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近代百姓见闻录

老木匠

抗日战争时期的普通百姓见闻——近代百姓生活（1）
近代百姓见闻录
原系列文章载于网易《风雨书屋的博客》http://fysw.1942.blog.163.com/

前言：

历史通常记录官方和大人物事件，对普通百姓的情况反映较少。为此，本人将自己耳闻目睹的近代中国百姓的生活汇集在此，供大家参考。由于本人经历有限，内容大多数是局限在苏南的一个中等城市（且称为C市吧）内，但是都是真实情况。

1937年，我国开始全面抗战，不久上海沦陷，C市时局非常紧张，一天，突然一巨大爆炸声，把全市的老百姓吓得面无人色，接着是持久的轰炸和扫射声。轰炸结束后，从火车站回来的人说，日本飞机轰炸了火车站，车站被炸得血肉横飞，地上躺满了尸体。老百姓本来就惶惶不安，经过这次惊吓，大批人踏上了长途逃难的苦难历程。

有钱的人搭乘火车、轮船，没钱的人只能苦两条腿一路走过去。火车或轮船一路上不断遭受日机的疯狂轰炸。每次凄厉的警报声拉响，列车立刻停下，难民们从车厢里跳出来，躲进田野或庄稼地里，伏在地上闭着双眼，捂住耳朵，祷告自己能躲过劫难。天空中日机一次次对列车俯冲轰炸和扫射。警报解除，回到列车旁，铁轨两旁躺满了没来得及逃躲的人的尸体。有的尸体炸掉了胳膊，有的炸掉了大腿，还有的头也炸没了。不仅火车、轮船遭受轰炸，沿线的城市也遭到猛烈轰炸。当时长江沿岸的武汉，有苏联支援的号称 “正义之剑”的航空队保卫。每当日机来犯，“正义之剑”的勇士们就起飞迎战，给日机以沉重打击，所以，日机很少敢进犯武汉。但是，许多苏联勇士也牺牲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今天，在南京的紫金山麓，矗立着抗战时期我国、美国、朝鲜和苏联等航空英烈的纪念碑，其中美国人最多，约两千多人，苏联的“正义之剑”的勇士们的名字也镌刻在纪念碑上。）

逃难路上另一可怕危险是，遇到国民党的伤兵，或者说是带着武器的逃兵。一次，长长的一列难民车辆被堵住，好久不能前进。一位国外刚留学回来的有钱少爷决定往前去看看，到了被堵的第一辆车旁，见到两个国民党的伤兵正拦住路要钱。这位少爷上前对伤兵说：

“我来给你们钱，放大家走吧。”

说完，这位少爷打开随身带的皮箱，拿出两根小金条给两个伤兵。伤兵接过金条，对少爷说：

“我们连长请你去谈谈。”

少爷就大摇大摆的跟着伤兵往旁边的山里走，等候他的家眷再也没见到他回来，后来在山里发现他被勒死在那里。

农村基本上不会遭到轰炸，但是，农村也并不安全。那时候匪患严重，农村的人只能自己组织起来自卫。经常半夜三更，突然狗狂吠起来， “镗镗镗..，” 急促的锣声后，村里的年富力强的男人们立刻拿起锄头扁担和鸟枪等武器，聚集到一起抵抗土匪。躲在家里的老弱妇孺只听到外面脚步声、嘶喊声和枪声，吓得瑟瑟发抖。

年青人还有一大危险，就是遇到政府军的抽壮丁。被抽到的壮丁，怕他们半路逃跑，都反绑着双臂，用长绳子串成一长串，往训练地集中。半路上逃跑的，抓到后就就地枪决。稍加训练后，就派往前线，武器装备也极差，因此，伤亡很大。然而，尽管是抓去当兵的，绝大多数人一旦上了前线，几乎都英勇作战，往往和日寇同归于尽。

C市是沦陷区。倒未听说过，鬼子进城时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不过，老百姓尽量避免到城门附近去，因为，城门口有鬼子兵站岗，过城门时，必须向他们鞠躬敬礼。鬼子兵还经常将手掌朝下，做乌龟爬的手势，侮辱中国人是“亡国奴”。有些人稍有不慎，鬼子兵就用大皮靴猛踢，甚至用武士道训练的柔道本领，一次次把人背在背后，越过肩膀“大背包”翻出去，摔到地上，几次下来，人就被折腾得断了气。更可怕的是，城门上常还悬挂惨遭杀害的中国人的人头。

日本鬼子只控制C市的市区及附近，广大农村还是属于抗日力量的，有新四军和附属的游击队，也有国民党系统的地方武装“忠义救国军”。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大敌当前，还经常相互摩擦。 “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基本上在太湖一带，为了争夺地盘，也渡江去和江北的新四军开战。土地主的乌合之众当然不是新四军的对手，每次都大败亏输，几乎全军覆没，逃窜回来后，不服气，招兵买马后再渡江北上，于是，又一次全军覆没。
沦陷区百姓不仅受日本鬼子的欺凌，物质供应也极端匮乏。但是，也有一些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企图讨好日寇来获得好处。有一名裁缝，春节回乡下过年，回来后，偷偷将当地新四军的情况报告给日本人。日本人得到情报后，组织了一次扫荡。那时候，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新四军很快就知道了这个裁缝的无耻恶行。一天深夜，新四军的一个小组潜伏进城，用刺刀挑开裁缝家门，把他全家都捅死，出城前，还朝天放了两枪，告诉日本鬼子，“老子们来过了！”

那时候，人命不值钱，杀个人就如同杀一只鸡。因此，当然也有错杀的。一位商人春节前要到农村的一个镇上去收账，担心过城门时被日本人抓去当壮丁，借了汉奸组织“维持会”的徽章挂在胸口。果然，顺利出城了，因为天寒地冻，在船上冷得受不了，就上岸走路，暖暖身子。不料，迎面来了两个新四军战士，一看他胸口挂着 “维持会”的徽章，立刻拦住盘查，再看徽章背后的号码是“001”号，好家伙，是个大汉奸！他分辩说自己是来乡下收账的。新四军就把他带到他要去收账的店对证，可是，那个店里的人却不敢出来指认他。他吓得在店门口捣蒜般磕头，可是店里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沾这个边。当时新四军正要换防，没时间再纠缠下去，当场就一枪把他毙了。

临近抗战胜利，C市的汉奸们见势不妙，暗中向重庆方面递送消息，被日本人发觉。一天晚上，日本兵由一名汉奸领路，按照名单，一家家抓那些汉奸。当最后一名汉奸被抓后，那名领路的汉奸对日本人说：

“全抓到了。”

日本人说：

“还没全，还有一个。”

“没啦，还有谁呀？”那汉奸诧异了。

“就是你！”

日本人指着他的胸口说。于是，这名领路的汉奸也被日本人抓了。由于，那些汉奸平时作威作福，被称为“大亨”，所以，这次行动在当地称为“捉大亨”。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西城区的一个电影院正在放映电影，猛的“轰隆”一声爆炸，全城立刻戒严，城门关闭。这场电影本是日本兵包的场，这爆炸肯定是冲日本兵的。可惜的是，日本兵临时退了场，一名带着姘妇的中国商人去看电影，定时炸弹在他座位下爆炸，他被炸弹炸断了双腿。安放定时炸弹的，是一个被抓汉奸的儿子，原本也是为日本人卖命的，老子被抓后想报仇，没想到反炸了中国人。光复后，此人作为小汉奸，被国民政府判刑，解放后又被判刑，坐了一辈子的牢。

抗战胜利前夕，有一家全家老小，被指控是重庆特工，绑在黄包车上去刑场枪决。没几天，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但是，国民政府在接收前，命令日本兵暂时继续维持当地治安，所以，城门依然由日本兵站岗。不过，这些日本兵再也没了昔日威风，一个个如丧家之犬，对过往行人，一个劲儿的媚笑和点头哈腰，看到有些头面的人物，更是九十度鞠躬。轮到中国人冲着他们做乌龟爬的手势了。

抗战胜利了，老百姓欢天喜地，然而，苦难远没有结束，新的灾难又将来临。

老木匠

大陆上最后的国民党士兵——近代百姓生活（2）
近代百姓见闻录
  
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见到兵都畏惧三分，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不清。”而对于国民党的伤兵，更是唯恐躲之不及。

伤兵们欺负百姓理由十足，“老子在前线受了伤，你们还不孝敬我们？”白吃白占天经地义。行人们看到伤兵，赶快躲到旁边别的路上去，普通人家赶忙把门关上。可是，开店的可没办法立刻把排门上好，只好由他敲诈勒索了。

当铺是有钱的主，伤兵自然不会放过，经常会捧了个盒子进来：

“老板，咱来当这个活宝，你看能当多少钱？”

如果，柜台后面站的是没经验的年青店员，傻头傻脑的去验看什么活宝，盒子一打开，老鼠立刻跳出来，不见踪影。这一下捅了大漏子。伤兵揪住店员胸襟，破口大骂起来：

“他妈的，你小子把老子的活宝放走了，赔！”

可是，如果不验，过几天他来赎当，打开盒子老鼠当然已经饿死，他又要大闹：

“他妈的，你小子把老子的活宝整死了，赔！”

所以，有经验的帐房先生必定过来陪着笑脸打招呼：

“哎，你老总的活宝，咱们小店哪敢当，这里是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就给老总买袋烟抽吧。”

把些零钱往他手里塞，然后，好说歹说把他劝出门。

伤兵们饭要白吃，酒要白喝，戏和电影要白看。白看就白看吧，可是还要边看边捣乱子，吓得观众赶快逃走。C市电影院老板不胜其扰，只好报告宪兵司令部，请来两名宪兵在影院门口站岗。一天晚上，伤兵们又来白看电影了，站岗的宪兵立刻挡驾：

“里面已经客满，不能进去，等下一场吧。”

“他妈的，老子来看电影，还要等什么下一场，不行！”

伤兵们说完就往里面闯，与宪兵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正推推搡搡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碰到了一名宪兵挎在背后的冲锋枪扳机。冲锋枪立刻自动冲着地面连续开火，子弹打得地面火花四溅，吓得那名宪兵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伤兵也一时给吓懵了。等冲锋枪夹子里的一梭子弹全打完，伤兵缓过神来，仗着人多势众，挥拳殴打宪兵。电影院里的人停了枪响，都吓得从边门逃出去，电影也放不下去了。两名看电影的青年军从影院出来，上前跟伤兵们论理。伤兵们本来只恨打架找不到主，看到有人送上门来，自然不会放过，围上去就有群殴。两名青年军见势不妙，赶快落荒而逃，躲进一个小巷子里，不料，那小巷子是一条死胡同。进得去出不来，只好伏在巷底地上。巷子又狭又黑，伤兵们一时也不敢冲进去，堵在巷子口破口大骂：

“龟孙子，有种的给老子爬出来！”

青年军也不回答，只是冷不丁用轻机枪往外打几发。外面的伤兵越聚越多，最后，一名喝得醉醺醺的伤兵，高喊一声：

“老子不怕死，冲！”

就往巷子里冲去，里面“哒哒”一梭子打出来，这名伤兵被一下子打倒在地，其余伤兵“哗”的一下四散而逃，全没了踪影。原来，也不过是欺软怕硬的纸老虎。

人与人不都一样，国民党军队里也不都是无赖。C市的一名工人回忆说，临近解放前，他娘患了重病，无论是求医，还是拜佛求神，都无济于事，最后奄奄一息了。他爹去求一位巫婆，巫婆告他，他老伴已经上了阎王的生死薄，活不成了。他爹回来大哭一场，准备后事了。消息被国民党的一名军医闻知，赶来为他娘诊治，替她注射美国进口的西药。那军医不仅不收诊疗费，每次坐着黄包车来，都是自掏腰包，药也是免费提供的，那时候美国进口的药品是非常昂贵的。经过他精心治疗，那工人的母亲很快就痊愈了。工人的爹想起那个巫婆，恨得要去扒她的屋子，被周围人拦住了，他爹从此以后也再不求神拜佛了。

他爹非常感激那名军医对老伴的再生之恩，知道军医夫妇俩膝下无子女，而自己家有五、六个孩子，就想将最小的一个男孩，送给他作养子。那名军医苦笑了一下说：

“时局如此，我今后恐怕自身都难保，不敢再收孩子了，谢谢您的好意。”

以后，那名军医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了。

以后，解放军渡江一路南下，国民党溃军一路三三两两的北上回家，经常会在路上相遇。解放军会问：

“老乡，去哪儿呀？”

“回家种地去！”

“你们的长官呢？”

“早跑得没影子了，大家自顾自了。”

“一路走好！”

解放军没有为难这些溃军，然后回到家乡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就很难说了。

老木匠

上海解放前后——近代百姓生活（3）
近代百姓见闻录
  
1949年解放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大陆，只有上海还控制在国民党政府手中。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普通老百姓生活艰难。无论是法币还是金元卷都如同废纸，只有铸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依然能保值。每天晚上马路边，黄牛们手里的银元“叮叮当当”响，嘴巴里吆喝：

“大头（袁世凯）小头（孙中山）买进卖出！”

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个死对头，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会由于黄牛们的赚钱买卖，结成了联盟。

电台里依然天天放 “夫妻相骂”和“三轮车上的小姐”等流行歌曲。“夫妻相骂”里，女的埋怨男的穷，“家里冷冷清清像个殡仪馆。”男的抱怨女的成天烦，“我不会投机倒把，哪来的金刚钻”。“三轮车上的小姐”的歌词是，“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长长的眉毛大眼睛，…，在她身旁坐个怪东西，年纪倒有六十几，胖胖的身子大肚皮，…，他为什么对你这样欢喜？你为什么对他嗲声嗲气？”两只歌曲的歌词都很逗，放到现在恐怕也有一定社会意义，当然，歌词中的三轮车得改成“大奔”或“宝马”了。现在，正如“非诚勿扰”的一位女孩所说的那样“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

电台放的最多恐怕是“一座大桥快倒了”这支曲子了。一遍遍“快倒了，快倒了…”反复的唱，看来国民党政权真要“快倒了”。

一个国民党逃兵躲到上海亲戚家，邻居们关心时局，向他打听前线的情况。这位逃兵说：

他是被抽壮丁抓去的，后来，参加了淮海战役；仗打得非常激烈，国军的机枪打得枪管发红，漫山遍野满是共军的尸体，但是，共军一批倒下，又一批冲上来，就象潮水般涌过来；刺刀拼得手都发软；后来，他们部队被共军围困，没有吃的饿得发昏，共军喊话“国军兄弟们，到我们这边来，有给你们吃的，一定让你们回去！”有人偷偷过去，还真的吃了馒头再回来。

后来，他设法搞到老百姓的破棉袄，逃出了部队，白天潜伏黑夜步行，走了十多天从徐州一路走回到苏南家乡，回到家后，大哭了一场，这条命算是捡到了，害怕再被抓去当壮丁，就又偷偷躲到上海亲戚家来了。

周围的人听后，觉得共 产 党真要打过来了，听说，共 产 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个个心中忐忑不安。有钱的阔佬更是忧心忡忡，一旦共产共妻，自己这几房小老婆就都成了共有，岂不是大大的不合算。不过，三轮车夫和卖苦力的倒暗暗高兴，自己一辈子娶不起老婆，一旦解放，也能过把共妻瘾。

国民党的部队的机械化装备开进了小学对面的空地上。小学里一位女教师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桑叶，代表咱们中国，又在桑叶旁画了条小小的蚕，代表日本。她说，咱们中国这么大，日本这么小，怎么能打得过我们，小蚕吞不下大桑叶，所以，上海一定不会被解放。这位糊涂的女教师，居然会把咱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误认为是小日本。

一天，大炮轰鸣了一整夜，第二天，说国军打了个大胜仗。家家户户门口都必须挂上青天白日旗，以庆祝国军的伟大胜利。果然，第二天晚上再没有听见枪炮声，看来，共军被彻底消灭了。老百姓一夜平静，清早醒来打开家门，只见马路边躺满了一排排穿粗布军服的士兵，看到老百姓还分外和气，原来一夜过来，上海已经解放了。

历朝历代每逢朝代更替，胜利者免不了大索三日，以犒赏士兵，三日后才下令封刀。而解放上海，没听说杀人，更没看到放火，没有一个士兵到老百姓家里扰民，真乃仁义之师也！

几天后，解放军显示了自己盛大的军力，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马路上列队游行，整整一连几个小时，都看不到尽头。街头欢迎的人群唱起“索拉索拉，多拉多，欢迎人民解放军！”

改朝换代，一切都得改过来。过去学校里，每天清早孩子们必须集合在操场上立正，仰视升起的青天白日旗，和尚念经似的唱三民主义。现在，蒋委员长要改称“蒋匪帮”。过去的歌不让唱了，要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南泥湾”。马路上天天非常忙碌，秧歌舞一路扭过去、秧歌调一支唱罢又一支，“咚咚锵锵”的腰鼓和锣声震耳欲聋，镶嵌铜钱的莲相杆子，也“哗啦哗啦”的来凑热闹。

可是，上海人看惯了西装、领带和旗袍、高跟鞋，听惯美国的爵士乐和本土的靡靡之音，对于穿着蓝布棉袄，腰缠红绸带，东拐西扭“咚吧咚吧”秧歌舞，实在看不顺眼，认为是，土包子和叫花子们玩的玩意儿。也流传许多土八路的笑话：

一些解放军想熄灭电灯，就爬到凳子上，鼓起嘴巴凑上去使劲吹，就是吹不灭，于是，全班战士都轮流上，还是不顶用，只好把班长、连长请来，班长、连长虽然嘴巴大，可依然不顶用。

后来，知道了窍门，回家探亲时，兴高采烈的买了灯泡、电线和开关，带回家乡。衣锦还乡当然荣耀异常，老乡们纷纷围过来听看这位解放军大官，这位大官祭出洋法宝，在家乡父老面前漏一手，得意洋洋的把电线挂到梁上，老乡们满腹狐疑瞪大眼睛看着，可是，这位指挥员无论如何扭开关，电灯就是不亮，真是颜面扫地，骂起娘来 ：

“他妈的，这些上海资本家，玩什么鬼！”

可是，老乡们不这样想：

“俺早就知道，灯没油哪会亮，瞎折腾！”

一位解放军指挥员看到钟表店的柜台里陈列着手表，就请店员拿出来给他看看，接连叫了三、四次，那店员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最后，他忍不住走到店员面前：

“俺叫你那么多次，怎么就不理人？”

那店员白了他一眼：

“侬买得起吗！”

说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要把鬼变成人。人死了都要变成鬼，鬼怎么能反过来变成人？可是，解放军不是已经在叫小囡（小孩）小鬼了吗？小囡是小鬼，大人就是大鬼，老人就是老鬼，还有男鬼，女鬼了？上海人犯糊涂了。

毛穿着他那身蓝布棉袄头戴八角帽，说一口湖南土话来到上海，上海人心里嘀咕：

“这样的土包子能治得了国家？”

土包子不敢指望，可是，美式配备的国民党洋包子更是不济。叫嚷要反攻大陆，八月十五回上海吃月饼，可是，别说回上海，连舟山群岛也丢了，恼羞成怒，便把老百姓当出气筒，飞机轰炸上海，把杨树浦电厂也炸了，上海好多地区一连停电好多天。以后，天天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响彻上海上空，雪亮的探照灯光柱组成网，在漆黑的夜空扫过来，扫过去。后来，听说“蒋匪帮”的飞机被打下了两架，以后，就不再听见高射炮的声音了，夜空中的探照灯又继续了半年多也熄灭了。

往后，“仁义之师”瞪眼了，不再施“仁政”，要开杀戒了，“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反革命分子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提篮桥监狱人满为患。

一夜之间，舞厅被关闭，专业伴舞的舞女统统被一网打尽，送到农场劳改，靡靡之音从此绝迹。西装洋服和旗袍高跟鞋也不见了踪影，无论男女一律蓝制服，大家都当土包子，中国成了蓝海洋。

很快开始了土地改革，软绵绵的上海话唱起土改歌：“大嘎（家）想一想啊呀，大嘎想一想啊呀，地主搭之（和）俄伲（我们）到底啥恁（谁）养活仔啥恁啊呀？..”倒别有一番风味。

上海人所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蒋匪帮”盘踞的台湾，也在进行土改。

让人纳闷的是，打了那么多仗，死了那么多人，结果，双方都在土改，那么，还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吗？

美国南北战争一结束，林肯总统就宣布南方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实行全国和解。如果，当初双方也能有林肯的气度和胸襟，中国现在会怎么样？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老木匠

解放前后上海的普通儿童——近代百姓生活（4）
近代百姓见闻录  


一位上海朋友经常谈起，他在解放前后的童年生活，现大致记述如下：

这位朋友童年时代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原本是公共租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收回，但是，依然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那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特点。

那时候“粗制滥造”是日本货的代名词，统称为“东洋货”，质量是靠不住的，而德国货的名声刮刮叫，就是好！尽管如此，当地的日本侨民还是都到日本人开的商店去购物，即使是买一盒火柴或一段蜡烛之类的小物品，也宁可走上两三里路到日本人的商店买，而不会光顾隔壁非日本人开的店。

这位朋友住在一栋马路边的三层老旧的洋房里，屋子临街有一个大阳台，阳台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紧贴着马路，所以，也可以说是座“花园洋房”了。花园虽然很小，但是有一棵粗大的玉兰树，每年开花的季节，满树的玉兰花，香气四溢，行人都会驻足观望。可惜，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的一次台风中，这棵大树被刮断了。

房子已经老旧，而且楼上楼下住了好几户人家，非常拥挤，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华洋杂居。洋人中有白俄，也有犹太人。白俄比较爽直，同中国邻居相处得比较融合。而犹太人则很少与周围邻居来往，似乎也很抠门。据说，你买犹太人的东西，付给他一沓子钱，他数钱时只要看到最后一张钞票，就决不会再把这张钞票翻过，就直接把整沓子钱收起来了。因为，万一你不小心多给了他一张，那多余的一张也就成了他的了。所以，上海人形容人抠门叫做“犹太门槛”。

白俄多为沙皇时期的贵族，虽然已经成了穷光蛋，依然常常送些糖果、蛋糕给邻居的中国孩子们，尤其是圣诞节时，还送许多有趣的小玩具。这种事，犹太人是绝对不干的。白俄经常在家里跳舞，男男女女相互搂着，中国人免不了要看热闹。有一次，白俄的儿媳妇来做客，临走前公公和儿媳妇相互亲了亲脸蛋。一旁的中国老太太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上海快解放时，白俄都离开了，他们说，“红的来了，要杀人放火，赶快走！”

那位朋友上的小学是一栋三层楼，总共只有六个昏暗的教室——这栋楼只有这六个房间可用。这栋楼下有个小院子，每天早晨孩子们就在这个院子里立正排队，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看青天白日旗徐徐升起。

以后，青天白日旗没了，三民主义也不唱了，要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改朝换代了，蒋委员长现在是“蒋匪帮”，而“共匪”是大救星。马路上天天敲锣打鼓。学校里也要搞文艺庆祝，当然都是离不开打倒蒋匪帮和抓特务的。一个节目中，一个特务教小孩子唱“解放区的天是黄梅天”，于是，被警惕性高的孩子抓了起来，以后，当然是被“枪毙”了。

要成立少年先锋队了，可是在孩子们眼里，与解放前的童子军简直无法比。童子军一律是笔挺的黄军装，还有军刀什么的挂在身边，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可现在的少先队员只有白衬衫蓝裤子，打上个红领巾就算完事了。一个女孩子当知道自己被吸收入队后，哭得泪人儿似的：

“入队后，蒋介石回来要杀头的，唉唉唉...！”

那时，蒋介石说，要八月半回上海来吃月饼，一连几十个八月半都过去了，蒋介石也躺进了棺材，也没能回来吃月饼。女孩真是白哭了。

后来，学校在院子里挖了个坑，铺上些稻草算是沙坑。孩子们一下课，就冲到“沙坑”前玩跳远，排着队往沙坑里跳。人太多，沙坑太小，有的孩子被跳过来的孩子撞破了脑袋。

有一次，朋友所在的一年级班级里一名学生的钱被偷了，老师推迟放学，要求偷钱的人坦白交代，如果不交代而被查出来的话，就吊起来。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承认。眼看天已黑，老师只得放学。我那朋友整理书包磨磨蹭蹭，眼看全班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和他后面的一个同学。他正要拿起书包走的时候，低头一看，身子边靠墙脚的地上有一小叠钱，就兴奋的一把抓在手里高喊：

“老师，钱找到了！”

没想到，却被后面的学生一把抓住了手说：

“钱是他偷的！”

老师听到喊声回到教室。想到要被当成小偷吊起来，我那位朋友顿时吓得哭得昏天黑地，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的家。

第二天，老师宣布，事情已经查清，是他身后的那个孩子偷的钱。那孩子怕查到，就偷偷用脚将钱踢到前面置那里，想等到散会后再去捡起来，不料，却被前面的孩子看到了，就立刻反咬一口。

“才这么小的年纪，就一点都不怕老师的恐吓，还会这么快反应去诬陷别人，长大了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啊！真让人想想都害怕。”——我那朋友感叹说。

我的朋友说，他的童年完全是灰色的，几乎想不起有多少快乐的事来，几粒玻璃弹子和几张洋片几乎算是他的全部玩具家当，他最珍贵的是许多张花花绿绿的包糖纸，是他用各种方法收集和马路上捡来的，小心翼翼的把这些糖纸夹在一本旧书里。看电影是难得能满足的奢望。难得能吃到点荤，整个童年只喝过一两次牛奶——那是生了病之后。

然而，在那个年代，他还算是幸运的。他上的小学虽然很小，也很简陋，但是，能上小学的还都是些职员之类的子女。绝大多数工人子弟连这样的学校都无钱进入的。进小学的孩子家境虽然都不宽裕，身上的衣服一般都要打一两块补丁。然而，同一条马路上还有成群的所谓的野孩子——上海人称他们为小瘪三，他们是不上学的，衣衫褴褛的程度远远胜过今天的叫花子。

有些这样的孩子会蹲在桥边，看到三轮车要上桥，就到后面帮着往桥上推，推到桥顶后，三轮车上的乘客会施舍给他们些小费。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抢到这样的机会，他们经常相互打架，只有力气大打架猛的才能在桥上占山为王。

但是，他们还不是最不幸的。每年春天季节，经常会看到扔在马路边上的破烂襁褓，襁褓里包裹的是死婴。这些孩子连最贫穷的童年都没有得到，才来到人间就走了。可叹啊！

老木匠

解放初期上海的政治气氛——近代百姓生活（5）

近代百姓见闻录 2010-11-0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逃到了台湾。近代中国改朝换代的次数也实在多，对于很多普通百姓来说日子还是照样的过，男人们依然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女人最爱聊的是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百货商场和《信大祥》、《协大祥》等绸缎店。戏院、舞厅照常营业、电台里软绵绵的评弹、引人发笑的滑稽内容也没多大变化。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普通老百姓对政治没多大兴趣，然而，你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过问你了。

很快，一夜之间，舞厅全部关闭，舞女都被抓去劳改农场。西装和旗袍没人敢穿了。男人一律穿蓝色中山装，有人胸前口袋插支钢笔，表示是有点儿文化的。女人们一律白衬衫和蓝色的工装裤，梳两条粗大的辫子。后来，又时兴一阵子带西装翻领的蓝布袄，美其名曰《列宁装》，中国成了蓝海洋。蓝海洋里唯一点缀是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了。

街头天天有游行。游行队伍由红旗开道，“咚吧、咚吧、锵锵...”的锣鼓声震天动地，队伍里的人握着细竹枝上粘着红红绿绿标语纸条，边走边跟着喊口号。每到一处较开阔的地方，就停下来开演活报剧。活报剧的三大主角是蒋介石、日本鬼子和美帝。蒋介石必定是光头、日本鬼子必定矮得像个侏儒，而美帝国主义则是瘦高条，头戴星条旗高帽。这些坏蛋当然都没有好下场的，每到一处，在革命群众的口号中，吓得瘫倒在地。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口号也会跟着变，而这三位却长久占领着主角的位置。

街头上贴着许多张漫画。最常见的一张是，蒋光头跪在地上，一位工人老大哥用脚踩在他背上，抡起写有“八月半吃月饼”的粗木棍揍他屁股。因为，蒋介石说要在八月半回到上海来吃月饼，可是，他就是回不了，只能让屁股挨揍了。

天天耳边“咚吧、咚吧、锵锵...”的锣鼓声，满街的漫画和标语，你想静也静不下来。来势汹汹的“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广播和游行队伍天天唱“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经过天天教育，大家知道了地下党“不屈的王孝”的英勇事迹和国民党“狗特务”的卑鄙无耻。一批批国民党“狗特务”被抓进提篮桥监狱，虽然，很少有被释放出来。监狱长却一点也不用为人满为患而犯愁——进监狱的人很快就乖乖的到鬼门关去报到了。

农村的情况听说更加严厉。如果跟某人曾经有过过节，而那人现在是积极分子，那麻烦就来了，闹不好就被钉上反革命分子的十字架。据说，杀人的权力下放到乡，如果“反革命分子”在押解的过程中还不老实，拉到路边田头就是一枪毙命。

镇反还没结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又开始了。“从东北，到西南，从高原到海边”都一起来“打倒美国野心狼！”动员大家来捐献，小学生也省下买早点的钱捐献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梆子戏大师常香玉捐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大概美国野心狼害怕极了，想拉小日本入伙。于是，游行队伍又增加了一条“反对武装日本！”的口号。这一喊还真灵，小日本果然不敢闹武装了。

抗美援朝打得可真激烈。报纸报道说，一次，电影院里放纪录片，一位老妈妈看到自己儿子正在前线英勇杀敌，激动地站起来高喊儿子的名字，整个电影院的观众都感动得高喊口号：“向光荣妈妈学习，向光荣妈妈致敬！”

一所小学请来一位客人介绍抗美援朝的战斗。客人说，那仗是打得那么激烈，最后枪都打断了，志愿军叔叔就用手把子弹抛向敌人。小学生们激动得小手掌都拍红了。

后来，美国佬被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打怕了，乖乖的投降了。

没多久，上海降下大雨，马路上可以开船了，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小学生们卷起裤腿淌水玩。大水退去，马路上堆满了一节节直径有一人高的水泥管子，等待着埋到地下去。

开始修水利了。遥远的“佛子岭”水库是当时工程量最大的，工程非常艰巨。一次，老师向小学生介绍修水库时讲到：人们在山顶上往山下扔一块石头，要好几分钟才能听到落地的声音；一次，两名工作人员坐到一长条看不到尽头的岩石条上休息和抽烟，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抽完烟后，将烟头按到石条上掐灭，不料，那石条忽然动起来，原来那不是石条而是条巨蟒，被烟头烫得乱动起来，乖乖，吓死人了！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电台里天天用上海方言唱土改歌曲：“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地主搭之偶伲到底啥恁养活之啥恁啊呀，没有偶伲来劳动，地主饿得勿能动，到底啥恁养活之啥恁啊呀～～～！”

尽管，电台广播一天天轮番轰炸，多数上海人并不挂在心上。上海人多数是经商做买卖的，有田地的人不多，即使在老家有少量田地，也由于交通不便，多年都收不到一粒租米，所以，政府说要改就识相点拿去算了，佃农也多年没交给你田租，犯不着与你过不去。所以，土改对上海人的生活影响并不大。但是，老家还是会传来一些消息，某某人夫妻俩被戴上了地主和地主婆的帽子，某人被定为恶霸地主被枪毙了，等等。

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就降临到上海了。马路上到处张贴着“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等标语。一幅大幅漫画上，一名资本家送给一个干部一只手表，这手表又变成了一只手铐。

据说，有些不法资本家用破棉絮代替水泥堵水库窟窿。一位资本家交代说，他花了十根金条，和一名著名的女电影明星睡了一夜。在一个斗资本家的群众大会上，一个个女工上台控诉这名资本家奸污她们的罪行。据说，这名资本家相信搞的女人越多，就越能延年益寿，是比服用人参还更有效的大补手段，更可恶的是，他老婆还帮他诱骗女工，来供他“大补”。所有不法资本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康年了，据说他把假药卖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了。

运动越来与激烈，不仅是资本家和大干部，就是开小店的小业主也难逃挨整的命运。天天听到有人跳楼自杀，或者跳黄浦江自杀。

后来，说是陈毅市长发表讲话，据说是要执行政策，那一天，所有的商店都停下营业，听陈毅讲话。以后，三反五反运动逐渐偃旗息鼓了。

可是，让资本家们难过的日子还在后面，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绝大部分原料和销路都统在国家手里，许多资本家既拿不到原料，产品也无法卖出去。不仅如此，工人们也起来造反了，不仅要加工资，伙食还要改善，今天要几菜一汤，明天要休息时间喝绿豆汤。有些女工吃馒头只吃馅儿，把皮儿扔了。后来，共产党来拯救一筹莫展的资本家了——公私合营：你和国家一起办厂，原料和销路都有保障，有国家做后台，还怕工人闹事吗？你可以当私方代表和国家派来的公方代表共同管理工厂，你的资本折算成股，每年给你定息。当然，作为私方代表，虽然也挂个副厂长之类的名头，但是，事情是轮不到你来管，你也不敢来管的。多美的差使啊，不用干事还能白拿钱。资本家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千恩万谢，敲锣打鼓欢迎公方代表莅临。回到家里，对着祖宗牌位磕头痛哭流涕，“不肖子孙，把祖宗的家业败了啊！”

以后又一大运动是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报纸上揭露胡风集团的罪状，简直罄竹难书。他们通讯时信封上有时居然不敢写对方的名字而是对方妻子的名字，不是太可疑了吗！漫画上，胡风躲在“检讨书”后面，光着膀子，胸口黑黑的胸毛，正在向革命群众施放毒箭。虽说是几个文人，却是小学教师也要来学习的，以防胡风的毒箭。有的报社几乎全体人员都成了该集团成员。一位早期投身革命的编辑，也未能幸免，被戴上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和公职，从上海赶到乡下，以后，一辈子依靠农村当小学教师的妻子养活，直到二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才获平反。

反右斗争开始了，广播喇叭里成天放一支曲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一批批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是第一条罪状，所谓反党并不一定是反党中央，只要向本单位书记提意见，也属于反党。还有反苏右派，不管你反对苏联还是苏联专家，都是反苏，也不管你反得对不对，一律戴右派帽子。一位领导说“你反错了，三扁担；反对了，扁担三！”总之都得挨打。

古巴的卡斯特罗是反美英雄，咱们游行队伍高唱“古巴Ni，杨基No!”高呼反美口号，以后，卡斯特罗觉得用蔗糖跟我们换大米的买卖吃了亏，开骂起来。翻脸了，咱不提他了。

巴拿马也搞起了反美，于是游行队伍又唱起“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巴拿马人大概不会唱歌，这曲子是中国作曲家的杰作，可是，今天没几个人记得住这个曲子了。

忽然传来好消息，中东的伊拉克反美了，要支持啊！伊拉克蜜枣来了，大家要买了吃，可是，不久又听说伊拉克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伊拉克人的免疫系统能抵抗，咱们中国人吃不消，于是，伊拉克蜜枣在货架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想吃咱国产的蜜枣吗？没门，除了那些高干，中国蜜枣老百姓也是多年没照面了。

接着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的“三面红旗”，居委会挨家挨户动员拆铁窗，捐铁锅去炼铁。没多久，挨饿的日子来了。过了62年以后，日子肚子稍稍饱了些。

以后，开始学雷锋。雷锋做好人好事，送一车车大粪给人民公社，可是，要是在上海城里也拉大车送大粪，这个城市也就要淹没在臭气里了。

不久，又宣传起董加耕来了，他那句“脚踩污泥，放眼全球”成了教育知识青年的名言，上海的落榜青年被号召到农村去，到新疆建设兵团去。到了农村发现，即使全身被污泥盖满，非但放眼不了全球，就连自己的前途都看不到了。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有知青在农村的父母，一个个心如刀绞。

以后，就是轰轰烈烈不仅是史无前例，恐怕也是史无后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老木匠

建国后前三十年上海人感受的文艺气氛

近代百姓见闻录 2010-11-07 13:51:4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逃到了台湾。上海解放政府一成立，就教上海人用上海话唱“欢迎、欢迎，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

近代中国改朝换代的次数也实在多，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日子还是照样过，而且，上海人是最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家里，男人们依然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女人最爱聊的是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百货商场和《信大祥》、《协大祥》绸缎店。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普通老百姓对政治没多大兴趣，然而，你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过问你了。

很快，一夜之间，舞厅全部关闭，舞女都被抓去劳改农场。西装和旗袍没人敢穿了。男人一律穿蓝布中山装，有点儿文化的人，胸前口袋插支钢笔。女人们一律白衬衫和蓝布工装裤，梳两条粗大的辫子。后来，又时兴一阵子西装领的蓝布袄，美其名曰《列宁装》。中国成了蓝海洋，蓝海洋里唯一点缀是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了。

街头天天游行。游行队伍红旗开道，“咚吧、咚吧、锵锵...”的锣鼓声震天动地。

上海人素来以自己是上海人为傲， “阿拉上海人（音ning）！”，要多自豪有多自豪。那时上海人的谈话中，上海之外的地方一律称为乡下。如果说某人明天去乡下，远不是意味他去某处农村，而很可能是去北平或南京之列的大城市。上海人最瞧不起的是苏北人——所谓的“江北人”。解放前淮河经常闹水灾，苏北人只好携家带口逃荒到上海，多数干厨师、裁缝、修脚匠或三轮车夫之类的活，集中住在闸北的棚户区里。在这座非常讲究现实和面子的城市里，所谓“身上穿着绸披披，家里没有夜饭米”，嫌贫爱富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你逛商场时讲话带有苏北口音，店员肯定会向你翻白眼。无论是苏北的扬州话、淮阴话，还是苏南的镇江话和南京话，乃至于辽远的平津、东北，在上海人的耳朵里，听起来都是苏北口音，因此都是“江北人”。长期以来，上海人以说上海话为荣，是最不爱说普通话的，在他们耳朵里普通话与江北话，没什么两样，因此，长期以来，普通话普及程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

上海港开埠早，很早就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的熏陶，结合本地上海的本身情况，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海派文化”。电影院里放的多数是美国西部牛仔的枪战片、哈代和劳莱两个一胖一瘦影星的滑稽片也颇受追捧。上海的制片商因此还拷贝了一对上海版的胖瘦搭档宝贝——殷秀芩和韩兰根。上海人感情细腻，电台里广播的都是软绵绵的江南评弹和“卿卿我我”的流行歌曲，少不还了有姚穆生和周伯椿搭档的上海话滑稽说唱。

原来，土里土气的土文化从来是进不了上海滩的，可是，却随着解放军的枪杆子一起光临上海来了，诸如：腰缠红红绿绿的绸带，男男女女东歪西扭的秧歌；挂在胯上腰间咚咚乱敲的打腰鼓；电台里天天放的《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啊～～～”等等。对于这些土得掉渣的玩意儿，上海人瞧不起也看不惯，认为都是江北叫花子们玩的穷把戏。

可是，新政府按照老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钦定的调子，文艺工作必须配合政治运动。把解放前的歌曲一律都定性为黄色歌曲，无论是李香兰唱的“何日君再来”还是冼星海作的“秋水伊人”都被定为靡靡之音。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怕上海人听不懂，电台里天天用上海方言唱土改歌曲：“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大嘎想一想呀～啊呀！地主搭子偶伲到底啥恁养活之啥恁啊呀，没有偶伲来劳动，地主饿得勿能动，到底啥恁养活之啥恁啊呀～～～！”

当然，一面欢迎一面还要痛骂：“蒋匪帮呀，那个一团糟呀，那个一团糟呀，一团糟呀，一团糟呀！”

有趣的是，时过境迁，以后不再骂蒋匪帮了，而是“蒋军兄弟们！”居然，和匪帮称兄道弟了。

以后，国产的文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而是战争。歌颂建设的歌曲，有：《地质队员之歌》、王丹凤主演电影的插曲《小燕子》、歌颂劳动模范王崇伦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唱个没完没了。“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若得无数青少年梦想到矿野去住帐篷。

小说《保卫延安》和《铁道游击队》在学校里是最热门的书籍。可是，后来《保卫延安》据说是歌颂了彭老总，成了禁书。

刘胡兰也被广泛宣传，她死得也真蹊跷，据说是被蒋匪帮用铡刀铡死的，蒋匪帮有枪弹有刺刀，何苦用这种费力的工具来杀人？这也算是老百姓听到的唯一的一个案例了。老毛钦定刘胡兰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却让学生们有点儿犯糊涂。你说这两句话是赞扬刘胡兰本人的吧，那该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那“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什么意思，是指所有活着的人都伟大和死去的人都光荣？这不把蒋匪帮也算进去了？

歌颂战斗英雄的电影《董存瑞》、《赵一曼》、《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渡江侦察记》一个接一个。描写反特的电影《英雄虎胆》里面有一段长镜头：国民党女特务阿兰小姐和我打入匪穴的英雄共跳伦巴舞，真是绝妙的国共合作，可是，最让上海年轻人念念不忘的倒不是咱英雄之虎胆和风流倜傥，而是女特务阿兰小姐跳舞时扭动的身姿。

上海人感情细腻，对于那些硬邦邦的歌曲是不喜欢的，你要是嘴上老挂着“雄赳赳，气昂昂...”，上海人会以为你在发神经——打算跟人家去寻相骂还是拼命？电影《上甘岭》的插曲“谁不说我家乡好”曲调婉转动听，倒让上海人喜欢，也传遍了全国。可是仔细听听曲子里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和《秋水伊人》里的“几时回来呀，啊～～～～！”的调子又何其相似乃尔。

整个五十年代，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有一首歌唱道，“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马屁拍到这种程度，也够没出息的了，没一个人不在心里犯嘀咕。

《卓娅和苏拉》的故事在学校里一遍遍讲述。电台和广播里《红梅花儿开》、《喀秋莎》、《伏尔加纤夫》和《再见吧，妈妈！》等苏联歌曲翻来覆去的放。电影院里放《乡村女教师》、《攻克柏林》等电影。在《攻克柏林》的影片里，一位女教师居然不爱小提琴家，爱上了炼钢工人——电影里一句了不起的台词是“放心吧，小提琴是战胜不了钢铁的！”最后，这位炼钢工人一直打到柏林，将红旗插到德国国会大厦顶上，回来后与恋人接吻拥抱，喜结连理。中、小学生也有精彩的《三头凶龙》和《萨达阔》的苏联神话电影。大学生则在学校礼堂里学习跳交谊舞。

忽然说，要大家穿苏联花布，不仅女孩子要穿花花绿绿的连衣裙——布拉吉，还不管男女老少都要穿花花绿绿的花衬衫，党团员尤其要带头。据说，苏联花布卖不出去了，只好摊派给我们中国老百姓——这当然是居心不良的造谣。但是，这事好像热闹了一阵就过去了，老百姓又回到了蓝布衫。

一九五六年左右，气氛宽松了许多。除了苏联电影外，也放映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匈牙利的喜剧片是许多人喜欢的。偶尔，也有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最红的当属印度的《流浪者》了。广播喇叭里成天播放《拉兹之歌》， “啊吧啦呜，啊吧啦呜，....”。有些孩子也起了不上学去“啊吧啦呜”的念头了。

一些解放前的电影，如恐怖电影《夜半歌声》和反映小市民生活由周璇和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也允许公开放映了。对政治题材厌烦透顶的老百姓自然十分欢迎，一度万人空巷。电影的主题曲成了最流行的歌曲。男孩子常挂在嘴边的是“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至于什么是“博爱、平等、自由”却完全茫然。女孩子爱浅吟低唱，“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男孩听了心猿意马，老师听得心惊肉跳。

反映社会问题的题材也出现了，如讽刺电影《新局长来到之前》等等。然而，不久反右斗争开始，该电影的导演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一切都消失了。广播喇叭里成天只放一支曲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若干年后右派平反了，原来，他们是不想反的，那么，就翻过来吧。尼克松来了，帝国主义资本家也来了，相必是翘着尾巴来的吧。

接着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的“三面红旗”，挨饿的日子来了，人们最关心的是填一填一天比一天瘪的肚子，没心思去唱歌看戏了。

古人云“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言路开”国家被统治者折腾到走投无路的当口，就允许老百姓说话了。周恩来和陈毅跑到上海，替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开《神仙会》，让民主人士畅所欲言，保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信誓旦旦。可是文革开始，《神仙会》里说的话都成了黑话，戴上高帽子游街挨斗吧。

六十年代初期，虽然肚子还不太饱满，文化生活大大丰富起来了，外国电影一部接一部，人们伴着“嘭嚓嚓、嘭嚓嚓”的轻音乐跳起交谊舞。外国音乐不仅原来允许的古典交响乐，“蓬、蓬、蓬”的爵士乐似乎也开禁了，反正没人管。

说是要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第三世界的文艺当然是要鼓励的，可惜到后来都不怎么的了。

印度尼西亚的《划船歌》、《美丽的梭罗河》、《哎呀，妈妈！》着实红过一阵子。“哎呀，妈妈，年青人总是这样相爱...！”——人家印尼年轻人怎样相爱，是未婚同居，还是六只眼睛拜堂？咱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唱就是了，可是，印尼后来搞起了反华，这些歌就熄火了。

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也红过一阵，但是铁托搞修正主义，这歌也跟着长不了了。

古巴的卡斯特罗是反美英雄，古巴民歌《鸽子》，成了中国时髦青年传递柔情蜜意的鸿雁， 可是，以后，卡斯特罗觉得，他跟我们用蔗糖换大米的买卖吃了亏，开骂起来，翻脸了。

巴拿马也搞起了反美，于是游行队伍又唱起“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巴拿马人大概不会唱歌，这曲子是中国作曲家的杰作，可是，今天没几个人记得住这个曲子了。

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一盏明灯。傍晚，小伙子们远远对着女孩一遍遍唱“来吧，快来吧，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呀！”可是，没几年，阿尔巴尼也跟咱翻脸了，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投降美帝，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投降了美帝——我们把尼克松请来了。于是，“玫瑰花”也不来了。

周总理去非洲访问，非洲人跳起了欢乐的伦巴舞，热烈欢迎。伦巴音乐之欢快热烈一点也不比今天巴西的桑巴舞逊色。年青人一听到这种音乐声，就难以遏制的扭头顿足起来。

一部部虽然讲的是革命，却明显有小资情调的电影，如《舞台姐妹》、《小城春秋》、《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出现在银幕上。描写孟良崮战役的电影《红日》里，著名影星舒适把国民党将军张灵甫演得威风八面，而解放军则一个个土巴拉叽的。电影《洪湖赤卫队》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调子缠绵曲折，更是几乎人人爱唱。

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喜剧片《大李、老李和小李》、《满意勿满意》，也颇得老百姓喜欢。

可是，小资情调好景不长，反修防修开始了。老毛定下调子文化部和宣传部是“死人部”和“帝皇将相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猴一挥手，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

老百姓对过去的那些电影或音乐，只敢私底下说说。稍微讲究一些，就是“修”了。当时一部电影里，一位工人子弟娶了个小店主的女儿，这位妻子竟敢替丈夫买了件新衣，成了“修正主义苗头”的典型。

林彪高举着红色的《语录本》来了，“唱一支革命歌曲，好比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于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战士打靶归来”充斥耳边，接着，是一天到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后是八个样板戏连轴转。老百姓的生活枯燥极了，无聊到极点，有人在样板戏里加了些佐料，拿来讲故事，居然有趣多了，不料，却被打成歪曲样板戏的反革命。更有些人偷偷搞起了创作，胡编了些诸如《中国梅花党》之类的反特故事，老百姓听的津津有味。当然，难免要搞出岔子，《第二次握手》和《知青之歌》的作者都被打成反革命。

色情小说《少女的心》也来凑热闹了。虽然严厉追查，却至今也不知道谁是作者。不过是偷偷摸摸的意淫，哪敢公开自己的尊姓大名。

朝鲜是咱铁杆盟友，金日成当初的发展纲要说是，要盖多少住房，要让每个老百姓每年有多少布，让中国的年轻人看了好不羡慕，“金胖子有办法！”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红遍半边天。“卖花，卖花...！”虽然满街没有一朵花，卖花声却直上云霄。

另外被允许放映的外国电影是《列宁在1918》。“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两句台词让所有的人念念不忘，成了梦寐以求的向往。有人为了里面的芭蕾舞场面，先后去看了十几遍，每到芭蕾结束，就离场回家。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懂的。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看到里面魔鬼和天鹅的双人舞场景时说，“哦，老鹰抓小鸡了。”

后来，老毛要评《水浒》，又说《红楼梦》是反映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好书，不是讲男女吊膀子的。于是，《水浒》可以看了，当然是要用批判眼光看的。而《红楼梦》则是要大家认真学习的。可是，无论是贾宝玉，还是林黛玉，似乎都跟咱贫下中农大老粗凑不到一块去。

后来，美帝头子尼克松来访问了，一切又开始渐渐宽松起来。开始时电影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的间谍片，这下子可热闹了，观众多得要挤破头。

四人帮打倒后，伤痕文学哭哭啼啼述说文革灾难。老片子也可以放了。

越剧《红楼梦》放映后，有人一连去看了十几遍，一位公交车驾驶员，边开车边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忘乎所以了，忘记了手中的方向盘，几乎连车子带乘客冲上人行道。林妹妹没从天堂下来，一车乘客险些都上了天堂。

好莱坞电影也可以进来了，有的女孩把《罗马假日》看了一遍又一遍，绝大多数上海女孩对费雯丽、琼.芳登、英格丽.褒曼等女明星如数家珍。

以后，费翔跑来放起“一把火”....，俱往矣，一切似换人了人间，直至今日。

老木匠

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

近代百姓见闻录 2010-11-23 17:20:20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规定有几种言论属于右派言论，放毒者必定要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其中罪大莫极的是向党进攻，其余还有反苏右派等等。

其实，远不是对党中央说三道四就是向党进攻，只要是对当地或本单位党组织提过些意见的，甚至是批评书记个人的，皆属于向党猖狂进攻的。一位工会主席就是说了书记一些不太好听的话，被打成了右派。解放初期对资本家改造，工会主席们站在斗争最前列，代表工人向资方争取权利。因此，在当时，工会主席往往是工厂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不可避免与书记产生矛盾。反右斗争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以后，工会主席的权力就仅限于分发电影票和避孕套了。

还有很多人却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罪状被打成了右派。一旦被打成右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熬了。

有一名军人在看守犯人的时候，让犯人给逃了，于是，被告知被划为右派。他就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复员，在居民点里扫垃圾。1980年代，全国对右派分子进行平反，可是他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替他落实政策的消息，实在耐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找居委会讨说法，想能得到平反和一些赔偿。可是，居委会查遍他的档案，未找到他是右派的材料，于是，告诉他，他不是右派，因此，无法给他赔偿，更没法为他落实政策。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戴着子虚乌有的右派帽子扫了二十多年的地，却得不到任何赔偿。

有一批从国民党部队接收过来的文职人员和技术人员。1957年时，这些人自知自己历史上有“污点”，哪敢向党提意见，一个个交口称赞党的英明伟大。可是，组织上却不肯放过，一定要他们向党交心，不是交红心 ，而是得交“黑心”，说出内心对党到底有哪些不满。所有的人都依然不愿吭声，于是，就找出其中一位老人，一定要他交出黑心来。这位老人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自己有黑心，一再声明自己对党毫无半点不满的地方。这下他成了顽固堡垒，哪有旧社会过来的人会那么拥护党中央的，鬼才信呢！立刻当众宣布此人极不老实，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其余的人都吓得脸色发白，只好开口说话了，当然，尽量挑自己认为是最鸡毛蒜皮的事讲。一位工程师苦思冥想好久，终于找到自认为最不会出问题的事说了句，“说苏联是老大哥，为什么不把旅顺港还给我们？”不料，没过几天，就因为这句话戴上了右派帽子。让他可以自我安慰的是，环顾四周同伴，不管讲什么或不讲什么，下场一个样——都戴上右派帽子，然后发配改造。

一位上海纺织厂的工程师，由于不愿意去内蒙支援建设，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发回到他老家所在的C市，在街道上扫地，拖垃圾车，文革后期又被发配到农村。

那时候，单位戴多少右派分子帽子是有指标的，江苏省某厅局为了满足上级的指标，没法可想，只好挑了一名出身资产阶级的年青人充数，这个年轻人从此倒了霉，虽然，一两年后就很快替他摘了帽，但依然是摘帽右派，尽管工作勤勤业业，却连老婆都找不到。

某纺织厂的一位工程师，因为污水处理问题和书记意见不一，书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批判他。他自己不到场参加会议，叫老婆送一张请假条来。书记大发雷霆，对着麦克风问大家：

“如此猖狂，要不要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群众高呼响应：“要！”

于是，这位工程师就也搭上了右派分子的班车，工资减半。后来，因极度郁闷，于1962年服黄磷自尽。

反右斗争伤害的远不仅是那些旧社会有污点的人和知识分子。C市一所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本来已经考上名牌大学，然而，由于作文中曾有同情章乃器、罗隆基的内容，被同学揭发，被大学除名。以后，在一家制药厂工作，靠自学出了不少成果，南京某药学院多次发函给他，希望他去报考研究生，但最后都没有结果。

赵平（非原名）原本是某高校的一名大学生，素来只知钻研学问，不问政治。大鸣大放时，同学们写了张大字报，要他一起署名，他怕麻烦，以为反正是响应号召，连内容都没看就把自己的大名给签上了。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派到苏联留学，坐火车一路到了黑龙江，却在边境上被拦了下来，要他仍回学校报到。他开始时感到非常奇怪，闹不清是什么缘故，到校后，才知道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他早就把那张大字报忘得一干二净了，想自己从来没有在大鸣大放中说过什么，写过什么，应当不是斗争对象，无非是要参加运动，但也没必要把自己从边境上拉回来呀？正当疑惑的时候，校方找他谈话了，这才知道，就是那张大字报被定性为对党的恶毒攻击。于是，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乡下劳动改造。

三年后的一天，他中学时的一位校长乘长途汽车路过他改造的地方，下车在公路边休息，看到挑担子的劳力中有一个人很像是赵平，上前一看，正是他，觉得很奇怪，拦住他问个究竟。知道他的情况后，十分同情和惋惜。那时候搞大跃进，C市正想办大学，苦于没有师资力量，校长就想市委书记反映情况，推荐赵平来当教师。市委书记立刻拍板同意。于是，赵平的右派帽子就被摘了，到新办的高校当化学教师。

以后，赵平认识了一位姓李的女孩，从认识到相恋到结婚，遇上了不少波折。小李是共青团员，单位党团组织坚决不同意一位团员去嫁给一个脱帽右派，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小李顶住了压力，嫁给了赵平。两人过了五年平静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两人的家庭遭到严重冲击，被红卫兵抄家，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又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

赵平在农村试着做一些研究工作，很快就出了成果，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办起了一所研究所。这所乡下的研究所发展很快，得到国家科委的重视和支持。赵平还被光荣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赵平的原则是一切以业务为中心，大家都必须努力工作。研究所招收的工作人员时，专挑当地高考只差几分的落榜生，进所后再继续培养。有些人确实进步很快，能掌握两三门外语，当上业务骨干。赵平始终坚持这条招人的标准，县里不少当权人物如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子女，由于没能达到这一标准，都被他挡在研究所门外。

赵平的态度是，研究所里不允许有闲人，对县里派到所里的书记，他要他们不到所里来上班，回家去玩去，工资给你送到家。

赵平为自己的行为种下了严重的祸根。没多久，传出他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县里派来人查账，结果，未发现任何问题。

时隔不久，一个姓史的工作人员，因受到赵平的处罚心怀不满，出来告发说，研究所里二十多个女孩子都被赵平强奸过。赵平立刻被当地公检法逮捕，上海的一家法制报还发了长篇报道。赵平的妻子开始了艰难的申冤道路，最后直到中央。案子的调查发现，涉及到的二十多位女孩子，没有一个承认自己被强奸过，而且，除了小史一人外，没有任何其他旁证。

赵平在当地监狱关了三个多月后，被无罪释放，研究所是呆不下去了，又回到了C市。

百无聊赖的过了一年多时间，有一次，赵平在火车上遇到了一名南方军区的干部。聊了些时候后，那位干部发现他很有水平，就问他在哪儿工作，得到的回答是，还在家里待业。干部很奇怪，要聘他到自己所在地区办一研究所。赵平叹了口气，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那干部回去后，当地军区派人来江苏调查赵平的情况。来人在县里听到的情况是：赵平是个十恶不赦的淫棍，世上最坏的色狼。调查人员又到省里问情况，回答截然相反：赵平是个人才，完全被冤枉的。

以后，赵平就到南方去办研究所了。

或许，赵平还是幸运的，C厂码头上有一个扛包工，当初也是一名大学生，因为被戴上右派帽子，只能当运输工，娶了个文盲老婆。改革开放后，他获得平反， 被分配到工厂研究所工作。可是，已经当了20多年的扛包工，所学的知识早就忘光了，还能做什么？

当初的右派很多人才华横溢，人才难得啊，可惜许多人就这样不幸的死了，侥幸活下来的一辈子空怀壮志，坎坷蹉跎…，空悲切。不仅是这些人的个人和家庭不幸，国家也蒙受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