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朱锡庆谈中国后续发展的知识来源问题

金丝铁线

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在于新知识断流
贸易不平衡问题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现在失业率高，源自贸易不平衡，再进一步说是国际分工的问题。用一个简化的例子来说，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个木工就够了，一个人的劳动效率就足以保证村里人所需的全部桌椅家具，现在又有一个人跟着学。做木工活需要知识积累，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现在他跟你学，成本肯定比你自己摸索得来要低很多。学完之后，他的家具成本肯定比你低。他来做木工，你就不要做了，你就失业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必须去掌握新的知识，转行做别的，不然你就没活干了。这个例子可以很生动地形容当前国际贸易的状况。欧美高失业率的问题是传统制造领域的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了，同时因为知识断流，没有大规模的新发明来提供等量的新岗位，于是大量失业。不能怨谁，因为你的分工就是发明新东西，发明不了，就失业。
且不管越南、印度，就说中国，13亿人，起码有6亿是劳动力，卷入到国际分工里边。前三十年，低成本地获得了知识。以前没有知识，不会制造，电子、汽车等产品都是跟你买，现在我们学会了这个知识。我的成本低，我学会以后开始做低端产品，低端产品你就不要造了；现在我们会制造电子产品了，电子产品你也不要造了，汽车你也不要造了；现在我们又会造大飞机了，很可能三五年以后，波音、空客它们都会遇到大的危机。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国际上做买卖，交易费用大幅度下降，正好中国这些年对外开放，从外国引进了多个知识源头，所以实际上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知识增量。从知识存量来说我们与欧美还有一些差距，但知识增量比他们大。知识积累量每上一层，我就抢去你的一部分工作。我为什么可以抢你的工作？因为我的知识是从你那来的，获取知识的成本比你低，只是你的一个零头，所以我的制造成本必定下来，你根本没法和我竞争啊，表现出来就是欧洲和美国大量工作岗位转到了我们这里，这是竞争的结果。做了几十年的木工，花了多大的成本啊，但我花几天就学会了，这怎么竞争啊。
几万年前，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之前之所以住在山洞里面，是因为我们无知。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人类拥有的知识量不同了。我们可以很武断地下个结论，所有的经济增长必然是知识增量。没有知识增量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要研究知识增量是怎么来的。
知识增量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原创，以前没有的，我新发现；还有一个没有原创，向别人学。中国前三十年就找到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中国从外国找到了源头来学，这个源头不止一个，而是好多个，东亚有源头，欧洲有源头，美国也有源头，具体的途径是合资企业。第二个特点，从外部引入源头，内部又找到了一条低成本的知识传播的途径，就是打工，一边干一边学，知识低成本地传播了。

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奥秘
三十年前搞个装修，中国人基本上不会，现在住的宾馆，很偏僻的地方都会装修。这个知识是从香港学过来的，通过打工不断扩散的。民工的技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不是大学培养的，不是技工学校培养的，都是边打工边学的，这个成本非常低。哪怕成本稍微高一点都是不行的，这些农民从农村里出来的时候是身无分文的，是没有任何积蓄的，学费是交不起的，所以不可能去参加培训，甚至免费培训都不行，因为还要养活家人。打工的好处是，可以挣点血汗钱，养活家人，同时也学会了技术，积累了知识。“打工”这个途径是一个中国式的知识传播的途径，成本低廉。中国有五千年来的传统，原本有很好的基础教育，学习能力比较强，又找到了一个低成本的知识传播的途径，而且又从外部引进了这么多的知识源头，流量很大，传播又快，这样的一个知识增量，造成我们的制造成本极其低廉。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劲，一些很蠢的政策也不能遏制这个势头，奥秘就在于此。
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分工细化，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很主动，我们获得了很多低端的、中端的工作机会。我们所得恰好是欧洲人、美国人所失。现在问题是，美国最近十几年来知识断流。对于他们而言，要保持知识增量，要求有巨大的原创力，经济才能不断发展。中国不需要，你流过来我就可以学。现在美国已经是顶端了，没有原创，知识断流，没有知识增量，这就是当今世界的问题，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这里要纠正一个很蠢的看法，也是在学者和媒体中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这30年来拿市场换技术是失败的。其实是很成功的。三十年前，中国连个打火机都不会做的，制造知识真的是很落后的。计划经济几十年都不做生意了，尽管以前我们也有交换，但农业社会的自给率是很高的，工业社会大规模的交换、长程的交换以前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知识中国社会真的是很缺乏的。那中国现在的知识是怎么来的？
他们看不到中国用这个市场换回来了巨大的知识流量。外资过来办厂，怎么做生意、好多技巧、好多诀窍我不就学会了嘛。如果仅仅买产品，比如仅仅购买汽车、买飞机，中国本身就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知识增量。企业等于是一个知识的系统载体，你来这里办厂，这些知识都进来了，怎么管理、怎么签合同、怎么生产，还有一些不能以文本传达的细节知识，企业都带进来传播了。知识传播进来以后，在这个过程里我本身也会学会生产，反过来卖给你，就把你的工作机会给抢了。大量的外资都过来投资办厂。投资办厂的好处是消费你产品的同时，可以学生产知识，在最短的时间学会生产。
如果国有企业先期把外部知识引进过来还有一点代价，因为合资中，外国厂商进来，它的知识和技术是算了一定的股份的。那现在民营企业花费的代价就更少。比如说某个企业现在可以自产五款发动机，它把各种发动机的优点集合起来，集成创新，整体性能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你。你的发动机原来的研发花了多少钱，我才花了多少钱呢，成本只是你的一个零头，你怎么和我竞争啊。坦率讲，在新一轮国际分工里边，中国是巨大的受益者。
如果美国突然有了新的发现，有巨大的知识增量，比如说它们在生物制药上，在新能源技术上，有新产品出来，全世界都没有，那它们就去生产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没有贸易失衡的问题。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国家，只要是知识断流，就很危险，因为它们原来的工作机会在丧失。没有创新就没有饭吃。美国现在的一系列政策都不对头，它没有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是它自己的知识增量为零，没有新发现导致的。现在的一些下猛力的政策动作，是回过头来要跟中国抢工作机会。这成本不是差一点，我们的知识积累成本只是你们的一个零头，刺激、财政补贴怎么能搞定呢？所以你必须想办法去生产新知识。所以我不同意美国的危机是次贷危机的说法，本质是知识断流，一是中国的知识流量很大，竞争力大幅度上升，另外一个就是它自己的知识完全断流了。它从九十年代以来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产品问世。

美国大学制度出了问题
美国没有新的知识增量的原因，和美国的大学制度近几十年来的改变有很大关系。中国人讲“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到底有没有知识是最难量度的。现代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要解决一个知识量度的问题，量度的方法就是同行评价。这和衡量物体重量是一个道理。有人讲大学是用来知识交换的，但知识交换是不需要大学的；有人讲大学可以相互激发，相互激发也不需要大学，几个人喝壶茶聊聊就行了；为什么要有大学？大学是进行知识量度的，同行评价就是知识量度，就是借助这种同行评价的机制来减少知识量度的费用。大学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同行评价。我和你是同行，你是权威，通过我们的共事你知道我肚子里有多少知识，我有没有本事。通过细节信息，内行一看就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层次上。
美国原来的大学制度是同行评价的。但是后来就变了，就是要评个教授，就要看你发表了多少文章，看论文引用的次数。这种评级方法有很大的问题。美国现在是设定一个周期，定期的进行评级。比如说一个博士，七年不到正教授就要离开大学。这种数文章的定量的评估体系就把知识生产的周期给破坏了。七年内为了晋级，拼命发文章，生果子就摘去卖了。美国的许多新产品的诞生，不是靠它的工厂，而是靠它的大学，尽管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但最初的知识源头都是从大学里来的。美国二战以后在世界上称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个有竞争力的、有高效率生产新知识的大学系统。知识的源头在那里，通过企业变成产品，然后卖到全世界去，这就是它竞争力的来源。它把大学搞死了，不就玩完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定量的评估体系，主要是六十年代越战后，大学里的一帮年轻人也跟着造反，对老头子们不服。后来就拿发表的文章来数，数的话就把知识生产的周期给打乱了。以前研究一个东西是要沉下心来，十几年才能完成的，但现在弄到三年五年的时候你把我赶走了，那还怎么搞原创。原来是根据同行的评价就可以判断的，我知道你这个人有本事，有潜力，就可以把你升为教授，按照知识生产的周期，你的研究可以慢慢搞。美国的“新经济”，基础理论都是在六十年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电脑、生物制药都是以前的理论基础。新经济这一轮过去以后，美国有什么新的大的知识流量产生吗？没有。现在这个源头干涸了，这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
二战以后美国有个强大的教育系统，实际上对欧洲的削弱有一定的影响。北美以前是个殖民地，早期去的那些移民都是亡命之徒。除了冒险精神，知识累积不多的。二战以后大量欧洲移民到美国，知识精英在美国“集成”，而美国本身经历了二百年的积累也形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积累，剩下来的钱就投到了大学里，美国人就把他们的收入剩余变成了知识资产，就这样造就了美国最有竞争力的教育系统。欧洲的削弱与美国的兴起实际上是一起的，美国是作为知识的输入地，而真正知识的生产地在欧洲，二战之后移到了美国。这个经验中国是可以借鉴的，就是怎样把收入剩余转化为知识资本，怎么想办法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引进过来。

中国经济转型的知识增量来自何处
中国前30年的这套学习机制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可以和其他东亚国家制造业知识的学习做个比较。韩国、台湾和日本它们是靠派留学生出去学习，然后再回来办厂。它们派人出去学，是一次性的，而且成本高。我们是把企业引进来，搞合资企业，这个知识流量是源源不断的，，而且我们的知识传播是大面积的，你们出去几个人回来，传播规模哪有我们这么大。中国是多个来源地的知识在广泛传播，我们不仅仅有学习，还有集成，集成创造出新的知识。这里面最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和智能电网。
从创新的角度看，日本不像美国，美国搞一个新的产品出来，但是日本很少搞原创出来，而是应用性的创新，着眼于一个产品周围服务的环节。日本的创新有一个局限，它永远想不出新东西。这个茶杯做出来以后，到了日本，日本人一定做得比你好。细节化的完善以及产品的精致有两个国家全球是没得比的，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
日本现在经济发展已经停滞多年，实际上是它的知识积累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了，落差已经消灭了。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知识增量在哪里，一定要靠原创。日本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先是和中国学，后来和美国学。而且像中国现在的集成创新，这个东西在日本不可能产生。这就是日本的问题。
中国现在和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还有知识总量的落差，所以知识从外部流进来了，就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现在一直在讨论经济转型，实际上中国已找到了一条转型的途径。原来只是纯粹的学习，现在因为有多个外来的知识来源，可以进行集成创新。当然中国这么发展下去，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知识落差消失以后，学无可学了，中国终究要走向原创。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创造力，但也不是说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转到原创的。那时，我们的大学系统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创造出新的知识增量就至关重要了。
大家都在说中国这么多年来没有自主创新，为什么？这个很容易理解。当你和别人还有很大差距的时候，你去进行自主创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学习的成本比你自主创新的成本要低很多。别人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你要学过来只需要花费一点点成本，你自己去搞，去闭门发明，成本是十倍百倍，不是很愚蠢吗？当下中国的竞争力刚好来自于学习，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恰恰来自于这个知识积累的低成本。要进行自主创新，一个条件就是你和别人的知识积累的水平已经差不多了，落差已经消灭了，这时进行原创才是好的选择。
中国社会有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完全封闭、没有外部知识流进转到大开放、外部有很多知识源头流进，这个阶段是学。第二个阶段是现在这个集成创新的阶段，把进来的知识集成起来，创造出新的知识流量。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自主创新的阶段。能不能原创，有源源不断的新知识的产生，这是未来决定中国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三阶段的转型，现在要开始准备了。

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同行评价
中国的大学现在如此没有效率。哪怕是有效率，要创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大规模的创新本身是需要积累的。所以中国在集成创新的阶段，一定要开始思考中国大学制度的问题。不要求现在有源源不断的新知识的产生，但是要为以后进行自主创新做准备。源源不断的新知识的产生，是有周期的，没有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有大量的收入剩余，可以把这些钱投在大学上，把这些剩余收入变成知识资本，但难处就在于找一套好的大学制度。一套好的大学制度加上有收入剩余，就可以建立一套高效的、有竞争力的、在生产知识方面很有效率的大学教育系统。但中国要建立一套有效率的知识生产的大学系统谈何容易？我们具备了一个条件，有大规模的收入剩余，没有钱这个东西是建立不起来的。但仅仅有钱是不行的。
现在的大学制度由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同行评价，美国的一些大学把这个改了，中国的大学更蠢，发几篇文章给多少奖励，发表在国际核心刊物上给多少，省级刊物上奖励多少，怎么能以数文章的篇数来量度知识呢？而且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假啊，这在中国更是层出不穷。第二个要件是教授治校，大学的核心应该是教授，而现在我们的大学是被行政官员控制的。第三个要件是大学应该是独立的。新知识产生了，原有的知识是要贬值的。大学不独立的话，新知识是没有办法产生的。布鲁诺被教会烧死，中国也有这种现象，就是把你打成“反革命”，实际上这种现象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知识贬值的问题。现在的一些教授在大学里做得很好、职位也很高，但是新知识产生以后，原有的知识贬值了，他的地位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就一定会扼杀新知识。所以大学里必须要保证从事知识生产的人的独立性，不能被其他人左右。
大学独立、教授治校都不是核心，大学的核心就在于同行评价。前面两个是为同行评价服务的。没有同行评价机制，现在的大学里那么多不学无术的人都当上了教授，那怎么来生产新知识？现在有很多教授、院士之流都不搞研究，整天搞钻营，搞权术，根本不去生产新知识的。这个和商品一样，没有一个准确的量度的话，假冒伪劣商品就会盛行。一些教授整天不搞学术，天天在炒知名度，知名度高就是大学者。
如果你去研究美国的大学，同时满足这套条件的，就是美国的私立大学。所以你看美国的大学排行榜上有竞争力的几乎全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很少。中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官学和私学，官学就是皇家办的，私学就是书院。孔夫子原来是从事私学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思想家全是从私学出来的，官学里的一个都没有。说得简单一点，能够有效率地生产知识的只能是私立大学。
中国现在的这些公立大学是连改革的价值都没有的。把大量的资金注入进去，想让它成为有效率的知识生产系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零开始，把钱拿回来，建立一套以私立大学为主体的大学系统。花一二十年的时间，建立一套有效率的知识生产系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学习了全世界的知识，我们又有五千年的文明的传统，如果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大学教育系统，使得我们能够在全世界网罗一流的人才，一二十年以后，说不定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世界新知识的主要的源头。这个是应该从现在开始做的，再等二十年，就会再拖二十年的后腿。

引入合资大学是出路
目标和方向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建立私立大学。但现在所谓的“民办高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公立大学的垃圾物。实际上有人愿意投钱来办大学，问题是有效率的生产知识的大学系统怎么建立起来？第一，现在大学教育系统是不准入的，首先这个地方要开放了，允许民间进入，官方不能把这个垄断了。第二，民间怎么建立现代大学系统，虽然中国有传统，但中国对这个也是无知的。有一个办法，就是像我们办企业一样，把国外一流大学引进来，让它们进来办分支机构。我们原来是不会办企业的，可是通过引进，现在不是办得很好嘛。和西方的名校合资办大学，政府可以把这个领域开放，英国有名的大学、美国的、澳洲的等都可以来中国办学，目的就是学那套制度。
他们进来办学，可以把西方教育制度带进来的，中国人通过学习，可以慢慢明白现代大学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学会了以后就可以把中国自己的大学建立起来。西方大学进来，会把现在的公立大学打得稀里哗啦。最好有这个心理准备，但不要怕，会有新的大学产生。
这就相当于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的价值不大，改制的代价太大。把大学改制，也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你把它改成一个有效率的大学的代价，比新建一个大学体系的代价还要大，所以还不如重建。而且它死了以后，它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的。比如说原来的国有企业破产以后，地腾出来了，工人去更有效率地赚钱去了。大学也是一样的，让它破产以后，它原来占的地方、使用的资源都可以被重新利用，真有本事的人还可以重新就职。可以利用的东西，通过市场的途径自然会得到利用。
学西方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制度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但是第一步是你要先把它学过来，拿到这个母本，不必在黑暗中摸索，然后对比中国，和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环境有哪些是不同的，可以再进行矫正。这就是有别于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了。教育制度也可以这样。先引进，先学会这一套制度。在新的一套有竞争力制度下，中国人的创造力会激发出来的。
西方大学正面临一个资源过剩的问题，生源不足，他们也愿意转移。原来中国没有钱，不行。现在有大把收入剩余，表现出来就是民间有很多家长，有实力把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为什么现在很多家庭，把积蓄拿出来送子女到国外去？因为国内的这套大学系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把国外的那套大学制度引进过来，比送到国外去读更便宜一些、投资更少一些，那他们干嘛还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呢。
条件都具备了，现在的关键是大学是不开放的，是被政府管制的。这个领域现在等于是公立大学垄断了，而且是一套极其无效的大学系统。换句话说，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功是对中国生产系统的改造，后边几十年应该是对大学系统的改造，改造两者的方法和途径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方向、基本的做法是没什么大的区别的。至于具体的大学制度怎么玩，欧洲和美国已经玩了好几百年了，你去把这个引进过来就行了，引进的途径就是合资办学。
同行评价制度在美国出了问题，但是它没有完全放弃。它只是在不同的评价制度之间摇摆。它想找一套客观的评价机制。大部分学校，更多地看你的发表论文的数量，同行评价的分量减轻，就这么稍微一改，美国知识生产机制就给中断了。但也有少数的学校，比如哈佛就没有改。哈佛大学现在不看你发表的文章数量，它的教授只要交一个工作报告就可以了。中国呢？根本就没有同行评价！我们的大学是什么鬼样子，简直一无是处，所以我说连改的价值都没有。
放开准入后可能高考制度就不存在了，招生的权力应该在学校手中，大学愿意招谁就招谁。这个东西不需要教育部来批。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卖到哪里去是不需要政府来批的，大学也应该这样。到底是研究型的还是教育型的，应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定。大学在国家相关机构登记以后就是一个法人实体，只要遵守国家法律，政府就不要来管了。
现在的教育体制它缔造了一个利益集团，引入外部大学制度，合资办学的话，原来的这个系统是要崩溃的，所有在这个体系里的既得利益者都有可能受损。他们在这个系统里当然要反抗，那就要想办法怎么减少他们的反抗，他们利益受损，可以考虑给他们一些补偿。但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能不能彻底改变，关系到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动力是否强劲。再不改革中国没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