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杰弗里·帕克《剑桥插图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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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由我策划和编辑的《剑桥插图战争史》将要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读者在发现书中内容基本局限于西方战争之后会感到失望。坦率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战争的中国模式在重要性和趣味性方面并不亚于西方。 　　例如，在第一章，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对公元前7～前5世纪希腊高山地带争夺霸权的城邦战争进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每一个城邦来说，战争之伟力取决于农民，包括他们拥有的令人生畏的武器和使他们定期参战的硕大装甲防护。古希腊的战争是以无数短促而充满血腥杀戮的战斗为标志的步兵战，咧着嘴挺进的重装甲步兵方阵，先是迎面用矛对刺，然后用重剑砍下敌人四肢或切开其腹部。古希腊的战争规则被这些交战者视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多数战争都在一个下午解决问题——这反映了组成方阵的富裕农民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大的城邦吞并了弱小的，出现了称雄一时的霸主，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战斗人员——从穷人中征募而来的弓箭手和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骑兵。但是用青铜包装起来的持矛兵，仍是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因素。古希腊重装甲步兵这一文化景观其丰富的战略和战术意蕴，由于诸如色诺芬(公元前428～前354年)——苏格拉底的门徒，一支上万人雇佣军的统帅，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第一位军事科学家等——之类著述家的出现而熠熠生辉。 　　汉森的生动描述主要是来源于他的一本著作《战争的西方模式》，此书出版于1989年。就在此后的第二年，见解独出的马克·刘易斯出版了他对发展历程具有惊人相似性的同一时期的东亚地区军事进行研究的成果——《早期中国约定俗成的暴力》。该书考察了公元前7至前5世纪中国北部和南部边疆地区步兵的兴起。在这些地区，许多诸侯为获取霸权纷争不断，参战各方的政治基础都基于血统或门第，参战者的职位是由他们的世袭地位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来决定的。随着强国对弱国的吞并，野战步兵的规模迅速扩大——也许是成十倍的扩大——中国逐渐处于少数的诸侯国的控制、管辖之下。在崇尚军事技术的“战国”时期，战争冲突连绵不断——在公元前722至前414年间发生的504次诸侯战争中，至少有110个诸侯国被灭亡——由此出现了几篇关于战略和战术问题的专题论文，其中最值得称颂的是《孙子兵法》和与之齐名、由墨子所著的关于防御工事方面的论文。 　　应该承认，差别是存在的。在古希腊，注重的是公民选举——城邦中常拥有好几位将军——以至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经公民大会审查举荐的将领，也只能够任职一年。与之不同，中国产生了新类型的军事指挥者，一个将军可能由于掌握了军事技术(这是受孙子和其他军事著述者的教诲)而成为专门指挥家。然而，最终结果是非常一致的。中国300年间几乎没有中断过战争，其结果是使纷争的七国合并成一个大国——整个“中央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秦始皇即中国第一个皇帝，下令模仿其凯旋而归的勇士来复制一支彩陶军队去守卫他的陵墓。与之相对照，古希腊城邦间的相互残杀造成彼此国力的衰竭，也终于导致公元前338年希腊联军彻底败在马其顿的菲利浦手下。与此同时，菲利浦将被征服的希腊各邦合并成由自己统治的联邦，继而组织起一支用于征服波斯的联合重装甲部队——经过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努力，这一艰苦而富于冒险的宏伟事业终于得以成就，亚历山大也因此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依靠庞大军队建立帝业的始作俑者。 　　以上两次“军事革命”的众多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还可以举一个微观一些的例子，以上两个社会——古代世界仅有的那样两个社会——就已经发现的训练方式而言，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中国武士并肩同步进入实战。然而，为什么这部书只谈及前者呢？这里，我提出三点理由作为辩解。首先，对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社会——无论阿兹特克人和莫卧儿人，还是中国和欧洲——都予以同样关注的“战争史”，其广泛多样的内容是一单卷本的图书所无法包容的。其次，在让西方的勇士和军界名流分享关注和荣誉的同时，仅仅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军事和海军传统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好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歪曲。再次，作为以下引介的补充性解释，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著称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几个国家却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则取得了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方面还是向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其他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西方战争艺术这种主导地位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成功的秘密，是值得人们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杰弗里·帕克199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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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编者对许多朋友都怀着一份感激。由于这本书的初稿是由许多作者共同完成的，这就要求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改，以确保每一章之间都能互相补充而不是彼此重复。因此，我首先想感谢一起写作的各位作者，他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超过任何学者所能忍受的编辑上的删改，而且给了我无法估量的协助和鼓励。然后，我衷心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理查兹博士的热心支持与点拨，他首先向我提出了关于此书的想法，没有他的宝贵建议和敏锐判断，就不会有此书的问世。最后我们衷心感谢那些给我们提供了宝贵建议和参考意见的朋友们：约恩·苏米达，他从一开始就给我提供了相当精彩的建议；米歇尔·霍华德和唐纳德·卡根先生，感谢他们审阅了本书全部初稿，我还想感谢各位同事，他们给予个别作者的协助将在后文特别致以谢忱。  
杰弗里·帕克
于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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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介　西方战争方式

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技术和纪律的重要性 西方军事传统的继承性 挑战——回应动力学 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战争方式，土地肥沃但人力缺乏的社会比较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战争：其中，实际参加作战的是少数“精英”，但他们的命运却决定着国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阿兹特克的“鲜花战争”和印度尼西亚岛人们的“掠夺战争”相对来说较少带来流血事件，因为他们的目标在于俘掳人口而不是扩张土地；在于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人力，而不是让他们白白死于流血的冲突之中。中国也是如此，战略的目标在于不战而胜。最受人尊敬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其著作写于公元前4世纪)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他的著作在其它部分主要阐述如何通过战斗获取胜利)。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军事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继承性。例如，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还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高地人们的战争，他们仍像其祖先一样以一种仪式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不过在那时，绝大多数军事文化已经被西方——欧洲类型和美洲的前欧洲殖民地区的类型所改造而转型了。

同样也以历史悠久而自骄的西方作战方式主要体现于五个基础原则。首先，西方武装力量通常总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技术上的先进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但这并非说，西方拥有完全的技术优势——直到17世纪早期火枪齐射技术和战场火炮的出现为止，整个亚洲的马上箭手和他们所使用的弯弓一直被证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但是，除了很少的例外，亚洲的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对西方构成威胁，就算能够，这种威胁也不持久。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源自西方，许多重要的革新，如马镫和火炮都源自东方的对手。

现在，一般国家从外部借鉴的之所以通常主要是军事技术，实在是因为由这方向的失败带来的恶果可能非常迅速而且足以致命。不过，看起来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不管这种新技术是来自它自己的发明家还是来自外部。技术的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事实上，历史证明，自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以来，很少有哪个时期，西方所召集的部队在战斗潜能上不优于它近处的对手。

武器革新一直是西方战争史的特征之一。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使士兵得到了关于利用掩体、坦克作战、空中作战及搜索的入门知识。它还初次使用了可怕的新式武器——毒气。但较为有效的反毒武器也很快被研制出来。战争于是继续升级。这里是一个德国士兵在一次毒气进攻中戴着一种盒式防毒面罩把食物送往掩蔽壕。

技术和纪律的重要性

然而，单单“技术优势”本身很少能确保作战的胜利。正如瑞士军事作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在19世纪早期听说的那样：“武器装备的先进可能增加作战获胜的机会，但赢得战争的却并非武器本身。”甚至直到20世纪，战争的结局也较少决定于技术而更多地由其它因素来决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成功的奇兵突袭，雄厚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严格的军事纪律。尽管其它因素也都起着相应的作用，但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把军事纪律视为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统一的作战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所仰赖的首要手段，而没有过分强调血缘关系、宗教或爱国主义的作用。直到18世纪，许多士兵都是从同一地区招募而来并像一个扩展的大家庭一样集中听命于他们的地方领袖。虽然对16、17世纪绝大部分北欧国家来说，“新教运动”证明了一种颇有潜力的重整旗鼓的呼吁，而且，“你的国家需要你”和诸如此类的口号直到今天仍是部队招募工作的有效动力。但在西方，所有这些因素若与军事操练和长期兵役这两个孪生兄弟中的纪律性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

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而且都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在北中国和希腊，第二次是在16世纪末。此期代表人物——中华帝国的戚继光和荷兰共和国拿骚的莫里斯都明确主张恢复传统做法。在西方国家，行军和队列训练成为军队生活一个永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1970年的英国卫兵来说，即使受不了这种训练的艰苦，但也必须参加)。

甚至是5世纪时那些初为农夫、后为战士的古希腊重装甲步兵也以纪律性极强的方阵形式出战以达到最佳的作战效果，因为军纪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面对强敌时都能坚定不移且不屈服于内心的慌乱、恐惧和盲目的冲动。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经常的团体活动都能人为地创造出一种血缘纽带的效果——为了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并进一步增强作战效果，其中有些如古罗马的军团大队、连、排等，都通过加强军队内部亲密的伙伴关系而得到巩固。

应该再次予以强调，作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弥补数量劣势的能力。因为历史上不管是保护欧洲免于外来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955年在拉茨菲尔德，1683年在维也纳)，还是征服阿兹特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向来都处于劣势，其间差距至少是一到两倍，而且常常更为悬殊。若非严明的军纪和先进的技术作保障，这些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同样，若非因为强于对手的军纪，甚至是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几乎无法用他的6万名希腊和马其顿人的联军去摧毁波斯帝国的军队，因为在敌人的部队中可能招纳了更多的希腊士兵(他们拥有与亚历山大部队同样的作战装备)！

从另一角度讲，军纪对西方军队也尤其重要。西方的战争正常情况下总是通过步兵来赢得胜利，少有例外。继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罗马军团的长期占主导地位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徒步作战占支配地位的1000年(当然这些徒步作战的士兵也是承受无数次围攻的首当其冲者)。射击武器——先是弓箭，后是火炮——仅仅强化了这一倾向。然而，对步兵们来说，毫不退缩地抵抗一次骑兵部队的猛烈进攻总是需要艰苦的训练、强大的凝聚力以及超人的自制能力。海战亦是如此。无论是在战舰上与入侵的敌军搏斗，还是忍受船外连续的炮击，纪律和训练显然都是最关键的。

西方军事传统的继承性

巩固确切地说是强化以上这些因素，在军事理论中有一种突出的继承性。首先，弗莱维厄斯·雷纳图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约编著于390年左右，50年后最后修订成本)一书的故事，可能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8世纪早期，位于前罗马帝国西北边缘的北翁布里亚学者比得拥有此书的一册抄本。9世纪时加罗林统治者洛泰尔一世委托人编写了此书节本，以帮助自己发明一种成功的战略来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而在1147年，安茹的杰弗里·普兰塔奇纳特家伯爵陷于围困中时，由于阅读了维吉提乌斯的这本书而发明并使用了一种引火装置。13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此书被译成了多种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甚至希伯来语)。保存下来的中世纪的大量手稿进一步证明，《军事问题》一书长期保持着它受人欢迎的地位，其中有些被缩写成袖珍本以备战场上使用。甚至到18世纪中期，年轻的乔治·华盛顿也拥有一本，他还对它作了详细批注。

其它经典性的军事著作也经久不衰受到欢迎并发挥着影响。公元1594年，拿骚的莫里斯和他在荷兰的侄子们阅读了埃利亚的《战术》(约著于公元100年)中对于罗马军队作战时投枪和投石器使用技巧的描述后受到启示，完成了对于火枪群射技术最具关键性的革新，并在以后10年中把罗马军团施行的军事操练模式引入自己的军队。19世纪时拿破仑三世和赫尔穆特·冯·毛奇都翻译了早在2000年前写成的尤利乌斯·恺撒的《战争史》，而艾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和他在普鲁士参谋本部中的后继者们在毁灭法国的那场“下次战争”中，显然模仿了该书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包围战术。据罗马作家记载，这种战术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中由汉尼拔所创，1914年，这种战术几乎再次被成功运用。更近一些时候，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发表评论说，“一个士兵的军事教育应从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而此书约写于2500年前。

这些惊人的连续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理论家和现代的战争实践者们不仅都有对传统的喜爱，都确信过去的教训能够而且应当影响当代的实践，而且他们都拥有同一种愿望，即乐于接受四面八方的思想。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扰西方对战争的讨论和实践。一方面，“战争法则”已作为一个最普遍的术语被加以使用，它通常并没有有效的强化机制；另一方面，从柏拉图时的大学直到今天的现代军事学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没有严格的新闻监察机构，军事知识从而得以完全的系统化，一些主要的核心思想也因此而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这些连续性不仅包括对技术优势和纪律优势的不断强调，而且包括一种以赢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性胜利为中心的战争观念。正如19世纪早期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所表述的：“直接歼灭敌人武装力量必须被置于首先考虑的位置”，因为“摧毁敌人的战斗力是凌驾于一切目标之上的作战原则’。然而另外一些理论家也强调用另一种可赢得全局的战略来取代前者：消耗策略。关于此，西方军事史也提供了丰富的实例：罗马的菲比阿斯·丘克塔特(“拖延者”)靠着拖延时间、制造小的战争“磨擦”并依赖比敌人丰富的资源优势，最终扭转了布匿战争的战局；16世纪服役于西班牙的阿尔巴公爵，甚至还有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公元1864～1865年)与罗伯特·E．李将军较量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使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然而，无论是通过战斗、围攻、还是消耗，西方战略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几乎都是彻底击败和摧毁敌军，这与其它许多国家完全相反。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罗马军团士兵的残暴无情曾遭到许多经典作家的谴责。近代社会，“独木舟传奇”一词也仍然倡导“没有怜悯之情”的战争观念，而且它已成为欧洲海外战争的固定手法。所以，新英格兰南部的纳拉甘塞茨猛烈反对这种西方的作战方式：“那简直太疯狂了。”1638年，有人直率地告诉一位英国军官：“这种作战方式让太多的人惨遭屠杀。”那位英国军官未加否认，他也这样思量着：印度人“可能打七年仗也不会杀死七个人”。1788年的西非战争在欧洲观察家眼中正是如此。当地将军们确认“他们作战的惟一目的就是俘获奴隶。因为若得不到奴隶，他们便不可能为欧洲赢得任何利益，而若不战斗，他们便得不到奴隶”。很清楚，那些单为俘获奴隶而不是为彻底消灭敌人而作战的人们，就像在他们之前的美洲、东南亚及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一样，面对欧洲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陌生的“毁灭战术”，只能是惊慌失措。

埃利亚的《战术》写于约公元前100年。描述了罗马和马其顿人的军事训练。当1616年约翰·宾汉姆出版此书的英文译本时。他在军事操练的内容中增加了荷兰共和国领袖拿骚的莫里斯所著的一部分。这是合理的，因为荷兰军队的军事转型主要是由于对埃利亚的《战术》和其它经典著作的阅读。不大合理的是宾汉姆置于卷头插图顶上的一幕情景：亚历山大大帝(站在右首的“无敌”马希登)正手持着那柄象征他的军事天才和霸权的宝剑递交给莫里斯。

挑战——回应动力学

但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扩张并非仅依靠技术、纪律和侵略性军事传统这三种因素。其它许多军事国家(如中国和日本)也同样积极地鼓励技术革新和纪律训练。孙子早就在他的教导中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许多主张，但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西方不同于别的国家。首先，西方具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其次，它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

在那些仅被某一种绝对权威所统治的地区，比如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或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由于他们较少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所以军事传统的演变非常缓慢——如果不是根本不变的话；但在众所觊觎的地区，军事革新的需要就变得极为迫切了。必须承认，当一个国家发展程度较低，并保持着落后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结构时，挑战和回应挑战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太小，很少能引起迅速而显著的变化，但在各国争夺频繁且激烈的地区，挑战和回应会相辅相成，形成自足发展。

二战双方都被寻找一种能够确保其所向无敌的“神奇武器”的念头所困扰。德国发明出一种液体石油弹道导弹，但尽管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基于一种莫名的恐惧，协约国一方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第一次发射出去的“复仇武器2号”(V－2火箭)却只在1944年9月轰炸了伦敦。不久以后，瓦尔特·多恩贝格尔(设计的领导者)和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主要设计师)还因此而接到了希特勒发来的贺电和一枚骑士十字勋章(照片中，庆宴上的两个人都佩戴着这枚勋章)。然而，尽管德军发射出去的这种火箭数量高达3000枚，却并未稍稍延缓其败亡。

这种机制可与一种叫做“间歇平衡”的生物学模式相比较。在这种模式中，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长期的缓慢增长中不时插入一段突发性的变化。所以，14世纪，当步兵的重要性已缓慢而稳固地发展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瑞士矛兵和英国骑士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重要角色。接着，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实验之后，15世纪30年代，火药大炮开始了围攻作战技术上的革命。又经过约一个世纪，随着持续不断而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一种新的被称为大炮堡垒的防御技术把战争的状况又拉回平衡。每一次革新都将旧的平衡均势完全打破，继之就是一段迅速转型和调整的时期。

在西方，协约国以高昂的代价研制出原子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德国已经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但直到德国失败，他们才收获到第一枚果实；1945年7月第一枚原子弹试制成功。同时，试验部队利用一些复制品教会全体人员掌握了如何使用它们的知识(照片显示的是放置在一架B－29飞机炸弹仓中的一枚原子弹)。与德国的V－2火箭不同，这项研究带来的结果举世瞩目。1945年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降落在日本广岛，三天之后，第二枚原子弹又投向长崎，次日，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然而，发展新的作战技巧和策略不只需要作战技术的改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军事体制显然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而威力主要依赖于大量人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体制只需社会动员起大量以传统武器装备的成年男性就足够了——这可能只需很短的时间(有时，就像日本和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情况那样，一些相当古老的武器，如剑，就像亚瑟王的神剑一样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战争带来的财政上的负担可能延至以后好几代人。与之形成对比，一个资金密集型的军事体制则要求为士兵准备全副的武器和装备，它虽然花费很大，却容易很快变得落伍。不过确切地说，它有其吸引力：虽然需要较高的初期成本，但后期的保养费用却很低廉。比如，哈勒赫城堡是爱德华一世时在威尔斯的那些坚固要塞中的一个堡垒，它的修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但后期保养费用却很低廉，直到1294年它还以仅仅37个战士的兵力就成功抵挡了敌人的进攻。这位国王的战略眼光也预示了“曼哈顿工程”的远景。在这一工程中虽然成百万美元被用于生产核武器，但在1945年8月2日，仅用两架飞机将之运出，就即刻导致了日本帝国及其在整个东南亚仍全副武装着的成百万军队的无条件投降。

引进火药武器之后，每场战争的费用都证明是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军用金属的价格也涨到了。惟有一个集权化政府才有力量去支付战争的程度。发明集权化这种方式以应付如此昂贵的战争形式，显然使西方国家的权力更得到加强。每一次规模和武器装备上的新变化都要求努力到藩属国去掠夺新的资源，同时还需要一套扩大的官僚体制去对付它们。长期的财政压力常引起被掠夺者的反抗，但它也能导致宗主国对藩属国控制的增强——并因此而巩固了内部权力——使进一步的军事革新和发展成为可能。在为攫取和扩大军事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中，这一点尤为真实。这种战争要求从中央筹备军资和军需品并稳固地转向更广大的范围，因为它同时也促成了更高的税收、更庞大的借贷以及更强的集权化。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和政府形式因此而变得密不可分：国家发动战争，同时战争又缔造国家。若用另一种生物学方式来比喻，将提醒我们想起DNA分子中两条蛋白质链螺旋上升时在其各个不同分立点上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构。

这些复杂的问题提醒我们考虑到，模仿西方战争方式应包括各个层面上的吸收和借鉴，仅仅武器上的模仿绝对不够，它同时要求模仿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作为革新和迅速对革新做出回应之能力的基础。“西方战争”依赖的士兵通常是社会中最保守的成员，但他们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既能适应变化的需要，又能满足从来自不同(通常是更底层)社会背景的“发明者”身上吸取指导的需要。对国家而言，它也应具备一种先决能力：迅速、大量并通常是长期地动员财富，以便使在冲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技术劣势很快得到补救。自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作战备用资金也越不容易筹集——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所以，1904年，虽然法国投入预算的36％来扩充军备，而德国只投入了20％，但在实际上，这却意味着法国在仅以3800万法郎的投入与德国的9900亿法郎的投入相对抗。为了达到对手军备投资数目的一半，法国投入的资金与国民预算的比率竟是对手的两倍。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十年。它很好地解释了法国在1914年爆发的大战中为什么发现自己竟处于如此软弱的劣势之中，尤其是在炮术方面。

然而，16世纪以来，巧立名目的税收和其它一些不断掠取财富的手段在供养战争的重要性方面远远不如信贷动员技巧的发展——比如国家银行、钞票、信用状及公债等——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以它当时的收入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建立并进而保持充分的信贷基金显然不太可能，在那勾起人们无限回忆的18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家查尔斯·达韦南特曾说：

在所有仅存在于人们思想领域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信贷这种东西更虚幻、更美好了。它绝不能被任何强力控制，它只悬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依赖于我们的希望或恐惧的激情，它常常是不经意地来，没理由地走。而一旦失去，便很难恢复。

但是，至少在18世纪的英格兰，“信贷”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据那个时代的估计，所有贸易往来的2／3是用信贷而不是用现金支付的。到1782年止，单英格兰银行每年交易账单的总值就已达到200万美元以上——若算出它可获得的货币利息，那简直高得令人眩晕。

然而，激活信贷支付战争不仅依赖于广泛的个人贷款，而且依赖于各财阀和战争发起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因为公众贷款不仅要找到心甘情愿的贷主，还得找到愿意而且有能力最终偿还的纳税人。在英国，1689年后的100年中，国家年均税收总值增长了六倍。正像一个比较清醒的国会议员所评论的：

任何一位绅士请看一眼我们桌上的财务报告书吧。在那儿他将注意到我们的税收状况已膨胀到了多大的规模，多大的数目……那太可怕了，就是看一眼目录也让人恐惧，因为在挨着的好几栏中，我们看到的只有税、税、税……

不过绝大多数自己也纳税的国会议员接受了必须缴纳这些税收的事实；国内大多数人亦如此。到1783年，当那场失败的对美战争走向结束之时，大英帝国的国债已累积到2.45亿英镑，几乎与二十多年的税收总值相抵。然而，对于许多种类的贷款，国家仅以3％的低薄利率攫取性地偿付。在西方作战方式中，“谁来支付战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等同于“谁来作战？为什么？”这一问题。而且，在战时组织长期信贷(并因此呈现出一个安全而精密的资本市场)并把短期借债转变为长期借债的能力，也正是西方一件重要的秘密武器。

资金问题也使许多国家在采取西方作战方式时受到限制。主要因为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并保持以大量财富对技术进行有效利用，都需要大量的成本，只有较少的国家能在这条跑道上长期坚持下来。有些国家显然太小(如1660年后的丹麦)或太分散(如1667年后的波兰)，另有一些国家(像瑞典、瑞士或比利时——更少成功)则选择了中立态度。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其军事力量仍主要致力于围堵并对付国内的威胁。相反，事实虽然证明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能采取西方作战方式，但在某些非西方国家却能做到这一点，日本即为此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严格的纪律、灵活的理论和一个精密成熟的财政体系这三者的重要结合，使日本先在16世纪后在19世纪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技术，并同时投入了高昂的费用对这些技术加以利用。这是日本赶上(若不是超过的话)它所有竞争对手所必需的条件。

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

这些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发源地，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过去2500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地开进欧洲本土，当然也有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蒂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都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这个西方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虽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促进了西方的扩张。正如荷兰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的奠基人之一简·彼德松·科恩在1614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亚洲的贸易活动应在我们武器的保护和帮助之下进行和维持，并且那些武器必须由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所以，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

到1650年，这些言论之后的又一个时代，西方已经在四个区域取得了军事上的——并因此也取得了经济上的——完全控制：南美洲、中美洲和东北美洲、西伯利亚、附属撒哈拉的沿海地区，以及菲律宾的许多地区。此外，西方船只也随意航行在七大海域，在绝大多数海域中，西方已能调整并在某些情况下控制商业对手的海运贸易。

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蒂特兰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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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步兵的起源

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古希腊城邦的自耕农 团结和纪律 古典时期的军事伤亡 东方迎战西方 希腊人的胜利 波斯战争的影响 海军的费用 进入4世纪 色诺芬：战略理论的开端 公民战士与诸神及英雄

希腊方阵：这一幕取自小亚细亚桑索斯的内雷德纪念碑(约公元前400年)。

公元前3000年纪早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精耕和灌溉农业的成功发展，改变了它们的作战文明。这种文明以前表现为各游牧部落之间的不断冲突。水利工程改进了农业技术和苏美尔、乌尔、巴比伦、亚述、尼姆鲁德及埃及的规划经济，为军队、后勤和防御工事的修建准备了必要的资本。

远比上述进步更重要的是，精耕农业在人们心中注入了一种扩张版图的冲动。不断增多却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们，在寻求更为高效的方法以保护并获取更为高产的土地。而且，近东地区也为大量流动军队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漫长的生长季节，温暖的气候，延伸至天边的平原间横陈着一些可供随意取水使用的小河；绿毡铺就的山脉，湿地、冰、雪和阵雨——大规模明确军事活动的祸根——一切都已具备。

这是北部伊拉克豪尔萨巴德王宫中关于桑尔冈二世的战争浮雕。它描绘亚述的持矛士兵、持剑士兵和弓箭手所发起的多面进攻情形，该作品很好地抓住了早期近东各帝国表现出来的对围攻术的熟练掌握。

苏美尔人、赫梯人和埃及人农业生产的过剩，把相当大一部分终日为种植庄稼所累的人们解放出来，他们开始转向用金属制造武器并饲养马匹以驾驭他们的四轮车。然而，仅仅是新的铜金属、锋利的武器和马匹的增加并不能如它们自身的发展那样戏剧性地导致战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形成一种新的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结合体。“宫廷”应是这样一种机构：它产生出一些承担着特殊军事、宗教和政治责任——准确地说就是任何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先决条件——的领主。赫梯人、埃及人和亚述人首先拥有了聚集大量兵力的能力，他们能够而且渴望在战斗中消灭成千上万的敌人，他们渴望遵照他们威严的宗教或政治领袖的命令或许可来彻底消灭其它各国文明。所以，早期亚述的统治者提格拉－帕拉萨(公元前100年)在后来的史诗中大肆宣扬他是如何摧毁胡努沙的：

……我在山间吹散他们的勇士，像一阵风，割下他们的头，像一群羔羊。我使他们的血流于低谷和山岗……那个城市被我俘获，我掠夺他们的众神，卷走他们的货物和财产，又以烈火烧毁他们的城池。那以砖石建成的三道巨墙以及整个城市的土地，在我的剑下废弃和毁灭。我把它们践踏成一片废墟，然后在上面种植我自己的庄稼。

虽然青铜时代和(后来的)亚述人及波斯军队创造了残忍的屠戮制度——这常常是整个希腊、罗马甚至现代社会都无法匹敌的——但这些军事社会组织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对弓箭、投石器、战马及马车的过分依赖需要一些专门技术，由此就创造出了一个专门的军事阶层。近东社会对大量的建设——和破坏——防御工事的爱好使资源枯竭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众所周知，《圣经》中关于约书亚攻陷耶利哥城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人类的屠杀潜能的思考：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最重要的是：青铜社会大都权威至上，而且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发动、指挥及结束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常常仅一个统治者就可以宣告将千万人置身于他的奴役之下。一个权威人物的死去，以及继之而来为他的统治权展开的争夺战、敌对王朝之间的宿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激起千万人起来厮杀——他们或被消灭或被奴役。有时这种厮杀甚至并不为战斗中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任何社会的或经济的利益。在相同的时尚下，当那些被精选出来拥有专长和权威足以发动战争的少数人死去或离开时，整个社会的作战潜力便可能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使该社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难怪各种王朝年鉴、象形文字和近东石雕中会如此频繁地出现那些俘虏、虐待、对敌人执行“最后审判”以及摧毁其堡垒的情景。古代的近东，既没有什么固定的军事原则，也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战争仪式，能限制那些战斗者自身之间的战争，并因此而缓和这些王国的毁灭趋势。

古希腊城邦的自耕农

战争引起了希腊社会的第二次转型，这同时也是农业耕作方式演变的结果。公元前3000年纪和公元前2000年纪，希腊的耕作沿袭了东方模式，仍保持着官方经营。希腊本岛的迈锡尼社会(公元前1600～前1200年)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中海和亚洲的君主制国家相类似——因此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战争实验的机会，更不用说发布军事计划和向除极少数人之外的人民灌输战争责任意识了。但战争一旦从集权主义的宫廷控制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敢于在一个进行组织化屠杀的社会背景下使用此词的话——成为个体权力可以控制的东西，它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向前演变。为了了解西方战争方式的起源、复杂冶金术的发明、优良的军纪、挑战和回应挑战的天赋，以及一个广泛而共同的军事传统的产生，就应当去考察希腊半岛上迈锡尼宫殿的倒塌，以及随后而来的整个欧洲中世纪(公元前1100～前800年)的情况。

现存最早的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甲胄，发现于伯罗奔尼撒北部阿尔戈斯的一个坟墓中。无数的青铜头盔、护胸甲、胫甲、剑和矛尖在私人坟墓和圣殿中得以保存下来，但木制的盾和矛柄几乎都遗失了，我们仅能从文学艺术作品和极少数幸存的青铜、兽皮和铁制器物中了解它们的外观和用途。

公元前8世纪始，由平等的财产所有者形成的组织出现了，即城邦(城市国家)。正如现在所意识到的，城邦文化是西方军事实践的源头。这种军事实践诞生之时在很大程度上常与道德热情相冲突，而不是受制于宗教的困扰。它们通常以阵地战中的决定性较量为中心，而非纯粹在数量上摆出一副好战架势，或单靠器械师和后勤学家的专业知识轻易取胜。初时，希腊城邦极端沙文主义地自诩，他们的城邦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机构，同过去以宫廷为基础的文化截然相反。早期希腊诗人福希利德自信地写道：“哪怕是一个海岬的小城邦也能胜过循规蹈矩的愚蠢的尼尼微。”另一位前6世纪的诗人阿尔凯乌斯也发表同样“纳粹主义的论调”说：“缔造一个城邦的不是房顶牢固的屋子，也不是坚石堆砌的城墙，甚至也不是发达的运河或造船厂，而是那些勇于迎接挑战的人民。”

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文化复兴及集体制向私有制转变的关键，是农业生产和相应的战争方式的急剧变化。在人口压力下，希腊转向家庭经营私人拥有的土地制。这样，一方面，精耕方式保证了粮食的供应，而另一方面，又使农业津贴不再受制于最高官方权力的干涉。简而言之，如今再没有什么“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为了保护并巩固这群新出现的农民，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寡头政治和一种财产平等的文化精神被建立起来。在整个希腊语世界超过1000个以上的城邦中，出现了一个投票公民阶层。

幸存下来的一个最早的希腊方阵的刻像。它被刻在7世纪晚期一个科林斯花瓶上。希腊传统的农民战士(在绝大多数城邦中占成年男人的30％－50％)因其弧形盾“Hoplon”而被人称为“躲在盾牌后的重装甲步兵”。他们绝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本地，通常他们有一块大约十亩的耕地，外加一个帮做家务的奴隶。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气候下出现了重装甲步兵(Hoplite)。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强调了自耕农与作战方阵之间的这种联系：“耕作让人学会去帮助别人。而对敌作战也正如在地里劳动一样，别人的帮助同样是必需的。”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大部分地区，越来越是自耕农自己而不是闲适贵族、世袭君主，也不是受雇佣的罪犯或政治阴谋集团，在制定他们的法律、种植他们的粮食并为他们的城市亲自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个世纪中(公元前700～前500年)，希腊方阵都遵循着悠久的土地制习俗和既定的军事仪式，整场战争仅限于包裹在青铜装备下的持矛方阵之间短短一个下午的交战。冲突激化时——公元前5世纪以前，几乎罕有超越边疆的领土争端——城邦会一致同意通过他们装甲队伍的迅速作战来解决问题。盔甲由每个战士——土地主自己购买，这种盔甲大约要消耗75磅木材和金属，它们包括：胫甲(即胫部的青铜保护装备)、头盔、凹面的圆形盾、护胸甲、双锋矛和较短的佩剑。

希腊土地制下孤立、封闭的重装甲步兵只是一个步行着的无助的靶子，他很容易陷入敌人的暗算，敌人很容易就能将他切断，尤其当他在一条山路上冒险进入险恶地形中时。或者也许更糟，他有可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骑兵或投弹部队的攻击之下而被俘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步兵本质上就很不适合希腊的自然地形和地貌。但绝大多数希腊农民既不愿独自作战，也不愿离开他们所心爱的平坦的庄稼地，更遑论去对抗那些骑在马上的权贵或在山间与那些显然比他们卑下的无地散兵们作战。相反，他们依据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选择了他们的农业战争形式，将自己布置在方阵这种防范严密的队伍中，农民与农民在土地上为土地而战。整支全副甲胄的队伍高举着盾，前三列长矛挥出，不管是轻装部队还是敌人的骑兵都无法战胜这密林般的方阵。“那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并毛骨悚然的情景”。公元1世纪斯巴达方阵的传记作家普卢塔赫如此说，“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形向敌阵挺进，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地步入险境之中”。他的描述取自数世纪之前的资料。

一旦希腊战争仅被限制于重装甲步兵间的战斗，那么不管是富裕阶层还是平民在战场上都退居次要地位了——迅速增长的自耕农独立拥有财产，他们职业性地参加战争，以促成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法规的建立。如果乡村仅是身着皮衣的自耕农所耕作的一个个完全同样的农场的一件大补缀品，那么方阵也是许多武装一致的战士所组成的一块大方格。正如希腊城邦的精耕农业吞没了本来属于战马的辽阔天地，同样，重装甲步兵如今也取代了骑马的战士。色诺芬的话反映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重装甲步兵中普遍盛行的思想观念，他讥笑说：“只有那些最虚弱、最缺乏荣誉感的人才会去骑马。”

色诺芬又有一次提醒他那1万名实用主义的重装甲步兵说：“战场上没有人会因为被马踢跤而丧命，只有战斗中敢做敢为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在即将来临的1000年中，骑兵权贵在西方战争中一直是附属于步兵的。

当重装甲步兵以敞开的队形(上)接近敌军时，横列关闭，盾牌横挡，于是无数的青铜和木头(下)组成一堵固若金汤的防护之墙。绝大多数方阵深度在8人到16人之间不等，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的矩形。当军队人数增加至1万或3万人时，方阵长度也从好几百码增至一两英里。

当希腊财产主经投票决定向外侵犯后，当地各乡村和家族集团都迅速聚集，加入城邦方阵。从山间的跋涉、实际的战斗到返回家乡，通常不超过三天，对后勤工作的需要，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开始被引起注意。另外战斗本身也同样很简单：进攻者把敌人引出来后——通常是砍伐敌人的树林或毁坏其葡萄园——双方便方阵相向。对于战斗中的领袖军官，“战斗先驱”是一个比“将军”更恰切的词语，他身居队伍最前列，其使命是做全阵的战斗表率，并战死于他的同伴眼前。诗人阿尔基罗库斯于公元前7世纪说：“我讨厌那些叉开长腿、性情暴烈的军官，他总是在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和下巴下面装腔作势，给我一个矮个的站得端端正正的人、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一个绝不会在他站立之处颤抖的人。”一般在将军作一番简短训辞后，两方便开始交战，用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话说便是：“脚与脚相踏，盾与盾相持，盔与盔相碰。”

对于那位重装甲步兵先驱来说，这场特殊比试的关键是在敌阵中杀出一道缺口，使他的同伴们得以紧随其后向敌人推进，在敌人阵中播下混乱的种子，使他们几乎无法看清也无法听清，从而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古代作家们常着重描写战斗中的骚动、混乱和混战中凝血的伤口。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时代的希腊战争景象极其恐怖，它绝不仅仅是方阵队列之间有秩序的进攻。的确，修昔底德也曾说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发生于公元前424年的德利姆战斗中，雅典人在包围之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他们因彼此错认而互相残杀”。后来，在西西里，他们也是秩序大乱，终于战场上到处都是厮杀声，朋友与朋友、公民与公民不仅互相惊吓而且互相攻击，简直无法将他们彼此分开。

团结和纪律

在喧嚣的重装甲步兵战场上，战术和谋略都不重要，团结和纪律才是一切。战斗似乎消除了对后备、战术转换、诡计和策略的需要，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还直接说道：“战术仅是军队指挥中一个极小的部分。”相应地，在重装甲步兵的全盘时期，甚至一个土地法规的制定就可盖过那些只会导致失败的计谋甚或是方阵外一个人的夸夸其谈。

科林斯式的头盔仅用一面青铜制成，早期面部裸露的头盔很快被它所取代。这种头盔扩大了脸颊部分、增加了鼻部护甲，保护更周到。所以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它一直是标准的头盔样式。重装甲步兵的甲胄源于北部伯罗奔尼撒，并由阿尔戈斯和科林斯的早期统治者们不断改进。当重装甲步兵的优势已尽人皆知时，绝大多数希腊人反而把盾牌和头盔分别视为阿尔戈斯人和科林斯人的发明。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之前的这种公开相向的战争形式下，希腊城邦在战斗中常常两败俱伤，但军备的保养开销一直很低。所有方阵中的武器都是相同的，所以它们可以循环使用，而且这些武器既实用又便于修理。没有纯粹的军官部队，各方在一场阵地战中的伤亡率都保持在10％左右，更高的要求则不易达到。军事操练和作战本身所花的时间短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后期希腊战争中高昂的代价，历时弥久的围攻及全面修建的防御工事，这些特征在此时还只是极零星地出现。

历史学家们有时看起来似乎并不情愿去欣赏这种战争自发的土地制性质：他们认为，希腊城邦的耕作程式和乡村社会学无视正在出现的色彩斑斓的希腊社会图景及其对战争的要求和限制。这令人吃惊。但是，希腊人自己却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文学、哲学、瓶画、雕刻和公众纪念物不停地宣扬这些方式——一切都在不断强调重装甲步兵的勇敢并都一致夸耀着他的武器和甲胄，在朋友和家人面前标榜他在战斗中的极大牺牲——这一切都暗示着投弹士兵、轻装骑兵甚至较富裕的骑兵队伍的缩减和衰微。

上述这些种类的战士不一定都抱着排它性极强的土地制观念，他们并非像一股重装甲步兵那样，作战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财产所有结构、投票议会对土地的控制以及自己对土地的依赖——他们并非为了这一切作战。贫穷的人们和杰出人物都更钟情于投弹武器和战马、埋伏和追击、遭遇战和围攻术——在这些战斗中，超凡能力是不能简单地通过一个小时内强健肌肉和坚定信心的炫耀就可以妄下定论的。

但这些占少数的非重装甲步兵却遭到人们的蔑视，公元1世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声称他在一根古代柱子上看到了一段碑文，内容是关于早期希腊战争中禁止使用所有投弹武器的。有一个斯巴达重装甲步兵因敌人使用冷箭而受致命之伤，他死前的一段抱怨很有名：“死并不足惜，除非是死在一个骑着马的懦弱家伙的箭下。”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2世纪充满深情地缅怀道：过去的希腊人

不会选择使用欺骗手段去打败他们的敌人，反而认为，若非是把敌人引至公开地点然后杀掉他，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即便战胜也于心不安。因此，双方有约：互相之间不用暗器或投弹武器。他们确信：只有面对面的短兵相接，才是战争胜负的惟一裁决方式。为了这些原因，他们得提前向对方宣告开战，通知自己进攻的时间，甚至告诉敌人自己的陈兵地点。

在以重装甲步兵为中心的古典时期，即公元前700～前431年，全面的物质繁荣和希腊城邦文化的稳定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对战争加以谨慎限制。公民们没有不切实际地(因而也是注定失败地)想去制止战争，相反，他们为了频繁而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场上的荣誉，制定了许多典章仪式——希腊社会各方面都不必为这种仪式化战争付出什么真正的代价。这种社会在城邦的最初两三个世纪稳定地维护着它们的土地制结构。总体上讲：希腊的城邦文化不同于古代近东文化，其繁荣，确切地说是因为组织化的杀戮和军事防御花费一直都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末评论希腊早期时代说：

没有一场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或至少是为了争夺霸权而发动的。在希腊，边界争端常常发生，但没有任何人为了征服外国而发兵远征。确实，没有一个城邦隶属于另一城邦之下而受其控制，所以，这些希腊城邦不可能结为一体联合远征。相反，此时的战争仅仅由敌对邻邦之间的一些地区性作战构成。

公元前5世纪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轻装弓箭手如散兵常常遭到重装甲步兵的蔑视。他们被看成无地的穷鬼，既没有青铜的甲胄，也不能对战斗给以任何投资。然而，随着重装甲步兵垄断地位的衰落，由埃皮克特描绘在一面6世纪雅典盘子上的这种弓箭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防止偷袭、拦截骑兵突围以及在险恶地形中抵挡敌军奇袭方面，他们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古典时期的军事伤亡

古代武器——矛、剑、投枪、弓箭和投石器——的致命结果来源于它们极快的攻击速度和极强的穿透力，同时也因为它们能轻松刺进人体未加保护的部分。比如，直到17世纪后期，近东弓箭手还比欧洲使用射击武器的士兵更令人丧胆，而铁尖枪也比早期步枪更易于发现并击中目标。

然而重装甲步兵的死亡率通常只占双方作战总人数的20％(胜方5％，败方15％)，原因在于重装甲步兵防护严密的甲胄。它用青铜铸造，较之虽然坚固但却过于沉重的铁更实用，因它具有较强的可锻性，更轻巧而且不易生锈。青铜甲胄为身体提供了半寸厚的保护层，要想刺穿用此材料所制的胸甲和头盔——当穿着它的士兵仍然站立时——所需的冲击力是任何古代武器都难以达到的。

如果一个步兵能在战斗中保持站立的姿态(20磅重的盾牌，30～40磅重的护胸甲，再加上共重10～20磅重的头盔、胫甲、剑和矛，对他来说是个很艰苦的任务)，那么胸部和心脏便很少面临危险，挡在上部和前方的巨大的三尺盾牌使任何与它撞击的兵器减弱了自身的冲击力。意外常常是来自裸露于外的身体部分，尤其是腹股之间、脸部以及胳膊和腿，不过胳膊和腿部的危险相对较小。古希腊的诗歌和瓶画正是集中表现了这些伤亡。刺向上方的剑可能割断一条大动脉，使一个重装甲步兵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流血致死，或者至少它会在某处开一道伤口，埋下感染和化脓的危险。最后，若用剑或者铜制成的枪托顶端在一个倒下的战士身上补上一下，则能刺穿他的甲胄，正像一些残留下来的护胸甲和头盔上的破洞所证明的那样。

但最大的伤亡来自彼此之间的践踏。古代战场上的步兵在进攻或撤退时，某些士兵被强大的人群撞倒，无数只脚践踏其上，巨大的惊恐当中，他们的头盖骨、胸部及四肢极易遭受严重的复合性骨折。

埃及纳(前480年)阿斐亚庙中三角石墙上所描绘的这名倒下去的战士，表现了重装甲步兵战斗中的英雄主义风尚。单是敌人和伙伴们的践踏常常就足以把他吓呆并使他严重受伤。所以，合格的重装甲步兵应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每个被击倒的垂死者都不会放弃他的盾牌——它是保持方阵团结的心理和身体的关键。

重装甲步兵战争在艺术中被高度理想化了，就如图中一个公元前100年的科林斯花瓶上所描绘的那样。步兵不是以沉重、肮脏、笨拙的形象出现，而是表现为“夸张的裸体”。以展现他们年轻的肌肉和强健的体魄。同时，两三个并肩而立的重装甲步兵常被用来代表整个方阵的巨大阵容，这种阵列之深之广是用任何现实主义的笔法都难以描绘的。

东方迎战西方

历史关于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80～前473年)之前的希腊战争记载简单且不完全，只能把各方面的信息——吟唱诗歌、挽歌和后世历史学家、哲人、古物收集者的思考以及遗留下来的武器和甲胄的残片——拼凑起来形成认识。与之相反，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步兵及海军作战都被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人在他们的伟大著作中完好地记录下来。例如；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书中，我们知道波斯人作战时进攻迅急，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希腊战争。

公元前490年，由野心勃勃的大流士一世所发起的初步进攻尝试在马拉松的雅典人面前经受了重大考验。波斯人在此地将全部赌注仅仅押在一支步兵上面，他们奉命去进攻已被层层封锁的阿提克沿海平原。希腊人在此地取得了胜利，它奠定了一个此后300年间没有在实质上发生改变的东西对抗的模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管拥有多大的兵力，如果东方步兵居然愚蠢到去进攻西方全副甲胄、纪律严明的持枪方阵的话，必然会惨遭失败。然而，虽然后来的雅典文学中对“马拉松人”极尽夸耀和赞美之辞，但东方人的大规模进攻也只不过是延迟了十年。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他的王位继承人薛西斯卷土重来，情形完全改变，希腊人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入侵者远比往日成熟精良，作战准备也远比往日充分。正如当时的戏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评论的那样：“东方人追求的不是小小的阵地战，他们今天的计划是将希腊完全置于他们的奴役之下。”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军队进攻希腊时，并不像一支远征的装甲兵部队，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包括成千上万人的多种语言的“旅居着的城市”，它慢慢地向南部希腊打通它的道路，通过有条件的投降或和解等手段，他们吞掉了许多希腊城邦。拥有一支巨大舰队的波斯人无意进行那种小打小闹的步兵战，他们嘲笑把希腊化战争仅限于陆地作战的所谓“希腊人法则”。波斯将军马多尼马斯沉思说：“这些希腊人以彼此习惯的最愚蠢的方式作战。他们一旦互相宣战，就找出一片最公开的平坦场地，然后在那儿陈兵拼杀。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伤亡也极惨重，更不必提那被尽数歼灭的失败的一方了。其实很简单，既然他们都讲希腊语，那么不妨互派使者和谈判代表，以任何其它的方式去解决纷争而不必通过厮杀。”相反，波斯人致力于对土地的完全征服，而且他们对希腊人的挑战很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方面：兵力、海员、战术、防御、撤军、诡计、谋略、统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而且相当迫切。一夜之间，波斯人进入了希腊战争的最重大行动之中。

在温泉关(前480年)发生的一次保卫北方边疆通路的战斗中，波斯军漂亮地消灭了一支斯巴达先遣队。他们砍下国王莱昂尼达斯的脑袋，把它钉在一根柱子上。当薛西斯通过希腊中部进入一片隔绝的雅典区域时。一支雅典人的舰队消灭了前进中的东方海军。在这种全局战争的新领域，一些希腊人不仅被迫对他们传统的作战方式进行重新定义，而且也被迫改变了他们对于城邦本身的观念。城邦不仅仅由物质的城墙组成，也不仅仅是一座卫城或农民们用篱笆圈起来的土地，终究城邦应是“人”自身，人意味着一切。各阶层居民都可以通过撤退先求逃生，以后再以复仇者的身份回来并出现在海洋和陆地上。雅典的那些保守党曾号召农民们去进行那种旧式的重装甲步兵战斗，以保卫城市本身和农村的土地制声望。这不仅仅是一种误导，简直近乎疯狂，雅典人因此而把他们的城邦丢给入侵者，他们撤退到附近的自由地带，依靠战船组成的大墙，把波斯军从相邻的萨拉米斯岛赶了出去。不管后来反动的雅典哲学家们如何抱怨，比如说海战是“非英雄主义”的(萨拉米斯大捷的一个世纪之后，反民主的柏拉图认为雅典人的胜利使作为人的希腊人更加败坏)，但是所有希腊人都知道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摧毁薛西斯的舰队这件事彻底消灭了波斯人的士气，并于次年春天在普拉蒂亚为那个时代的结束打了最后一仗。

突然没有了舰队，公元前479年春天，波斯入侵者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被隔断，他们处在一个越来越难于防守的位置，因为大量重装甲步兵从中部和南部希腊向此集结，在雅典的维奥蒂亚边界一个叫普拉蒂亚的小村庄附近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用以进行最终决战。用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话说：斯巴达人的纪律和令战争“流血成河”的“多利亚矛”的威力，加上雅典人的热情和希腊全体步兵的支持(古典时期的希腊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兵去迎战数目达7万人的对手)最终击败了波斯军，并大肆屠杀逃亡中的幸存者。

画面表现的是波斯骑兵迎战希腊步兵，它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一块宝贵的刻石。波斯战争中的希腊人其实不像此处所描绘的那样身体裸露，他们布阵严密，甲胄防身，以长8～9尺的矛加以武装，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而且由于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比波斯军队更具优势。这些波斯骑兵骑着比驴驹大不了多少的马，既无马镫又无盔甲，而且语言不通，领导涣散，战术也很贫乏。

希腊人的胜利

公元前499年，雅典和埃雷特里地区支持小亚细亚讲希腊语的部分城市起来反抗波斯统治、波斯王大流士一世震怒之下出兵远征希腊本土。

波斯军于马拉松登陆之后无法继续前往雅典，因为雅典人和他们的盟军占据高地，封锁了道路。波斯军的主力部队进攻希腊，同时派遣一支打击部队自海路进攻雅典——包括绝大部分的骑兵和一些步兵，以免他们转回保卫他们的城市。

居于数量劣势的希腊军为了拉长战线以迎战波斯军，使中心布置空虚但两翼充实。当他们进入波斯骑兵范围之中时，希腊人发起进攻，他们击溃了波斯军的左右翼，这些主要由招募士兵组成的败军逃回他们的大本营。

希腊军队的侧翼并未乘胜追击，而是转向溃散的波斯军中心。他们仅以192人的牺牲就消灭了6400名波斯军：很多人在逃往船上时淹死水中。雅典人还俘获波斯战船7艘。然后，他们转回自己的城市以防波斯军的打击部队登陆。没有了舰队，入侵者便被切断成两半。但当年春天，占据着塞萨利亚的波斯将军马多尼乌斯还是率领着亚细亚的2.5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向南进攻。另外，他在希腊的同盟底比斯人又提供给他一支相当规模的部队，包括2.3万人的步兵和5000人的骑兵。而希腊军4万多名重装甲步兵在7000名轻装骑兵支持下，在普拉蒂亚严阵以待。几天内，双方都在谋算着占据有利位置并反复打击对方的供应线。

几天后，马多尼乌斯发动了一次倾力出动的全面进攻。但他那支被斯巴达重装甲步兵击溃的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获得战斗初期的意外胜利，溃退中仅有3000人幸存下来。

10年以后，大流士王之子薛西斯对希腊发起第二次入侵。在此之前，他必须除掉由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一支驻雅典的希腊盟军舰队。波斯人侦察到此舰队被圈于雅典萨拉米斯岛之间的狭窄海峡。于是，黑夜之前，他们封锁了海峡入口。第二天，当波斯主力进入东部海峡的颈部时，遭到了由雅典及其同盟伯罗奔尼撒、埃及纳、迈加拉和萨罗尼科斯湾各城市组成的联合海军的有力痛击。进攻失败，波斯军也被困于海峡的狭窄海域之内，无法施展其数量优势。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他们失去战船200艘，而希腊人仅损失战船40艘。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之战

波斯战争的影响

在波斯入侵和失败的余波中，正像任何社会文化大动荡之后一样，一场有意识向正常轨道回归的倾向在希腊战争中开始了。虽然我们重新听到一些城邦之间由于边界之争又以旧日的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步兵战争：如迪佩亚之战(公元471年)、塔纳格拉之战、伊努普塔之战(公元457年)及科罗里西之战(公元447年)，都是像过去那样一小时就结束了的战争，但波斯战争的经历却像投入池塘的石子，在希腊重装甲步兵中激起了涟漪，对薛西斯胜利的各种教训也缓慢地波及了整个希腊城邦。新的社会现实中有两个重要现象有助于理解城邦作战时代的突然终结。

佩里克莱斯被描绘成头戴科林斯式的重装甲步兵头盔的形象，但事实上，没有哪个雅典人在把军队由土地制步兵转向都市海军方面比他做得更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初几年，他强行撤往雅典的战略清楚表明了，这个城市的希望依赖于它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海军力量，而不仅仅是雅典平原上对斯巴达入侵者一次大张旗鼓的兵力摊牌。

首先，战争中有两个城邦即斯巴达和雅典表现最为杰出，他们在众城邦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这两个城邦势力都非常强大——且正好互相对峙——都有能力无视土地制战争的古老法则。在将近20万名奴隶或耕种着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土地的契约奴的供养下，斯巴达每年派进战场的士兵都是职业化的重装甲步兵，他们不必被自由农业加于自耕农身上的束缚所限制。有一次，斯巴达王阿耶西劳斯让伯罗奔尼撒的联军战士按各自的职业站起来——他们当中有陶工、铁匠、木工、泥瓦匠及其它所有行业的人们，到最后，只剩小部分斯巴达人仍然坐着，他们就是那些除了参加作战之外什么也不干的人。“你们看，男子汉们，”阿耶西劳斯嘲讽说，“我们派到战场上的真正战士比你们要多多少！”普户塔赫的记载也表明斯巴达人善于自我吹嘘。“不必考虑战场，单看我们本身，就能知道我们可以轻松地去拥有那些土地。”

处于民主上升中的雅典人也不安于那种传统的仅由华胄披身的士兵们去愚蠢厮杀的人为的战斗。波斯撤军使雅典人警觉起来，他们开始不断地扩大舰队。由于被雅典各附属国一年一度的贡物所滋养，雅典舰队变成了对岸各希腊附属国的一个“慈祥”警察。就像斯巴达一样，帝王般的雅典也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把战争仅限于一个短暂的夏日午后，或冒着丧失所有步兵的危险去保护阿提卡的那些耕地，即使她曾在薛西斯阵前成功撤退并在后来的海上反击中获得了胜利。

其次，波斯战争中的非重装甲步兵部队也成功地在希腊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战船、轻装部队及骑兵已在许多战场和各种地形中参与作战。这再次表明：当重装甲步兵方阵面临任何不愿(很明智)与它进行正面较量的对手时，它将变得多么虚弱和不足。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拥有一个巨大的海上帝国和一些重要盟邦，这确保了它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及充足的兵力和丰富的资金来源。然而，斯巴达和底比斯派出了最精锐的重装甲步兵部队进入希腊，他们从南北两面将雅典包围。僵局一直持续着，直到雅典因在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西里的调停失败而精疲力竭。这使斯巴达得到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它更削弱了已趋衰落的雅典海上帝国。

对希腊城邦来说，问题不只在于应该调遣各种不同的分遣队加入战场，而是如何对付使用这些部队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挑战。陆军的重要地位和旧日独有的土地制战争形式——正是希腊城邦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向桨手、散兵或牧民们妥协了。拥有最高权力的是作战者，而那些拥有武器的人只是平民。

因而，发生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那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在一个下午的厮杀之后就决出胜负，也不是只在一个夏季之后就宣告收兵。战争持续了27年。理由很简单，雅典人把他们的乡村丢给了斯巴达入侵者，他们不肯与那些技艺非凡的斯巴达重装甲兵打阵地战。谈到那些被迫艰苦跋涉进入城内的农民重装甲步兵们，修昔底德的评论相当动情：“绝大多数雅典人和他们的家人在自己的农场上过着宁静的生活，他们现在当然一点也不情愿迁往别处，因为他们在波斯入侵后的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已深尝了离开故土的痛苦和不幸。”

相反，一旦雅典遭到围攻，它就不断地向比雷埃夫斯港口运送食品和物资，集中全力派遣它最精良的舰队去巩固它的海上帝国，并防止伯罗奔尼撒的部队渗入进来。而在斯巴达这方面，它却尴尬地发现旧日劫掠庄稼地的战略已陷于徒劳，它在阿提卡的重装甲步兵既无法把雅典军队引诱出来作战，也无法轻易地破坏那座城市。因此，交战双方都转向爱琴海世界和小亚细亚各附属战场。在后者那些发生于公元前421～前404年的代表性战争中，雅典在复合性海上作战中讽刺性地使用了它的重装甲步兵，而斯巴达及其同盟则及时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旧式战役仅发生过三次，雇佣兵、轻装散兵、海军和围攻器械师填补了往日的空白。各方面的部队部花费了巨额的代价——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然而，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可能单靠自身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一次打击或羞辱而终止战争。

战略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因为雅典人居然对斯巴达领土做出了互相矛盾的侦察。最悲惨的是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战役(公元前415～前413年)发生之前，他们已在1000英里之外的屡次失败中丧失了整支由4万人组成的远征军。修昔底德概述了希腊那次彻底的军事灭绝经历，他写道：“所有的雅典人在所有地区都遭到了痛击，他们遭受了一切巨大的苦难，他们遭到了歼灭。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舰队遭到彻底消灭，还有他们的陆军——一切都不复存在。许多人中只有那么可怜的几个返回家乡。”斯巴达方面则更实事求是更系统化地派兵加强防守阿提卡，以迫使雅典军队弃城逃亡，并进而摧毁当地贸易。他们还向雅典进贡的爱琴海各盟国稳定地施加压力以刺激它们，因为它们是该城资金和军用储备的补给来源。

难怪30年后即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时，雅典国力耗竭，精疲力尽，而斯巴达和她的同盟也不再有任何资格继续控制希腊霸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余烬之中，旧日城邦间土地制上的厮杀终结了。现在，战争意味着在新的水平上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冲突，它花费更高，伤亡也更大了。

修昔底德是一个贵族地主、将军和历史学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看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已永远结束了希腊战争的传统程式。

海军的费用

军用船只仅为极少数希腊城邦带来显著好处，如科林斯、叙拉古和科西拉等，这些城邦中的财富和革新的技术足以掌握和使用这些船只。战船可以在敌军背后载着重装甲步兵登陆，并在必要之时发起进攻或对贸易实行保护。大洋彼岸富足却疏于防卫的国家，尤其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总是遭到袭击和掠夺，有时甚至被彻底征服，大量的财富每年以进贡的形式源源外流。然而无论是出于社会财政还是技术方面的考虑，在整个希腊战争中，海军都给步兵带来帮助。在大多数希腊城邦中，拥有土地的农民组成了声望显赫的希腊方阵，贫穷无地的士兵则被送入散兵队或投弹部队，安置在外围作战。

波斯人入侵前，地米斯托克利精心建设了雅典舰队，而且说服不情愿的希腊人把所有船只下注在萨拉米斯和希腊本岛之间狭窄海域上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之中。经他改进的这支舰队全部由无地贫民组成，既无重装甲步兵也无城市贵族，但当它逐渐流行并大受欢迎时，绝大多数雅典人才渐渐意识到：它挽救了民主，改变了雅典社会的进程，而且为雅典海上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公元前5世纪，在海军扩展过程中，一些没有财产的自由民被招募起来到海上去划商船或者战船。这些人员通常训练有素而且勇敢可靠。令人震惊的萨拉米斯大捷后的数十年中，希腊捣毁对岸波斯大帝国的无数次战斗都证实了这一点。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一支由200艘以上的战船组成的舰队中，已拥有超过4万人的桨手。雅典贫民从海军扩建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进而期望在城邦政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不安在雅典终于演化为激进的民主形式：废除财产限制，保证贫民和无地的水手也拥有广泛的公民权。但保守主义的哲学家们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对这种公民权的泛滥极为不满，他们把希腊海军对波斯人的萨拉米斯大捷看成是人心浮动、文化堕落和步兵士气败坏的开端。

希腊舰队军费极其高昂，完全超出了土地制对土地花费的限制。军饷的发放、战船的持续保养以及船坞的建设都要求希腊海军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到正当的理由。然而，商业活动与城邦土地制形成基础天生对立。几乎没有哪个城邦能承受供养海军的巨大负担。经过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巨额的战争消耗以及雅典帝国的灭亡，再也没有一个城邦去考虑什么大规模的舰队，因为装备战船不像装备公民，它需要政府来负担，这便意味着政府即将侵入传统公民的个人世界。

古希腊战船(这里是一个20世纪的复制结构：奥林匹亚斯号)的巨大威力来源于船上互相垂直的三列桨手，约有170人。它相当轻快，时速可达10海里，能够如箭一般节节射出。战船由经验丰富的老兵领航，船头装有金属撞角，当战船突入敌阵时它能发挥出真正巨大的威力。桨手能用自己手中的船桨卷下敌船上的桨，并能使船向敌船侧舷和后部猛撞。船总是紧靠海岸，因为它们简易的船帆和脆弱的船舵在狂暴的海风中摇撼，使船没法立稳。船员们吃住都在岸上，休战时他们把底部平滑的船用滑车拖到岸上晾干。古时每一次海战都在陆地视力所见的范围内发生，步兵们等候在岸上为他们水手的胜利呐喊欢呼，并时刻准备着去把他们从水中救上来或者去倾倒的敌船上砍杀敌人。

进入4世纪

对用步兵队伍相互厮杀的爱好在下一个世纪并未被完全遗忘。尽管现代学者们做了许多努力以探询公元前4世纪重装甲步兵方阵的战术演化情况——后备、声东击西、谋略——但方阵内部战士互相残杀的情况的确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就像在奈迈阿(公元前394年)、科罗里亚(公元前394年)、留克特拉(公元前371年)及曼丁尼亚(公元前362年)发生在重装甲步兵“恐龙”之间的反击战所证实的那样。的确，甚至是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中的一名重装甲步兵，若置身于300年前由他祖先们所创造的海锡亚战斗行列中时，也依然会倍感亲切——因为在武器、战斗方式以及作战态度方面彼此都很相似。对于科罗里亚第三次战役中斯巴达和底比斯重装甲步兵之间那种恐怖的旧式战斗，当时的目击者色诺芬(下面将看到)明确批判了它对固定模式的因循：“他们挑起冲突，进攻、战斗、厮杀，然后死去。”

改变了形式而且改变很剧烈的不是战役，而是战争。今天的战争由散兵侦察、高地防守、有目标的袭击、海上进攻包围战以及反堡垒战组成。对抢夺战利品和捕获俘虏的热衷也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即战争已经开始作为城邦资本的来源和城邦预算中的一个项目。这种混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旦希腊重新进入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主要地中海国家的行列，它那奇妙的错谬物城邦——由一个享受特权的三位一体的阶层所统治：小有财产的粮食生产者／重装甲步兵／法律制定者——就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不肯接纳非土地财富及天才的外国人和那些拥有土地的士兵方阵之外的作战者，但“妖怪”现在跑出了瓶外：作为土地制城邦保护机制的西方战争，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远比以往更复杂也更具杀伤力的阶段，一个已跳出了社会的限制但仍然由希腊人革新和迅速回应的由天才人物所推动的阶段。

色诺芬：战略理论的开端

西方作战实践的优势来源于它自身的某些传统：自由的言论，不羁的调查，持续的论争，相对自由的政府检查和宗教机构。独立的军事科学遗产来自希腊。

公元前7～前5世纪的土地重装甲步兵观念越来越窒息军事上的革新能力，但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战争变得更加复杂，而成千上万屠杀“俘虏”的科学逐渐成为希腊智力方面的主流传统。伯罗奔尼撒战争余波中旧的土地制城邦的腐败，使另一种从新型部队和新型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们都从貌似虔诚的农业结构中解脱了出来。后勤学、露营法、围攻术以及对夺来的土地实行永久占有和管理，成了希腊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人的智力热情被那些纯粹教学法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及雄辩家们所支配。他们致力于把辩证法、语言学、归纳推理等理论具体应用于实践性主题之中，如农业、药物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当然还有战争。军事研究也成为这种系统化、理性化学习方法的一种。

色诺芬(公元前428～前354年)是哲学教学与战场经验相结合的典范。就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作为西方军事智力传统的奠基人屹立在历史之中的。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和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色诺芬写了很多小册子，像《骑兵指挥官》、《关于骑兵》等。而且，在他的《苏格拉底回忆录》、《经济论》和《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还讨论了许多关于指挥术、战术和谋略等方面的问题。

道德因素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中，他对当时希腊发动战争做了隐晦的批评，并提出了最初的有时过于激进的改革建议。色诺芬本人并未被公众广泛了解，但他的作品清楚表达了他对城邦领袖和职业雇佣军领袖们的愤怒之情。

色诺芬的同时代人，更为实用主义的战术学家埃涅阿斯(公元前360年)也留下了他的作品。他的《军事准备》一书是一部传统巨著，已经散失，但幸存的一章《如何在围攻下生存》，囊括了关于如何有效利用雇佣军、如何组织突围、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撤退计划等从最日常(口令、起床号、密码、隧道、火信)到更广泛的问题。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后来的军事思想家们都只留传下了一个名字，他们拥有无数用来对付方阵、弹道、防御工事以及围攻术的非常实用的方法，但都遗失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为代代相传的实用性军事研究奠定了雏形。

到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期，更多迂腐的军事理论作者追随而上。对这些人来说，古希腊文本和他们能弄到的拉丁文抄本是他们关于作战计划和组织最经常的个人体验，而且，只有在他们学院的一些大部头著作中才能寻到大部分初期希腊著作的一点踪迹。

几乎没有多少希腊人拥有像色诺芬那样丰富的一生。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1万名雇佣军的首领、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小说家，同时，他还是西方军事科学的鼻祖。他的文章是实际经验和理论思考独一无二的结合，与后世那些泛滥成灾的陈腐小册子判若云壤。

公民战士与诸神及英雄

重装甲步兵作战的独特性在许多象征物、雕像及繁荣的修辞学中都被大量强调。几乎每个希腊寺庙都隐晦地以神话形式表现着希腊的方阵作战。门顶雕塑、壁缘饰带以及供奉塑像中的半神半人或奥林匹亚诸神等都是以类似于重装甲步兵的形象出现。制陶艺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花瓶上几乎很少描绘弓箭手或桨手。史诗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都被演绎成传统的重装甲步兵形象，尽管有时允许夸张化的裸体。同时，市场和店铺中也有一些场面令人潸然泪下，如马拉松大捷的画面就勾起了顾客对雅典步兵卓越风采的无限回忆。

重装甲步兵在潘海勒尼克的一些圣殿中也反复出现，像奥林匹亚、德尔斐、伊斯米亚和奈迈阿等神殿。在那些地方，大多数还愿时用的供物都是步兵的武器和甲胄，甚至乡间的一次漫步也能使你看到古代战争遗留下来的战利品。它们被杰出地表现在来自被俘重装甲步兵的武器雕像之中。另外，几乎所有葬礼演说辞都是针对步兵牺牲的，甚至在所有城邦中最具民主精神且最靠近海洋的雅典，演说家们也常常通过隐喻或含蓄的暗示把牺牲的城邦战士——骑兵、散兵、桨手——改变成殉国的重装甲步兵形象。另外，悲喜剧通常都注重描绘方阵和重装甲步兵的战斗，而一切其它形式的战斗都遭到贬抑。

结果便是每当希腊市民购物、献祭、瞻仰公众纪念碑或信手拿起一件小玩物时，每当他参加一个集会或坐到剧院的长椅上时，那些无所不在的文字或图片信息便开始对他进行轮番轰炸，毫不间断地提醒他：是步兵方阵，而不是骑兵，不是舰队，也不是乌合的散兵保卫了希腊城邦。于是，重装甲步兵作战的独特“规矩”和与之伴随的土地制模式，几乎未曾面临希腊城邦有地无地公民的任何诘问，共同走过了漫长的三个世纪。

这只小枭(雅典的一种夜蛾——这里看到的画面来自一只5世纪的茶怀)的面部形象类似重装甲步兵的头盔，它被认为是戴着羽毛的雅典娜的化身。雅典娜是希腊城堡、军营和城邦的保护神，也是智慧女神，但她却被塑建成人的形象，手执一块狰狞可怖的重装甲步兵的盾牌。佩戴看毒蛇项圈，它似乎随时准备张开口来咬人。

阿喀琉斯和埃贾克斯(上图)是8世纪史诗中的两个英雄，出现在一个6世纪花瓶上，看起来他们就像当时的重装甲步兵战士。德尔斐的西弗尼亚斯财政部有一条璧缘饰带(下图)，表现的内容是阿波罗、阿特米斯和阿里斯正与颤抖的垂死巨人们交战。他们好像与6世纪希腊方阵中的重装甲步兵完全一样，虽然他们来自遥远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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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古希腊方阵到古罗马军团

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战争变得过分昂贵 方阵新设计 在马其顿方阵内部 马其顿人制权 西方迎战东方 希腊化时期的战船 恶魔军队 罗马军团的起源 罗马作战体系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 适应一切情况的军队

日趋衰弱的希腊各城邦勇敢努力——但更经常悲剧性地告终——综合新的作战方法，即使那些方法与旧日成熟的重装甲步兵战斗和土地战争的传统仪规完全相反。虽然政治领袖们还在缅怀着那古老的方式，但却必须面对新的军事现实。4世纪时，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警告他那些自满的听众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军事艺术方面的革命和改进更加频繁，我从过去的时代知道了这一点。”“斯巴达人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宁愿在炎热的夏天花上四五个月的时间拖着他们的重装甲步兵和城市民团去侵占和掠夺敌邦的领土，然后再返回本地。他们是如此落伍——或者说如此善良的公民——以致他们从来也不知道用钱去向别人买好处。但他们的战斗是公平的，而且光明磊落。”

如今，社会地位已基本上与战场分离开来。不管是富裕的、一般的，还是贫穷的希腊人都可能去骑马、掷枪或弄矛，他们可能是雇佣杀手，也可能是不太情愿的民团民兵。“农民＝步兵”这样一个等式消失了。色诺芬在他的《方式与方法》中抱怨说，在雅典，方阵由于太多地招募城市外来居民进入他们的步兵队伍而正在失去它往日的尊荣。他忠告说：“如果我们的公民自己彼此依靠，互相扶持，而不再与那些组成外来人口大部分的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叙利亚人和各种野蛮人混杂在一起，城邦也会更得益处。”

在公元4世纪这个扩张的、英勇的新时代，希腊战争的主要问题是军费开支。扭转弹弩、雇佣散兵、常备海军、娴熟的弓箭手、投石兵、环索兵和各种情况下应付各种军事挑战的能力，这一切都需要经费。而另一面，地中海地区各战场的大冲突逐步发展至每年一次，这又必然使希腊军费的最重要税收来源——货品、农业、农村的平静时代——继续走向崩溃。

曼丁尼亚平原是最后几次真正的重装甲步兵的战场(前362年)，在这个平原上居住着两个小小的敌邦：泰耶阿和曼丁尼亚。但是它理想的地形和介于阿尔戈斯、斯巴达两个敌对城邦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这里成为古代数次大型战役争夺的焦点。

战争变得过分昂贵

于是，许多城邦发现它们自己正处于两难之境：他们既不能听凭自己的领土被骚扰被掠夺，又无力支付一支常备军队以保障城邦的安宁。色诺芬看到，纷争城邦之间的复杂化的战争对大多数城邦的国库来说，已变得过于昂贵，所以，交战有时更要求注重实效而不仅仅是讲究一种英雄主义姿态：“也许有人会问我”。他沉思道，“即使一个城邦受了冤屈，她也得和侵略者和平苟安吗？不，当然不是，但我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去先开罪激怒他人的话，那么我们与敌人面对时将会有更好的运气。”

在那场并非决定性的曼丁尼亚战役(公元前362年发生于底比斯和斯巴达人之间)之后，重装甲步兵很少去打那种意义重大的阵地战——那时的方阵交战甚至已不再能够决定战争的最后输赢。的确，曼丁尼亚战役中斯巴达和底比斯重装甲步兵的最后对垒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色诺芬在他希腊历史书的末尾评论道，战争结束后，“双方都未变得更富有或额外得到半点儿领土或占领一个城邦，影响也并未稍微扩大。事实上，战争之后，希腊内部的混乱无序比以往更甚”。毕竟，一旦脱去身上保护着它的土地制仪规，希腊方阵自身的战术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追击中显然过于笨重的装备，很不适于去摧毁战场上种类越来越多的敌方部队。如果说方阵作战不再能获得决定性成果，那么城邦所雇的其它军种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非扭捻型及后来的扭捻型投石器(像这个，约在公元前270年发明)可能配有各种速度和射程都非常惊人的弹丸，然而，由于防御工事为了对付大炮的威力而被建筑得越来越紧固，造价也越来越昂贵，这些投石器的作用便只是使战争变得更加复杂。

于是，旧日循规蹈矩的战争方式被那些勇敢骄傲的雇佣军首领和巡回雇佣军以及无视希腊城邦作战程式的冒险者们创造的方式所取代。伊索克拉底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雅典演说家，他抱怨他的同胞们不再从那些业余政治家中选举军事首领，却转向那些靠不住的职业政客。“那些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能使我们甘心顺从他建议的人物，我们并不把他选为我们的将领，就好像我们不信任他们的智力似的；但对于不管出于自己还是城邦利益都没人去理睬的那些人，我们却赋予他无上的权威，把他推举上战场。”各主要交战国——雅典、斯巴达、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色萨利和西西里——用尽了各种手段，如雇佣同盟、反同盟、诡计、阴谋等，以维持4世纪上半期以来已被摧垮但依然艰难存在着的力量平衡，同时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北方马其顿所带来的新威胁。

方阵新设计

很不幸，希腊各城邦所面临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既不是一个迂腐的重装甲步兵的战争领袖，更不是一个狡猾有余却力量不足、只够建立或掠取短短几年希腊霸权的强盗。相反，二十多年以来(公元前359～前338年)，菲利浦极为谨慎也极其隐秘地精心建设了一支庞大的新式军队，它在军队的补给、领导和组织方面都迥异于过去希腊式的做法。

公元前370年左右，在伯罗奔尼撒的梅西讷建造了一座5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目的是保护这个刚从其宿敌斯巴达政权下独立出来的城市。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常常圈有未开发的土地，难民们可来此寻找住所和饲养牲畜的牧场。这种精巧的设计和倾注其上的巨额投资使防卫者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安全感，他们因此而认为根本不必冒险越过固若金汤的城墙去那边战场上与敌人拼命。

在他纪律严格的职业“步兵同盟”——据当时评论说是“所有马其顿人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之外，菲利浦又加上了“骑兵同盟”(“高等妓女”)，这是把守坚固山头的一支杰出的贵族重装骑兵。另一支装备可能较轻一些的步兵分遣队“持盾兵同盟”(轻步兵中的持盾兵)紧靠着方阵占据了马其顿阵列的中心位置。持盾兵通常是紧随于骑兵强攻之后的第一批步兵队伍，因此它在初期的骑兵进攻和接下来的方阵交战之间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职业化的轻装步兵、投石兵、弓箭手和投枪手等，使整个复合性军事团体达到了极完满的境地，它能够发动高效的初步攻击并在紧急时刻提供后备支援。

这些马其顿分遣队并非游离于整个部队之外的部分，而是武器方面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表现。他们组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而不是仅由职业化装备士兵组成的一串“不谐和音”。希腊式方阵在菲利浦手中彻底恢复了名誉并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但他也使方阵演变加速，脱离了土地制的根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已预见到了这种多方面的军事革新，他用传统的希腊方式把新式军队比喻成人体的各部分：轻装部队好比人手，骑兵像脚，步兵方阵恰像胸部和护胸甲，而将军则像人体中的头。

菲利浦在军队的组织和技术上都对西方军事史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起初，他的马其顿方阵在装备和技术上都与古希腊城邦传统的重装甲步兵阵势没有太多的区别。例如，矛仍保持使用，不过长度增到8至14英尺，需要用两只手去驾驭和对付它。圆形盾缩小了一些，同时胫甲、绝大多数护胸甲和沉重的头饰也被皮质的或复合材料取代，也有的完全被抛弃了。

但密集型作战的中心思想仍占据着绝对优势。罗马时代的军事理论家奥纳山大评论马其顿方阵说：“华丽的装备使行进中的队伍显得危险万分，单是那可怕的景象就使敌人魂飞魄散。”

该雕像为一名马其顿步兵，甚至可能是一位将军，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年。他穿的是较轻的皮质甲胄，不像重装甲步兵显得那么累赘。他可以做更远的行军，并在方阵中操纵一种更厉害的武器——他的矛枪。在马其顿方阵前几列，士兵们用矛尖(左中图)刺穿进攻者，并迫使敌军后退。而后面几列士兵则用枪托末端(左外图)刺伤那些绕到方阵后部的敌人。

的确，由于菲利浦的持矛方阵与各类部队实现了一体化并从它得到保护，它具有了更大的威力且比传统重装甲步兵阵法更灵活多变。现在，前五列而不是最初的前二列，都能够打击敌人。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已看到当面对那种“矛的风暴”时，一个人可能同时面临十支矛的追杀。波里比阿简洁地下结论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承受这种方阵。持剑的罗马人自己不可能砍倒一个人，也不可能冲破瞬间泰山压顶的十支矛锋。”毕竟，马其顿方阵的士兵可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驾驭他那支令人胆寒的矛，而不必像旧日希腊重装甲步兵那样穿着沉重无比的全副甲胄，同时他也不必拿一只硕大无比的盾牌时刻考虑去保护他右边的伙伴。进攻、挥矛，各种向前的动作现在都至关重要；而防御、巨大的盾牌，以及笼罩在身边伙伴脸部的忧虑则无足轻重。

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的一个小的半身象牙雕像。它发现于北部希腊维尔吉纳皇家坟墓中的一个陪葬纹章上(公元前4世纪晚期)。学者们越来越把其子亚历山大军事上的成功追溯至菲利浦早期对战术、战略及后勤管理的改造与革新上。

马其顿人的目标是不断向前进军和吞并土地，而不只是保卫他们的边界。新式的马其顿方阵有着相当的准确度和杀伤力，所以，一旦目标被发现并被骑兵攻击和辅助分遣队处于挨打境地，马上就会遭到这种方阵的一阵迎头痛击。接下来，凌厉如锤子的骑兵进攻又把敌人逼回矛锋如林、坚如铁砧的长达数英里的方阵之中。

虽然这种密集的步兵队伍就像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所解释的那样，总得小心翼翼地确保自身是呆在齐整的平坦地面上，并要尽力避过沟渠、峡谷、树木、山脉以及河流等，所有这些都可能阻碍方阵的行动，并打破方阵的队形。但步兵和骑兵之间的这种和谐一致在西方战争史上标志着一次全新的飞跃，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军事上最为革新的公元前4世纪时期的那些战术观念。

公元前338年海罗尼亚

公元前338年8月2日，菲利浦二世向北进军，在北部希腊的海罗尼亚小平原上与希腊盟军遭遇。菲利浦首先进攻，尔后突然撤回。雅典军大肆追击，中心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绽。亚历山大接到暗示率兵攻入雅典军中心并包抄雅典右翼，菲利浦于是转而重新进攻雅典军。雅典人发现右翼遇到暗算，一片恐慌。海罗尼亚于是上演了希腊重装甲步兵方阵的最终结局：被“神圣联合”所毁灭。不难看出，在耻辱中逃回雅典的狄奥西尼人的抵抗只能是徒劳了。

在马其顿方阵内部

马其顿人的盾直径不过两尺，比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要小一尺。盾悬于颈部，这就使步兵们能够用两只手去控制巨大的矛，并且彼此的身体能紧靠在一起。通常在方阵行列中，每个战士拥有三尺见方的空间来施展武器，标准纵深是8人或16人。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累赘装备在互相保护上大费心思，但马其顿人却是为了进攻的目的而对装备严加选择：士兵生存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装备(大小和重量已有相当程度的减轻)，也不是他们后方的同伴，而是是否安全地呆在任何敌人也休想突破的巨大矛阵中。马其顿方阵比它的古希腊“前辈”更易被攻破，但进攻的威力却远远凌厉于前者。

阵中前五列矛枪在初期的交战中都与敌军直接交锋。无数支矛互相撞击，组成一堵矛的墙，鱼叉般地攻向敌人并且——像鬃毛那样——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反弹回去。后面和中间的人也不空闲，他们举起盾挡住射来的弓箭，用枪托上的尖顶把敌人刺翻在地，并用肩膀向前推进到前排士兵阵中。后方士兵在作战时，无数支摇动着的枪托也会在混乱中对敌人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而战阵的前方，正如利维在写作时所讲到的那样，每个罗马人都被逼处于十支矛尖的攻击之下。作为靶子的敌方士兵对那些矛尖来说简直是“供不应求”。因此，每个士兵端平自己的矛，在来回刺杀中寻找到最关键的空间就变得至关重要。进攻者应该努力在无数矛尖的缝隙之中找到一个楔子。如果矛太重，向前推进时敌人阻力太大。几分钟之内就会精疲力尽。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士兵去想他实际刺中了谁，刺中了多少敌人，能前进就是成功。而失败则将伴随着恐惧心理加深所引起的弥漫全阵的麻痹和反应迟钝而降临。

如果第一阵列的持矛士兵败下阵去，如果敌人持剑突入方阵内部，或者情况更坏，他们已从方阵较空虚的一侧冲进来。那么，灾难就降临了，他们必死无疑。辅助性的武器匕首——正像矛长得愚蠢一样——它也短得荒谬，几乎不能给马其顿士兵提供任何安全保护，而持矛士兵本身也无法转过身来抵抗已攻至近身处的敌人。但对方阵来说，不光彩地弃矛后逃只能使已打开的缺口变得更大。同时，一个身体紧压另一个身体时，这种屈辱的逃跑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旦进入方阵内部，敌人便开始持剑进行大肆杀戮。他们割开那些方阵士兵的腹部或腹股沟处，切下进入圈套的魂飞魄散者的四肢，直到整个方阵分崩溃散，血尸遍地。有的士兵已被切腹取肠，却仍试图抓紧他们的武器。方阵士兵很少能听到终止前进的命令。归根结底，他们的作战行动主要依据于接触、感觉、来自敌人的压力程度，同时还有呐喊声和阵中流传的谣言。因为灰尘、血泊和扭曲的尸体所组成的海洋很快便弄瞎了内部士兵的眼睛，麻痹了他们的听觉，使他们根本无法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如果勇敢的士兵们能够保持那道密不透风的矛尖之墙，同时由后面的同伴帮助他们往前推进，那么被屠杀就将是另外一方了。确实，一旦方阵顺利展开动作，长矛顺利开始了它们的进攻，那么便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希腊铁制武器的这种恐怖力量。

想象一下那些被千戳万刺撕成碎片的不幸者吧，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最后“行刑”，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小心避开敌方那些武器残骸和手足残缺的尸体时，才会出现片刻的间歇。由于这种搏杀的恐怖性，难怪一个将领所需要的战士，既不是温柔娇嫩的青年，也不是优雅健美的肌肉，而是那些胆量经验俱备，且绝不会在这种任务面前畏缩的结实而肮脏的老兵。

马其顿人制权

菲利浦也为西方战争带来一种新的战争观念。诚然，真正的两军对峙的作战仍然意味着正面的攻击并继续像古希腊方阵那样以相同的英勇精神去作战。密集的步兵奔跑厮杀、以矛尖对敌，依然是一生团结在方阵行列中的马其顿人最喜爱的信条，但是战争越来越超越了个人的勇气、胆量和体力。

面目狰狞的马其顿人也不再为了领土的争夺而去互相厮杀，相反，战争已完全变成野心勃勃的城邦政治家精心设计的一种工具。菲利浦旨在征服和吞并的破坏主义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剧变的动因，而不是保护现存土地社会的一种保守的希腊式机制，他的士兵也是由过去的重装甲士兵脱胎而出的完全不同的战士。在描写他的喜剧作品《菲利浦》中，剧作家姆内西玛克斯对典型的马其顿方阵的士兵大肆吹嘘：

你可知道你将与何种男人交战？

我们以利剑为餐

喝下的酒是火把正在怒燃

他们取来折断的镖作我们饭后的甜点

还有折断的矛杆

我们的枕头是护胸甲，以及盾牌，

而脚边还躺着一些环索和弓箭

我们的头顶，戴着的是弹弓编织的花冠

菲利浦对那些由自耕农重装甲步兵组织起来的希腊独立城邦的刻骨敌意众所周知。这可用来解释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城邦的那次保守主义的演说中关于他的描绘为何如此夸张。德摩斯梯尼把他描绘成一个瘸腿的且只有一只眼睛的怪物，“如此醉心于冒险……以致为了扩大他的帝国，在对敌厮杀中把自己弄得体无完肤”——一个时刻准备以一切手段作战的可怕超人，德摩斯梯尼警告雅典人说：

你们听说菲利浦势不可挡，那并非因为他率领的重装甲步兵方阵，而是因为他拥有散兵、骑兵部队、弓箭部队、雇佣兵等等。既然依靠的是这些力量，他攻击的就是一个内部互相厮杀的民族。而且，在这个民族中，由于互不信任，没有一个人公开宣布为他的祖国而战，他于是便调用大炮布置围攻。不用我再告诉你们，对菲利浦而言并没有冬夏之别，他没有一个季节会呆着不活动。

在海罗尼亚(公元前338年)，菲利浦和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击溃了底比斯和雅典的方阵部队，并随之粉碎了希腊人的民族抵抗。当心不要把这一转折性的胜利仅仅归功于马其顿人优越的技术、技巧和战术的革新：使希腊人阵线的凝聚力遭到致命削弱的，是在左翼野心勃勃地发动进攻的雅典军队内部的恐慌和崩溃。当平原对面的右翼同盟底比斯人仍顽强地抵抗着亚历山大骑兵的进攻时，雅典人几乎是一窝蜂地仓惶拥过马其顿人的阵营。

为纪念“神圣联合”英勇不屈的精神，战争结束后菲利浦允许他们在埋葬从战场带回的尸体之处，竖起一头石狮。现代的发掘者们已从这块纪念碑下挖出了254具尸体的残骸。

与之相反，马其顿人的军纪、骑兵和步兵超常的和谐以及对战场指挥和分遣队调遣的绝对服从——而不是他们的长矛和菲利浦伪装的撤退——导致了北方人的凯旋。战争的结果是底比斯人在战场上被尽数歼灭。而他们由150对同性恋人组成的杰出部队“神圣联合”则像一只壮烈负伤的牡鹿败下阵来。后来他们被埋于那头石狮下面(上页图)。这头石狮如今仍耸立在一条现代铁路旁边。关于在海罗尼亚的这次雅典步兵也是最后一代自由重装甲步兵的惨遭屠戮，有这样一段墓志铭痛切地说道：

时光，诉说一切故事的女神

我们所有受难之人的使者

如此努力为拯救希腊的神圣联盟

我们牺牲在著名的维奥蒂亚平原

西方迎战东方

希腊人从马拉松和普拉蒂亚战役的经验中已了解到了波斯军的不堪一击，公元前401年，居鲁士二世所属的号称“一万”的希腊雇佣军，气势汹汹地要求希腊归还波斯王位 [ wrhunter注：译文疑有误，应为小居鲁士要求其兄归还王位。 ] ，此事再次显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库纳沙战役中他们在雇主死去之后只好被迫撤退。公元前390年，一支斯巴达军受遣把波斯军引出小亚细亚，他们发现自己竟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任何波斯步兵。希腊人对东方远征军的主要担忧，是波斯人从他们自己国家购买的无所不在的雇佣军。例如，当一位希腊城邦使者安条克有一次出使亚洲返回时(公元前376年)，他嘲笑地说，他“看到了波斯国王的面包师、厨师、调酒师以及众多的看门人，但能与希腊人作战的典型男人，他仔细找过了，却一个也找不到”。

对东方的胜利征服铭刻在好几代希腊人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他们自己经济增长困难，或者他们对爱琴海对岸亚洲地区的帝国控制持续衰弱的话，波斯帝国的滚滚财富对希腊政治家们便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但这种谋算的成功必须抛弃古希腊重装甲步兵自耕农的陈旧思想，并同时在另一方面从希腊各城邦中组织起一支完整的后勤系统和一支忠诚、团结的军队。这支军队应是社会和军事的一种融合，无论在何种地形中，无论是面临何种敌军部队，都应有获得远距离供应的能力。正由于此，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王阿耶西劳斯应后悔自己在希腊内部连年争战，却让真正的敌人波斯静享安逸，“如果我们继续去破坏那些希腊城邦，我们会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应当谨慎，确保我们仍有足够的男人去对付那些野蛮的征服者。”

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石棺表现了亚历山大已突入波斯阵营。这个高踞马上的国王头戴狮子皮的饰物，姿态英勇非凡。可以看出，亚历山大费尽心机想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半神半人的英雄的化身。

菲利浦被暗杀后(公元前336年)，他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开始实践他父亲的入侵波斯计划。他在赫勒斯附近的格拉尼库斯取得了一次胜利(公元前334年)。虽然不存在什么典型的“亚历山大式”战争，也没有什么一定的事前谋划能解释这位将领在战术上所取得的胜利；但在对格拉尼库斯发动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中，亚历山大建立了一种模式，使人们看出他必将在接下来的三次战役——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高加米拉战役和海达斯佩斯战役(公元前326年)——中大获全胜。

这一模式包括；(1)对当地恶劣地貌的卓越适应能力——他所有的战斗都在河岸上或靠近河边的地方进行；(2)部队的领导常使用几名令人胆寒的先驱——几乎总是自杀性的——在骑兵同盟的前面鼓舞士气；(3)以把头昏脑胀的敌人逼到方阵矛下为目标，使用骑兵向敌阵中某一个点发动激烈的强攻；(4)安排一支特殊的部队先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迅速占领关键之地；(5)接着在战场中追杀和消灭敌人部队。这一模式反映了亚历山大灭绝而不仅仅是打败敌军的强烈欲望。

例如在格拉尼库斯，亚历山大发现波斯军不明智地将轻骑部队置于他们的希腊雇佣军之前，他往往不顾自己部队横渡涨水河流时所必须面临的表面劣势，集中兵力去攻击敌人的左线中心。为了防止敌人恰好在他们进攻的地点集结重兵，亚历山大派出一支先遣队——自杀性的——马其顿骑兵进一步打击波斯左线。敌人下意识中做出错误判断，往左线派出加强部队，而亚历山大自己突然在格拉尼库斯出现，率重型骑兵自斜面攻上。敌军骑兵开始动摇，激烈的混战后他们慢慢让开一条路。普鲁塔赫叙述说，在那次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中，亚历山大大帝差点丧命，他那华丽的盾牌和头上白色的羽毛引来了无数射弹的攻击。一支投枪刺入了他的护胸甲，而一把战斧几乎将他的头盔劈裂。

马其顿方阵和持盾士兵迅速跟进，渡河上岸，摧毁——就像持矛军队昔日所做的那样——混乱中的敌军骑兵，由于波斯的骑兵前锋已被击溃，后面的希腊雇佣军方阵很快便为胜利的马其顿骑兵所包围，剩下的事情就是将已注定灭亡的希腊雇佣军引入向前推进的步兵之中。整支希腊雇佣军或死或降，马其顿士兵倒下的数目不到200人，而波斯人和希腊雇佣军却死去1万人，这便难怪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人——贵族、农民甚至包括许多恶棍——都情愿跟随他们的这位首领长途深入到富裕的亚细亚腹地了。

尽管这些战场杰作如此富于戏剧性，尽管亚历山大表现了他致力查清敌人兵力而不仅是调查敌人领土的重要策略，但在持续近3600天的战争中，大型战役的时间总共却不足一个星期。所以，同时记住那些很少被宣扬的围攻战以及一些小冲突和军事行动才是合理而明智的，它们同样是马其顿对亚洲文明长达十年巨大破坏的一个组成部分。亚历山大的个人勇气，包括他冲入敌军的英雄作派——几乎是自杀性的——都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远非性急之人，而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教练的后勤学家。他神秘地杀害了那些招募来的革新技师、称职的航信士官以及许多忠诚可靠的谋士。通过这一行动，亚历山大实际上创立了西方军事组织的主要原则，并相当系统化相当精明地解除了东方帝国的武装。

马其顿人不像早期的希腊人和当时的波斯人，他们通常自行携带供给和装备。没有长长的押送行李车、女人及牲畜的队列。“当菲利浦组织他的第一支军队时，”弗龙蒂努斯写道，“他命令任何人都不许使用马车，他只允许每个骑兵带一个仆役，但对于步兵，每十个人只许使用一个仆役，以负责搬送一些碾磨装备和绳子等。当军队夏季出征时，便勒令每个人背负30天所用给养。”通常，地方官员都被强迫提前储存粮食，以便亚历山大狡猾而敏捷的部队能够在各地之间跳来跳去。罗马时代的军事雄辩家波里亚努斯写道：菲利蒲让马其顿人背着武器，同时带着头盔、胫甲、矛、供需品以及日常用具，每天行军300斯达地(大约34英里)。没有通盘考查和稳定的食物供应，就没有战斗的胜利。以前，军用市场上许多装备都有悖于马其顿士兵关于速度、急攻和迅速休整的主要原则。马其顿军队的行军方式正与其进攻方式相互呼应。

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公元前314年)中，亚历山大以他的右翼轻装部队展开攻势。波斯人转过来抵挡，但亚历山大的进攻使他们陷于混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骑兵早已计划好了整条路线。波斯军中的希腊雇佣军被甩在后面，任凭马其顿方阵和四周骑兵大肆宰割。

有趣的是，上述后勤组织也被应用在一些无需持续行军的“久坐战”中。在马其顿的各城邦变迁或“城邦堡垒”中，官僚主义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袭取了三个大城市，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334年)、推罗(公元前332年)和加沙(公元前332年)。这几个城市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攻破的堡垒，但由于马其顿人掌握的工程学，由于他们的耐心以及射弹部队、海军分遣队和改良火炮的使用，它们都遭到了毁坏。相似地，为反对巴克特里亚山区的西亚人和阿富汗地区的山地居民散兵队和那些擅骑者的不断反叛，他也发动了许多小型的袭击和惩罚性的征讨。在这些战役中，他构筑了一整套的边疆要塞。马其顿重装骑兵可以从这些地方突围，甩开叛乱者，直到亚历山大用现金或效忠的许诺摆脱波斯帝国边境的那些波斯省长。这种灵活多变超出了前两个世纪中任何希腊城邦所能想象的程度——尽管75年前希腊那支号称“一万”的部队在波斯绝望进军的惨痛情景在人们心中仍然记忆犹新。

希腊化时期的战船

希腊化时期的军事装备和设计被夸耀和铺张之风所支配，与此同时战船规模也变得极为庞大。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拥有五排桨的大战船已极为普遍．有的船甚至装有7支、8支，最多时甚至达到40支桨。往往是2至10人操作一只桨，组成2或3排划手。

但这种令人胆寒也因此而威名赫赫的无畏战舰在复合性战争中却几乎毫无价值，只有在攻击半岛要塞的临海一翼和那种发生在封闭海湾内的大规模海战中，它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几乎是在追求这种巨型战船之风盛行的同时，一种恰好相反的追求高效的趋势也在发展。事实证明，仅有50个或更少的成对桨手所操纵的轻型战舰，即所谓的“鲨鱼”和“一个半”(既依靠船又依靠桨手，船上人员同时又是搭乘步兵)，在追捕地中海海盗和保护商船时，远比那种巨型战船要灵巧和有效。

一些海运贸易中心像罗得岛等，有效地掌握了这种复合型设计，以便桨手们在情况必要之时可变成陆军士兵。在罗马之前希腊化时期的普遍僵局中，许多小岛国利用这种灵活善变的战船保护自己免于海盗骚扰或可能发生的暴君统治，并有一些小国因此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自治政权。

建造更大更重型战船的稳定趋势，到这艘为埃及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前203年)所造的长达400英尺的怪物为止，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是现代学者们努力复原了其本来结构的几艘大型战船之一。这个庞然大物拥有3000～4000名战士，重达3217吨，耸立于海上时高出水面80多英尺。如此的铺张其实并不适于航海。确切地说，它更代表着帝国的威望，而不是真正的军事价值。

恶魔军队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因狂饮过度而死于醉酒之中，他所继承和征服的土地被战场上和回到希腊本土的那些资历深厚的将领瓜分。忠实的老年将领像波狄卡斯、克拉特罗斯及尤门 [ wrhunter注：疑为尤米尼斯。 ] 等很快地被清除出去，而另外那些幸存下来的部下取而代之，获得了分配给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安提佩特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托勒密接管埃及，安提柯占据了小亚细亚，塞琉古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东方直到印度的土地，利西马科斯继续保有色雷斯和黑海周围的土地。塞琉古后来在普斯战争(公元前301年)中对安提柯的胜利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手下可以完全继承亚历山大的遗产。因此，以后的整整一个半世纪，各个敌对的马其顿王国为了重建亚历山大昙花一现的大帝国，在整个希腊和亚洲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但全都毫无结果。

对军事历史学家们来说，“后继者”们之间的争战表现出一种不可抵抗的魅力：矛的长度增加到20英尺以上，大象也时常有规律地在战争中露面，进攻城市时使用的是所向披靡的进攻器械。波斯霸权衰落之后源源流来的财富引起了一场无可避免的军备竞赛，希腊的工艺和哲学天才也被用于新的军事科学，有组织的杀人本身便可成为一种希腊艺术形式。整个希腊化时期，从未间断的技术上的改进使防御工事和火炮 [ 投笔从戎注：原文可能是artillery，指任何以抛掷重物为攻击手段的攻城器械。 ] 变得越来越优良，但在持续的辩论中，方阵作战的适当角色却被重新定义。如当安提柯·贡那特(公元前320～前239年)被人问到该如何打击敌人时，他非常简洁地实用主义地回答：“任何看起来有用的方式。”

这是公元前3世纪一个肮脏的雇佣军杀手的赤陶雕像，它很好地抓住了希腊传统对于雇佣士兵的蔑视心理。雕像充满了假面具般的戏剧式夸张，很大程度上遮蔽真相。我们可把他想象为希腊化方阵战士的夸张形象。

没有任何事物比马其顿人的方阵更令人毛骨悚然。曾于公元前168年在彼得纳遭遇过方阵士兵的罗马将军埃米鲁斯·保罗斯整整一生都陷在那种恐怖回忆之中：“他回想着当时武器林立的前线那种令人胆寒的情景，再次被带入到恐惧和震惊之中。”普鲁塔赫说：“他以前的任何所见都不能与之匹敌。”很久以后保罗斯还常常回忆起那种景象和自己对它的反应。关于马其顿人五花八门的“军需库”，任何敌人也不能够忽视其存在——轻重骑兵、轻装步兵、散兵、投石环索兵、弓箭手以及大象——这些东西对许多患有自大狂的希腊式将军来说只可能在理论中被带上战场。但是，希腊式实战在战术及战略层面却无法摆脱它的一些固有弱点。

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绝大多数方阵都由雇佣兵组成，仅剩的一点衰落的土地团结意识和旧日希腊军队的激情都已消逝无踪。例如，伊庇鲁斯王皮洛士曾对他的军官们宣告说：“选出你们的伟大男人吧！我要令他们勇敢无畏。”但后继者们的这些更庞大的雇佣兵队伍，已不是过去几十年中菲利浦和亚历山大那些精干的军队。现在的军队需求大量非战人员：行李运送者、器械师、妻子、孩子、奴隶和市场。如此常常过于随便地依赖后勤和社会因素，组织也缺乏效率，非战人员的草率选择既限制了大规模希腊化军队打击敌人的距离，也限制了他们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占领和征服土地也越来越只是个金钱的问题，而不是民族利益、勇气和当地公民爱国精神的问题，更不必提对某个人或某种观念保持忠诚了。

更重要的是，当矛的长度逐渐增加至20英尺或更多时，方阵自身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成了一个扶手椅中的战术家所做的一个困惑的噩梦。但恰恰就在笨重的马其顿步兵需要与其它部队更深的一体化时，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骑兵“交响”传统却被忽略了。它的侧翼应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借助骑兵来提供保护。

大象和当地的雇佣军骑兵队也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后来的将领们简单地把已失落的亚历山大天才和购买的人力及野兽般残忍的武器相提并论。然而没有上天的恩赐，仅仅靠数量的增加只能令方阵比以前更加脆弱：“马其顿结构有时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有时则干脆完全无用。因为一个方阵士兵既不能在更小单位中作战，也不可能自身去单独作战——然而罗马结构却特别圆满。”波里比阿如此说道。

罗马军团中士兵的开放排列，使士兵们可以把投枪掷向一个集中点，然后再以剑和盾进攻已受伤并陷于混乱中的方阵士兵(下)。这种排列的灵活性使罗马人可随时集中或分散兵力实施进攻，而旧式方阵却是无法对敌人使用的不同手段做出应变的呆板的防御之墙。

罗马军团的起源

正在出现的罗马战争方式与纷乱混杂的希腊化作战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于意大利半岛的埃特鲁斯坎人方阵，其结构原本借自希腊。的确，在后来的整个历史中，罗马一直保持着对方阵的迷恋。它常常将许多军团聚合起来，以达到更大的作战目的。但是赋予罗马步兵以新的决定性素质的，是它的可变性和流动性，而不是脱去盔甲、身体裸露的轻装士兵或士兵们使用的短剑及矛。波里比阿在比较罗马军团与希腊方阵时说：“罗马军团适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为任何目的而作战。”

其实很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谈论“罗马军队”，毕竟，罗马军事历史已经过了近一千年的持续演变：从公元前4世纪共和国政治的一种工具到8个世纪以后的个人集权扩张主义；从意大利义勇军的核心力量到募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职业雇佣军。但是，军团的这种起源发生在公元前4到3世纪的意大利。当罗马逐渐扩展至整个意大利半岛时，它发现需要调整自己的军队以对付它北面、东面和南面的各种不同军队。此时，罗马军团的局限性便显得尤为突出了。

作为罗马作战范围之广泛和军团士兵经验之丰富的一个例子，利维叙述了常被谈起的公民战士斯普里乌斯·利古斯提努斯的故事。在他22年的军旅生涯中(公元前220～前168年)，这位50岁的士兵、8个孩子的父亲，在希腊打击过马其顿的方阵，在西班牙作过战，后又返回希腊与埃托利亚人打仗，接着在意大利继续服役，然后再次前往西班牙。斯普里乌斯以利维那样富于渲染的口气宣称说：

这些年来我曾四次做过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首领，34次因作战勇敢而受到指挥官的嘉奖，我还被授予6枚市民徽章(因为救了一个同伴的生命)。

罗马方阵的阵队结构逐渐分裂成较小的战术单位，被称为中队(“小撮”)。在这种更趋迅急性和流动性的队伍中，罗马步兵放弃了矛和长的圆形盾而钟情于表面弯曲的长方形的盾和投枪，以及较短的双刃剑——“善于刺杀。它的两刃都能十分有效地切割，因为它的刀口十分坚韧”，波里比阿说。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会战希腊人时，由斯普里乌斯那样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军团已拥有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这些士兵被分成由每阵10个中队组成的三条前后相继的阵列，每个中队与它相对应的中队彼此拉开，间距相当于它自身的宽度。每条阵列的10个独立作战中队——至少与敌人冲突之前——两侧和前后都有自由的活动空间。从一种组织层面上，罗马步兵以百人队为一个作战单位组织进军团，分别由一个经验丰富的百夫长率领，这个组织大约由60到70个意大利农民构成。每一个中队之中有两个百人队，一个聚集在另一个的后方。在传统的罗马阵形部署中，可以想象，那由步兵集结的矩形所构成的三条前后相继的阵列，就像一个一两英里长的跳棋盘(梅花形)，每个中队都正好可以插入前条阵列的窄隙处。

雕刻上的一个罗马军团的士兵挥舞着罗马短剑(gladius)、当短剑被一名技艺精熟的军团士兵用于砍杀和进攻时，它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正常情况下，这种击杀不能刺穿铁的或青铜制成的甲胄，但切断人体的四肢却极其容易。例如，利维叙述了马其顿人与罗马这些持剑士兵遭遇时怎样被对方蹂躏。由于经常为罗马人的短剑所伤，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被罗马人这种致人死命的短剑击溃了。利维暗示说，那简直就是一次血浴：“身体被西班牙剑砍成了残废，胳臂被沿着肩膀切下来，脑袋离开了身体，脖子被完全割断，内脏裸露在外面，还有其它许多场面令人作呕。”

轻装部队和骑马者(轻装骑兵)发动最初的散兵攻击之后，第一阵列10个中队(过去被错误地称为“持矛兵”)推进到离敌人50到100码之内，然后在离敌军只有30码的时候开始向敌人发起冲锋，射出他们的标枪。在剑和盾的掩护之下，这些士兵尾随着他们射出的标枪闯入不知所措的敌军，在那些刚被他们击倒的敌人的口袋里疯狂地翻寻。这种最早期空中射网的恐怖程度不亚于传统重装甲步兵长矛阵的屠杀，用短剑而不再用长矛更加肆无忌惮地砍下敌人那些暴露在外的手足四肢。此时，第二阵列(“领导者”)迅速跟上。他们也可能帮助第一阵列杀进敌人阵线，或者——如果敌人实在难以对付——充当一个相对独立的后备部队，发动第二次的进攻高潮。当第一阵列的10支中队精疲力竭地退回他们自己的空隙中时，他们便以更疯狂的砍杀和更凌厉的剑锋向敌军发起第二次的进攻。

这第二阵列(“领导者”)是罗马军团中最粗野最精锐的战士，通常能击破敌阵的阵角。就算他们失败，最后一条阵列也正全副武装，剑盾在手，待在后部蹲伏静等。这磐石般的10支中队时刻关注着两侧传来的任何动静，所以有这样一句可怕的谚语：“轮到第三阵列了。”如果军团真的情形危急，被打败退下阵来的第一阵列和“领导者”在孤注一掷中也可以彼此分开，渗透进起保护作用的第三阵列之中，好像用栅栏紧密圈围起来的营地——“胜利者的憩息所，失败者的避难处”。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即使军团处在胜利的自豪之中，第三阵列也总是异常心动地向前推进，给那些掉队的敌人或崩溃的敌阵以最后的致命痛击。而敌人现在是“在最强烈的恐怖中发现又一群数目更大的新军突然从地里冒了出来”。就像在古希腊方阵中，看到外邦骑兵和轻装盟军突然出现并席卷整个侧翼时心中的感受那样。

罗马作战体系

图例

1．轻装骑兵或散兵尽力探清敌情并搅乱敌军，然后撤回各自的阵列：第一阵列(hastati)、第二阵列(principes)和第三阵列(triarii)。

2．现在，第一阵列(hastati)后方的各百人队起身向前，插入前方百人队的缝隙之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他们射出标枪，并持剑举盾攻入敌阵。

3．第一阵列(hastati)再次分成前后两列独立的百人队，穿过还在前进中的第二阵列(principes)，退至后部。撤退时始终从第二阵列(principes)间的空隙穿过，从而始终保持最前方的密不透风。

4．第二阵列(principes)后排的百人队以和先前第一阵列(hastati)同样的方式向前移动。加入前排百人队，恰在第一阵列散开的那一时刻形成又一条固若金汤的前线。这样，军团士兵便毫无延误地马上组织起了进攻的第二次浪潮。

5．第二阵列(principes)若疲倦，则他们也按次穿过前进中的第三列持矛士兵退至后排。这些持矛战士们此时已合并成了第三条阵线以保证战斗继续进行而毫不松懈。至此，敌人已暴露在三条战线之下，连续承受了标枪、剑、矛的轮番打击。

6．现在，第三阵列(triarii)已消灭了敌人，保护部队逐步撤退。假若敌人实在特别顽强，那它也许又开始了第二轮三重阵列的进攻。请注意，百人队能根据敌军部队的性质自由合拢或者散开。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

2000年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公元前218～前203年)迦太基人所发动的那场最血腥的坎尼战役那样，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创造了一段如此令人迷醉的时期。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那些企望弄清迦太基人如何可能包围并毁灭整个敌军的军事理论家和谋略家们，对这场战役做了深入的研究。坎尼战役的魅力在于迦太基人仅仅通过一次铁锤般的打击，就对敌人予以全部歼灭。这一辉煌胜利得自汉尼拔战术的灵活多变。来自整个地中海世界各处的轻装士兵、骑兵、投弹兵，以及参差不齐的步兵，都被他机敏地成功运用，同时胜利也得自他不顾敌军数量的绝对优势而做出的打击敌军心脏的英明决定，从而使得他的两翼得以延展并吞掉了惊慌失措的罗马军队。

经过提契努斯(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公元前278年)和特拉西梅诺湖(公元前217年)等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失败之后，罗马元老院在孤注一掷中试图寻找各种途径在北欧和西欧人以及当地意大利人面前剪除汉尼拔。——他们重兵集结进攻汉尼拔的部队，但罗马人不知自己正面临着他们战争史上的一次最不寻常的情况。他们的对手是一位真正的战术天才，他能在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之内利用埋伏、诡计和简单的战术转接就使罗马人的数量优势和组织优势全归枉然。更糟糕的是，汉尼拔的军队对罗马军团的赫赫声望不仅不屑一顾，反而是整个古代历史中极少数乐意与西方放手一战的外邦人之一。汉尼拔希望在战场上彻底打破罗马军团，作为它羞辱罗马军队的无敌称号并逐步系统化地瓦解意大利同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斗发生当天的早晨，罗马人不明智地一反往日个性——把众多中队集结在狭窄的坎尼平原上，几乎就像希腊方阵一样，并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他们的绝对数量优势(8万人)轻松开进迦太基人的腹心地带。经过一连串失败的打击之后，丧失了正常判断能力的罗马指挥官如此下注：庞大的罗马兵团是不会被仅有深奥的军事知识的对手巧胜的。简言之，坎尼是古代世界正常军事范例的一次凄惨的反证。现在的情况是，西方军队的数量远胜于它的敌人，依靠的又是部署虽然不太智慧但却非常野蛮的力量——而对面的非西方部队却试图以内部的协作和战略在数量远超过自己的敌人手下寻求生存。汉尼拔才华横溢，他调整了作战计划以对付罗马人的野蛮战术，在罗马人的疯狂进攻达到顶点时，他和他的兄弟马戈与不可靠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一起安营扎寨，希望自己的存在能够稳住这些不可靠的军队，使他们在罗马人逼近的威胁下暂时支撑，从而得到足够的时间逐步撤退。汉尼拔和其盟军的关键任务是拖延时间，让两翼的迦太基步兵和后方及侧翼星条状分布的骑兵队对整个庞大的军团实行包围。从而在它出击敌人心脏之前就使它的前部压力得到释放。

汉尼拔的骑兵从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投弹部队同时从四面八方射出密集的弹丸，罗马人一看四周全是敌人，即刻大乱，这刚好及时拖延了罗马人的进攻。当汉尼拔用北非和欧洲的非主力军组成的那道薄墙还紧紧阻挡着潮水般涌现的罗马步兵时，封锁已很快按计划完成。

罗马前方进攻失败，军团凝聚力溃散，陷入巨大的惊慌。8万名武装极其精良的野兽被诱进圈套并被团团包围住，包围圈里的罗马军团手足无措，因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也没有这么多人。绝大多数罗马人和自己的同伙挤在一起，甚至连接近敌人以施展他们锋利武器的机会也没有。

迦太基重装骑兵从侧翼击溃了罗马步兵

那个8月中剩下来的时间里，坎尼变成了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凄惨战场。直到20世纪也没有哪场战争能与它相比。5万名意大利人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被全部诱杀——每分钟被杀人数超过100——这种战果本身在后勤学上也是个大问题。我们的文字资料(阿庇安、利维、普卢塔赫、波里比阿)把那个长长的午后描绘成了一个恐怖的大屠场，从不曾有数目如此巨大的罗马人——领事、前领事、护民官(战争结束后，汉尼拔将从他们身上搜集到无数蒲士耳的金戒指)——被如此困住而毫无逃生的希望。

在那个夏季平原上，千千万万穿着战靴的脚掀起漫天尘烟，密集的枪林弹雨射向一片无法动弹的活靶子，军团士兵头上所饰的无数支羽毛在夏日的狂风中飘摇。难怪阿庇安描述说罗马人简直“无法看清敌人”。岂止如此，在内部受伤士兵狂乱的尖叫和外面各种陌生方言刺耳的喊叫声中，他们也不可能听清敌人的任何动静。

这场战役对罗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对此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简短考虑一下战斗的事后叙述。利维说发现的尸体“头埋在地下，显然他们曾为自己挖地洞寻求逃生，但后来泥土塞满了他们的嘴，最后自己窒息而死”。但利维也记述了一些英勇的罗马战士，他们从一个死去的罗马军团士兵身体下救出一个还活着的努米底亚人，发现他的耳朵和鼻子都被那个愤怒的罗马人咬掉了，这个罗马人已失去了任何可用来作战的武器——除了自己的牙齿——加上他抵抗到死的意志。按照古代传统，胜利的军事指挥官汉尼拔彻底清查了整个战场。据说他自己对这种全然灭绝的大屠杀也感到了震惊，虽然是他亲自赐给他那些士兵们以自由，让他们去洗劫死尸并对伤残者们执行最后裁决的。8月的炎暑使他们必须立刻拆卸开正在发胀的尸体并迅速处理掉散发着臭气的腐肉。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是汉尼拔自身大灾难临近的反光。14年后在扎马(公元前202年)，另一个军事天才西皮奥，这次是个罗马人，将在迦太基人周围创造出他自己的包围圈。这一包围圈由14年前坎尼战争留下的孤儿组成，2万名迦太基人向罗马人偿还了血债。

适应一切情况的军队

很显然，早期罗马军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协作性和适应能力，而二者都来自后援兵力储备和兵力部署的快速变化。罗马步兵达到了希腊方阵所没有的高度进攻性，其雷雨般的标枪阵令所有敌人在劫难逃，杀伤力远远优于投石环索兵的弹丸和弓箭手的箭。一旦杀进手足无措的敌阵内部，只用短剑就能使敌军方阵的作用大为削弱，如果中队在敌人冲锋的压力之下聚集起来，必须以剑锋的威力冲开敌人的坚固阵线的话，那么高高的长圆形盾又使他们能够以相似于希腊方阵的方式向前进攻，同时后面的持矛战士则使军团免于溃散。如此前后一夹击，便能彻底搅乱敌军。

在战术层面上，一些下级军官有效地控制着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能够使进攻中的三次高潮完全和谐一致，并能在情况危急之时巧妙部署军团的30个中队以取得最大的紧凑性和伸缩性。如此众多小型且具有可变性的战斗单位使真正的联合成为可能。它们可自由选择各种不同战术：保持在中部活动，或侧面打击、佯攻，撤退以及围攻等等。在搏杀达到最高潮之时，军团的所有中队甚至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并拢，同时三个阵列也可在垂直方向上连成一个整体，此时军团便变化成一种类似希腊方阵的组织。通过密集向前推进的盾牌，军团获得了更加巨大的战斗力。开阔平坦的地形对罗马军团的统一性并不像对以前的希腊方阵那样具有绝对的关键性，因为中队的战士需要绕过障碍时，可以相当容易地彼此拉开距离。实质上，对笨拙的敌军可能造成阻碍的恶劣地面环境常常更受欢迎。这样，罗马军团的武装优势和队形这种潜在的高度可变性，使它对任何一种类型的军队的战术挑战都能做出迅速反应。

只有两种情形能够置罗马军团于死地。首先，如果军团在平坦狭窄的地形中被钳于敌人两翼或山谷峡谷中，中队不可能独立地流动作战，而只好聚成一团。身边没有用武之地，军团士兵也就失去了他的开放空间和使用优势短剑的关键能力，他们只能像以前被自己征服的方阵士兵一样，被挤压在一个漏斗里面承受敌人的重兵打击。士兵们惟有听天由命地待在各自阵列中，对前面同伙们即将到来的覆没束手无策。

同样致命的是另一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形：没有尽头也没有树木的开阔平原。由于没有真正的重装骑兵部队，只有一些脆弱的轻装骑兵，军团便极可能被广阔得一望无际的地形所吞噬，并不断受到那些不可能抓到更遑论让军团当成靶子的游牧民族骑兵和弓箭手们的袭击和骚扰。发生于卡雷的克拉苏之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被无休止的突袭所灭绝比在一支纵队枪下被捣毁要来得慢一些，但同样都难逃厄运。

罗马军团代表了西方现存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顶点。它取用了早期希腊小型冲突和决定性大战役的作战传统，并配合以从马其顿军队继承下来的一体化和多样性的遗产。功利的罗马人找到了力量和优雅之间的奇妙平衡。由于他们无以伦比的精巧复杂的政府机构的援助，加上迅速扩大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资本，罗马军团被充分赋予了发动战争所需的一切条件——道路、营房、医院、武器、盔甲和补给部队、养老金、薪金、医疗部队、军官——如此纷繁精巧的作战组织，简直就像一个庞大的官僚企业。如果需要，为它而设计军团的目的是为了对付远超出意大利本土之外的挑战。最后一代罗马共和国人在他们的幻想中留下遗嘱，企望这一创造能够一直存留到50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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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罗马战争方式

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一支地中海部队的出现 大队的出现 雇佣军队的兴起 战争中的官僚政治 边疆军团 罗马的永久性战争设施

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公元3世纪，罗马同时向东对希腊和马其顿，向西向南对迦太基扩张它巨大的商业和军事势力。迦太基是脱离了母国腓尼基的殖民地，位于现今突尼斯。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61年，为争夺西西里；公元前218～前201年，为争夺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元前149～前146年，为争夺迦太基本土)是对地中海中心地区的一次争夺。这三次战争对迦太基的凄惨破坏达到了顶点。罗马优势的军事组织和基础设施在所有这些交锋中一再显示出：“只要在意大利内部或附近战场作战，那些组成罗马军团的小自耕农就能克服糟糕的指挥和贫乏的战术赢得战争的胜利，即使是在他们重要战役失利的情况下。

一支地中海部队的出现

然而，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世纪早期，罗马军队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海外扩张超出了传统军事力量所能承受的限度。北面西面对日耳曼民族(西姆布赖人和安布隆人，公元前113～前102年)，南面对非洲努米底亚的茹格沙(公元前112～前106年)，东面对黑海地区米特拉达悌(公元前96～前82年)的不停征战，要求罗马要么重建共和国军团，要么就中止在所有那些地区的进一步插入。罗马的战争如今已经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时间上也跨越整个年度。经过夏天的一系列战斗之后，军团士兵几乎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和土地，防守、壁垒、要塞、港口及整条战线都要求永久驻扎的职业军队。他们必须掌握战场作战之外的各种技术，比如修筑工事、围攻术和地方管治等。历史学家塔西佗后来评论公元1世纪早期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前线的活动说：“他们抱怨工作太艰难，尤其是建筑壁垒、开挖战壕、喂养战马、收集木材和柴火，以及所有其它必要或令人终日劳碌的营地劳动。”

军团常被召到各省去修建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基础设施。对于他们在埃及的永久驻军后来的活动，4世纪一个不知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发现：“在埃及各城市的许多方面，还可看见由普罗伯斯国王的军事劳动力修建的各种公共设施……他们建设了桥梁、寺院、门廊和长方形教堂。所有这一切都是士兵们的劳动。他们还疏浚河口，排干大量沼泽，把它们改造成良田”。既然罗马士兵需要承担职业杀人者、建筑工人及专门卫兵的多重角色，他们就需要更高级的训练和组织。简言之，到后期共和时代为止，延续了数世纪的整个罗马军事传统——业余自耕农义勇兵自备武装和盔甲，按区域组织起来，由地方军官率领——这一切都完全不够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国内的小自耕农在遥远的战场上饱尝了离乡之苦，然而罗马在海外的不断吞并——这也是军团士兵自己劳动的成果——导致大量的非土地资本如奴隶、金钱、粮食以及奢侈品等源源流入意大利。但这些战利品通常自然归属那些本来已够富裕的元老院元老和骑兵队将领身上，他们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那些更大规模、更专门化并常常是位于海外的不动产——即如今已由罗马执政官控制并由大量奴隶工作的声望显赫的意大利贵族领地。

由于这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产生了利用外来资本的集体农业(大农庄)，它导致意大利乡村的人口逐渐下降——而凭借强大人力资源保证罗马海外利益的旧式罗马军队正是以这些人口作为补充的基础。公元2世纪的一个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对于共和国后期的这种两难处境做出了精彩而准确的描绘，他说：

富人们越来越占有了未分配土地的更大部分，岁月的流逝使他们越来越大胆地相信所有这一切永不会失去。一半通过死缠烂打说服之后再购买，一半通过强迫，他们吞并了相邻一带土地和贫穷邻居的小块菜地，并开始使用奴隶作为农夫或牧人，不仅种植庄园，而且种植更广大的土地，以免自由劳动力被征入军队。同时，对这些奴隶的所有权使他们获得了成倍增加的劳力，因为这些奴隶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必去服兵役。这样，某些权势人物便变得极端富有，整个国家产生出大量的奴隶劳动者。与此同时，意大利自由人口却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减小了。贫穷、税收和兵役沉重地压迫着他们。如果有的小自耕农犯了罪却被准予缓刑，他们便只能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因为富人霸占了土地，他们只雇佣奴隶种地却不要自由民。

这种内在矛盾有点像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成熟时期所面临的情况。那时，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突出的侧面也暴露了一些传统希腊观念的局限性：公民只限于当地自耕农，发动战争只依靠拥有土地的义勇兵团所组成的数目庞大的步兵。诚然，向职业军团和一个吸收各民族的大型城市国家转变，是罗马大帝国复杂的经济和军事体系将得以成功运行的先决条件，但完全能预料，它也导致了农业罗马岛国的终结和罗马一切军事传统和市民传统的发端。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一社会－军事困境自始至终都反复困扰着西方：海外流动部队的成功总会导致国内稳固社会秩序的理想政治前景面临困难，甚至遭到破坏。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派出的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越来越遵循罗马军队的模式。这幅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画，描绘的是一个在埃及托勒密二世军中服役的安纳托利亚雇佣军。他戴着青铜头盔，身穿鳞状甲胄，手持埃及国王托勒密军队中使用的盾(thureos)。所有这些，反映出地中海地区试图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赶超优势的罗马武器和军事组织的倾向。

罗马军事中自耕农义勇步兵向职业军团的最后过渡，在罗马将军盖尤斯·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一生的经历中得到了极好阐释。在北非的茹格沙追击战(公元前107～前105年)中，马里乌斯显然回避了罗马步兵部队财产拥有权的问题，而且由于需要更大数量的兵力，他还使用政府支出来装备他的军团士兵。他还使为期16年，而不是无限期的兵役制逐步制度化。这样，罗马公民的征募就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位或财富分离，就像希腊化时期的军队一样，以此保证罗马军队拥有巨大的潜在兵力，并使部队在生计和退役保障上仅仰赖于政府。因此，职业化的军团士兵表面看来是欢迎而并非不屑于军团在海外连年不休“工作”的。维吉提乌斯记述说，现如今征兵只要这样的人：“他拥有警觉的眼睛、高昂的头、宽阔的胸膛、强健的肩膀、有力的胳膊、修长的手指、平坦适中的腹部、窄窄的臀部，以及坚硬而不肥胖的锁骨。”

但是马里乌斯在提早结束罗马业余民团的土地制传统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职业军队恰似后来几个世纪所证实的那样，可能很容易将对国家的效忠转向某一位将军个人。这个将军率领他们作战，发给他们薪金。为他们提供装备，准许他们抢劫，以及(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退役后的生活津贴。和平时期军团迅速解散对增长的大批罗马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回到土地上去劳动，相反，它意味着都市失业的幽灵重现，意味着注定的贫困和一无所有，而且他们连一个共同的乡村背景都不具备，更何谈为保护意大利领土而效忠呢？军团的凝聚力仅仅是工作本身——并与之伴随着的更卑鄙的追求金钱、名誉和冒险乐趣的欲望。塞维留·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的推测中对后期罗马军团士兵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总结：“你不必害怕那个士兵，即使他衣着华丽，武器精良，脚上套着结实的靴子，腹部隆起。鼓鼓囊囊的腰带中还别着一些别的玩艺儿。”

为了应付各种地形和地貌环境所提出的挑战，马里乌斯也发起了一系列后勤学和战术方面的改革。虽然这从严格意义上讲已显得有点迟到。军团大队(通常由480人组成)逐渐演化为军团基本的战术单元，而军团现在也大部分限制在10个大队的规模，共包括4800名士兵。过去的军团大队不过是由3个中队拼成的松散组织，每个中队虽然都从那个“三重进攻阵列”中抽出来相对独立，但却彼此不分离。然而，经马里乌斯的改革之后，大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自足的小型军团，一个真正的作战组织，而不只是征兵登记册中一个堂而皇之的大标题。大队的三个中队从前后左右合并起来，因此可作为单一整体作战：旧时的第一阵列、第二阵列和后面的第三阵列各抽出一个中队组合成一个新的大队。于是。独立的大队而不是中队便重新组成了新型的“三重进攻阵列”：前面四个大队，中间和后面各三个大队。

没有任何人比盖尤斯·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更迅速地改变了罗马军队的面貌。他取消了士兵的财产权，以大队为单位重组军团，改进了后勤管理和军事控制制度，并使军队职业化为一支效忠其将领甚于效忠其国家的永久性工具。这些激进的变革措施，一方面加速了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吞并，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税收、对政治的不断干预，加上一支臃肿的危险的雇佣军队。这一军事和政治间的危机绝不可能得到解决，它最终导致了罗马社会自身的衰弱。

来自图拉真凯旋柱中的一幕：部队搭乘着一艘战船。公元前3世纪60年代以前，罗马几乎没有什么航海作战的经验，而当它开始建设海军的时候，它并不是要掌握希腊传统中复杂的调兵技术和船只作战技术，它的战船只是海运步兵的一块跳板。它模仿了古希腊手划战船的传统并进行了一定的革新。这种小型的快速战船(“大乌鸦”)其实是一架带钩的起重机，有24只足，通过一个滑轮，它能被提起，旋转或降下。如此，罗马步兵可以轻松穿过敌船的阻碍。后来，船上有了一些加固的防御设施和一个鱼叉形的虎爪钩，这虎爪钩从船上一个投石器发射出来，可抓住敌船并死死将其缠住。罗马海军成功的关键，是修造了大量的战船并成功地组织起熟练而能干的船员。

有了这种新建的大队，军团的10个(不是以前的30个)作战单元都非常强大并富于灵活性。他们可以更好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阵营中的特定部位，同时，军队改革又确保它具备了更大的伸缩性。一个罗马将领不必在整个军团中都遵循三重进攻程序(容易被预知)，相反他可以把进攻加以分化，率领一些大队转到两翼或后方。在那儿，大队自己也同样可以发动他们的分期进攻。军团指挥官现在可有更充足的信心了，因为这种独立作战部队不会再像过去的小中队那样，一击之下就可能被分割歼灭。

由于罗马军团具备很强的灵活性和组织性，又有新的商业阶层作为靠山，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中，罗马几乎在所有战场上都大获全胜。东方和南方那些拥有更发达文明、更悠久历史的帝国遇到了西方和北方基本还未开化的野蛮的欧洲强敌的进攻，并不得不屈服于这一强敌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

随着这种军事上的日趋成熟，马里乌斯试图在各个方面使职业军团走向标准化。士兵们(现在得到一个绰号——“马里乌斯的骡子”)得自己携带武器，就像两个多世纪以前的菲利浦的马其顿方阵士兵一样，士兵每天行军好几英里而无需任何食物补充和行李托运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散兵(轻装步兵散兵：由各种低劣武器装备起来的罗马穷人)得到了标准化武器并被纳入军团正规装备的行列；任何非军团的轻装部队和投掷部队如今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被组成特别联盟。在这种合并和统一中，第三阵列也舍弃了长矛而自己配以标准化的剑和投枪。马里乌斯把连接投枪枪柄和铁制枪头的一颗铆钉用木钉取代，使它的军事效能大大增加。因为现在一旦投枪落到地上或击中目标后，它便很容易被折断或者没法再用，这样能防止敌人抢到这些武器并把它们反掷回来。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认为，马里乌斯首先发明了一种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武器处置技巧：

在他以前没有任何将领做过这样的事。惟有他把那些角斗士们从盖尤斯·奥里利乌斯·斯考鲁斯的学校中召集而来并把一种更为精巧的关于如何躲避进攻和打击敌人的方法引进军团。他也因此创造出了技巧和勇气的完美结合，二者相得益彰——勇气补充技巧，技巧则教导勇气如何保护它自身。

马里乌斯更具象征性的举动是他重建了罗马军队的旗标，废除了以前各种带有强烈土地色彩的旗标，如狼、马、猪及一种人头牛身的怪物等，而统一以雄鹰的图案代替，尽管这面旗帜应代表罗马军队所有兵种的改革。因此，换句话说，马里乌斯巩固了新型军团的雇佣军性质，而削弱了它对土地的依赖性。

大队的出现

经马里乌斯的改革之后，大队取代中队成为罗马军团主要的战术单元和组织单位。在尤利斯·恺撒的早期部队关于高卢战役(公元前58年)的作战计划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上的“弹性”意识，四个军团(约2万人)组成罗马主力部队，2000名西班牙和高卢骑兵在两翼从侧面打击敌人，另外还有2000～3000名轻装散兵和投掷部队在前线进攻，军团一个紧挨着一个整齐地排列，每个军团都以现在已熟悉的三重进攻阵列组成，军团前部有四个大队，其百人队纵深为8人，中部和后方各三个大队，百人队纵深为6人。两个8人深的百人队背靠背形成一个中队。三个这样的中队组成一个军团大队。所有的大队都以投枪、短剑和长盾统一武装。这时，旧式的第三阵列(triarii)实质上已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军队消失了，指挥官现在领导的是一支庞大的统一军队(每大队480)，这个军队可以部署成熟悉的三重阵列，也可以根据地形或敌兵的性质，以指挥官本人认为需要的任何方式来安排队列。

雇佣军队的兴起

苏拉是茹格莎战争中马里乌斯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为了最终结束那场针对那些反对罗马联盟的意大利城邦而发起的所谓的同盟者战争，苏拉和他的老上级(现在却是冤家)再次联合起来。他现在已得到罗马公民的一切正当权利，享有同等的机会加入罗马军队。罗马越来越多地把职业军团分配给将军个人掌管以备向国外调遣，如此，那些因战争成功所获得的声望使苏拉成为一位富有影响的人物并得到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效忠于他本人而不是罗马政府的元老院。从公元前88年至公元前78年——他死去那年——的十年间，苏拉的铁蹄一步步蹂躏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地区，并率领着他的六支军团进军罗马，以摧毁国内不满传统贵族特权的气焰嚣张的反对派。

最终结果是(当然这既归功于马里乌斯，也得感谢苏拉)，到公元前1世纪70年代时，罗马军队已彻底完成了职业化并牢固地嵌入国内政治之中，这种可怕的结合在后来的500年内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转型在军事上的益处和明显不足，都在后来一系列罗马统治受到的挑战之中暴露出来，它们是：由塞托留领导的西班牙军团叛乱(公元前180～前172年)，由斯巴达克率领的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年)，以及要求制定特别法规的自由海盗的活动(公元前67年)，同时还有亚洲米特拉达悌发起的新进攻(公元前74～前63年)以及对高卢(公元前58～前51年)的最后征服。

无论在哪一个战场上，罗马熟练的军事本领——实质上就是军团的职业化、训练有素和广泛部署——都胜过一切居数量优势且拥有巧妙战术，以及广泛部署在复杂地形中的敌军。惟有克拉苏向波斯人不幸的愚昧进军悲惨地结束于卡雷(公元前53年)。克拉苏的灾难如此惨重，也许直到公元9年在日耳曼森林中瓦鲁斯军团的大屠杀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苏拉(左)(死于公元前79年)，庞培(中)，(死于公元前48年)和恺撒(右)(死于公元前44年)都极具讽刺性地蔑视共和政府，并对调遣全心效忠于自己的军团的能力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由于他们三人都对军团的装备和战略战术上的改进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是战争利益的天才管理者，因此他们成为后世地方海盗效法的偶像。这些海盗同样地收买雇佣军团，藐视帝国指令，迫使罗马接受他们所要求的权益。无数罗马人直接或间接因这三位大将的军团而死，其数量之大甚至超过罗马全部海外战争中所死去的人。

在公元前1世纪几乎从未停息的战争中，罗马战士无论与谁作战，无论是训练有素的角斗士、发动叛乱的军团士兵、海外雇佣军、东方的方阵，或是北欧部落的非正规军，其结果几乎总是相同：罗马军团在战场上取得最后胜利，敌军被大批屠杀，天才的对手遭到彻底消灭。然而矛盾的是，由于罗马战士的高超技能和顽强精神而增加的军团声望及丰厚的战利品，在这几十年间却并未使共和政府得以巩固，更不用说给个体的军团士兵带来什么好处了。相反，将军们本身像麦特鲁斯、卢库鲁斯、庞培、尤利乌斯·恺撒和克拉苏等人却利用其地方指挥权攫取了大量国家资本，从而收买越来越多的私人军队，保证了他们个人权力的进一步巩固。

所有这些大将们之所以更为成功，完全是因为他们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更有勇气去彻底颠覆一切公共服役制度中遗留下来的共和国观念，这种才能和勇气促使他们对军事命令和国外资本的使用进行检查，罗马连续三个世纪的国外进军因而在公元前1世纪时达到了巅峰。这时的罗马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装备，它既粉碎了国内的，同时也摧毁了国外的反对派。在吞并了地中海的绝大多数国家之后，军团开始转而回来吞食恰恰产生出了军团自身的那套组织。

从公元前49年恺撒横越鲁比肯开始，接下来的20年中军团之间的争战几乎从未休止。尽管在高卢那些艰苦的战争中(公元前58～前51年)，恺撒的老兵们表现得最为成熟老练(如果不是最具有生气的话)，但要在恺撒、庞培和他们各自的后继者所率领的军队中探寻出实质上的军事优势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尽管恺撒手下身经百战的军官和军团士兵在一系列辉煌的步兵作战中立下了赫赫军功：希腊的法塞勒斯之战(公元前48年击败庞培)，安纳托利亚的泽拉之战(公元前47年，当恺撒战胜米特拉达悌之子法纳西斯的时候宣称“我来，我看到，我征服”的地方)，突尼斯的萨索斯之战(公元前46年，战胜了已死的庞培将军的那些昔日部下)，以及蒙达之战(公元前45年发生于西班牙，扫清了庞培同党的最后抵抗)，然而恺撒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公元前44年，这个独裁者遭到暗杀，庞培幸存的子孙和恺撒的继承人之间开始了一代又一代循环不休的刺杀活动，直到最后屋大维取得最后胜利，并于公元前27年僭取了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恺撒”的称号。

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核心通常在于后勤组织、兵员补充和政治宣传，而归根结底其关键在于掌握最雄厚的资本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屋大维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篡权者都更深地意识到心理因素有多么重要。在意大利，屋大维竭力维护传统的罗马价值观念(绝大部分已丢失)，并竭力把对手描绘成罗马秩序的敌人和里通外国企图暗中削弱意大利政府的丑恶奸细。这非常重要，屋大维看到了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是罗马的贵族阶级，尤其是商业新贵族对屋大维所坚持的实用主义表示欢迎并向他提供支持。他的同党也清楚地明白，在由许多贪婪暴君所组成的那种良莠不齐的万神殿里，屋大维是最成功的，他别具一格地巩固了他的财政支持集团，召集起他的军队，并且抹掉了共和主义的最后一缕痕迹。

战争中的官僚政治

即位之初，无数军事问题包围着新上任的奥古斯都，这些问题远超过20年战争的屠杀和它所带来的财政困难。乖戾的罗马军队需要在一个核心的控制下进行重组并由政府基金提供常规支付，但是此前整整一个世纪中，将军们发现把军团统率权让给政府就意味着他们个人野心的终结。因此，奥古斯都名义上把权力给予经选举重新组建起来的元老院，实际上却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执政权、裁判权和地方指挥权。军团现在宣誓效忠的其实是奥古斯都个人，但在表面上却表示效忠罗马政府，军事、政治问题因而缓和下来，但它绝未真正解决。这些明天的海盗仍将杀出他们通往罗马的道路，仍将努力拿到政府的“委任状”，然后在军团中所做的个人誓言的保护下染指政府国库以支付他们的部队供给。

历史学家迪奥·卡修斯(公元230年)描述了这种新型体制最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公元193年佩尔蒂纳克斯皇帝死去那天：

发生了一件最耻辱的交易，它实在与罗马帝国的身份不相配，因为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市场或拍卖房，罗马城市和整个罗马帝国都被当众拍卖了。卖方是杀害了他们皇帝的那些人，而买方则是萨尔匹西昂努斯和胡里亚努斯。每个士兵的价格被抬至2万塞斯特斯……胡里亚努斯最后不再是一点一点地抬高价码，而是一次抬高5000塞斯特斯。他高声宣布并以指头将价目打出，不然的话，很可能萨尔匹西昂努斯将是先出此价的人。士兵们被这个诱人的出价所诱惑，同时他们惧怕萨尔匹西昂努斯可能向佩尔蒂纳克斯施暴——一个由胡里亚努斯放进他们心中的想法——于是选择了胡里亚努斯，推他为皇帝。

迪奥·卡修斯继续说，这种对军团如此荒唐的贿赂，意味着军团永远不可能在眼前已得到的利益下满足。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罗马各省的巨大资源加上法庭和内阁的专制体系很快便保护罗马从国内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重取军事霸权。其后两个世纪，各省的长期驻军约有25至30个军团，士兵约为12.5～15万，还有一支由骑兵、轻装部队、非常规步兵组成的约为35～37.5万的军队支持他们。这样，由国家所支付的士兵总数便可能已达到50万。在从苏格兰直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士兵穿着相同样式的制服，以相同的方式行军，而且保护着相同样式的城墙。

奥古斯都·恺撤(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养子。他消灭了任何恢复共和制的企图，成为第一个罗马皇帝(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这位军团统帅的雕像至今仍矗立在罗马的集会广场上，雕像极好地抓住了罗马威严的帝国风度和罗马帝国政治军事之间不可分割的结合。奥古斯都之后。罗马政府的所有领袖都以对军队的控制程度来作为衡量自己权势的标准。

然而，所有这一切使军团充当了一种新的暧昧角色，它与过去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大不相同。在北方，他们控制了直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大部分地区，在东方吞并了犹地亚(公元6年)并与波斯人签定协约，在西方与西班牙和高卢媾和并在不列颠初步建立了统治。把埃及正式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省确保了其北非海岸，罗马的向外扩张到此终止。这样，军团尤其是东部军团便逐渐从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一群侵略性的斗士，转变成为一股庞大而费用高昂的政治力量。例如在安蒂奥奇，罗马雄辩家弗龙托抱怨士兵们如今“每天把时间打发在给演员们的喝彩当中，他们更经常地泡在附近客栈而不是呆在部队。战马由于无人照料而杂毛丛生，而它们的主人却把自己的每根毛拔得干干净净，很少看见哪一个士兵有毛茸茸的腿和胳膊。”由于部队长驻军营而很少行军作战，不可避免的恶果便是士气低落，这些带着许多非官方家属的军团士兵介入地方行政并常常巧取豪夺。据说哈德良有一次为军团的这一困境做出了简短的结论：“缺乏活力是它的致命伤。”有时一些皇家士兵的来信，也反映出地方军团的社交能力更甚于它的作战能力。

胡里亚努斯致他父亲西本努斯的信，3月26日(公元107年)：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感谢萨拉皮斯。我舒舒服服地呆在这里。虽然别人成天忙于堆石头等许多任务，但目前为止我还未受过一点儿这类的苦。我让省长克劳迪乌斯·塞维留委任我担任了一个政府职员的职务。

在帝国辽阔疆域的一个最偏远的边境，哈德良的城墙曲折穿过北英格兰73.5英里的地区，成为罗马不很稳固地占领过不列颠的一个历史证据。但公元120年之后，哈德良皇帝修建的这座防御工事抵御了北方凯尔特部落的袭击，保持了罗马帝国的安定。这道墙一直被派兵驻守并处于良好的修补之下，直到4世纪晚期。

边疆军团

由于帝国规模太大，地方主义迅速抬头：罗马的职业化部队本来就像一个多元化整体，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军团完全不关心意大利和帝国的其他地区，所以他们只在当地居民中招募官兵而且只追求他们周围地区的稳定。这种做法足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的革命叛乱通常都发生在边疆地区，为什么几个世纪中罗马一直不能创建一个大型的中心预备队以宏观配置整个帝国的资源并有效反对单一化的地区独立。

尽管常规驻军的官僚主义和军队的政治化越来越甚，尽管对地方上其他罗马人一见之下就被杀掉的担忧越来越深，尽管要求偿付薪金和退役的呼声越来越强硬，但军团本身在帝国建立的头三个世纪却保持着战场上的辉煌胜利。约瑟夫斯——公元前1世纪犹太裔罗马历史学家——在一篇有名的常被别人引用的评论文章中论述罗马战场的优势时说：

一个人只要看一眼罗马军队，就会明白帝国之所以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因其刚勇而非幸运的恩赐。因为他们从不是等到战争爆发才去练习使用武器，也不会在和平的日子闲散地坐着而只到必要之时才让自己行动起来。相反，他们看起来好像生下时手中就握着武器；他们从不会停止训练或坐等紧急情况突然来临……若有人说他们的演习就像无血的战争，那么也可以说，他们的战争就像流血的演习。这绝对没错。

近四百年后即5世纪时，罗马一本军事组织手册的作者维吉提乌斯仍然认为，良好的训练和基本功乃是罗马军队成功作战的根基：“胜利的获得不只靠数量优势或内在的勇气，而更靠技巧和训练。我们很清楚，罗马人征服世界受惠于他们的军事训练、军营纪律以及战斗的实践。”

如此技艺精良的军队如何迎接罗马边境上的广泛挑战？罗马边防的战略是什么？到公元5世纪以来近五百年期间，罗马帝国对边境国家和民族的政策又是什么？一些历史学家仅把罗马帝国反对外来攻击的不断的军备竞赛看成是一种过激反应，认为那实在是以人力和物质代替了精深灵活的战略。另外一些学者甚至把500年的边境防御解释成一场巨大的伪造的“冷战”，认为边境上存在着的大量部队只不过是罗马经济的开发军，只不过是把资本从国外野蛮民族掠入罗马帝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为拉丁化社会日益加深的军事化进行自我辩护。

虽然从不曾有一个专为战略谋士们设立的罗马“战争学院”，但侵略性威胁却真实存在，士兵装备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也都是高水准的。公元1世纪末以后，一代代罗马皇帝都是真正的军事战略家，他们越来越企图建立一个巨大而稳定的罗马文化圈，在这个罗马文化圈内，所有的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同时随从罗马的风俗和习惯。克劳迪安王朝时代各个皇帝的战略——设立代理皇帝并对敌对领土发起进攻以示惩罚——从维斯帕西安(公元69～79年)开始被一种更深刻的防御性政策所代替，它避免远征作战而以永久性防御工事为特征——城墙、营房、要塞等，当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制定了边境修筑计划之后，流动性更大的后备役军队最终出现了。在君士坦丁和他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之下，边疆地区可能会出于整体防御的考虑而暂时割让出去然后再重新夺回，并不一定死守着一条——代价越来越昂贵——已摇摇欲坠的战线。总之，防御越来越讲究实际意义。

简而言之，尽管罗马政治被军团干预，尽管有如此广大的领土需要保护并因此要增加大量税收，尽管永久性的军事卫戍部队内部存在腐败和混乱，但是在近五个世纪的岁月中，帝国军队努力保持了严明纪律和优良技术的传统并因此保持了希腊－罗马的战场优势。甚至到8世纪，东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的军队还在使用约一千年前所创造的用来控制“马里乌斯的骡子”的那些命令和信号，虽然那时候东罗马使用的已是希腊语。另外，在西方，罗马的军事遗产也继续流传了800年。

罗马的永久性战争设施

罗马继承了古希腊技术，军事革新及其迅速回应的天赋，同时也继承了它的决断特质和英勇进攻的观念，并通过持之以恒的操练和严明的纪律将它们用于罗马帝国的标准化和官僚化建设。例如，希腊式方阵没有固定的纵深，没有统一的指挥程序，没有固定的招募法规，没有服役退役的标准期限，也设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奖惩制度和军事进攻的基础理论。

相反，在罗马军队中军团通常保持固定的阵容，征募新兵也依照严格的程序控制被征者的社会背景、健康以及体重和身高情况。百夫长、护民官和会计官都很清楚自己的确切角色和自己的军事权限。

不管一支罗马部队在多瑙河还是在北非作战，他们总是建设同样的兵营，士兵也配以严格统一的武器和盔甲。粮食配给、邮件服务、卫生设备——一切无关紧要而在军队生活中常常被遗忘的地方——也都被周详地系统化，因此通常是充足的。罗马宽阔的道路对于甚至是大规模部队的运送也很方便，地方港口的堡垒和国家商船保护着漫长的海洋运输，不管是身在罗马的决策者，还是身在战场的作战将领，他们对于军团通过某地所需的时间、花费及需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等都有非常精确的了解。军事设施提供了如此巨大的支持，罗马军队的战斗效率自然大大增加，绝大多数军团士兵几乎比任何敌军部队都吃得更丰盛、住得更舒适、装备更精良，并且的确有着更强健的身体。这便使军团与地中海世界几乎所有的敌人交战时赋予它一种实质上的兵力优势。这样一套无所不包的基础战争设施使敌人仅靠数量是难以取胜的，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对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敌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证实了这一点。

前线医疗站中一个虚弱的军团伤员。在他后面，别的士兵正在排队等候重回战场的机会轮到他们。这是来自罗马图拉真凯旋柱中的一幕。罗马人不像别的民族，他们认为表现自己的战斗伤亡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这里看到的这些接受治疗的伤兵的画面，并不意味着罗马人承认自己的虚弱，它其实是在确认自己先进的军事组织和对战场上士兵的周到关怀。

心理因素被证明是非常关键的，罗马士兵总是很清楚作战的标准程序。他们知道哪支部队在首，哪支部队在后，也知道他们应如何进攻，知道前进或后退对战斗的整体结果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们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以及他们生病、受伤或死亡的时候将得到怎样的照顾。裸身日耳曼人的狰狞面貌，北部边境严酷的暴风雪以及北非骑兵的怪异武器都不能使罗马战士胆怯，每个军团士兵都是如此自信，他们的作战方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紧急情况预备好了一切应对之法。

从战略层面上讲，官僚化也意味着个别的败退较少招致战场上的巨大灾难。坎尼血浴(公元前216年)、瓦鲁斯在德意志的毁灭(公元9年)，甚至在卡雷发生的克拉苏战争(公元前53年)灾难中，都未产生大面积的恐慌，也未扑灭罗马的战斗力。相反，可怕的失败惊醒了他们，罗马战争机制很快转向重大改革：征募新兵，更新装备，重新起用经验成熟的老兵担任百夫长去监督征兵。这样做的结果几乎总能确保领导上的错误——罗马军队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倘若那些领导来自政治领域的话——不会致军团于死命。几乎一切就像是在自动操作，以百夫长为基础构成的军团，几乎无须从上面领受什么指示去决定他们的吃饭、睡觉、集合行军或列队作战等行动。

不幸的是，公元前2～前1世纪，随着帝国的向外扩张和交通路线变窄，防御责任却增加了。公元1世纪时这些军事设施渐渐难司其责，而到公元3～4世纪已无法维持了。一旦意大利本身的人力资源不够补充军队，罗马军队的系统化也变得困难重重，军队开始招募非拉丁语地区士兵并开始采取各种地方政策以满足整个罗马帝国各种不同的地方需要，这便导致整个军团不知不觉而稳定地巴尔干化，老兵们退役时要求现金和土地，但由于罗马帝国早期的那种向外扩张已终止，土地变成了一种很有限的商品。因几个世纪以来连续赠予因年老病弱而退役的士兵以土地，使土地变得越来越贫乏。道路的修筑和保养也很昂贵。职业军团的固定部队加上器械师、辅助设备以及后勤人员等，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薪俸以满足加速膨胀的资金需求。

到公元2～3世纪前，罗马防御所需的费用是在早已不胜负荷而趋向衰弱的乡村平民身上增加的税收。到公元4～5世纪，农民被彻底榨干。财政收入来源终于枯竭了。于是，罗马帝国巨大的战争机器在疲倦的摩擦声中慢慢走向停止。它那些永久性的军事设施依然原封不动地耸立在我们眼前，但其内在的生命血液——资本和人力——已永远干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