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慈善是一门政治艺术

李冬君

铸器示法，是那时一个普遍的法治观念及政治行为，因为量器关系到国计民生

衡量之器，是政府制定的标准容器，人们据此进行公平交易。
　　有些人很会在“衡量”上做文章，动辄短斤少两，人称奸商。
　　也有特例之人，会多斤多两，专做赔本买卖，这人，就是子禾子。
　　春秋时，齐国量器，有豆、区、釜、钟，国家公量标准，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齐人纳税，谷物便通过这些量器，一豆、一区、一釜、一钟地流进齐侯的公家粮仓。
　　“衡量”民心
　　不料，出了个子禾子，齐国的一位政客，让人想起孟子的王道思想。
　　私家对公门，他把自己的家量，改成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几乎每一种量器都比公家的大出一份，然后以家量施贷，借粮给人民，再以公量收回。这在齐国是一件大善举，于是齐国人民纷纷弃公家，换门庭，竞入子禾子彀中，子禾子因此而实力大增，公家则虚了。
　　民心所向，是一个政权的风向标，子禾子的慈善行为在齐国引发了私门胜公家的政治事件，不久，田和就将齐康公流放到海上去了。田和，就是子禾子，古“禾”字与“和”通用，子禾子，是田和做卿大夫时的称呼，而齐康公，便是那个被虚了的公家，最后一位姜姓齐国之君。文王翦商，姜太公用了多少计?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后裔会被人这样算计。一部姜太公兵法，教人用尽了阴谋诡计，子禾子只用最“善”的一计，从大斗出、小斗入开始，他亏损了粮食，却赚了民心。
　　粮食与民心，孰轻孰重?时人已掂量出一二。子禾子釜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战国时代来临。田氏代齐，与三家分晋一样，带头走出春秋，率先进入战国，成了先行者。不过，子禾子来得更加隐蔽些，不动干戈，便改换了门庭，以和平演变，田氏齐取代了姜氏齐。
　　当时，新兴的军功一族，多以暴力革“公家”之命，而子禾子则不然，他重新“衡量”了一下民心，用大斗与小斗的换位来行仁政，还真的就“天听自我民听”了。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子禾子做好事，能几十年如一日，还真不容易，可他不像“雷锋”像孟子，没有稀里糊涂地做齐康公的“好战士”，却别有用心地成了“诛一夫”的好汉。
　　慈善幽灵
　　慈善事业，一旦与“阴谋论”挂钩，好事还真就做不得了。为什么在中国搞慈善难?难在此矣!墨家子弟，早就批评儒家鼓吹仁义，有犯上作乱嫌疑。他们认为，行仁义是王的专利，要以公行之，由王特许。以私行仁义，久而久之，人民万一拥戴他，就必然导致了田氏代齐的结局。
　　法家更认为，行善就是收买人心，惟君主能行。商鞅说，利出一孔，其国无敌，利出二孔，其国半利，利出十孔，其国不守。因此，行善的人多了，非国之福，乃国之祸。刘邦要出征，却不发兵，他想啥呢?萧何明白，赶紧多行不义，夺人田地，搞得刘邦来找他了，他虽挨骂，可刘邦放心地出兵了。
　　显然，刘邦不像齐康公，没忘“利出一孔”，没让子禾子的幽灵钻了自己的空子。
　　一个幽灵，一个慈善的幽灵，在中国的历史上徘徊，没想到，这幽灵居然出土了。
　　1875年，齐国故地，山东胶县灵山卫古城，出土了子禾子釜，印证了田和这段历史。子禾子釜外壁有铭文九行，约109字，有些字已锈蚀不清，但大意明了：子禾子命人往告陈得，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库之釜为标准，如左关官员舞弊，加大或减小其量，均当制止。如左关官员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的刑罚。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借人”，这道理，子禾子当然懂。所以，他要防患于未然，决不允许自己手下的官员，擅自改变他制定的度量衡，不能让他的作为，落在他自己的身上。
　　子禾子釜，不算太大，高38.5厘米、口径22.3厘米、腹径31.8厘米、底径19厘米、容量20460毫升。它承担着国家律令之重，具有宣示法令的意义，就像当年子产铸刑鼎，也是当时的一件法器。
三家分晋后，先富起来的魏家，也有这么一件法器，称“安邑下官钟”，其形制、纹饰、铭文，都颇为讲究，在当时，它可是将魏国的富裕和自信量入量出的。钟为圆壶形，敛颈，鼓腹，圈足，盖上有三环钮，绘饰云纹，腰身两侧有铺首衔环耳，从器肩到器腹，饰有四道横带纹，带上镶嵌松石。腹部铭文27 字，自名为钟，并记造器年代、官吏及容量。颈部刻一横线，有“至此”二字，为度量标记。
　　可魏家不像子禾子那样，在量器上做收买民心的文章，从未让利于民，所以，尽管齐国比魏国繁荣得多——看一看临淄城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情景就知道了，可魏王还是比齐王要富，富得忍不住要炫耀一下，魏惠王对齐威王说，我有宝贝呀!齐王问，你有什么宝?我有十颗直径一寸的夜明珠，你有吗?齐王摇摇头说，没有。不过，我也有宝贝。魏王问，什么宝?齐王说，我的宝贝，跟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宝。接着，就将齐国的人才夸耀了一番，这一夸，就夸出个稷下学宫来了。
　　子禾子以民心为宝，他的子孙以人才为宝，孟子来到齐国时，认为齐国已经具备了行仁政的条件，来齐国前，他刚离开魏国，说那以财货为宝的魏王“望之不似人君”，所以，他要走。
　　不光孟子走了，还有吴起和商鞅，或南下，跑到楚国去了，或西行，到了秦国。
　　吴起还好，没有领楚军来打魏国，而商鞅却领秦军打来，直打得魏惠王迁都了。我们还是来看“安邑下官钟”，就在这件钟的口沿上，另有五字记容积，字体与腹部铭文不同，为秦人字体。两种字体，表明两个国家都使用过这口钟。安邑原是魏都，可此钟却在秦地咸阳出土，说明它自魏入秦。
　　孟子在齐国做了稷下先生，行有高车，卧有豪宅，居则雄辩，可他还是不满，他觉得齐王行仁政不力，行了那么一点，还是在国内，对于别国民众，则采取帝国主义政策，战争与掠夺并举，于是，他不断提醒齐王，说行仁政可以得天下，可不是嘛，你爷爷以自家搞了点慈善，就得了一个国家，你如果用国家来行仁政还不要得天下?你说什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还有比行仁政更高的利益吗?
　　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说完就走了……如今，那只行过慈善的釜还在，孟子说过的话也在，用来对照今天的世界，我们发现，现在满世界都在说慈善，可有哪一个国家在向他国行仁政呢?
　　国家利益的墙，可不是柏林墙，说拆就拆的，而行慈善的心，难道又是谁都可以踏上一只脚来踩一踩，谁都可以吐一口唾沫来问一问的吗?这一踩一问就来自阴谋论，先别忙着了结，姜文说“让子弹飞一会儿”，何不让慈善也待一会儿!又何必一踩一问，非要挖出个隐藏很深的子禾子来才过瘾呢?
　　
《中国经营报》2011年1月31日

施国英

写得机智生动~~

自觉的梦游人

这文章的确很女史气，品来别有味道。
慈善为善，偏偏要政治化，至少要诛心地一问再问有何动机，是为时人看待慈善的心态，往古究去，原来是数千年老传统。至少，行善而无所求，在“国学”传统里，是没人会信的。善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者，善为大政，原为操弄权术的手段，而且行善还是一种垄断的笼络人心的手段，有子禾子为证。
突然想到，那个陈首善去了台湾，到处派钱，结果却弄得满身唾沫，原因就是他打破了那边行善的垄断？

李冬君

谢梦子加精，祝新年愉快。
祝施国英新年愉快。
让我们小心翼翼地拭目以待陈首善或者一基金。

夏加坤

也是一门商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