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中国货币化程度是美国3倍 过剩流动性已成笼中虎

亚平

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引发我国的金融危机，我国目前的金融运行还是安全良好的。有人似乎松了一口气，窃喜：“多亏我国金融业务没有参与到世界金融市场中去！”“幸好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还不够快！”我不认同这类看法，我认为在世界各国货币林立的国际环境中，只要保持人民币的主权币种的地位，就应该继续推动我国的金融改革，就可以灵活机动地把金融业务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中去。本文想对以下四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主权币种的重要性
　　何谓主权币种？就是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后，某种货币，它和任何国家的货币兑换只有互相对照、比较、浮动的关系，而不是只与某一货币挂钩、固定联系、共进共退。这就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货币种类，主权货币。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又有十三亿人口，我国的人民币毫无疑问应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货币币种。要达此目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央银行在发行货币时，能根据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按照市场机制向政府提出独立的、专业性的政策性建议。其任务有三：第一、满足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第二、防止通货膨胀；第三、依据市场需求，制定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这种主权币种，并不否定它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现代化、国际化。如英国加入欧盟，但拒绝使用欧元，他的英磅至今仍是一种独立币种，且有相当的信誉。再如，上世纪法国的法郎，就有鲜明的独立性，法国在六十年代大胆实行其独立货币的特殊政策，兑换美国大量的储备黄金。长期放弃币种独立主权地位的，好像只有香港、某些产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自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直到2005年以前，我国基本上都实行的是固定联系汇率。2005年，我们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汇改，这才是我国金融业对原有固定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点突破。
　　“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人民币乃国之重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币发行、使用的主动性、灵活性必须掌握在国家自己的手中。当然，今后主权货币在一定条件下，让渡某些权益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它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既不能孤芳自赏，也不能自暴自弃，必须在无数次的国内外商业交易中去体现。
　　1982年初，耀邦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曾就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过一次谈话。说到了“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来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提到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输入和外汇的问题(见《红旗》1982第8期)。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同志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故事》中提到，耀邦同志1985年前后曾在一份关于外汇储备的文件上批示：“不要像老地主那样，有钱不会用，挖个坑埋起来。”当时国家有五百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黄毅诚认为：“这个批示，可以理解为他(指胡耀邦)希望能很好地把这笔钱用起来，也可以理解为外汇储备过多了。”黄毅诚说：“我当时还给水利电力部一亿美元，用于购买备件和水泵风机等设备。”(见黄毅诚《我的故事》第178页)这就是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既善于赚取外汇，又敢于使用外汇的一段佳话。
　　现在由于国际货币汇率的起伏不定及混乱现象，黄金价格剧烈飙升，现在不少国家及个人大量购买黄金。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我国应该保有一定的比例和数量。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耀邦同志还对阿曼的新老苏丹作过对比。老苏丹把盈余的大量美元购买了黄金，新苏丹却把大量的美元投资于企业、矿山、基础建设。到底哪个方法好呢？耀邦同志倾向于后者，赞扬新苏丹的明智做法。我认为这也是阿拉伯国家善用美元外汇的一种表现。
　　二、准确掌握人民币的发行量
　　美国联储局发行的绿纸美元有一行小字：“我们信仰上帝”，绿纸美元还有二十七年之久的一段真正的黄金期，三十五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两条都制约着美元发行。美元发行一定要与其所储备的黄金相匹配。这是世间《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约定，也是美国宗教对上帝的承诺。
　　我国人民币是怎样发行的呢？计划经济时期，是计划生产多少粮食、肉类、布匹等必需品，生产多少轻工日用品，多少高档商品，则发行多少相应的货币。那时因为产品种类、数量极少，又有各种票证做根据。所以计划发行的货币数额相当精准。理想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许诺发行一元人民币，必须有八元钱的货物放在那里，但其梦想一直不能成为现实。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绝对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问题，有的只是产品和货币都匮乏的短缺经济。直到1979年，我国居民全部储蓄加上手持现金才390亿元，人均43元。这一情况，一方面说明人们的金融资产十分有限，一方面说明国家发行货币也十分克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储蓄已达33万亿，是改革初年的八千倍。此外我国的股市、楼市、保险、外币结汇也都迅速发展起来。人民币的发行，已达天量，这是因为人民币发行的规模和结构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央行必然要大量增发货币，此其一。其二，我国政府发行货币的数量，一般是根据上年的GDP的增量加上通货膨胀的价格而相应发行货币。但由于我国的统计，还有不少人为因素和技术因素之不足，这些都影响货币科学发行的精准度。其三，我国的货币发行一直没有与贵金属挂钩的传统与约束力，要想完全管住超印钞票的冲动非常不易。其四，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或其它特殊时期，我国为了GDP平稳较好的发展，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货币注入经济生产领域就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以上几种原因，往往容易造成人民币发行过量的结果，尽管有其不可避免性，但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仔细分析其利弊得失。
　　如：2009年中国GDP总量34.1亿元，增速为9.1%；M2余额60.6万亿元，增速为27.6%；货币化程度(国际上常用指标，即M2/GDP)达178%，相当于每一块钱GDP对应着1.8块钱在流通。同年，美国GDP为14.1万亿美元，M2余额8.55万亿美元，货币化程度仅60%。按人民币汇率1：6.83计，2009年中国GDP是美国的3成左右，但M2余额却与美国相当(到2010年9月，M2已比美国高出20%)，货币化程度则是美国的近3倍。这不让人吃惊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不到30%，上升到1990年的82%，2003年上升到163%，并保持在该平台上达八年之久，到2009年大幅上升到178%，与日本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前后的水平相当，估计2010年可能超过200%。其中原因需要专门分析，但大致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是否太多了？那些过剩的货币“蛰伏”在银行、股市和楼市中，成为“笼中虎”。虽然2010年前三季度，通胀率总体不高(3%左右)，但趋势值得注意，这两年超常信贷(17万亿)所投放的那些货币迟早要释放出来。如何疏导好“笼中虎”，防止通货膨胀，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新的考验，尤其是在美国大量发行货币的政策出台以后。
　　所以，认真掌握央行货币的发行工作，就是一项既需要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又是一项极其紧迫的重要工作。
　　三、进一步开放金融管制
　　我国获得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今后仍处在一个战略发展机遇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大量发行人民币。但我国政府必须管住货币发行量，避免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避免经济泡沫膨胀引起的破灭。不破不立，政府不但要尽最大力量抑制自己的投资冲动，抑制发行货币的冲动，同时还要加快货币的周转速度。
　　国际公认的货币流通公式为：MV=PT
　　也就是说货币流通数量乘货币周转速度＝物价总水平乘实际产出。
　　怎么控制M总量，又不引起P量上扬、T量下降呢？我国就应在V量的运转上多做文章。我国近年来放开的农村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公司、中国邮政储蓄、创业板市场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好，就应大加推广。对于民营股份制银行也应逐步放开，允许大量符合条件的地下钱庄浮出水面，名正言顺做生意。鼓励优良资本的企业发债。国家还应鼓励国有大银行多设中小银行。这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块最重要的领域。也就是说，用加大V的流通办法，减小M的发行数量，以匹对我国日益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T。以上的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杠杆多加利用，善加利用，不是很好吗？
　　另外我国的结汇制度也应转变，国家需要的外汇可由财政部去外汇管理局购买，其余部分的外汇就无需央行发行新币收购外币。如果能够促进更多企业挟持国际通用货币开拓国外市场，银行多做些人民币的离岸业务，加大与周边国家、友好国家的货币互换，从而减少央行兑换人民币业务的压力，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要一步把人民币变为国际货币，但人民币的国外战略地位必须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
　　四、加快实体经济的资本化
　　金融业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两者关系绝对不能“头足倒立”。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经济大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为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不应惧怕实体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我们反对的只是脱离实体经济“以钱生钱”的虚拟价值、魔幻化的金融衍生工具。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还有一大块极具争议的实体经济需要货币化、资本化。这就是广大农民在自己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按照政府规划举办的或招商兴办的企业、物业应予确权。为何股市的法人股和流通股可以同股同权同价，为何集体的土地和国家的(全民的)土地就不能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呢？需知在宪法上两者都是公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认可了这一公平、正义原则，我们应亟行之。在集体土地上合法投资的物权应该得以保护，应确权。确权的资产，就是可以资本化的资产。这种新确权的资产，既可以大量消化呆滞的资金，又可为新增货币提供实物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大大增加几亿农民的财产收入。
　　现举实例：
　　北京某村，村域面积4332亩，原住村民有576户、1450口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近700人。2009年与1998年对比：
　　社区总人口从1350人增加到37000人，增长26倍；
　　村级总资产从3600万元增加到50亿元，提高137倍；
　　经济总收入从3500万元增加到30亿元，提高85倍；
　　上缴税金从33万元增加到2.2亿元，增加666倍；
　　人均现金收入从3100元提高到35000元，增加10.2倍；
　　人均福利现金所得从109元增加到5500元，提高50倍；
　　人均居住面积从23平方米扩大到70平方米，增加2倍；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从不足7年，提高到11.5年，增加4年半；
　　安置劳动就业从600人扩大到9300多人，增加近15倍。等等。
　　预计今年的总产值将实现50个亿，可支配纯收入5个亿。
　　按照这个村的下一个五年规划目标，到2015年总产值要达到或超过100个亿，上缴税金不少于10个亿，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万元。
　　该村群众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法律都不承认，工商资产全部非法，更何谈资本资产化了。为何？因为他们是在集体土地上创的业、发的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还符合政策，现在却不合法，不是荒唐吗？难道不应改革、不应推动资产的资本化吗？当然北京市郊农村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但该村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依靠自有的集体土地创造的财产，我认为应予肯定，并有其普遍意义。
　　我国的改革事业起于农村，兴于农业，受惠于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如果21世纪我国农村的企业、小城镇顺利走上资本化的道路，那才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的最伟大、最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