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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5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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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在微卷胶卷上）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
严以律己 恩威并施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举个例来讲，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上岸之后，有一辆警车开道，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回台北后不久，相关首长就被调职，未再重用。经国先生的理由是“战地还搞这一套”。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里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到江南案发生后，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只谈事不谈人，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
追踪管考 兼听则明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他常说，他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真心诚意、自然平实，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也不会跨过“行政院长”直接命令部会。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行政院长”孙运璇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沟通有了共识后，这个政策才会出台，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参加的有“行政院长”、财经首长，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则，至于实施的细节，另由主管机关发布，权责分明。这从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是如此。经国先生下乡探访，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台北后，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会组成项目，到民间普查民情，并检讨制度的缺失。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科长，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他才以“行政院长”之尊约集各方开会，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用现在的用语就是“项目经理”，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并报告所有问题。十大建设期间，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直接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问题，必要时到现场视察，保证质量无缺。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 Shooter”(麻烦解决者)。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当时半导体是啥，没几个人知道，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半倒体”，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根本没人敢投资。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双语学校”，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
这些虽然是小事，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把身边的人管好，不滥权、不妄言、不贪腐，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封闭了言路，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
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是江南案。说实话，这事经国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新闻报导扯到了台湾，他下令彻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统自作主张，搞出了毛病。此后又发生情治系统处理“李亚苹事件”不当，他才叫我去参加情治会报，帮他确实掌握情治系统动向。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我也从未对外透露。但经国先生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问题。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我从担任“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对象，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多方沟通 逐次过渡
另个案例是陈水扁。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
这成为多月以来第一个没有游行的星期日，情治首长都很高兴说要感谢我，虽然那天下雨，我一大早七点还是被邀去球场打球，因为他们说“风雨无阻”。打没两洞就突然接到电话，要我立刻到经国先生寓所报到。那天，他好高兴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天，我坐在他病榻旁的小椅子，浑身湿答答的吹冷气，晚上发烧、发抖，当晚便因急性肺炎进了荣总，住了两个多礼拜。也蒙经国先生指派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蒋孝勇兄不时前来探病。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了“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一早，这边经国先生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
内部转型 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从威权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民主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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