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杨小凯与周其仁

亚平

杨小凯先生于2004年7月7日平静离开之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教授，在第一时间组织在京讲学的海外学者和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于7月8日上午9点30分，召开追思会。这从侧面可以看出，林毅夫还是明了小凯的价值的。
    在追思会上发言的学者有：林毅夫、徐滇庆、海闻、王建国、汤敏、左小蕾、陈平、钱颖一、周其仁、宋国清、林双林、李玲、姚洋、刘国恩、李稻葵、卢锋、杨壮、赵耀辉、夏业良、肖瑞、李利明、廖建军、施建淮。
    所有学者的发言，笔者都仔细看过。有些人的发言看起来只是场面上的话，谈不到对小凯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强求人家理解小凯，说句大实话，也不是谁都可以对小凯有真切的理解。
    但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里面，如果有一位深切理解小凯学者的话，思想境界、道义担当、学术品质，比较接近的，那就是周其仁。
    周其仁在北大朗润园小凯追思会上的讲话，经常为一些论说小凯的学者所称引。可以说，周其仁对小凯的评判，必将成为大陆研究杨小凯的一篇经典文献。
    在追思会上，周其仁同样是从自己与小凯的交往谈起，平淡的话语，听起来却是感情真切，意味深长。
    那是1983年，小凯赴美留学之前的一段时间，周其仁与小凯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结识。袁庚先生执掌的蛇口工业区，那可是大陆开放的前沿阵地，梁湘和袁庚两位老顽童，真是意气风发。每做一件事，几乎都得踩“雷区”，引来不少的议论，原本是正常的。但是在不太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引起议论就不是特别正常的事情了，至少引起上面主事者、甚至中央高层的密切注意，好在那时候中央管事的是开明的领导。
    中央请来了一些秀才，加上一些部门的领导，组成调查组前往蛇口。就是在关于蛇口的调查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周其仁结识了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杨小凯。听完蛇口工业区的相关汇报、进行参观之后，这些秀才们还得开会讨论。杨小凯的发言，在周其仁的印象中，应该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对于习惯从三农观察问题的周其仁，启发很大。善于从生活中学习的周其仁，体会到“农村和农村以外的问题是相通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当时真正有学识的秀才还真是不多见，执著干事的两任总书记，真有点“不拘一格降人才”，特别留意真正的种子选手，放手让这些年轻的种子选手调查研究、撰写报告、参与决策。据有专业水准的调查研究，加上当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使得那时候的许多政策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
    大概从蛇口回到武汉不久，杨小凯就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苦读的杨小凯，回国探亲。这时候，已经调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到杨小凯住地，接他去当时的发展研究所做学术讲座，又送他去下一站。就在来回的车中，杨小凯给周其仁不少的忠告。
    这里插一句，大概就在1987年前后，周其仁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当时正是北京学术界、教育界的黄金时期，学术讲座热火朝天。
    正在上大二的我，求知欲特别旺盛，每场讲座必听，大脑丰富了不少。周其仁先生的演讲，真是富有魅力。那时候已经服务权力中枢的周其仁，非常具有胆识，开宗明义，毛泽东时代，对农民实行盘剥政策。尽管我来自农民家庭，有底层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句话，给我的刺激真是大极了。
    上世纪80年代，可以称得上热火朝天的时代，开明的领导人的开放政策，知识分子与政府形成蜜月期，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些智囊机构，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才俊，由于特殊时势形成的特殊的机构的特殊的人才，往往由于一篇调查报告或者“内参”，就可以获得赏识，知识准备不足的他们，注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些人一部分下海经商，在国家机会主义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了成功；象周其仁这样比较稳健的权力中枢边缘人，远走英美留学，2000年左右获得博士学位后，学成回国，远离权力，在大学任教。
    很有一部分80年代一夜成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尽管没有下海、或者当官，但是，已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能力，有些人，甚至还在吃老本。一方面，由于成名甚早，又接近权力中枢，难免恃才傲物，狂傲不拘；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的诱惑，已丧失胆识和良知。
    因为小凯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特别具有平等意识，他对周其仁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小凯这话算是找对了人了。没有想到，周其仁自己很有一点反省精神。
    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位搞策划营销方面的，应该算是周其仁的学生。这位学生在演讲时，看到老师周其仁专注的神情，认真倾听自己的演讲，这位演讲者特别感慨，他觉得周其仁获得成功，决非偶然。有些人最初还算不错，到头来老不长进，也不是偶然的。
    1989年之后，距离权力中枢并不特别近，但是也不算远的周其仁，主动或者被动到美国求学。
    周其仁曾经撰写文章，回忆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读书时，还没有大学毕业，已经被中央农委的杜润生老先生看重，提前毕业，进入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这位上海知识青年，大概才初中毕业，就赶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年就到黑龙江完达山。曾经连续7年多在辽阔的完达山捕猎。好在当时没有公布动物保护法，否则，估计周其仁捕获的国家保护动物，应该不计其数。
    辽阔的完达山，特别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时节，猎人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真是绿林好汉的作派。七年半的猎人生活，已经成为周其仁生命的一部分。一旦完达山的猎手，成长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定然豪气冲天。周其仁一旦关注一个课题，不会轻易放手，定会跟踪追击。周其仁研究电信，那真是穷追不舍，大陆的经济学家，还真是很少有周其仁这种长期作战准备的。
    但是，这些猎人，与野兽打交道的人，深切懂得生命之可贵，也能够承受别人不能承受之重。
    1989年风波，不知道周其仁的心境，但是，从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可窥一斑。
    周其仁这位曾经在中枢身边的青年才俊，认定背井离乡、飘泊异国是最可靠的选择。但是，周其仁没有选择留在国外，而是充实自己的学术，这里面固然有周其仁的性格，但我觉得小凯1987年的那番话，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二）
     周其仁和杨小凯，能够惺惺相惜，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气质、性情，确实有契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小凯和其仁都是行动之人，小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真是湖南的风云人物，其仁读大学期间，就与学友结伴前往安徽涂县调查，在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所，主要的工作就是农村调查。同时，两位又都是学术之人，注重理性分析。最有趣的是，小凯和其仁的学术，都具有思想的穿透力，这一点，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中，确属凤毛麟角。
    1989年至1991年，周其仁漂泊英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1991——1995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周其仁在美国期间，大概两年见一次小凯，因为，这时候，小凯已经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周其仁早一点到美国留学，说不定，还可以与小凯、钱颖一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呢！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杨小凯讲《后发劣势》，这是小凯在天则的第二场讲座，周其仁参加了这场讲座，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小凯。在大陆的经济学家里面，真切理解小凯“后发劣势”的，周其仁是罕见的一位。
    不知道林毅夫到底怎么想的，他与小凯辩论“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他把“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理解成对立的并列的概念，大陆经济学家或者赞同杨小凯，或者认同林毅夫，但是没有人戳穿林毅夫的把戏。这里面的情形就不好一概而论了，要么就是不懂，要么就是不愿。
    周其仁不愿意让小凯的灵魂，不得安息，在朗润园林毅夫主持的追思会上，周其仁公正地指出：“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可以拿到“后发红利”，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他担心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他举了前苏联的例证，还有其他的，很有说服力。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增长主要靠改革推动，不过还有很多核心部门的改革没有提上日程。经济的速度已经很快，成就也足以傲人。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小凯的意见，警惕“后发劣势”缠住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手脚，没有什么坏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前往欧美取经的留学生如过江之鲫，但是，具有小凯那样深切家国情怀的，并不多见，具有家国情怀，而且具有理性清明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里作用最独特的，就是“双重海龟”林毅夫。他既具有台湾社会的深切经验，又具有美国的普世价值，但是，按照梁小民先生的判断：“林毅夫的有些话，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胡说，比如说什么201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现在连这样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他完全是在迎合某些集团的虚荣心。现在的知识分子里有骨气的人太少。因为人们受到的利益诱惑太多了。”
    中国经济的确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权贵阶层把经济增长用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林毅夫难道不明白？他明白得很，但就是装糊涂，论证“中国的奇迹”，好像成为林毅夫担当的一大使命。如果说林毅夫的论证在1990年之前，存在很大的合理部分，那么后来就是确证国家机会主义的合法性。中国的这种“针灸疗法”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大异其趣。在1989年之前，中国的针灸疗法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妥，而且当时的领导是具有大胸怀的，从来不会将改革定位在“针灸疗法”。
    进入90年代，整个社会似乎处于超稳定结构，其实加剧了改革的成本，许多应该推进的制度安排，不仅没有及时推进，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小凯看到核心部门的实质性改革根本没有动静，促使整个社会的矛盾进行积累，没有前瞻性的举措，最后一切都来不及了。比如说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新闻自由的问题，党库与国库的关系问题、自由移民问题，这一切不要说提上议程，林毅夫这样主流的学者，恐怕连想都没想过。他们觉得，中国抱着“后发优势”，得到了不少的“后发红利”，政治安排上不动，都这么出活了，有必要改动核心的安排吗？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其实，大大违反了自己信从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既然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有着很大的变化，上层建筑按兵不动，经济基础也不会有持续的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裂痕，不可能那么容易弥合。
    这一点，周其仁是非常明了的，所以，他进一步阐明：“从小凯那里受教益最深的，就是他对现在举世赞赏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直持有清醒的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并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更不是因为他本人境况不佳，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刻体验，来自他自己在学术方面的长期探索。小凯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依赖分工，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要提升分工水平，就要解决更高水平分工的协调问题，其中制度条件非常关键，核心就是产权制度。”“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控制着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如果国家的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的普遍、长期、稳定的保护就谈不上，就难以上轨道。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弄不起来，或者歪歪斜斜，不可能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
    周其仁的解说真是简洁明了，“孙大午事件”、“孙志刚事件”、“定州事件”、“卢雪松事件”、“ 陕北油田事件”，桩桩件件，都是国家行为不上轨道的大前提下，发生的悲剧。
    奇怪的是，国家行为不上轨道的事情，林毅夫是看不到的，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林毅夫也是看不到的，何清涟能够看到的事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居然看不到。国家机会主义横行，不在自由和宪政上下功夫，中华民族的前途实在堪忧。这就是周其仁所理解的杨小凯不能安息的地方。
    周其仁确实具有史家的眼光，他将小凯与顾准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在我看来，真是不刊之论。
    梁小民先生的眼光，在大陆经济学家面，确实独到、犀利。朋友问及“梁先生佩服哪几位经济学家？”梁先生坦诚回答：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里，我比较敬重周其仁，周的经济学功底很不错，文笔不错，讲课也讲得好，也很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除了这次“郎咸平事件”他激动了一下以外，其他时候，他还是很冷静的。
   “杨小凯的经济学功底是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好的。他的数学底子很好，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始终在国外。杨小凯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生活在体制之外，与政府保持着不合作的态度。他的有些观点论述都无法在国内发表。比如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宪政。”
    梁小民先生如此评价杨小凯和周其仁，令人惊喜。
    要达到杨小凯的境界，看来周其仁还得修炼。尽管他生活在体制之内，尽管曾经居庙堂之高，尽管也曾处江湖之远，对周其仁，的确怀有期待。
    在我看来，杨小凯与周其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都是可以写一章的人物，至于林毅夫，也许会有一节的位置吧！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