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美：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恶性通胀一触即发

亚平

经济第一役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连年的战乱使百姓穷困潦倒，投机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黄浦江畔，打响了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人民币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来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穿着体面的长衫，有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银元，“哗啦哗啦”地抛玩着，也有的只捏两块“袁大头”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个不停。上海话里管这些人叫“银牛”，其实就是倒买倒卖的银元贩子。“银牛”们忙不迭地招呼着生意：“大头小头要哇？”“大头小头要哇？”“大头”是指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价格高些；“小头”则是指铸着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银元，价格略低。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着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人们对于新政权的将信将疑，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就成了一日数变。人们只要一拿到钱，得马上一溜儿小跑地找银元贩子换成银元。去晚一会儿，就又是一个价儿了。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刚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物价飞涨的同时，南京路上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但，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
　　放眼1949年的华夏大地，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通货膨胀肆虐多年，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物价上涨8400多亿倍。老百姓的生活艰难竭蹶、无以卒岁。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大上海的资本家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看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陈云出山
　　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懂军事懂文学的大有人在，但懂经济的确实不多。陈云懂经济。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的一座小镇。他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舅舅家开了个小饭铺，陈云自小便帮着家人料理铺子里的生意。后来经人介绍，陈云在15岁左右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里当学徒。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企业，陈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还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据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亲眼目睹陈云打算盘，只见手指翻飞，但闻算珠脆响。惊叹之余，赵专门赋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这当然是后话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周恩来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工人阶级出身、却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1944年，陈云开始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他的革命生涯从此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东北解放后，陈云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东北的经济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复。他的理财本事有目共睹，自然成了主政财经的不二人选。
　　从沈阳动身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的回答保持了他惯有的谨慎、稳健、唯实的本色：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1949年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
　　今年88岁的杨波老人是原轻工业部的老部长，也是陈云的老部下。老人记得，陈云到北平后就在东交民巷的信托公司办公。当时，杨波负责收集各解放区的物价、贸易、货币发行以及生产等经济情况，内容5天向上一报。陈云一到，马上通知他将材料整理好送到东交民巷。
　　那是杨波第一次见到陈云。老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简单而明快：陈云个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
　　银元之役
　　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
　　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华东财委的这个决定有充分的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拥有数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机，再加上数千名打探行情的“银牛”往来出入，交易所实际上操控着全上海大小黑市。
　　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当时中财委尚未成立，原有的中财部又即将撤销，所以回电下方只署了两个字：中财。
　　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当干警们冲进6楼445房间的时候，屋里的人们还在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交易所4楼的265号房门外，挂着“寿昌金号”的金字招牌，和正当商号别无二致。但屋里光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里。墙壁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红纸表格，红纸的最上端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俨然就是一座金融战场上的投机指挥部。
　　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交易所被封了，“银牛”们不见了，但庞大的投机资本并没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动暗待时机。
    投机，更深的危机
　　周恩来曾讲过一句话：“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战争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害苦了正当的民族工商业，却使投机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几大重要城市不断掀起投机风潮。官僚资本倚仗特权从中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追逐暴利助纣为虐。即便是少数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拥着泡沫跳舞。
    解放前夕，北平、天津两地的银行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早在1949年4月上海还未解放的时候，平津两地投机商就趁着河北受灾粮食减收、天津纺织工业尚未恢复的时机掀起一次物价波动。政府不得不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入关，又从济南调运小麦运往天津。国营贸易公司在平津两地迅速建起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向市场直接供货，方才将风波平息下去。
　　据说，蚀了本的投机商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哼，等着吧。
　　等什么呢？有人问。
　　等上海打下了，有共产党好瞧的！
　　这段对话并非没有依据。当时，上海有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多都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的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银元贩子，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人多达二三十万。工商业更是投机成风，1949年前后，上海的棉纱字号从1937年的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从82家增加到644家，卷烟厂从23家发展到113家，新增厂店大部分不从事实际生产和正常买卖，而是囤积商品或者买空卖空。老百姓中以“踢皮球”为生的，也大有人在。
　　平津投机商一语成谶，上海解放后，投机的“暴风眼”果然从平津转移到了上海。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六月的银元风波过后，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黑市放款中的八成都被用于这一轮的粮布投机。
　　坐镇东南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投机势力来势汹汹。如果被它得逞，动摇的将不仅是百姓的生活，更是新政权的根基。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首当其冲。7月3日，身处武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中财委的组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2日，中财委在北京朝内大街九爷府正式成立，主任陈云，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前文提到的杨波，当时被分配到贸易处工作。
　　情势急迫，中财委成立大会一开完，陈云就动身赶往上海。
　　上海之行的行政随员名叫刘为。老人生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一接到通知，赶紧跑到北京饭店东楼的铁道部联系火车，又从银行取了一皮箱新的人民币准备上海会议使用。
　　出发的具体日子老人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时铁路损毁严重，京沪之间也没有直通车，载着陈云等人的两节车厢，多次更换车头，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了上海郊区。
　　那个时候，东海一带的岛屿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上海、南京及长江口沿岸，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和骚扰。车行至上海郊区的昆山车站附近，刘为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头的蒸汽直往外冒，火车立马来了个急刹车。车里的人马上意识到，遇上空袭了，大家赶紧拥着陈云等人下了车。陈云很镇定，就倚车厢坐着，没有跑远。
　　事后察看才知道，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射中了火车头的蒸汽锅炉——幸亏敌机并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到达上海后，陈云等人住进了苏州河畔的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当时的百老汇大厦和附近的高层建筑屋顶上都架着高射机枪，这一点给刘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机枪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这些飞机几乎天天到上海市区上空寻衅滋事。地面上也不太平，上海滩潜伏着大量国民党特务，他们躲在暗处打黑枪、搞破坏，困兽犹斗。
　　人祸更兼天灾。陈云刚到上海，就赶上了30年未遇的台风。黄浦江水倒灌，市区受淹。人们要手挽着手才敢过马路，南京路闹市区水深及腰，足以行舟，就连市府大厦里的积水都没了膝盖。
　　困难各种各样，但聚首上海的各区财经干部们却没放在眼里。
　　7月27日，上海财经会议如期举行。
    “两白一黑”问题
　　上海物价是会议的重头戏，陈云把它归结为“两白一黑”的供应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陈云在财经会议上给大家算了笔账：1949年5月底，上海一共有550万人，扣除原本的农村人口和陆续还乡的人口，实际只有400万人。以每人每月平均供应22斤米计算，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用了。
    而300万斤粮食是可以保证供应的。上海每天由政府配售大米100万斤，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当时上海的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出售的面粉大概可抵80万斤大米。三者相加，就是260万斤，离实际所需只差几十万斤。通过几天实地走访，陈云发现，大部分市民家里都存有一部分“应急米”，以备不时之需，恰恰可以弥补暂时供应不足的几十万斤。
　　棉花的供应也与之类似。在接下来的8月至11月，每周按开工4天计算，上海加上青岛生产需棉79万担。各地现有存棉48万担，加上向华东、华北、西北购棉31万担，可以够用。
　　陈云这么一算，细致具体又切实可行，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不少。
　　事实上，为上海市调运、配售粮食的事，在财经会议召开之前就开始了。
　　杨波老人记得，当时的铁路公路恢复较慢，汽车也少，运输主要走水路。调运粮食的命令便“顺江而下”，江苏、浙江等地都往上海运粮，浩浩荡荡的送粮船在长江里往来航行。
　　那个时候，全国解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有的地方富裕一些，有的地方困难一些。从富裕地区调运粮食棉花和煤炭比较容易，从困难地区调拨物资自然麻烦一些。
　　但是陈云明确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因为上海物价如果出现波动，必然影响全国；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制造中心，只要上海不停工，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和其它工业产品就可以支援全国和作战前线。所以，困难大的时候，陈云就亲自下达命令，布置运输。地方上一见是陈云的命令，就明白事关重大，二话不说坚决执行。
　　事后统计，7月份中财委通过从各地调拨在上海抛售的棉纱、棉布、大米和面粉分别达到了市场成交总量的37.3%、76.8%、36.3%和34.1%，极大程度上拖住了物价上涨的幅度。
　　到7月底8月初，江苏常州以西、安徽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开始收获，价格比上海要低，这一次的物价波动才算平息下来。
　　恶性通胀一触即发
　　除了解决上海问题，上海财经会议还另有重要任务——统一安排后4个月全国的财经工作。讨论过程中，不少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议题：票子能不能少发点？
　　当时，最棘手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通胀原因一方面在于投机推动，但钞票发行量过大才是根本。削减支出、减少货币发行量，对抑制通胀来说，无疑是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货币能少发么？
　　新中国就快成立了，中央财政却还是积贫积弱——城市工商业尚待恢复整顿，财政收入主要靠征公粮。老解放区公粮负担已经很重，新解放区又刚刚开征，数量有限。
　　政府收入少，支出则与日俱增——进军华南、西南的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军费开支不可小觑；解放区军政人员再加上新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全国“吃官饭”的达到650万人以上；再加上赶修铁路、赈济水灾等支出，全国1949年下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5800亿元。
　　除了财政赤字，为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贸易机构还必须收购必要数量的粮食、新棉、生丝、桐油、茶叶、烟叶、生油、猪鬃等等。上海财经会议上汇总各区情况，计算出收购共需4700亿元，其中现钞收购3400亿元，这部分现钞也只能依靠银行发行人民币。
　　8月8日，陈云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认为，票子不可能少发，通货膨胀还会持续，但通胀率可以控制。
　　按照陈云等人的计算，8月、9月、10月每个月需要发行人民币1633亿元，以7月底钞票发行总量2800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将增加58%，物价指数也应该上涨58%。到了冬季，考虑到解放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逐渐恢复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综合种种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众人估计，下半年每月物价上涨率应该保持在50%上下。这是一个尽管比较乐观、但也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
　　只不过，事态的发展超乎预计。
　　从1949年8月份开始，华南、西北战事进展神速，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到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1.1万亿元，比7月底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万亿元，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数倍于原先的增长预计。与此同时，物资供应明显不足，西北、西南、华南等新解放地区或是工业稀少、或是生产停顿，需要大批物资支援，华北主要粮食产区又因水灾而减产减量。
　　新一轮危机的起点依然是上海。
　　依靠全国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稳住了物价。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全国物价的洼地，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上海物价偏低，货源又相对充足，各地商贩都跑到上海来进货。
　　货币量大，货物量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触即发。
    “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
　　大概谁也没想到，人民军队的所向披靡竟然也影响到了上海物价。
　　兰州、西宁、银川、广州、贵阳……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按理说，解放地区越大，货币吸收量应该更多；问题在于，华南、西北等地物资紧俏，当地商人便揣着人民币跑到上海来进货，有些部队甚至直接派人到上海添置所需。这就出现了“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的怪现象。结果，本就过量发行的人民币又进一步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1949年10月中旬，华南商人北上套购纱布，使得纱布价格猛涨，引发新一轮涨风。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飙突进。忍受了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老百姓顿时慌了手脚，举国惊恐。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甚至有委员忧心忡忡地指出：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人民币就会变得跟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了。
　　对于这些情况，中财委方面其实早有预料。
    杨波老人记得，上海财经会议之后，陈云就规定贸易处每天都要制作2张统计表。一张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后来又增加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变动表；另一张是国家掌握的物资库存情况表。每天下午，负责收集数据的同志就忙活起来，各种绝密数据通过电报、电话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中财委。有关物价的数据来得最晚，夜里11点多钟才能陆续传来。深更半夜，贸易处总会传来清脆的算盘声，噼里啪啦不绝于耳。杨波说，他们必须赶在12点之前把所有数据算好，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第二天上班的头一件事就是研究这些数据表。
　　陈云早就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来临。
　　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陈云还发现，上海是由于纱布短缺继而引起投机。但北方情况有所不同，10月27日，京绥铁路（北京至绥远）因察北发生鼠疫暂时封闭，运粮通道堵塞，北方的投机势力开始对粮食虎视眈眈。
　　若两方都成了气候，中财委将不得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中财委决定先稳住北方地区。
　　“空城计”
　　北方作战的关键还是调粮，陈云急电东北地区，要求紧急调拨粮食支援华北市场。他特意指派中财委副秘书长曹菊如赶往沈阳，坐镇指挥，确保每天发运一趟列车的粮食到北京。
　　与此同时，北京市开始大张旗鼓地在天坛的空场上晒秋粮，同时又组织人拿席子围粮垛，预备将来存储粮。昔日祭天的皇家圣地里一片劳作景象，场面热火朝天。到天坛的游人可不在少数，消息很快就散布出去。人们纷纷传言：政府手里的粮食多着呐！都是从东北运来的。
　　投机商贩赶紧跑来打探实情，不看不要紧，一看更发慌——所围的粮垛数量居然每天都在增加，工人们还加班加点、一片忙碌。有沉不住气的投机商偷偷开始放粮了。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中财委特意安排的一出“空城计”！
　　与此同时，北京各界对于严惩投机商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个人人喊打的投机粮商叫王振廷，他藏匿拒售，囤积居奇，曾被旧政权逮捕收押。北平解放后，军管会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释放了他。谁知他贪婪成性，阳奉阴违。这次察北鼠疫、京绥线停车，王振廷一看机会又到，开始趁火打劫、一日涨价三次，拼命制造“粮荒”空气。这一回，新政府可没再放过他。北京军管会顺应民意迅速行动，将王振廷为首的16名不法粮商绳之以法。
　　软硬兼施果然奏效，京津地区本已抬头的物价在11月上旬开始回跌。
　　这厢腾出手来，中财委便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此前，上海已是十万火急。
　　华东财委按照以往的对抗经验，指令国营公司全力抛售。从10月10日开始，每天抛出二三十亿元的纱布和粮食，但物价飙涨依旧。11月7日，粮油公司总共抛售大米5.8万余石（1石约为100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总量的两倍以上，但大米价格仍然上涨。平价抛售进一步造成上海物资价格低于其它城市，全国的游动资本吹响了进军上海的集结号。10月、11月间汇入上海的钱款比汇出的数量多出202亿元。就算上海的物资再多，也难抵各地游资的围攻，物价再也压不住了。
　　等待时机
　　11月8日，中财委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急电。
　　华东财委在电报中提出：“此次上海物价波动，我们不断抛出物资托住物价，中间曾有三度短期（两三天）的回平，但全国各地对平稳物价步调未能统一，此起彼伏，互相影响，给投机者以机会，增加了平稳物价的困难。”
　　华东财委的意见与中财委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一次，政府面对的是全国的投机势力，单从上海一地来看，抛售数量确实不小，但从全国来看，却不足以平抑涨风。在投机资本充裕的时候，低价抛售，反而让投机商人大占便宜。
　　怎么办？
　　以行政手段“冻结物价”是一条路，但会在抑制投机的同时，也抑制了正常的市场调节，反而会损害政府的调控能力。
　　更可行的办法依然是依靠抛售物资来使市场平稳。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一月有余，国家公粮收入中，除了供给制人员的口粮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来供应市场，加上供销合作组织收购的粮食，可用作商品调用的粮食已经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所掌握的棉纱将近全国产量的一半，棉布则超过一半。这些物资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统一支配和调运。
　　但陈云迟迟没有动手。
　　这可急坏了一些中财委委员。当时中财委有委员50位，很多都是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对他们一向敬重有加，虚心求教。曾有天晚上10点多钟了，陈云还拖住在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打拼多年的章乃器先生，让章先生给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贡献了许多好点子。
　　章乃器后来向自己的儿子回忆说，物价斗争时，他心急火燎，曾几次找到陈云，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加压力，稳住物价。
　　但这一回，陈云没有采纳章乃器的建议。
　　时机还没到。陈云曾将中财委所能调运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做了比较，结果发现手中的物资全加起来也不足以抵消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我们手里的物资少，投机商可以调用的资本多，如果贸然抛售物资，只能被对手吸走，根本起不了作用。
　　资本的本性是贪婪。这一回，陈云就要利用资本的贪婪来布一个“局”。
　　12道密令
　　11月12日晚，陈云草拟了一份电报，并连夜上报中央。
　　周恩来看后，当即在电文上做了一个突破常规的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
　　毛泽东当时正在准备前往莫斯科的国事访问，确实还没睡。电文送至案头，主席看后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11月13日，这封争分夺秒制定出的电报秘密发往全国各地的财政金融部门。
　　电报上，有12道密令。
　　这12道密令指示贸易、财税、金融三方部门全面动员。主要内容包括：
　　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要求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派员前往上海、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还令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速运抵西安；同时收紧银根，下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暂停贷款，开征税收，迟发地方经费……
　　电报发出之后，中财委迅即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奔赴各地，帮忙调运粮食。
　　位于北京的贸易部里架起了长途电话线，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亲自坐镇统一指挥。几大重要城市每晚电话汇报：市场粮食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多少，投机商人吃进多少，吐出多少。中财委每天商讨决定粮棉的次日开牌价，以及需要抛卖多少，买入多少。
　　战役总指挥陈云更是夙兴夜寐、日夜操劳。陈云后来回忆说：“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陆恺悌是陈云一位老友之子，当时在北京上学，每逢假日就住在陈云家里，他常常在深夜听到陈云屋里传来拨打算盘的声音。
　　就在这噼里啪啦的算珠声中，一场歼灭战的埋伏圈在千里之外飞快地形成。
    欲擒故纵
　　时值秋后，各地公粮陆续征收上来，这为中财委调运物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短短数日，中财委便从东北调集粮食6000万斤，京津地区准备布匹35万匹（1匹约为33米）、棉纱5000件（1件约为360斤），上海准备了棉布11万匹、棉纱28000件，武汉准备了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比原来预定的11月25日至30日提前了五六天。
　　11月20日，战事进入第二阶段。当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准备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开始出售。
　　投机商人们正为连续几天国营贸易公司的“惜售”而憋闷不已，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也不管价钱，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各地国营公司在放出物资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价。
　　政府的买卖居然也跟着放涨物价！谁也没明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投机商们只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所以，管它价格高低，只要东西到手，一倒手当天就能挣到钱。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只顾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哗哗吸走。银行抽紧了银根，这些人就向高利贷借款。市场日拆（按日计息）暗息在11月初还只有14%。，后来又升至51%，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了11月24日，国营公司出售的物资价格已与黑市价格相当。这个当口，总体物价水平与7月底相比已经上涨了大约2.2倍。在此价格水平上，中财委所掌握的物资已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意味着双方实力已然对等，可以放手一搏。陈云当机立断，决定收网。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又放任甚至助推物价上涨，等的就是这个时间点！
　　决战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不断调低牌价。
　　开始的时候投机商还频频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向滚雪球一样抛售出来，而且越抛越快，他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这个节骨眼儿上，中财委几路进兵。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查获地下钱庄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黄金、银元和美钞。这一招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接着，中财委又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许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征税，迟交一天，就得罚款税金的3%。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
　　直到这时，投机商们才看清共产党“以退为进”的手段！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资本被高利贷、工人工资和税款三道“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人跳楼自杀，有人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大笔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营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蚀了253亿元。
　　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上海工商界人士从此对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着名的工商界人士说：6月的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还有人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小个子（指陈云）确实不简单。
　　驯服“通胀”
　　没过多久，中财委又用同样的手法给了投机商最后一击。
　　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就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看准这一点，四处囤积粮食，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然后，他们烧香拜佛，就等着年初五财神爷上门。
　　这一次，中财委做好了万全准备。上海周边已然形成了三道粮食防线：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一线；第三道，东北、华中、四川一线。三道防线合在一起，可以周转的粮食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此外，11月的物价风波过后，陈云再次建议发行公债，控制流通货币量。这一次，中央终于下了决心。1950年1月，中央政府开始发行2万份公债，每份约值人民币12000元。公债发行，银根收紧，拖住了大批游资。
　　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粮食市场上“红盘”开出。投机商们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投机势力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
　　持续十几年、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杨波老人记得，硝烟过后，陈云不无幽默地用他和另两位同志的名字总结了这场战役。陈云说，物价风波是扬（杨）波、又（薄）一波、最后是无（吴）波（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三个人名字中都带个“波”字，并且都与陈云并肩奋战在新中国的财经战线上。
　　“红盘”之战以后，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基本上转入和平状态。新解放区的财政收入逐步增加，全国城市、农村能够提供更多财源。再加上1950年3月中央政府及时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
　　多年以后，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对这场经济仗给予过高度评价。主席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打那以后，共产党政权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共和国的财政经济也走上了正轨。

老木匠

交易变成抢劫，管制代替市场，战役就打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