象的出口禁运看作狭义粮食出口禁运。本文运用两种定义，但侧重研究以粮食为主要对象的狭义粮食出口禁运。最后，出口禁运与"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VER）。VER亦会使正常粮食流通受到限制。
            但VER是由进口国家的政府或行业施加压力引起的，这一压力迫使出口国采取'自愿'限制出口的措施。而粮食出口禁运作为经济制裁的一种形态是出口国单方面行为，目标在于改变禁运对象国的政策或对其给以惩制或报复。

            ??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的粮食禁运的定义，指粮食出口国方面出于政治性动机，部分或全部中断与进口国发生的商业性粮食贸易。它可能表现为单纯或主要以粮食贸易为对象的禁运措施，亦可能是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出口禁运体系。

            ??3. 粮食禁运的可能性

            ??虽然无法精确预见针对我国的粮食禁运的未来发生机率，但对这类事件潜在可能性的程度、大小仍有可能和必要加以研究。本节从三个不同侧面观察这一题目，以求对它提出一个较为具体和客观的判断。

            ??3.1.国际粮食禁运的发生频率

            ??运用禁运手段谋求政治目标，是本世纪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粮食禁运（Grain
            Embargo）和其它形式的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是国外经济、政治和外交研究领域所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 。
            在大量有关文献中，Hufbauer和Schott（1985）对经济制裁所做的系统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19-1984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103次经济制裁
            。这份700多页的研究报告的大部分篇幅用于逐个对这103项经济制裁的起止过程介绍及成效评价。依据这一权威性研究提供的资料，五十年代后发生了85次经济制裁，其中涉及到食物的出口贸易禁运为10次
            ，大约3-4年便发生一次。10次食物禁运中，9次禁运目标国为发展中国家，一次为苏联；8次禁运是由美国发起的（Winters，1990）。这些概括性数据表明，美国由于它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以及粮食市场上的特殊地位，确实是最有可能发起粮食禁运的国家；并且粮食禁运发生机率并不很低。

            ??然而，对于上述粮食禁运发生机率的判断应加两点限制性说明。第一，10次食物禁运中至少有一半左右属于部分或全部中断援助性粮食出口，而不是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采用本文定义的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概念，其实际发生概率要小得多。余下的粮食禁运大都是广义粮食禁运，即对象覆盖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乃至全部商品贸易的禁运。真正属于前文定义的狭义粮食禁运只有一次，这就是下文将详细剖析的美国1980-81年对前苏联实施的主要以粮食出口为对象的贸易禁运。

            ??还应当指出，历史上发生的全面贸易禁运，不乏将食物、药品排除在外的情况。例如，因为古巴对美国炼油厂实施国有化政策，美国1960年对古巴实施全面出口禁运，但禁运不包括食物和药品。1980年美国卡特政府在"人质危机"期间对伊朗实施的出口禁运制裁也不包括食物与药品（Hufbauer
            and
            Schott，1985，第315、626-628页）。覆盖面广泛的贸易禁运特别地排除食物、药品，一个原因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一原则在冷战后时期联合国实施的几次较大的经济制裁和禁运中沿袭下来。例如，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于1990年8月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禁运和其它经济制裁。但禁运对象从未包括药品，对食物的禁运随着实现战争停火便被解除了。到1991年夏天，联合国开始考虑允许伊拉克出口部分石油换取食品等人道主义供给物品的方案（Reuther，1995，第121页）。由于前南斯拉夫危机，联合国安理会于1992年5月30日通过757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和封锁。安理会于1992年6月18日通过的760号决议，将食物、药品排除在禁运之外（Woodward，1995，第143页）。1994年，联合国对通过军事政变推翻选举政府的海地政府实施全面制裁，其中贸易禁运同样亦免除了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药品（Werleigh，1995，第165页）。

            ??3.2.我国粮食贸易的历史经验

            ??现有史籍记载表明，我国商业意义上粮食进口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明代
            。明清政府认为，粮食进口是缓解东南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供给紧张困难的一个手段，因而对它采取鼓励政策
            。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政府对社会经济某些方面控制能力减弱，在粮食贸易方面政策干预较少。粮食净进口呈上升趋势，于本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水平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与当时西方国家集团处于敌对状态。这一背景下，粮食贸易的战略和政治含义自然显示出重要性。由于国内粮食生产快速的恢复性增长以及高强度的粮食征购政策作用，
            我国50年代一改长期以来的粮食净进口局面，年均净出口近140万吨。60年代以来，除少数年份，我国基本是粮食净进口国。对于净进口原因的官方传统解释是调剂国内粮食品种、季节需要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经济演变、发展情况，近年来研究人员试图从我国经济工业化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化全新背景下探讨粮食贸易方针政策调整问题，预示在下个世纪我国粮食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发生深刻转变。

            ??从粮食禁运相关条件方面看，我国遭受粮食禁运打击的潜在风险，应当在冷战高峰时期达到极致。然而，事实上这类事件没有发生。虽然我国从60年代开始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并且我国与西方主要粮食出口国在政治上曾经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但我国并未遭遇粮食禁运的打击。

            ??新中国一成立，便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经济制裁的压力。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在巴黎统筹会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禁运和封锁。然而，在贸易禁运范围上，美国与其某些盟国存在意见分歧。依据具有折衷性质的协议，参与禁运国家在禁运范围上被赋予某种自行选择的权限。结果，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军火以及战略物资的禁运，不包括粮食这类生活必需品。美国采取了更为广泛的禁运政策，中断了与我国全部贸易联系。然而，美国禁运也不具有粮食禁运性质。整个50年代，我国大规模出口粮食，进口粮食数量极小；对一个本无进口需求的对象国无从实施有意义的出口禁运。由于政策失误造成国内50年代末严重饥荒，我国60年代初急迫需要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我国出口粮食。虽然我国政府当时并未从美国进口粮食，而是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
            ，上述事实亦说明美国当时对中国的禁运不应被看作是粮食禁运。

            ??60年代初期我国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大量进口粮食，并未遭受禁运的限制或其它特别刁难。相反，中国紧急粮食进口计划的实施，得到这些国家粮食出口机构乃至政府的破例合作。有一个事实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当我国1960-61年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加政府尚未外交承认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委员会"（The
            Canadian Wheat
            Board：CWB）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结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我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Minden：1983，第4-5页）
            。我国粮食危机时期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较为优惠的条件 。

            ??上述事实表明，即便我国在政治上与西方主要粮食出口国尖锐对立的冷战时期，我国也并未成为粮食禁运对象国。从历史经验角度观察，我国未来遭受粮食禁运打击的可能性应当是比较小的。

            ??3.3. 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演变趋势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演变趋势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随着冷战时代终结，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愈益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的支配地位有所削弱。例如，美国近年依据其国内法律，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不仅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且受到它传统盟国澳大利亚、欧盟的批评和抵制。另一方面，随着"关税总协议（GATT）"乌拉圭回合的成功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贸易自由化获得新的有力推动。乌拉圭回合的突破性贡献之一，在于启动了将农产品纳入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历史进程。这将使某国试图利用粮食贸易手段实现政治性目标受到新的限制。例如，1996年11月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不应把粮食作为一种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另外，实施经济制裁政策也应当格守人道主义原则，这在国际社会也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同。前文提到，近年联合国对伊拉克、南联邦、海地等国经济制裁，无一例外地基于人道主义原则，把粮食排除在禁运范围之外。这些变化趋势虽然不足以一劳永逸地彻底消除未来粮食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但应能使其发生机率更为下降。

            ??4.粮食禁运的有效性

            ??前文讨论得出未来粮食禁运可能性不大的判断。进一步分析粮食禁运的风险，还应当区分禁运意图与禁运效果，并研究粮食禁运有效性的条件。因为惟有在禁运计划得到切实有效实现时，才可能通过断绝粮食贸易对禁运目标国粮食安全造成危害。然而，粮食禁运是否有效呢？

            ??4.1. 对粮食禁运有效性的一般观察

            ??历史上发生的粮食禁运少数较为成功，大多数不成功或完全失败。有人依据Hufbauer and
            Schott（1985）研究提供的系统资料，考察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粮食禁运的成败情况。结果是，1950-85年发生的所有84次经济制裁中，共有10次涉及食物的禁运。这10次食物禁运中，"五次完全失败；两次对禁运目标国造成短期压力，但没有长期影响；一次禁运成功，但食物禁运作用微乎其微；两次基本成功"（Winters，1990，第176页）。

            ??
            为进一步观察历史上粮食禁运成功与失败的制约因素，表1列举了1950-1980年间发生的七次食物禁运情况。其中两次较大程度上实现了禁运发起者意图，被评价为显著成功或较为成功。一次是美国1956-62年为控制老挝"巴特寮"
            势力扩大影响对老挝的经济制裁；另一次是美国1965-67年因不满印度的农业、人口、汇率政策而对印度的经济制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较为成功的粮食禁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禁运对象都属于援助性粮食出口。不难理解援助性粮食出口成功机率较高的某些原因：粮食受援国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粮食供求关系较为紧张，在商业性国际粮食市场上采购能力受到外汇短缺的严重制约；因而，中断粮食援助通常能够有效地加剧这些国家粮食短缺的困难。另外，成功的粮食禁运还需要特殊有利条件。例如，美国对印度禁运时，印度没有得到意识形态盟
            表1.若干食物禁运案例及效果评价（1950─1981）*

            ?? 发起国 对象国 时期 经济制裁发生原因 食物禁运情况 有效性评价** 备注

            1 美国 北朝鲜 1950- 朝鲜战争 全面禁运 失败（2） 北朝鲜得到中国、前苏联援助。

            2 美国南越 北越 1954-1976 越南战争 1954年、南越政府宣布取消有关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多边协议，断绝向北越运输大米。
            完全失败（1） 北越得到中国、前苏联援助。

            3 美国泰国 老挝 1956-1962 美国试图控制老挝巴特寮（Pathetlao）势力扩大影响 中断对老挝的大米援助。
            某种程度成功（9） 老挝得到中国、前苏联援助。

            4 前苏联 阿尔巴尼亚 1961-1965 意识形态争端 1960年夏，阿尔巴尼亚小麦欠收，前苏联拒绝运送五万吨小麦。 完全失败（1）
            中国提供了阿所需要的粮食。

            5 美国 印度 1965-1967 美国不满印度农业、人口、汇率政策等。 中断实施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的协议。 显著成功（16）
            印度国内粮食歉收。结果考虑美国要求，在五年计划中增加了农业改革的政策内容。

            6 中国 越南 1978-1979 中越边境争端和战争 中断包括食物在内的援助项目。 完全失败（1） 越南得到前苏联与经互会的援助。

            7 美国 前苏联 1980-1981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年前苏联向美国订购了2500万吨谷物；除依据1975年两国长期协议美国承诺每年出口的800万吨粮食外，美国禁运1700万吨谷物。
            完全失败（1） 前苏联从其它出口国获得了相当于美国禁运量绝大部分数量的粮食。

            ??资料来源和说明：

            * 本表依据Hufbauer and Schott（1985）对经济制裁个案资料整理。

            ** 依据Hufbauer and
            Schott（1985）的评价结果。该书综合有关数据和研究结果，对每次经济制裁的"政策结果"与"制裁的贡献"分别用"1"（失败）到"4"（成功）四个档次评分，并依据这两项结果形成对制裁成功程度的评价：结果表示为从"1"（完全失败）到"16"（显著成功）等数字代表的若干档次。括号内数据是原著中对每次制裁成功程度的评分。友的支持，国内粮食生产又因自然灾害而歉收，这些特殊情况有利于禁运目标的实现
            。

            另外五次禁运有四次完全失败，另外一次几乎完全失败。粮食禁运缺乏成效的原因之一，在于禁运对象国往往能得到第三国有扶助。第三方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其它利益上考虑，不愿看到禁运成功的结局
            。例如，50年代，美国对北朝鲜、北越、老挝多次实施包括有食物禁运内容的经济制裁，但这些禁运对象国大都受到中国、前苏联的"抵销性援助"。1960年前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禁运五万吨小麦，中国在国内发生饥荒的形势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它所需要的粮食。18年后，当中国对越南实施制裁，中断对它物资、技术援助时，前苏联亦给越南提供了援助。禁运发起国的对手对禁运目标国的帮助往往能显著削弱粮食禁运的效果。

            ??4.2. 美国1980-81年粮食禁运

            ??为了进一步分析制约粮食禁运成败的机制性原因，有必要做较深入的个案分析。表1列举的美国1980-81年对前苏联的粮食禁运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案例。
            这次禁运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禁运对象是商业性粮食出口，而不是中断粮食援助。第二，禁运诱发因素是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具有政治、战略含义的事件。第三，粮食被选择作为主要禁运对象。最后，美国作为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对其当时意识形态主要对手、粮食进口大国苏联禁运。历史上发生的所有禁运中，唯有此次较为接近有关我国粮食贸易方针调整的讨论中所假设的我国未来遭受粮食禁运的风险情况。因而，它对本文研究主题具有特别相关意义和重要性，有必要给以细致剖析。
            认为粮食出口国可以利用粮食输出作为实现外交、政治目标的手段，这在美国曾经是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长，更使得许多美国人对所谓"粮食武器"作用深信不疑。战后几乎历届美国政府都相信，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以及全球农业出口占有率，可以转换为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竞争能力（Gilmore,
            1982 ,
            第145页）。然而，50-70年代，美国对粮食武器的运用方式主要是提供或中断粮食援助，一般不涉及商业性粮食出口。出于政治性目的运用援助性粮食出口的政策效果成败参见，但它的运用不可避免要受到援助本身规模的限制。美国粮食过剩余问题，战后即显示出来；因而需要通过粮食援助开辟国外市场。1948年开始的"欧州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lan，又称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开始通过粮食援助项目向挨饿的欧洲出口美国过剩的粮食。到欧洲复兴计划中的粮食项目于1951年完结时，南朝鲜成为美国粮援的重点。1953年6月朝鲜板门店停火协仪签订的第二个月，美国参议院农林委员会制订一项食物援助法案──PL480（Public
            Law
            480），于1954年开始执行。PL480出口在1956-1967年间达到高峰，年出口量大都超过1000万吨，占全部粮食出口比例曾高达一半

            ??以上。 然而，进入70年代，PL480出口量呈下降趋势，占总出口比例则更是由于商业出口急速扩大而缩小，1978年已降为4%
            。在粮援规模和重要性下降的背景下，长期存在的对于所谓粮食武器的信念，迟早会在商业性粮食出口领域付诸检验。虽然卡特总统在70年代竞选时曾保证不采用粮食禁运手段
            ，但不久发生的事实表明，粮食武器观念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卡特总统不惜承担违背个人承诺的信誉代价，第一次对商业性粮食出口作为外交武器的可能性和效力做了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尝试。

            ??4.3. 禁运过程和结局

            ?? 1979年12月24日，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
            。作为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反应，美国政府1980年1日4日宣布对前苏联实施粮食禁运。当时，前苏联向美国订购了2500万吨粮食
            。禁运措施规定，除了1975年美苏粮食贸易长期协定规定的美国有义务出口的800万吨粮食外，中断1700万吨粮食贸易的出口合同。1月12日，主要出口国在华盛顿召开部长级会议协调粮食禁运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美国传统盟国同意参与这次粮食禁运，保证它们向前苏联出口粮食不超过"正常和传统"水平。虽然阿根廷拒绝参加禁运，给禁运蒙上一层阴影；但美国官方认为阿根廷参加与否无足轻重。并且，禁运开始时得到美国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广泛支持。从这些初期情况看，禁运似乎很有希望获得成功。
            当时前苏联粮食需求以及美苏粮食贸易的形势，似乎亦为一次成功的粮食禁运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由于食物政策调整，
            前苏联在70年代已成为最大粮食净进口国之一
            。1972-73与1975-76年度，净进口分别达到2100万吨与2500万吨（Ghoshal , 1983,
            第184页）。1979-80年度，由于国内歉收，前苏联计划进口3400-3700万吨粮食。美国粮食产量虽仅占世界总产量的20%，但其出口量占有份额较高，尤其是小麦与粗粮往往超过世界总出口量的一半
            。美国还是前苏联最大的粮食贸易伙伴：1978-79年，前苏联从美国进口小麦占其进口总量的65%，杂粮更占到83%（Ghoshal,
            1983,
            第184页）。禁运前夕，前苏联已决定从美国进口2500万吨粮食，占其当年粮食进口计划数量的70%左右。上述粮食形势与贸易联系，加上前苏联由于入侵阿富汗而遭受举世遣责的孤立地位，似乎为禁运的成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

            ??
            基于上述有利条件，卡特政府禁运政策的直接目标，在于对前苏联的饲料供给以及肉类消费造成显著的破坏性影响，并期望由此在前苏联国内产生压力，从而对其国际政策发生抑制作用；至少可以此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行为给予惩罚。依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这次禁运将使前苏联饲料供给下降5-14%，肉类生产下降12%，肉类消费下降7%（Gilmore,
            1982, 第166-167页）。卡特总统甚至预言禁运会使前苏联肉类消费下降20%（Ghoshal, 1983,
            第186页）。然而，禁运过程中出现的事实很快表明，上述估计结果背后暗含的诸多假定很成问题。例如，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强调了苏联生产的预测减产，但大为抵估了前苏联从美国以外粮食出口国得到粮食供给有可能性。事实上，前苏联1979-80贸易年度进口粮食高达3120万吨（Gilmore,
            1982,
            第166页），与其计划进口规模仅相差10%左右。美国农业部1981年报告提供了与卡特本人以及中央情报局上述有关禁运效果估计大相径庭的数字。该报告认为禁运至多能使前苏联饲料供给下降2%，对肉类消费将不会产生可察觉的影响（Gilmore,
            1982,
            第167页）。在禁运不能阻止外部粮食源源不断地流入前苏联的情况逐渐变成一个不争事实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在禁运结束前，就已在学术性杂志上发表论文，预言这次禁运的失败并分析其教训（Paarlberg,
            1980）。1980年为美国大选年，败兆有征的禁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先生提供了一个攻击卡特政府政策的话题。里根认为禁运给农业生产者带来损失，并承诺他当选后将解除禁运。1981年4月，里根在入主白宫几个月后，终于恪守承诺，正式宣布解除禁运，终结了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历时16个月的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

            ??
            上述事件使粮食禁运一时成为一个国际性热门研究课题。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乃至历史、外交等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粮食武器的有效性加以重新评价。绝大多数研究认为，禁运直接目标在于显著降低前苏联的饲料供给和肉类消费，影响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政策；并使前苏联因其侵略行为受到惩罚。然而，事实表明，禁运未能阻止前苏联进口它需要的粮食。禁运确实使得前苏联不得不支付较高的进口价格，从而对它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但美国因禁运政策而承担了更高的代价。用较大成本换取对方较小的代价──这样一种报复手段显然不能算作成功
            。这次失败的试验使美国人发现，粮食禁运是一柄双刃剑；它针对自己的一面似乎比对敌手的那一面更为锋利有害。上述理解对于美国朝野曾相当范围存在的推崇粮食武器的心态是一帖清醒药。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总结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食物武器的努力更可能危害而不是培植美国的利益。历史已证明，食物武器更能对其使用者而不是其目标对象造成危害。……食物武器是已被试验而无成效的武器"（Gilmore，1982，第145页）。

            ??4.4. 禁运失败的原因

            ?? 1980-81年粮食禁运失败，至少有以下五方面原因。

            ??粮食出口国难以达成共识

            ??
            粮食禁运的第一步，是要在所有重要的出口国之间形成共识。国际粮食市场具有寡头市场的特点，少数几个出口国控制出口总量的绝大部分。与完全竞争型市场相比，寡头市场特点使得主要出口国较有可能达成禁运共识。另一方面，粮食市场又长期具有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特点
            ，出口国之间存在激列竞争。要在商业竞争对手之间达成禁运的协议，又存在很大困难。

            ??
            美国政府发言人在宣布1980-81年粮食禁运时宣称，其它粮食出口国同意合作。事后研究表明，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大成问题。虽然禁运一周前曾由美国驻主要粮食出口国使馆向所在国政府有关部门询问对可能发生的粮食禁运的态度，但这一通常被认为低级别的询问并未引起被征询国的重视和回应。直至禁运6小时前，美国农业部下属机构才开始与有关国家直接联系
            。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有关官员虽然在禁运前夕得到通报，但却没有立即表示合作。阿根廷的官员则是从禁运发生后的次日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Paarlberg，1987，第186-187页）。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出口国部长级会议。会后，美国农业部官员宣布，与会国政府达成协议，不会直接或间接取代美国向前苏联禁运的粮食。但阿根廷政府很快发表指令，要求它的与会代表收回原则上支持禁运的声明
            。几天后，阿根廷政府公开宣布将不参加粮食禁运。

            ??阿根廷拒绝合作的理由之一是缺少事先磋商
            。事后检讨，这次禁运在事先磋商方面确有操作失误和疏漏之处。然而，这方面问题也反应了有效禁运的一个技术性困难：禁运必须快捷迅速，以求突然性的效果
            ；这与合作伙伴间事先充分协商存在两难矛盾。阿根廷作为第二大饲料出口国拒绝合作，使禁运系统先天不足地存在一道裂痕。但这同时为阿根廷带来了惊人的额外利益。由于前苏联准备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进粮食，禁运很快使粮食出现显著差价。阿根廷玉米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2月由162美元/吨上升到202美元/吨，同期美国每吨玉米出口价则下降了7美元，落至132美元（Gilmore，1982，第166页）。虽然阿根廷1980年谷物歉收
            ，出口能力下降；但它减少对意大利、西班牙、日本、智利、秘鲁的传统粮食出口，从而有可能将其当年所有的可出口玉米、高粱约450万吨卖给前苏联，从而获取以大约25%价格差额存在的超额利润（Paarlbeag，1980，第153页）。另外，阿根廷与前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规定直至1984年，阿向苏每年提供不少于450吨的谷物和大米。1980年1月到1981年6月间，阿向前苏联出口粮食总计达1500万吨（Ghoshal，1983，第188-189页）。

            ??难以控制粮食转运

            ??禁运国政府虽有可能要求本国粮商确保出口粮食申报地排除禁运目标国在外，但很难督察并防范粮食到达直接目的地以后转运到其它地区。例如，一艘大型粮食货轮到达荷兰的鹿特丹后，运货通常分为较小批量向东远送，很难追踪其最终去向。荷兰的三大港口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Amsterdam,
            Rotterdam, Antwerp,
            简称ARA）与德国汉堡（Humburg）由于位于向全欧洲大陆运输要冲而成为转运中心。ARA进口粮食除销往欧洲共同体部分，便运往东欧和前苏联。1976年，由汉堡向东欧运送的粮食超过420万吨，其中370万吨是来自圣·劳伦斯湾（St.
            Lawrence）的美国谷物（Gilmore, 1982,
            第170页）。大规模转运使粮食出口国政府在判断和控制粮食最终流向上面临困难。事实上，对于离开大湖区（The Great
            Lake）通过圣·劳伦斯湾（St. Lawrence）转运的粮食就已很难监督
            。"在必要时，圣·劳伦斯──荷兰三港口（ARA）──汉堡'走廊'能给粮食运输提供不被觉察的黑市通道"（Gilmore, 1982,
            第171页）。

            ??前苏联可以通过两大途径得到转运粮食。一是原华沙条约盟国的转运。据报道，禁运前，华沙条约国计划于1980年进口1600万吨粮食，粮源主要是美国。禁运后一个月，进口计划上调为1800万吨，其中三分之二为前苏联需要的饲料粮。"相信这些增加的出口不会转运到苏联显然是可笑的"(Paarlberg,
            1980,
            第150页)。二是私营粮商。美国最大的5-6个粮商通常经营85-90%的美国粮食出口。这些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但在国外有分公司，同样可以经营贸易。由于粮食市场竞争激烈，这些大公司对客户，尤其是重要顾客的服务极为尽心，严守商业机密。政府很低难有效阻止它们通过海外分公司向禁运对象国秘密销售粮食。据分析，1980年这类泄漏性秘密交易可能会达到500万吨
            （Paarlberg, 1980, 第151页）。

            ??难以有效监控禁运参与国犯规行为
            主要粮食出口国之间长期存在激烈竞争。为了对抗前苏联，它们达成粮食禁运的协议。但它们竞争关系又促使它们极力扩大长期市场占有份额，追求利润，减少自身成本。为此，它们虽在口头上承诺禁运义务，但又采取大量与禁运目标相悖的粮食促销手段；这类犯规行为构成禁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从一开始，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没有承诺完全中断对前苏联粮食出口；而是保证把出口维持在"正常和传统"水平以下。然而"正常和传统"水平是难以准确量化的模糊标准。由于这些国家往年向前苏联粮食出口量存在很大年际差异，"正常和传统"出口水平难以对禁运期间出口量构成约束
            。
            例如，澳大利亚1979-80年向前苏联出口达创记录的430万吨，其中部份销售发生在禁运以后。欧盟1979-80年向前苏联出口80万吨粮食，四倍于上年出口量；它还利用100万吨美国大豆，制成豆粉出口到前苏联（Falkenheim,
            1987,
            第113页）。加拿大1980年2月宣布向前苏联追加销售200万吨粮食，使1979年7月至1980年6月的销售年度对前苏联粮食出口达到350万吨，远远高于过去三年平均量。
            到1980年夏季，加拿大以美国向东欧出口大量粮食极可能转运到前苏联为理由，要求改变规则、允许向苏联粮食出口量增至500万吨。同年8月初，加拿大与前苏联签订年出口500万吨粮食的协议。这时，加拿大对前苏联粮食出口规模仅仅受到它夏季收成与出口能力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它宣称恪守了"正常与传统"出口水平。1980年11月，美国与中国签定长期粮食贸易协定；由于中国被认为是加拿大传统市场，这一举动引起加拿大强烈不满。为此，加拿大宣布再向前苏联出口210万吨小麦与大麦。结果，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加拿大向前苏联谷物出口达到创记录的680万吨；16个月禁运期内的出口量达到650万吨，成为仅次于阿根廷，在禁运期间向前苏联第二大超常出口粮食的国家（Paarlberg,
            1987, 第193-194页）。

            ??美国的行为也绝非清白无辜。首先，美国禁运仅仅是部份禁运，不包括1975年签订美苏长期协议规定的每年对苏800万吨粮食出口的承诺。这表明美国准备为禁运承担的代价是有限的。某种程度上传达了美国对禁运缺乏必胜决心的信号
            。其次，1980年6月，美国政府允许美国粮商的国外子公司向前苏联出售非美国产地的粮食。它"松动了美国禁运立场，不啻鼓励其它国家促销本国粮食（Gilmore,
            1982，第168页）。再次，上文提到，1980年11月，美国与中国签署长期粮食贸易协议，规定中国直至1984年每年从美国进口600-900万吨粮食。这被加拿大、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利用禁运来蚕食它们传统的谷物出口市场，使它们对禁运脆弱的支持丧失殆尽。最后，美国政府禁运初期从粮商及其它机构手中购进因禁运无法销往前苏联1700万吨粮食的绝大部份，耗用了约22亿美元巨资。为了减少库存损失，这些粮食不久就被抛出，尤其是卖到东欧市场
            。到1980年夏季，绝大部分禁运粮食已在市场上出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粮食出口在禁运期间反而上升了：由1978-79年的8920万吨上升到1979-80年的1.088亿吨。美国粮食出口所占全球份额在禁运期间也上升了（Paarlberg,
            1987，第199页）。这个现象深刻揭示了粮食出口禁运有效性的内在限制：禁运不仅未能有效限制前苏联得到粮食进口机会，它甚至无力限制美国扩大自身粮食出口的机会。

            ??上述现象并非偶然。正常国际贸易依托国际范围内分工、专业化，一般能促进贸易参与国的资源有效利用，导致福利增长。商业性出口禁运作为一种经济制裁手段，其实质在于禁运国主动降低自身福利水平，以求换得禁运对象国福利损失；要给对方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禁运发起国方面要承担尽可能大的牺牲。然而，另一方面，经济、政治活动主体对于某个给定目标，又都力图降低自身成本。承担较大代价使禁运有效与降低自身利益损害的成本，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另外，美国需要与其盟国共同实施禁运。由于谷物属于同质性商品，不同国家同类谷物之间几乎可完全替代，不同谷物之间亦存在较大的互换性，因而在禁运体系内部，势必存在参与各方扩大粮食出口，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内在冲动。在这个意义上，缺乏有效监控机制，参与国作弊犯规和互相转嫁成本，并不是1980-81年禁运的独特困难，而是一般商业性出口禁运难以回避的挑战。

            ??其它国家的进入

            ??禁运使苏联粮食进口价格显著上升。在价格差别刺激下，一些过去与前苏联很少发生粮食贸易的国家进入前苏联市场。例如，西班牙此前一直是小麦净进口国，但它1981年向前苏联提供了80万吨小麦和大麦。泰国抵制美国压力
            ，于1980年12月与前苏联签订十年双边贸易协议，规定泰国每年对前苏联出口50万吨木薯饲料、45万吨玉米与23万吨大米。印度增加了对前苏联大米出口。另外，匈亚利、瑞典等国也向前苏联出口粮食。禁运期间，上述对前苏联不属于传统粮食出口国的国家向它提供了470万吨粮食（Paarlberg,
            1987, 第197页）。如果禁运时间延长，这类新进入国家对前苏联粮食出口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在美国，一项重大政策的实施受到不同利益集团与两党政治运作的制约。由于粮食禁运具有经济代价，并且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如农业集团）要承担较多成本，禁运政策难以得到长期普遍支持。国内政治压力与国际市场运作交互作用，构成制约粮食禁运有效性的又一个因素。

            ??禁运开始时，卡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求获得国内广泛政治支持。第一，为了保护持有大量对苏粮食出口合同的粮商的利益，美国政府通过"商品信用组织"（The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
            CCC）购进出口合同。这防止了粮食期货合同的恐慌性抛售及粮价暴跌。第二，提高政府对农民谷物抵押性贷款价格，以培植农民对今后粮食价格的信心。第三，提高了对农场代存储备粮的补贴标准（Paarlberg,
            1980, 第147-148页）。

            ??这些措施确实收到短期效果。禁运初期该项政策甚至得到包括农民集团的支持
            。然而，这未能阻止国内政治领域对禁运由支持到不满、反对的转变。农业集团的支持仅维持了几个月。一个重要因素是1980年粮食对生产资料的相对价格下降。农民相信这与禁运政策有关。美国农场社（The
            American Farmers
            Bureau）于1980年4月宣布不再支持粮食禁运，指责政府未能恪守保护农民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诺言。夏季，禁运对农民的不利影响受到国会两党的关注。里根先生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已将粮食禁运作为攻击卡特政府的一个目标。

            ??农业势力集团，国会议员以及卡特总统的政敌对粮食禁运的批评存在牵强附会、夸大其辞的成份。然而，农业集团出于利益的考虑，难以长期支持禁运，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难以避免的。农场主们清楚地看到，禁运使美国作为粮食出口国的信益受到损害，由此带来的长期商业利益的潜在损失，难以准确计算和补偿。禁运给农业集团带来利益损失，因而不可能得到它们长期支持。另外，国外粮食源源不断出口到前苏联，使人们对禁运有效性逐步丧失信心。这更使农业集团及其它政治势力认为美国纳税人对禁运承担的代价得不偿失，不能容忍。反对党难免借题发挥，使禁运成为对政府在政治上不利的话题。这一切都很符合美国政治运作的逻辑。里根1980年底当选总统后不久，加拿大便退出禁运。至此，禁运失败已成定局。

            ??教训与遗产

            ??
            在禁运被正式解除以前，美国人已失望地发现，禁运未能阻止前苏联购买到它所需要的绝大部份粮食。禁运最显著的短期反应是国际粮食贸易结构发生的变动：没有参与禁运的阿根廷对前苏联粮食出口市场占有份额大增；阿根廷因前苏联粮食进口价上扬而获利最巨；澳大利亚、加拿大对前苏联粮食出口份额也得上升；美国扩大了对澳、加传统出口市场中国的粮食出口；粮食转运更加活跃；一些非传统粮食出口国进入出口市场。禁运的长期影响则是美国作为粮食出口国商业信誉的下降。美国农业集团相信，这使它们的利益遭受长期损害，并要求美国政府对此加以补偿。虽然这一要求难以实现，但后来事实表明，它客观上帮助实现了符合农业集团利益的另一目标：即通过立法方式，使政府必须对未来粮食禁运承担更高的代价，从而使未来粮食禁运难以再次发生。1981年12月通过的美国农业立法规定，如再次一旦发生禁运，政府将对农民提供昂贵的赔偿。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将使未来粮食禁运变得异乎寻常困难。并且，对"期货贸易法"（The
            Future Trade Act）的修订，将迫使美国执行在禁运发起之后270天内交货的出口合同（Roney, 1982, 第139页；
            Falkenheim ,1987, 第116页）。

            ?? 对于美国人来说，1980-81年粮食禁运失败的基本教训，是对粮食作为可替代，可互换商品（Fungible
            commodity）的性质以及国际粮食市场的运作方式理解不够。世界粮食市场长期具有买方市场性质，主要出口国面临保持和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竞争压力。由于不同来源的同类粮食存在近乎完全的可替代性，不同品种的粮食之间也有较强的可互换性，禁绝或限制某国商业性粮食进口面临难以超越的困难。禁运可能在短期内使国际粮食贸易结构发生显著变动，但很难阻止一个具有支付能力的进口国获得她所需要的粮食。

            ??5.有效粮食禁运与禁运目标国的粮食安全

            ??万一发生针对我国的有效粮食禁运，使我国外部粮食供给下降，便极有可能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作用。问题在于这类"负面作用"的大小或程度：它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承受的打击；亦可能是震动较小、可以通过反危机调节行为来加以化解的困难。因而，在前文考查粮食出口禁运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还需要研究有效禁运对粮食安全的作用大小受什么因素影响？禁运目标国有无可能控制这些因素，并通过事先的政策、制度安排来限制降低有效禁运的作用范围和程度？

            ??
            有效粮食禁运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作用程度，至少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粮食进口的用途和粮田还原的可能性。这两类因素都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监控。

            ??5. 1.粮食进口的用途

            ??一般来说，进口粮食主要有两大类用途：一是用于直接口粮消费，维持居民基本食物消费；二是用作饲料，生产肉类等动物产品，主要用于改善居民膳食结构。两类不同情况下，有效粮食禁运对禁运目标国粮食安全的损害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类情况下，粮食需求弹性很小，消费量调节余地很小，有效粮食禁运会造成较大的福利损失，对粮食安全带来较大危害；第二类情况下，粮食需求弹性较大，消费量调节余地较大，有效禁运对粮食安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部分由于这一考虑，某些粮食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保护政策，使某些属于主食口粮的粮食品种保持较高的自给率。日本、南韩、台湾大量进口饲料粮时，保持很高的大米自给率，属于这一情况。

            ??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1980-81年谷物禁运，即便能够实现卡特政府事先设计的目标，使前苏联当年计划进口量减少1700万吨，前苏联仍有足够的粮源保证远远高于最低消费水平以上的消费。即便不考虑库存变动的调节作用，当年前苏联国内产量加上扣除美国1700万吨禁运粮食的净进口，人均占有量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有效禁运的负面效果不容忽视：它能显著地影响计划肉类消费增长目标的实现，甚至能够使肉类消费短期下降，类似于在没有贸易的封闭状态下受到一次中等程度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的影响。然而，由于前苏联粮食进口用于饲料，进口依存度仅约为15%，有效粮食禁运远不足以对它粮食安全造成不可收拾的灾难性影响。

            ?? 改革前，我国粮食进口基本上用于满足口粮需求，对于有效禁运打击的抵御能力较弱。尤其是60年代初大范围饥荒时期，进口粮实际上是救命粮
            。假如当时发生针对我国的有效粮食禁运，会进一步恶化国内已极为严峻的粮食安全状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改革以来，我国食物消费的一个特点，在于对动物食品、酒类等间接粮食消费增长远远超过直接粮食消费，从而使新增粮食需求越来越大程度上转变为对改善食物品种的需求；现有人均粮食消费量已在最必需消费水平之上形成了一个抗御波动能力较强的缓冲层。在这一背景下，进口粮食的用途和意义正在发生两方面变化。一方面，近年我国已经开始大量进口用作饲料的粗粮，这类饲料粮进口在用途上与过去口粮进口显然不同。另一方面，虽然目前粮食进口大宗仍是主要用于口粮的小麦，由于整个消费水平已进入改善食物品质阶段，而不同粮食品种之间又存在较强的替代性，所以进口粮的用途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主要满足间接粮食消费的要求。由于粮食进口用途性质的改变，有效禁运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亦将大为下降。以1995年为例，我国粮食净进口达到近2000万吨的创记录水平，占当年粮食产量的4.3%和谷物产量的4.8%
            。假设当时发生有效禁运使我国粮食进口完全断绝，并且国内粮食供求不存在短期库存调节；这一假设状态下，我国粮食供给和消费亦只会下降小于5%的程度。这一假设事件会对我国粮食系统正常运作产生显著不利影响。我们将不得不下调肉、奶、动物产量和消费
            ，也许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用国内生产的稻米、粗粮替代进口小麦。与非禁运状态相比，这些替代、下调消费过程意味着福利水平下降以及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影响与人均粮食消费量很低情况下有效禁运导致被迫缩减最必需粮食消费量相比，严重程度要轻得多。

            ??未来粮食进口用途的改变趋势与进口依存度的变动直接相关。依据官方采用的未来消费预测数，我国到2030年粮食消费总需求将达到6.4亿吨（农业部，1996，第145页），比1996年产量约高出1.4-1.5亿吨。假定我国粮食净进口将长期增长，到2030年净进口增加量与上述预测需求增长量相比会出现三种可能情况，从而规定了粮食进口用途方面的不同变动情况。第一，粮食净进口增长小于需求净增长量。例如，新增粮食需求的一半即约7500万吨通过净进口增加来满足。这一情形下，未来粮食进口用途会在更大程度上转变为满足间接粮食消费即改善膳食质量。第二，粮食净进口增长等于需求净增长，粮食进口用于满足间接粮食消费的性质仍会加强，或至少不会下降。第三，粮食净进口大于新增粮食需求量，这会使粮食进口用于间接粮食消费的用途性质发生变化。如果净进口无限制增长，甚至可以想象基本粮食消费由进口粮满足的情况。上述三类情况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不同含义。在第一种情况下，有效粮食禁运对我国粮食安全的风险较小：即便净进口完全切断，亦只能使我国动物产量消费量下降一个较小的比例。第二种情况下，完全有效的粮食禁运影响，仍仅限于我国粮食的间接消费部分；粮食安全风险增加，但仍处于较为有限的范围。第三类情形对应较大的粮食安全风险。如果粮食自给率下降到基本口粮的一个显著比例由进口满足的程度，那么有效粮食禁运可能会给我国粮食系统运作造成较大损害，粮食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当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大国贸易模型分析揭示的进口数量──国际价格──国内产量等变量之间内生化联系和反馈作用，上述未来我国基本粮食消费也需求通过进口满足的假设情形实际上不大可能出现。万一出现这一情况，则应当采用适当政策控制净进口，以减少粮食安全风险。

            ??5. 2.非粮食用地还原为粮田的可能性

            ??
            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进口粮食使得一部分本来必须用于生产粮食的要素，尤其是部分耕地资源释放出来。这里的资源释放，可从两重意义上加以理解。一是耕地仍用于粮食生产，但复种指数下降，从而降低了耕地的使用强度以及其它要素投入量。虽然这块耕地在农地利用性质上仍为粮田，但由于时间上利用强度下降，单位面积粮田在一年内对应的播种面积下降。这里减少的播种面积代表了从粮食生产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二是耕地完全脱离粮食生产。这又至少可以分为四类情况：（1）耕地闲置或抛荒；（2）耕地用于其它经济作物如蔬菜、瓜类、花卉的栽培生产；（3）用于其它农业生产用途，例如种果树，挖塘养鱼等；（4）非农业用地，如修建房屋、工厂、道路等。这些不同种类情况下，虚置不用或另做它用的农地资源还原为粮田的可能性及其需要时间不同，从而使得有效粮食禁运对粮食安全的风险具有重要差别。

            ??不难理解，粮田利用方式不变、复种指数因粮食进口而主动下调的安排，代表了较好的粮田还原能力。这一情况下，万一面临有效粮食禁运威胁，有可能在下一个生产季节开始时，通过扩大其它生产投入来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因而具有较大的还原可能及较短的还原时间。粮田抛荒具有浪费资源性质，应加以限制；但另一方面，它客观上是一种储备耕地资源的形态，与耕地丧失的情况具有不同意义。抛荒耕地在必要时能够很快重新投入粮食生产还原为粮田，恢复实际生产能力。下调复种指数及耕地抛荒两种情况下，在现有耕地上恢复或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困难较小，因而粮食安全受有效粮食禁运损害的风险较小。用于经济作物及其它农业生产方式的耕地，有可能转产还原为粮田，但还原所需要时间和成本会有显著差异。经济作物用地还原为粮田需要时间较短，一般在几个月内应能完成调节过程，调节成本较小；果林、鱼塘等生产用地，还原为粮田需要较长时间和较高成本。但总起来看，它们都具备较强的还原为粮田的可能性。如果粮食进口释放的粮田主要在农业部门内部加以利用，有效粮食禁运的风险亦较小。最后，耕地一旦转换为非农业用地，用于建造屋宇，修筑道路等，其还原为粮田在技术上可能，但由于经济代价很大一般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而通常意味着粮田的永久性丧失
            。其它条件相同，这类情况所对应的有效禁运的风险最大。

            ??粮田还原可能性，实质指粮食进口上升伴随国内粮食产量相对下降的同时，粮食生产能力是否得到保存。如果通过某种方式利用进口粮食替换下来的粮田，使得粮食生产能力有效保存下来，则可能在面临禁运的危机时期，通过或长或短的调节过程，使储备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粮食产量，从而降低有效禁运对粮食安全带来的风险。反之，如果粮食进口释放的耕地大量划拨为非农用地，丧失还原能力，则意味着禁运对粮食安全具有较大风险。

            ??即便存在粮田还原可能性，在完成还原调节期间，粮食消费会受到有效粮食禁运的负面影响。用于防备紧急事变和危机的战略储备及其数量规模，是制约上述影响程度的一个关健因素。如果粮食储备充足，足以弥补粮田还原期间因粮食禁运造成的供给缺口，则粮食安全的风险较小；反之则风险较大。当然，另一方面，粮食储备要支付成本；因而还要考虑储备增加成本及降低风险带来的利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对粮田还原可能性因素分析的一个引申含义是，例设我国未来粮食净进口进一步上升，对于进口替置的耕地资源应当特别加以保护。由于耕地以外的粮食生产要素在配置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保存耕地实际上是储备了粮食生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陆、台湾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要素禀赋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粮食生产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的经济系统，可能在其它食物生产、如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生产方面保持甚至加强竞争优势（卢锋，1997）。在一定程度内，将替置的粮田用于蔬菜、水果等其它食物生产，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转换；另一方面，蔬菜、水果等农业生产用地的粮田还原能力较强，因而有助于在假设的有效粮食禁运时期，降低粮食安全所面临的风险。

            ??6.结语与政策含义

            ??
            粮食出口禁运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尤其是美国政府，曾多次实施粮食禁运政策以谋求政治和外交目标。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与美国存在深刻差异；鉴于粮食安全目标的极端重要性，在讨论我国未来粮食贸易政策调整问题时，认真研究未来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是极为必要的。

            ??
            本文考察了过去几十年间国际经济制裁和粮食禁运的历史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关系的演变情况。从有关历史事实推断，我国未来面临大规模粮食出口禁运的可能性并不大。未来国际经贸环境的演变趋势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粮食禁运之类事件的发生机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80-81年粮食出口禁运遭到失败，集中显示出这类禁运有效性的限制条件，使得美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所谓"粮食武器"缺乏效力形成较为清醒的认识。因而，过高估计未来粮食出口禁运发生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是不必要的。

            ??粮食贸易方针的调整涉及诸多复杂因素。有关政策选择似应主要着眼点是否有利于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水平；是否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变；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粮食禁运风险不足以成为制约有关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为了降低粮食禁运的风险，有必要对粮食进口依存度和用途加以监控，以保证我国粮食自给率不要超过一定临界水平。另外，还应鼓励对粮食进口替置的粮田主要在农业生产范围内加以利用，以求在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储备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在危机环境下抵御风险的能力。


            ?

ironland

?附录： 美国1980──81年粮食禁运大事录

            ??1979年12月10日：前苏联开始在它与阿富汗边界大量集结军队。

            ??1979年12月底：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二战以后苏联第
            一次在苏联集团国范围以外公开使用武力"；"是二战以后对世界和平的最大挑战"。美国政府迅即考虑如何对这次危机做出反应。
            粮食禁运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而加以考虑。

            ??1980年1月3日
            ：美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即将实施的粮食禁运是否应当包括1975年与前苏联五年长期贸易协议中向前苏联每年出口600──800万吨粮食的承诺。白宫法律专家认为，该协议（Agreement）具有条约（Treaty）的约束力。结果决定禁运不包括上述800万吨粮食。

            ??1980年1月4日：美国卡特总统宣布，对前苏联购买的1700万吨谷物给以禁运。禁运还包括对计算机、钻井设备以及与前苏联饲料──饲养业系统相关的商品贸易（如种子、肉类、奶制品、动物油等）加以限制，但以粮食为最大宗。据估计，粮食约占整个禁运商品价值的80%。

            ??1980年1月5日：美国农业部宣布由"商品信用组织"（The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CCC）购买粮食出口商持有的、因禁运而无法履行的向前苏联出口粮食合同，以求防止粮价暴跌。美国政府还终止下一周头两天（7──8日）的所有粮食、油料期货交易，以便使市场有充足时间对政府保护性政策给以适当评价。市场重新运营时，粮价有相当下落，但在随后几周内得到回升。

            ??1980年1月6日：美国农业部长柏格兰（Bergland）邀约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主要出口国于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部长会议，磋商禁运的协调问题。

            ??1980年1月10日
            ：阿根廷政府宣布将派代表参加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关粮食禁运的部长级会议，但表示将不接受、不参加"没有与阿根廷事先协商、由国外决策中心决定的惩制行动"。

            ??1980年1月11日
            ：欧盟正式表态支持禁运，同意不向前苏联出口超过正常销售水平的粮食。加拿大、澳大利亚做类似表态，承诺对前苏联粮食出口将不会超过"传统和正常水平"。

            ??1980年1月12日
            ：在华盛顿召开，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阿根廷参加的部长级会议，讨论协调禁运行动。加、澳、欧盟表示将对前苏联粮食出口限制在"正常和传统"水平。阿根廷代表会议期间表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阿根廷无意（通过禁运）获取贸易利益"。但这位代表对禁运具有支持意向的声明很快受到阿根廷政府的批评；结果，该代表不得不否认上述声明，并向美国方面致歉。

            ??1980年1月16日：阿根廷农业部长宣布阿根廷将不参加粮食禁运。

            ??1980年2月：加拿大小麦委员会（The Canadian Wheat
            Board：CWB）宣布在当年销售年度剩下的2-6月期间，向前苏联出售200万吨粮食。这在美国被评论为违背禁运协议的证据。

            ??198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大下调了有关禁运对前苏联影响程度的估计。新的预测认为禁运仅能使1980年日历年度的牲畜产量与消费下降2-3%。

            ??1980年4月：美国农场社（The American Farm
            Bureau）宣布不再支持禁运政策；它指责政府未能恪守保护农民不受价格变动负面作用的承诺。

            ??1980年4月：美国政府决定，依据美苏长期粮食贸易协议规定，允许1980-81年度（这是上述五年贸易协议的最后一个执行年度）向前苏联出售800万吨粮食。

            ??1980年5月：美国政府开始以申请时序批准出口许可证的方式，签约出售美苏长期粮食贸易协议规定的800万吨向前苏联出口的粮食。

            ??1980年6月初：加拿大某地方粮食组织（The Saskatchewan Wheat
            Pool）负责人指责美国大量向东欧出口粮食，很可能转运到苏联，因而，加拿大方面无需自我恪守有关禁运规定。这位负责人宣布，该组织将于本作物年度结束时（7月31日）脱离禁运体系。

            ??1980年6月：美国农业部预测1980年农民纯收入要下降40%。虽然农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燃料价格、利息成本的上升，但以这一预测为契机，禁运对农民收入不利影响问题开始引起美国国会的严重关注。

            ??1980年7月初：加拿大负责有关"小麦委员会（CWB）"事物的部长抱怨禁运使加拿大受到特殊损失，认为始自8月1日的新作物年度内，应当改变禁运规则。他援引加拿大1972-73年曾向前苏联出口510万吨粮食的事例，提出加拿大向前苏联出口500万吨甚至更多的粮食亦应作为正常水平而被许可。美国官方则认为，一次性创记录不应被看作"传统和正常"水平。但加拿大政府于1980年8月初批准向前苏联出口500万吨粮食。

            ??1980年11月：美国与中国签订长期谷物贸易协议，规定美国在1981-84年间，每年向中国出口600-900万吨粮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认为中国是它们的传统粮食出口市场。美国上述举动，使加、澳等国对禁运的支持几乎消蚀殆尽。

            ??1980年11月： 传统小麦进口国的西班牙宣布，1981年将向前苏联出口70万吨小麦与大麦。

            ??1980年11月：卡特竞选连任总统失败。新总统里根竞选中曾承诺当选后废除禁运。

            ??1980年12月：加拿大正式退出禁运。

            ??1980年12月：泰国与前苏联签订10年长期贸易协议，规定泰国每年向前苏联出口50万吨木薯粉、45万吨玉米和23万吨大米。

            ??1980年12月29日：波兰在前苏联支持下实施戒严法的两周后，里根总统终止向前苏联出售天然气、石油钻井以及其它高技术设备。

            ??1982年4月24日：里根政府解除对前苏联的粮食禁运。次日，国务卿黑格（Haig）警告，如果前苏联军队入侵波兰，美国将中断与前苏联的所有贸易。

            ??1981年10月1日：里根总统批准1981-82年在800万吨以上，向前苏联增加出售1500万吨粮食，使出口量限制达到2300万吨。这一限制在1982/83年被提升到2500万吨；然而，当年前苏联仅从美国进口了1390万吨粮食。

            ??1981年12月：新通过的"农业和食品法"（The Agriculture and Food
            Act）新增条款，规定美国政府如果再对粮食加以禁运，便有义务对农民给以极为优惠的赔偿。

            ??

            ??

            ??参考文献

            ??Cohen, J.A. et al (1971): "Chinese Law and Sino-American Trade",
            in Eckstein, A. (ed.), China trade prospects and US policies,
            Praeger publishers. Elliott, K.A.(1995):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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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 sanctions: panacea or peace building in a post-cold war
            world, Westvi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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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more, R. (1982): A poor harvest --- The clash of policies and
            interests in the grain trade, Longman, New York and London.
            Haufbauer, G.C and Schott, J.J (1985):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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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Feng (1994): China's Grain Imports: Policy Evol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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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dborg, P(1987): The economics of export embargoes---The c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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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en, K. (1983): "Politics of Cerealism: the Wheat Tra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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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Ontario, Canada.

            ??Paarlberg, R.L. (1980): "Lessons of the grain embargo",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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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arlberg, R.L. (1987): "The 1980-81 US grain embargo:
            Consequences for the participants", in Leyton-Brown, D.(ed.), The
            util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Croom Helm, London and
            Sydney.

            ??Reuther, D.E.(1995): "UN sanctions against Iraq", in Cortright, D.
            and Lopez, G.A.(ed.) Economic sanctions: Panacea or pea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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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ey, J.C. (1982): "Grain embargo as diplomatic lever: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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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viet economy in the
            1980'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art 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3. Werleigh, C.A. (1995):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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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s, L.A. (1990): "Digging for victory: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world economy, Vol. 13.

            ??Woodward, S.L. (1995): "The use of sanctions in former Yugosl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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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 sanctions: Panacea or peace building in a post-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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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锋（1997）："比较优势与食物贸易结构──我国食物政策调整的第三种选择"，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农业部（1996）：中国农业发展报告'95，中国农业出版社。

            ??许道夫（1983）：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zoufeng_1234

上面这个文章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

写的禁运史都是冷战时代的。

ironland

文章发表97年。

禁粮史都是冷战时代的，因为世界在变化吧。

我搜了一下现在联合国对北朝鲜的禁运内容，不包括粮食。

除非整个世界变得和太祖一样坏，玩包围长春的把戏。总会有些笨蛋送粮来的。

zoufeng_1234

我很认同土地红线政策。

无关政治。仅是植物学。

人类还没有超越自然的力量。我们不能凭空变出食物、水、空气。我们需要耕地来种植农产品。

茅于轼还是某经济学家曾表示不需耕地红线，因为科学进步可以让更 ...
ironland 发表于 2010-9-15 10:48

茅于轼是反对耕地红线的。

我们现在人口是六七十年代人口的两倍以上，这些年又造了这么多房子。粮食不仅没有不够，反而比以前多了很多。以前搞以粮为纲，农民必须种粮食，种蔬菜水果都不行。就是因为冷战思维，要和苏美两霸斗到底。放开后，粮食够了，蔬菜水果也够吃了。

现在浙江很多经济发达的农村土地荒废的很多。有些地方种上了竹子，因为提早上市的春笋价格比较高。

主贴的意思是，土地红线背后的逻辑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想饿死中国人。

ironland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想饿死中国人。” 这个归纳好。

一定是X档案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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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篇乏味文章，都有讲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变化关联。基本都是吆喝“我们要更多粮食，我们要保障耕地”。和日常所见算相映成趣罢。

http://www.ce65.com/info/detail.html?id=7114

http://ccn.mofcom.gov.cn/spbg/sh ... 9%C1%D6%C4%C1%D3%E6

ironland

8# 竹南

是我记错了，应为薯瓜。

喷瓜是杀伤性武器。

夏加坤

我很认同土地红线政策。

无关政治。仅是植物学。

人类还没有超越自然的力量。我们不能凭空变出食物、水、空气。我们需要耕地来种植农产品。

茅于轼还是某经济学家曾表示不需耕地红线，因为科学进步可以让更 ...
ironland 发表于 2010-9-15 10:48

赞同此段高论。
茅于轼是标准的主流市场经济学家，不懂生态学，也不懂地球所面临的困境。
偶基本上把他的经济理论归类为白痴言论。

zoufeng_1234

二位对地球生态的关注值得赞许。

这个土地红线政策要求一部分人为了地球，或者为了中国将来可能面临的粮食禁运，放弃他们的权利。

土地红线是国家的政策，但是具体审批的是一个一个官员。他们可以利用所谓的政策来为自己的权力寻租谋私利。

所以土地红线的客观效果是，一部分权力拥有者可以利用红线政策来侵犯另一些人的权利。

金丝铁线

如果土地数量要设红线，农民数量也应该设红线，显然，没人耕种无论多少地都不会自动生产出粮食。

杨林

土地没人耕种长点荒草也比盖上没人住的房子、产生污染的工厂强。

金丝铁线

18亿红线是为了保障粮食，没听说是为了防止污染。

Goal

所谓隐含逻辑，就是说他们随时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
这个，肯定没错。

夏加坤

土地没人耕种长点荒草也比盖上没人住的房子、产生污染的工厂强。
杨林 发表于 2010-9-17 10:37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