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年代：文革查抄第一黄书《少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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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老师的“谎言”》


主笔┃杨东晓
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它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识一起，被压抑在地底下。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囚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37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作为研究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被判死刑的中学生当时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几岁？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洋泾浜上海，市民一直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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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 压抑和反弹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

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连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皮世军在分析性压抑对中国人的影响时说：“当时的性压抑是对所有人的，各级干部在性压抑之下产生的异常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变态的压抑投射到下属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因为这种压抑而变成变态和粗暴。”

也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艺军接触到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望乡》中几秒钟的镜头，《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数行文字的描写都能对人构成极大的刺激。皮艺军认为，由于当时“性”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最淫秽的东西，讳莫如深，所以处在性压抑之中的中国人，都还没有“脱敏”。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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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县城的追查

1977年，李万盛任四川邻水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邻水县位于华蓥山东麓，如同那个年代所有偏僻的小县城一样，闭塞而保守。在这年年底的一次公安局例会上，领导安排工作时提到现在有青少年传看黄色手抄本的动向——当时公安局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手抄本。这项工作是公安局领导参加上级公安机关召开的一次普通的工作会议上带回来的。

治安股长李万盛将这一工作安排给各街道、居委、办事处，希望这些基层群众组织能够协助工作。

一个多月后，二街道办事处的杜华珍主任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辖区里有几个男女初中生平时说话和表现有些异常。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秘密传抄《少女之心》。

这5个少年自认为自己做得很严密——他们都只在半夜捂在被子里看那本手抄的《少女之心》。有的孩子家里兄弟姐妹们就睡在一间屋里，几个兄弟就睡在一张床上，都没有发现其中一人在深夜偷看手抄本，父母就更不知道了。

然而，他们平时走在街上的眼风和举止，却令居委和街道的老年人产生了怀疑。

因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万盛没有安排公安出动，而是让杜华珍找了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和这5位学生谈话。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是否通知学校和家长，李万盛认为这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一个大问题。考虑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面临的压力，李万盛选择了低调处理。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此幸运。

在反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小镇青年成长历程的电影《孔雀》中，主人公们的遭遇可谓是典型。


弟弟高卫强在复习功课时偷看一张手绘的女性裸体图，被保守而严厉的父亲发现后，把他拉到大街上暴打一顿。父亲一边打儿子一边绝望悲愤地哭喊邻居们出来，“看咱家出了个流氓啦”。半傻的大哥高卫国到学校找弟弟，竟跟着一个女生往女厕所走，被发现后遭到全校师生的追打。弟弟冲进人群，用雨伞把哥哥哥哥往死里扎。电影中，高家兄妹都是在这种迷蒙抑郁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地走过了青春期。

1977年冬至1978年初春，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邻水县结束了一次扫黄工作。县城里只发现这一宗传看《少女之心》事件，而农村区域一宗也没有发现。

33年后，李万盛回忆这次追查工作时，很是欣慰：“通过后来多年的跟踪了解，这5位学生成长都很正常”。

他说邻水县城不大，所以问题也不多。小县城邻水，令人欣慰地、平稳地度过了它在非常年代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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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孩子们

进入1980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继续，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这一整天，陈卫东都惦记着书里曼娜和表哥的事，后悔没敢把那个小册子带到课堂上偷看。他手里那份是同班同学用方格子作业本抄的，差不多抄了一本。当时他还觉得这部“小说”语言不好、不通顺，心想不如自己重新写一遍。多年后，他从互联网上看到真正的《少女之心》，才发现原作者的文字功夫还不错，那个作业本上的，可能是同学们自己添加的结果。

当盼望已久的放学铃声响起时，班主任走了进来。

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他要挨个仔细检查。陈卫东此时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天黑的时候老师才检查完，放学生们离开。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后来又听说，他们学校也有“曼娜和他表哥那种事儿”，不知道是不是看了手抄本的原因。


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少女之心》几乎传遍了全国。1980年代，除了手抄本，它还以录音磁带的形式渗入校园。辽宁省某重点中学学生刘宏锋，在初中时听到过一盘不知哪儿传来的没有名字的卡带。卡带在同学间悄悄地传递，里面有一个叫“曼娜”的女生和她的表哥以及男友，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由一个女声朗读出来，令初中生们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直到1988年，已经上了高中的刘宏锋，第一次看到《少女之心》手抄本时，看到开头的那句“我叫曼娜”时，才知道原来听过的磁带正是这本禁书。

但那时，他们班上只有一本手抄本，人多轮起来看太慢，怎么办？他们决定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传阅”。刘宏锋的宿舍是搞分角色朗读，3个人读，8个人可以同时获悉内容。就在开始朗读的第一天，班主任午休时间来宿舍楼检查，发现了他们宿舍的秘密，收走了这本不到一万字的黄色“书籍”。

无数看过《少女之心》的“陈卫东”和“刘宏锋”，像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详。再次提到《少女之心》，他们说，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吧，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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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头换面

学校查过书包之后，陈卫东再也不敢看手抄本了。他们又喜欢上了明星画片和电影里的女特务。很多同学都把电影画报上的国民党女特务小剧照撕下来放在塑料日记本封二的透明处。女特务长头发、船形帽，使他们觉得很刺激，能直接引起生理反应。

这时同学中间又流行起著名妇科专家编写的“新婚性知识”。于是，全校都开始传看登有“新婚新知识”的杂志和书籍——这下不用手抄了，因为是公开出版的。陈卫东还记得书店能买到的这类书一毛七一本，但书名已经忘了。事实上，自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新婚性卫生》这篇文章刊载于1980年《科学画报》第1期之后，中国的性禁区已慢慢打开。1985年胡延溢医生的《性知识漫谈》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后，书店里开始公开出售与性有关书籍。


在电影《孔雀》中，20来岁的姐姐也想看这种书，她唯一的途径就是到县新华书店去买那本《性知识手册》，自己又不好意思去买，就让十六七岁的弟弟高卫强帮她买。她托卫强去买书时无法说出口书的名字，于是有了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我要本书，两毛四，粉红皮，五个字”。

妇科医生们出版的科学读物总算打破了几千年来暗的和几十年明的性禁区。陈卫东觉得这本书比学校发的小绿皮《生理卫生》详细得多，而且生理卫生课老师上课是不讲青春期那一章的，所以只能自己找来看，看起来有些如饥似渴。

陈卫东觉得自己还算幸运，他从15岁看《少女之心》到17岁时和初恋女友有了性的关系，从来没被人发现过，更没有被当成流氓抓捕过：“如果当时被公安局抓到了，肯定会说我是看《少女之心》，成了失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