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增长模式折射制度和利益

李旧苗

许小年对经济热点不感兴趣，这好比孙悟空一眼就看穿了“白骨精”的本质，又何必劳心于揣度“白骨精”下一次是变农妇、老太婆还是老头？
　　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汹涌而至时，世界各国政府开始积极救市，凯恩斯主义由此再次大行其道。然而许小年却一以贯之地高举市场经济大旗，撰文《自由市场不死》。
　　在大多数人认为，“市场失灵”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许小年认为危机的祸根是“政府失灵”。而要走出危机，则要先实现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但只要做一下回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就已提出。为什么经济转型如此之艰难？经济转型迟迟未能实现又造成了什么经济后果？
　　这是许小年感兴趣的问题，它也正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次探底”真义
　　《英才》：上半年欧债危机来势汹汹时，很多人担忧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会二次探底。不过，从近期来看，股票开始上涨了，央行也终于上调利率了，是否可以认为“二次探底”只是一场虚惊？
　　许小年：“二次探底”的风险依然存在。讲“二次探底”，其实并不是要预测经济运行态势。我一直说预测没什么太大意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很多方面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可以预测，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所有的事就都好办了。物理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经济的未来走向也是测不准。第二，要想做有意义的预测，必须要有准确的数字，而我们的宏观经济数字并不准确，人为操作痕迹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预测是“假数真算”，有什么意义呢？
　　《英才》：为什么说“二次探底”的风险还存在？
　　许小年：提示“二次探底”的风险，并不是要预测经济在什么时候开始下探，底在什么地方，而是希望政策制定者理解，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像去年、今年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怎么办？要花大力气解决结构性问题。讲“二次探底”的主要用意是在这里。
　　《英才》：“二次探底”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许小年：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投资又因为产能过剩，没地方投了，外需和投资两驾马车都失去动力，经济要往下滑。实际上，需求不足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而结构的背后是制度性问题，制度的背后又是利益问题。通过“二次探底”的讨论，希望能够深化我们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找到解决方案。
　　结构调整之难
　　《英才》：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现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经济增长方式要往更多依靠消费拉动的方向转，但刺激消费一直以来都是难题。
　　许小年：居民消费是由收入和财产决定的，收入越高、财产越多，居民的消费就越高。要想刺激消费，就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和财产。
　　清华大学几位教授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不是向居民倾斜，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对消费是不利的。
　　《英才》：这也造成了老百姓更多的存钱？
　　许小年：存钱有多种原因，例如社会保障不到位。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讲，如果政府手里有资源，不应该再去搞“政绩工程”了，钱不能再花在“铁、公、机”上了，而应该用于充实社会保障。
　　要想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政府就应推动医疗、卫生、养老制度的改革，把养老金空账变成实账，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补好这一块，老百姓不必存那么多钱，可用于消费的钱就多了。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减税，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英才》：一方面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又要减税，这样会不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
　　许小年：不会的，总开支不变，把投向“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钱拨到社保，就足够刺激消费的了。现在地方政府的胃口越来越大，按照目前这样的开支规模和增加趋势，什么财税改革方案都满足不了它的需要，开支太大了，地方政府根本不应该有那么强的投资功能。政府做了太多它不该做的事，早就越界了，而且没有制约和监督，将来要出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是“生产型”的，而应该是“社会服务型的”。必须把政府从“生产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否则就是结构失衡，消费不足，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经济自然要“二次探底”。
　　政府转型之难
　　《英才》：为什么地方政府有这么强的投资动力？
　　许小年：利益所在。为什么叫“面子工程”？“面子工程”是领导能看见的，建好了，领导看了高兴，就能升官。不仅如此，工程承包中的贪污腐败富了多少官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政府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拿钱去补充老百姓的养老账户？。
　　所以说经济增长速度背后是增长模式，增长模式背后是制度，
　　制度背后是利益。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就是这样的激励，就是要上“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是投资重、消费轻。
　　《英才》：如何解决官员激励上的扭曲？
　　许小年：政治体制改革。官员不能再GDP挂帅了，应该从目前的GDP考核转向百姓满意度考核，官员的政绩不再由上级来评价，而由民众来评价。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每家一个终端，到年底，老百姓对市长满意不满意，按个电钮给他打分，很简单，技术上不难实现。
　　要给老百姓说活的机会，否则社会就难以稳定。老百姓若不能有效监督政府官员，没有制约的权力就会走向极端。秦始皇铁打的江山，看上去超稳定，它不考虑老百姓的需求，极端的苛政激起极端的反应，结果秦朝二世而亡。
　　我们的增长模式出了问题，不仅是经济结构失衡，增长乏力，而且也会引起社会问题。追求GDP、财政收入和政绩，各地出现了强拆、强迁潮，政府与民众争夺土地收益，形成尖锐的对立。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说明，我们必须转变现有的增长模式，而转变模式只能靠改革。
　　《英才》：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进步的地方。
　　许小年：进步体现在权利意识的高涨，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还是搞土地财政，强拆、强征，先弄钱，然后投资拉动。
　　改革需要智慧
　　《英才》：今天你多处谈到了改革，你能谈谈你对改革的设想吗？
　　许小年：改革从来都不是什么人能够设想出来的，也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是基层民众的创造，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全都是农民的创造，城市的民营经济是个体户的创造，他们冒着蹲班房的危险，违反当时的法律做出来的。
　　我们现在也请政府少管一些，充分发挥民间的积极和创造力，我们不知道民间会创造出什么，只知道13亿民众的创造力远远超过政府。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放手让老百姓去干，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成功之后政府来总结、推广，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和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