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翰 黄彦杰：人民币走势决定今年中国经济动向

李旧苗

黄朝翰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学术顾问、黄彦杰是东亚所研究助理



    中国经济2011年的增长路径清晰可见。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增速会变缓，可能下降至9%以下，而通胀则可能略高于4.5%，“软着陆”是全年经济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为了抑制通胀和促进转型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能让增长放慢。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调整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最关键要素——无论是对于结构调整，还是抑制通胀。
    重塑增长模式刻不容缓
　　在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之后，今天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调整要点在于通过增加国内消费和减少出口，成功使经济“转向”。毋庸置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实现经济总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但长期看来这种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长期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膨胀，已经在国外面对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就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再平衡”变得尤为必要。
　　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4%，外需（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实际是负数！在9.1%的增长率中，投资贡献了8.7%，国内消费贡献了4.1%，而净出口的贡献是-3.7%。在2010年预计的10%增长率中，内需（投资和消费）有望贡献7.8%，而由于中国出口的恢复，外需也有预计会贡献2.2%。（不过，出口真正的经济意义，还要远远大于这种简单的GDP增长贡献的算法，因为整个出口部门的就业会通过“乘数效应”影响整个经济的整体和其他部门）。
　　在国际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特征是投资的剧增直接弥补了外需萎缩带来的负增长。多年来，投资一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2009年投资规模特别大，占了经济增长拉动力的90%。到2010年，在投资的贡献份额的下降（随着刺激计划的退出）和出口份额上升（随着中国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恢复）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回到“正常化”了。问题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已经开始通过增加内需降低外需改变其增长方式？
　　2010年虽然投资的比重比2009年有所回落，但它仍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过去10年基础设施已经大大改善，但中国对基础设施的胃口还是很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高速公路系统，而高速铁路则已经领先世界。除了这些基础建设以外，中国还需要在环保项目投入巨资，诸如新能源和新生水这样的“绿色”工业，更不用提各种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学校、医院、公共住房和城市公共设施，以满足高速城市化的需求。
　　因此中国今后几年依然会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以2009年为例，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之中，投资的比重是47.7%，接近最终消费的48%（包括政府和普通家庭消费），而实际普通家庭消费更只占36%（一般国家的比例是超过50－60%以上）。这足以说明从需求上看，提高国内消费的比重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问题的根源还是来于供给方面。其中高储蓄率是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的消费之所以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储蓄率偏高——2000年－2008年之间占到GDP的48%。实际上，储蓄率在2009年更达到了52%，比所有高储蓄率的东亚经济体的平均值还高得多。这样高储蓄率背后有许多因素，包括较低的抚养率，低城市化水平，高增长，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以及收入的高度不平等。
　　高储蓄率的另外一面自然就是低消费。中国（家庭）的消费率的36%也远远低于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的70%。大体上看，造成低消费和高储蓄是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要改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中国的消费率可能会长期滞后于投资，而投资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经济转型之道路无疑还面临许多结构性障碍。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国内经济转向全球经济格局，那么如果中国不能在经济平衡上取得一个显著的突破，将会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产生严重的影响。一个国际的贸易顺差，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储蓄过剩，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是其他国家贸易净逆差的另一面而已。
　　正如中国很难通过提升国内消费来（相对是美国很难通过提升国内储蓄）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要减小外贸依存度也绝非易事。中国出口在1991年到2009年以每年19%的高速增长。只要中国出口继续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出口就将继续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另一个火车头的角色。除了中国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之外，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数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事实上，如果中国真的严格将其经济结构“再平衡”，许多邻近经济体的利益就不可避免遭受损失，例如日本、韩国、台湾，因为它们的出口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所以说，如果中国经济要重整，它们也要重整。）
    人民币升值步伐有待加快
　　正如我们早先讨论过的，结构调整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对中国而言，高储蓄率尤为棘手，因为短时间内要把储蓄率调低，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社会层面都是极其困难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把人民币问题提到桌面。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人民币的任何大幅升值都会提升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锐减，这是为何中国一直承受着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政治压力。因为人民币的兑换不是自由浮动，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多少，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这点是不切实际的。
　　人民币在2010年6月与美元“脱钩”后已经升值了3.6%，同时由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人民币是在“实际上”已升值到差不多10%。
　　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元在同期也大幅度贬值，加上与中国贸易有关的重要货币如日元和新加坡元在同时已经升值，所以说，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NEER）（按贸易额比重计算的人民币对主要贸易国货币的相对汇率）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经贬值了。如果按照“实际有效汇率”（REER，即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相对通胀率）来计算，由于中国的高通胀率，人民币更明显地贬值了。
　　人民币被低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人民币究竟被低估多少却还没有可靠的答案。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还远非国际通行货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完全在政府控制之下，不受市场驱动。
　　根据更为细致深入的经济分析，人民币升值本身并不能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类似）都是高度制度化的长期宏观经济结构的产物。虽然人民币升值多少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如果中国政府仍能够采取更积极稳妥的方式管理汇率，并允许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很可能是5%以上），那就能够释放很多深层次的经济动力，加快经济整体的再平衡和重整，最终也能降低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和贸易顺差。
　　中国的通胀问题也对政府提出了类似的挑战。去年11月5.1%的通胀率，已是全世界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使到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十分紧张。中国当前的通胀是明显源于国内。人民币升值似乎不能直接起到抑制作用。不过世界粮食和能源价格已经显出咄咄逼人的上涨之势，中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从世界市场“进口”通胀；而人民币升值这时就能够派上用场，为政府治理通胀助一臂之力。
　　不论如何，一个更“合理”的人民币汇率，起码能够帮助政府控制目前正加剧的通胀压力，并造成“通胀预期”的过剩流动性。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通胀预期比通胀本身更严重。因此对于2011年的中国经济，人民币汇率走势是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参数。它还会对其他重要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央行也正在加大力度改革和调整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观察家，人民币汇率走势将会是今年值得密切关注的最关键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