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朱希祖与胡适——兼及章门弟子与英美派在北大的历史关系

作者：邵兴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胡适的各类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对胡适与他同时代人交往与学术关系的梳理也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但是，胡适与章门弟子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似乎直到今天仍略显单薄。自然，作为太炎最得意弟子之一的朱希祖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交往与学术关系，更是未见学界提起。[①]朱希祖与胡适之间的历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章门一系与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在北大之历史关系的缩影。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民元以来北大乃至全国学术界学风代兴的关键。
一、北大的“卯字号”名人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一作逷先，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习史地。在日期间，执弟子礼问学于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是章门中最早、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太炎在《自定年谱》1910年条下说：
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1]P317
由此，太炎对朱希祖的推崇可见一斑。1913年初，朱希祖更因在读音统一会上之出色表现而名播京师。不久，即被聘为北大教员。因此，在胡适进入北大之前，朱希祖已是北大文科里很有名气的教授，俨然为一北大的“老资格”。1917年9月，胡适进入北大之后，凭借先前文学革命提倡之力与稍后《中国哲学史大纲》新学术典范的开创之功，在北大也迅速声名鹊起，其社会影响甚至远远盖过了主要以学者居的朱希祖，亦列北大名教授之中。自此，朱希祖与胡适发生了密切的往来与合作，在北大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当时北大提倡教授治校，以各科系主任及教授代表为评议员组织的评议会，是全校最高权力机关。而朱希祖与胡适，则多次被遴选为评议员。查阅《北京大学日刊》，我们发现朱希祖与胡适一同被当选评议员的报道就有如下几次：
1919年10月27日朱希祖30票当选、胡适60票当选。
1920年10月14日朱希祖26票当选、胡适29票当选。
1922年11月3日  朱希祖23票当选、胡适42票当选。
1923年10月25日朱希祖32票当选、胡适28票当选。
1924年10月11日朱希祖24票当选、胡适48票当选。
1925年10月28日朱希祖42票当选、胡适42票当选。
从1919年至1925年，除1921年朱希祖未被选为评议员之外，朱、胡两人一直共事于评议会，参与北大校政的决策。因之，朱希祖之子朱偰后来便回忆道：
当时评议会设在公主府（即北大第二院），蔡元培是丁卯年（一八六七）生的，我父亲是已卯年（一八七九）生的，胡适是辛卯年（一八九一）生的，都是属兔，各相差十二岁，所以有老兔、中兔、小兔之目。[2]P68
在校政之外，朱希祖作为北大史学系的主任，为教务会议的当然委员；而胡适一度出任教务长（1922年4月—12月）。因此，两人对于北大教务的决策也有很大的作用。1922年，在北大教务会议上，胡适便联合朱希祖提出“关于本科第一外国语”的提案，要求本科各系第一外国语，每人毕业之前，须受一次特别实验，“凡不能为正确的中西文互译者，概不得毕业”。[3]P1297这项提案，随后获得通过，极力地促进了当时北大学生的外语水平。不惟如此，朱希祖与胡适还一起推动了北大史学系派遣留学生学习史地计划的实施。朱希祖当时在史学系进行大举革新，因思国内以科学方法治史学者尚少，建议学校当局考选高材生，派遣留学。[4]P218这一提议，得到胡适的积极支持，在评议会、教务会上均获得通过。1921年，北大便在《晨报》上发布了招考广告，但后来因事一度搁置，未能实行。为此，胡适在1922年6月5日特写信给蔡元培：
孑民校长：本校史学系派遣学生留学，习史学、地学一案，去年因罢课未能实行。兹本月一日教务会议讨论此项考试日期，决定与新生入学实验同时举行，惟人数有无变更，旅资已否筹得，祈先生示知，以便发布广告。专此。胡适敬启。六月五日。[5]
蔡元培6月6日即对胡适的信作出答复：“人数可以仍旧，旅费必须筹出”[5]，表现了极大的决心。正是在胡适、朱希祖的推动和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史学系于该年就派出毛准、姚士鳌赴德留学。毛、姚二人后来学成归国，先后服务于北大，为一时之著名学者。
与此同时，朱希祖与胡适还一同参与、组织了当时北大校园里的各种团体。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朱希祖与胡适分别加入甲种会员，坚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戒约。[6]P25691919年1月，朱希祖与胡适等人发起学余俱乐部，在求学余闲“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不涉校外之事”。[6]P2357五四运动之际，两人又对学生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声援。1919年6月3日，北大法科被军警围占，教职员和学生多人被拘捕。朱希祖与胡适联合北大同人，署名公致北大全体教职员，呼吁团结一致，谋解决之法。[7]1920年1月，朱希祖、胡适、马叙伦等一同发起成立教职员会，作为“联络情谊的组织，依互助的精神，谋筹本校全体的发展，增益团体生活的趣味”。[6]P2349可见，对于当时北大各种社团活动，朱希祖与胡适都是积极参与的，有着很好的合作。
作为北大“卯字号”名人的朱希祖与胡适，其实在北大文科也享有很大的学术地位。周作人就提供了另外一个“卯字号”名人的版本：
民初沙滩红楼未成的时候，文科也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门口一排房屋称卯字号，是教员休息室，当时有二老兔子和三小兔子之称，三小为胡适之、刘半农与又一刘某（指刘文典），二老为陈独秀与朱逖先。[8]P565
在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文科，朱希祖与胡适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上，有一张轮流担任编辑的姓名、别号和收稿处：
第一册  朱希祖（逷先），国文研究所
第四册  胡适（适之），  英文研究所[9]
《北京大学月刊》所列都是北大各学门的研究所主任，朱希祖是国文门研究所主任，胡适是英文门研究所主任，这在当时可谓极“一时之选”。由于两人的学术地位与声望，1919年2月朱希祖、胡适等六人被北大推定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同年11月两人又联合马裕藻、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该议案由六人共同起草、胡适执笔，并于1920年2月获得教育部的通过。从此，新式标点符号大行于世，泽被当今，朱、胡之功可谓不可没也。1922年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朱希祖、胡适又都是其中的委员，为国学门的各种创建工作乃至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对朱希祖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初期，当胡适、陈独秀揭起中国文学革命大旗的时候，朱希祖主要还徘徊在太炎学说之中，文学观念显得比较传统。对陈、胡文学革命的主张，朱希祖并没有表示公开的声援，甚至还有所非议和指正。
胡适当时主张言文一致，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把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正统，由此确立了一种文学的进化观念。而朱希祖虽然以为“文言一致是文学的上轨”，但对胡适等人的白话文思路却不以为然，他称：
近世士夫又以远西诸国文语无殊，故闿泽烝黎，易臻庶富。临睨诸夏，则文语分离，有字无语，有语无字，往往而有，遂欲远同彼土，易我华风，此皆矫枉过正之谈也。上推古始，文言本自合一。楚夏异地，古今异时，幅员之广狭代殊，言语之流别遂异，语不相晓，文能通之，此则古今之变，非可一概论也。[10]P1
朱希祖认为中国文学古初就已然文言一致，后世才有分裂的迹象。探求言文一致之理，当返诸远古。因此，他对宋明以后语录体之兴的看法便与胡适形成轩轾：
宋明以来，语录小语竞用方言，勇操土语，地越千里，时隔百年，即有不相通晓者矣。愤时之世，遂欲执一方之言语，同四海之口耳，不加修饰之功，而遽期划一。不契雅洁之妙，而惟事鄙倍；不撢方言之根株，以推求本字；不籀字学之源流，以符今语，是使文言永相离耳。理而董之，是在达者矣。[10]P7
可以看出，朱希祖文学观“复古”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他当时在北大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也得出中国文学衰落、退化的结论。[11]P13-18虽然，当时朱希祖在实际行动中已经与胡适等新派人士多有往来，有意趋新，但在主张上仍是相当传统。以致沈尹默后来概括民初北大的新旧之争时，便把章门弟子中的朱希祖、马裕藻等称为“中间派”，认为他们“依违两可，都以为然。”[12]P166罗家伦也回忆道“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13]
不过，朱希祖虽在主张上仍显落后，但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他转向新派的趋势也日加明显。1919年之际，当新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朱希祖思想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不仅摒弃先前轻视白话文学的看法，正式转向新派，而且连续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多篇文字，公开支持白话文文学运动。在《白话文的价值》一文中，朱希祖认为“文学最大的作用，在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如果作文的时候想着流传将来，“则思想隐欲专制将来，文学上已无时代精神可表现”。他声称：“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学，离却现代而欲预讲千百年后的将来，与离却现代而欲实现千百年前的过去同一谬见。”他认为白话文的价值在于易读易解、自然秀美、容易消化，绝不是那种“伪”、“古”、“贵族”的旧文学所能比拟。[14]可以看出，朱希祖对新文学的体认明显受到胡适文学进化观的影响，“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学”与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表达上甚至是如此的相近。
朱希祖作为邃于国学的章门弟子而身与新文化运动，无疑对胡适形成了强有力的声援，为新文化运动的顺利推进与扩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外界看来，朱希祖与胡适俨然成为同一阵线的战友。随着新文化思想的流布，远在四川的吴虞创办《威克烈》报，提倡白话文，他写信给时在北大的朱君毅，要求他“请觅蔡孑民、胡适之、陈独秀、高一涵、李公度、朱希祖、沈尹默与《威克烈》报作白话文。”[15]上册，P502思想主张向为激烈的吴虞把朱希祖与胡适等人并观，由此朱希祖作为“新派”的地位可见一斑，在转向“新派”后，朱希祖迅速成为当时善作白话文学者之一人。实际上，在当时《新青年》同人中，朱希祖虽不甚显著，但也曾参与了《新青年》的一些内部决策。1920年《新青年》在讨论分办时，陈独秀就向胡适、朱希祖等人征求意见：
守常、适之、申甫、玄同、孟余、孟和、百年、尹默、慰慈、抚五、逷先、启明诸兄公鉴：
《新青年》七卷六号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
(1)是否接续出版?
(2)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16]P90
上引的适之自然是胡适，而逷先就是朱希祖。凡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朱希祖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思想发生了转变，与胡适一道为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三、学术交往
在朱希祖与胡适有学术交往之前，胡适1917年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直攻章太炎“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作为章门弟子的朱希祖，在这一点上恰好承袭了太炎之说。因此，胡适的学术见解一开始便与朱希祖立异。
1917年9月12日，胡适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蔡元培即为他设宴接风，作陪者共七人，章门弟子有三：沈兼士、马幼渔与钱玄同。虽然这次朱希祖没有前往，然同门钱玄同迅速向他传达了胡适的学术水准，这年10月2日，钱一见到朱希祖便盛赞胡适的《墨经新诂》“做得非常之好”。[17]P1612缘钱玄同之介，朱希祖显然对胡适的《墨经新诂》表现了一定的兴趣，并为胡适贡献了不少意见。在胡适《墨经新诂》的原稿中，有一夹条，云：
书中夹笺皆历年来友人朱逷先、张申府诸君所加，其语有是有非，其意皆至可感，故皆存之。适。[18]第7册，P172
胡适作《墨经新诂》后，显然有呈送朱希祖就正之举。其后，胡适在传统旧学上不断向朱希祖请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凝聚了朱希祖的不少帮助。1919年胡适为该书写再版自叙时特别提到：
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19]P1
朱希祖当时是是藏书丰富的藏书家，于海内孤本、秘本多有收藏。胡适在向朱希祖请教学问的同时，还不时受惠于朱希祖的藏书之便及朱希祖在版本源流上的一些意见，而两人因此在古书版本的发见上往往不期而合，引为同道。胡适作《章实斋年谱》时，就与朱希祖有过关于图籍版本的交流。胡适在1921年11月13日的日记上写道：
朱逷先送还《实斋年谱》稿本。他说，他曾做过一篇《续通鉴》的考，大意说《续鉴》的北宋一部分是邵二云的底子，是用《东都事略》为底本的，故甚好。南宋以下，是另有一本，是毕氏原本，绝非邵本；因为邵氏曾作《南都事略》，故南宋若用邵本，定更加详，决不至如今本之略。此与《年谱》中所考有相发明之处。
逷先借给我一部《金棕亭诗钞》，凡十八卷。中有二诗，可考吴敬梓的事实。[20]P254
这说明了朱、胡两人治学都重视图书版本，无怪所得考见“有相发明之处”。而朱希祖也慷慨地为胡适提供书籍之便。自然，胡适更蒙惠于朱氏藏书，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朱希祖逝世之后。这便是胡适《水经注》考证问题。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确钞自宋本，但现存的宋本均已残缺不全，因此“今日郦书旧本中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21]P188故，胡适后来作《水经注》的考订便有意借朱希祖“所藏之明抄宋本《水经注》从事校勘”，[22]P381而在胡适的遗稿中也有《记朱逷先家钞本〈水经注〉》一文，对此本有详细的校勘。[18]第4册，P132—151
由于朱希祖藏书之富，在当日史家治学中，往往能出以广博之文献史料和稀见之图籍版本。1923年钱玄同、胡适等人计划整理中国古籍，而对于《史通》一书，钱玄同本有意标点。但其时，有人告诉钱玄同说朱希祖也有此意愿时，钱玄同马上写信给胡适：
逷先对于史部旧籍搜讨甚勤，所得甚富，整理《史通》，他很适宜，我决意让给他去干好了。[23]P322
因其时，朱希祖在《史通》的版本上，已经有了新的斩获。自1922年始，即已动手撰写《刘知几年谱稿》。这一年谱朱希祖生前未尝发表，今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其首面即云：
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新购得明万历五年张之象翻宋刻本《史通》二十卷，此为《史通》流传本之最佳者，嘉靖蜀刻本远矣。因喜而作《刘子玄年谱》。二月二十四日，海盐朱希祖记。[24]
朱希祖对古籍版本的识断、考辨与搜罗，在当时北京大学可谓首屈一指。因此，20年代以后，当胡适从事于“古史辨”，对中国古书进行辨伪考订时，朱希祖不仅可以贡献意见，且能从旁对胡适的考证予以纠正和补充。1921年，胡适发表了极富影响的《〈红楼梦〉考证》一文，朱希祖拜读之后，认为胡适虽然把曹寅生平的事实说得很详，但“曹寅生平最大的事业，影响我们文学界的就是刻《全唐诗》一事”，却“失落未载”。朱希祖致函胡适，说明曹寅刻《全唐诗》的始末，并指出所刻本之原本是明海盐胡震亨辑的《唐音统签》，而最后刻成的只有戊签、癸签两种。[22]P393
朱希祖、胡适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同时，也在学术旨趣上体现出一定的共识。胡适提倡科学的治学方法，早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便以“平等的眼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差不多同时，朱希祖也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提出了类似的主张，文章开篇便说：
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方今治科学的方法，最要者是分析，比较，综合；而尤要者在乎经验。[25]P379
这种议论与胡适的提倡形成一种呼应。如果联系后来胡适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来看的话，胡适提出的“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与此极具亲和性。正是基于对科学方法的共同体任，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任上大力推进史学系的社会科学化，在延聘教员上对新进学人多有邀请，并且相当看重胡适的推荐意见。比如陈衡哲到史学系授课，朱希祖就通过了胡适的关系。在胡适的秘藏书信中，完整地保存了朱希祖当年致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昨日接到你的信，始知陈衡哲女士已到南京讲演。他对于教西史的志愿我已经明白。《西洋上古史》和《史学通论》姑且不强他教。现拟请他教《西洋近百年史》，每星期三小时，如人数多，分为两班，用同样讲义教，须六小时，再请他在史学系研究课程中担任《欧亚交通史》示时。前一种须编中文讲义，后一种缓编讲义，先行讲演，即至一年后再编成书亦可。《西洋中古史》和《西洋近世史》，已有人担任，中途不可更改，如陈女士愿意教，明年再商量罢。我的意思请和陈女士商量，如得同意，望速赐复。希祖上，九年八月十一日。[18]第25册，P312—313
不仅如此，朱希祖对胡适的研究抱有一定的兴趣。1922年3月，梁启超到北京大学作专门讲演，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朱希祖便偕北大文科名教授马幼渔、吴虞、沈兼士、陈伯弢、钱稻孙前往聆听。[15]下册，P19—20因此，他们共同参与一些学术活动也是意料中的事。如20年代初，胡适、朱希祖经常偕吴虞等人与访华的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藤冢邻等坐而论学，这只要翻看一下《吴虞日记》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又如1924年1月，学术界在北京的安徽会馆举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朱希祖与胡适都积极参与，并均在会议上作了演说。[26]21至于朱、胡这类学术活动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中就更多了。
四、派系之分：章门朱希祖与英美派的胡适
朱希祖与胡适在学术往来上虽有过一段和谐的关系，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在治学方法上的歧异。朱希祖受业于章太炎，而章太炎是尊从经古文学的，朱希祖在早年的学术观上明显受到太炎的影响，偏向经古文学。五四新文化前后，朱希祖虽然思想大变，主张平等看待古今书籍，不分今、古文，以作科学的整理，但他仍表示“我的议论，虽然似偏重古文，看轻今文，然我所弃取的，不过古文家治学的方法重实证，较胜于今文罢了”。[25]P388在朱希祖眼里，经古文较经今文而言，与现代实证科学更有姻缘关系。朱希祖这种重实证的思路，使得其不敢过疑古书，故他对“时流之专事疑古，推翻成案，立异鸣高，则始终以为近于主观，不愿苟同”。[27]
相反，胡适虽然也提倡科学的实证主义，但却比朱希祖多一层“大胆的假设”在内，有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勇气。因此，在胡适的眼里，朱希祖的治学方法不免显得过于保守。对此，吴虞在日记中清楚地记载了胡适的看法，日记云：
适之借予《札移》、《大学书目》及其《中古哲学史讲义》。推崔东壁为中国第一大胆人，甚不以朱逖先信仰古文家为然。谓今文家已推倒之古文家，而逖先犹信之，如何要得。……适之论古书于唐、虞、文王、太公皆以为无其人。谓中国书可信，当以《诗经》所有证之。大约自周宣王起为历史之可信者。《诗经》中称文王及姜源之类，皆可分作神化一派云。[15]上册，P599
对于胡适的这种意见，吴虞表示胡适“思想活泼，殆甚少匹”。因之，在治学上，胡适“疑”过于朱希祖。而疑古思想下的古史研究，往往新见迭现，这也是胡适比较欣赏的。以致，胡适对朱希祖的古史考证，多认为缺乏创作性。胡适就任《国学季刊》编辑主任时，在编辑稿件上，往往以创获之多少为编排依据。1923年1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国学季刊》第一期，沈兼士诸君本拟以朱逷先的《萧梁旧史考》排第一篇；我主张稍分类，以略多创作者列前，而朱作以仅考书目，故与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并列后半。及第二期收稿时，朱稿来最后，故即排在《郑樵著述考》之后。[28]P8
沈兼士与胡适对朱希祖《萧梁旧史考》的不同意见，正反映章门弟子与胡适在治学路径上的细微之别。
同样，朱希祖对胡适的治学也多有保留和严厉的批评。朱希祖之子朱偰回忆道：
父亲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2]P68
朱希祖在给至交好友张元济的书信中也提到：
年来为大学所编者有《中国文学史要略》、《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此三种系三四年前编成，为文科讲义，然陈义稍旧，不愿发表，生平颇不愿学胡适之有一篇发表一篇，不顾精粗良楛也。[29]P236
朱希祖与胡适这种学术上的差异，以及彼此揭短的举动，如果联系当时北大太炎门生一派与英美派之间斗争的历史背景，会看得更加清晰。彼时，章门弟子在北京教育学术界，势力庞大，有“某籍某系”之讥，甚至连当时身与清华的杨树达也在日记中，不断表达对浙籍章门垄断北京教育、文化资源的痛恨。而朱希祖与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历史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作为太炎门生的“老大哥”，在北大极容易受到反对者的注意与攻击应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他后来便受到过“朱、马把持北大教育”的警告，并诱发北大学生驱逐朱希祖的风波。因此，在北大校政的处理上，朱希祖虽与胡适有过合作，但一旦有所冲突，他的立场是站在章门弟子一边。在派系分化中，朱希祖与胡适不仅有学术上的分歧，且在政治态度上也往往体现出派系之争。最明显的例子是北大教授在反对章士钊出任教育部长一事的分化上。
事情应从1925年5月的“女师大事件”说起。因这一事件，女师大几个学生骨干被学校开除。这引起了时在女师大兼职的北大教员马裕藻、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鲁迅等章门弟子的注意，他们联合沈尹默、李泰棻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对校方的处理表示反抗。朱希祖虽然并未署名发起，然却与马裕藻等人站在一起。因这一风潮涉及北大教授，其后迅速波及北大。当出任教育部长的章士钊以高压手段镇压“女师大风潮”时，北大评议会便于8月18日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决定。这项决定受到胡适、颜任光、陈源、王世杰、高一涵等的质疑，他们发表公函，主张北大应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问学，评议会应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职权以外的事业。[6]P2999为此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文典等章门弟子联合部分教员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认为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对待女师大风潮，“不用公允的办法”，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正面回应了胡适等人的疑问。[6]P2997对胡适等人的公函，朱希祖、马裕藻等又再次进行了驳解。最后提案获得通过，但胡适等人仍不遂心，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强调他们不愿北大迁入政治漩涡的希望。
由“女师大风潮”导引的反章士钊运动，朱希祖与胡适始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以马裕藻、朱希祖等为代表的章门弟子与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的一次较量，连昔日与胡适走得比较近的钱玄同与周作人，在这一事件上也离异于胡适，由此益见当时双方坚固团体的努力。
有此历史缘由，因之当30年代英美派在北大掌握权势后，蒋梦麟、胡适及站在背后的傅斯年便有意打破章太炎一派统治北大文史学的格局，大力进行人事调整；太炎一系终成式微之势，章门弟子及与章门走得比较近的浙籍教员，先后离任北大。而朱希祖在1930年底因各种压力而终于提出辞呈，1932年更是离开了北京学术圈，任教于中山大学。1934年当朱希祖转任中央大学之际，遇到同被排挤而转教中央大学的林公铎（损），不仅大发感慨：
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长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新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30]P185
而林公铎在与好友吴梅谈论北大时，也不忘胡适对旧教员的排挤。吴梅的日记记道：
往访林公铎，同往刘三处长谈……席间所谈，皆北大近日事，方知朱逖先之南来，受傅斯年之绐；许守白之解约，出胡适之之意，而朱与许皆未知也。可胜浩叹。[31]P509
林损把朱希祖的南下归结为傅斯年的欺哄，而许之衡被解聘也是胡适的意思。林损本人作为胡适、傅斯年辞退旧人的“受害者”与见证人，他的这一观察，正印证30年代初期北大学风之运转与代兴。“卯字号”名人朱希祖与胡适，从此实际上很少有学术上的往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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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吴梅全集·日记卷（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①] 就目前看来，陈以爱之《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出版）与桑兵之《晚晴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两书的相关章节对胡适与章门弟子之间关系的探讨稍有涉及，并已引发一些饶有兴趣的学术史话题，堪值学界注意。本文的研究，在以朱希祖与胡适的关系为切入点作一透视。须要在此说明的是，本文在材料搜集过程中，曾得到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北京大学档案馆等的热情接待与帮助，这是笔者所要深切感激的。

转自邵兴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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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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