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重庆发展的是新式社会主义经济

亚平

重庆日报：长期以来，我们都存在一种认识，中国应先把蛋糕做大，再来合理分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认为：“不把蛋糕分好，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蛋糕也就做不大。”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占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当然得有蛋糕，大家才能来分，蛋糕越大，大家也才分得越多。像30多年前，中国的蛋糕就那么大，再怎么分也分不出个名堂来。
　　再来说第二点，“等把蛋糕做大以后再来分配”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你要不在适当的时机就开始推进对于蛋糕的公平分配的话，你的蛋糕就做不大，结果你也就没有那么多蛋糕可分。纵观世界，凡是有很多蛋糕可分的国家，都是蛋糕分得比较均匀的国家。
　　薄熙来同志谈到了人的积极性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解释好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们做蛋糕就是为了吃蛋糕，不能等到下辈子、再下辈子才来吃蛋糕，他一定要这辈子就能吃，才会有积极性。如果做蛋糕和分蛋糕时差太远的话，人的积极性就没了。一旦有人看到这蛋糕我这一辈子也享受不到的时候，可能他的心态就发生变化了，他不再是积极做蛋糕，而是去偷蛋糕、抢蛋糕、砸蛋糕。一个国家里，要是偷蛋糕、抢蛋糕、砸蛋糕的人多起来，蛋糕还能做大吗？如今许多社会矛盾，就在于有人感觉经济发展的蛋糕和自己没关系，吃不到、闻不着，他感觉这蛋糕不是为自己做的，而是为少部分人做的。
　　重庆日报：我们一直说经济是基础，许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来不断解决。但在现实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又在不断产生。
　　王占阳：“经济是基础”这话没错，但这个经济是指大众享有的经济，是让大部分人的钱包鼓起来的经济，简言之，是能分配得好的蛋糕。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时差不能太远，要在同代人可承受的范围内。像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努力打拼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一段时期他买不起房可以，甚至“蜗居”也没有问题，但时间不能持续太长，要让人家看到希望。“蜗居”一年、两年可以，十年、八年能行吗？人就承受不了了。当人承受不了的时候，建设性的力量就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他就不做蛋糕了。
　　如果收入差距问题不解决，你蛋糕做得大，可能反而激起老百姓的怨气。人们会问，蛋糕都做给谁了？那可是我们做的，你都给谁了？都让谁享受了？蛋糕做得越大，社会的怨气就越大。这跟有些人想象的GDP增长和民心所向成正相关是相反的，GDP增长必须得是和合理分配搭配到一起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正效应，否则它就是负效应。邓小平早就指出，光追求GDP没用的，关键是让老百姓生活逐渐提高。
　　不能只是把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作为暂时的反危机措施。中国只有走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往现代化的历史坦途
　　重庆日报：在金融风暴之前，中国倚重外需市场就实现了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金融风暴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内需市场的重要性。那么，启动内需究竟是应对危机的一时之举还是中国长远的政策取向？
　　王占阳：过分依靠外需实现的经济增长并不可靠，想指望它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大车，只能是一种幻觉。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初主要是靠内需拉动，以后很快就转向了主要靠外需拉动。美国的大错（制造金融泡沫、消费泡沫）无意中成全了我国的大发展，使我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大大减轻，致使各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这个阶段，中外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奇异组合，不仅带来了我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也带来了我国居民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和消费率的大幅下降。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这种奇异组合已经打破，它所带来的高增长和低内需也已无法共存。仍然指望美国重现强劲增长，从而中国继续走依靠外需拉动的老路，是不切实际的。只有深切认识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我们才能从这种幻觉中解放出来。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正在探索一条以改善民生为动力的经济发展之路。改善民生与启动内需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占阳：重庆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是相当明智的。没有民生的改善就不会有内需的启动，这一点毫无疑义。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世界市场的1/5。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首先应当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从现代化标准来看，只有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普遍满足，才能说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前，西方外贸占70％，内贸占30％，主要依靠外需，内需严重不足，这就无法保证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无法真正实现以普遍富裕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二战后，西方转向内需拉动为主，内贸占70％，外贸占30％，结果就实现了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的程度也大幅减轻，从而一举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西方的这种经验，包含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必须走这种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真正走上通往现代化的历史坦途。
　　能不能把市场经济制造的产品让公众普遍共享，这是社会主义的关键点
　　重庆日报：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薄熙来提出“按社会主义的办法，通过改善民生来发展经济”。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
　　王占阳：我认为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不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特点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新社会主义特点是什么呢？是“市场经济+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跟过去的计划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市场社会主义的微观机制必须得是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来体现，就是要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方面做好了，就是在按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经济。如果任由收入差距扩大，那就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就不是按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经济。
　　众所周知，邓小平最重视的经济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市场化，二是分配制度改革。在哪里体现社会主义？就要在分配制度上体现。所以邓小平说，如果不解决分配问题，就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能不能把市场经济制造的产品让公众普遍共享，是社会主义的关键点。
　　重庆日报：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人担心过分强调公平会损害效率，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您怎么看？
　　王占阳：效率优于公平，蛋糕做大后再来切——这样的观点，按社会主义理论看并不准确，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也是不对的。可以从三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首先，机会平等和规则公平是市场经济和经济效率的基础，也是结果公平的基础。如果在起点和过程中不是遵循公平和平等的原则，而是特权横行，那就是对于效率基础的根本破坏。其次，在生产力还未高度发达的时候忽视公平，任由两极化扩大，经济是难以发展的。拉美化现象之所以出现，就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忽视分配制度改革。第三个方面，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既得利益集团也会越来越强，阻碍改革的势力就会加大。等到发现问题想解决时，往往会投鼠忌器，追悔莫及。因此，要缩小三大差距，必须现在就动手，拖不得了！
　　重庆的经验已经证明，政府花钱改善民生，投入精力缩小三大差距，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影响。从国际上看，这样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瑞典，很多人都误以为瑞典是发展到很高程度之后才搞分配制度改革的，其实根本就不是。瑞典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比我们现在还落后，就开始搞公平分配，而且瑞典在上世纪30年代还搞了一个改革，把低素质的劳动岗位全部淘汰，用国家财政的办法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岗位。事实证明，几十年来人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停滞，还出现了爱立信、沃尔沃、伊莱克斯、ABB、宜家等国际大企业，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所以说，社会公平对于经济发展不是损害，而是巨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