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廖康：《巴比伦的白桑葚》和悲剧的要素（另一篇 廖康：巴比伦的白桑葚）
本帖最后由 kemingqian 于 2011-2-13 01:51 编辑
《巴比伦的白桑葚》是我所读过的最早的悲剧。巴比伦，即当今的伊拉克所在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在那两河流域亚述王朝最著名的女王是公元八百多年前的赛蜜拉米，相传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就是为她所建。琵拉姆和梯丝碧的故事据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虽然具体年代已无法考证，但是我认为其重要性在于这故事发生得早，而且具有悲剧的全部要素，因而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琵拉姆和梯丝碧的故事，大家很可能并不陌生。荷马在史诗里提到过梯丝碧，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咏唱过，卜迦丘在《十日谈》里改编过，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简述过，莎士比亚不仅在《仲夏夜之梦》里让剧中人物表演过，而且他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就是把这个巴比伦的故事移植到意大利来，添枝加叶，使之茁壮成长为一株文学园地的大树。后来的法国、奥地利话剧作家、歌剧作家也用不同形式表现过这个故事。更不用说无数文学作品用了这个典故，或间接受其影响，写出类似的情节和意象。最新的例子是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开始，带队的说山楂花通常是白的，而那棵树上的山楂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我相信多数人都会深受感动。那么多文学家重述、改编、移植这个故事，主要就是因为它感人。为什么感人呢？读一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体现了他讨论的悲剧的所有要素。当然，琵拉姆和梯丝碧远远早于亚里士多德，他的理论，应该说，源于对这类悲剧的分析和总结。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好人；不仅善良，而且美貌，家境也好。因为悲剧需要引发的感情主要是悲悯。不用说，我们对坏人是不大会同情的。对相貌平常的人，虽然也会喜爱，对他们受难也会同情，但对美貌者受难，无疑更会同情。这一点，在视觉艺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现代文学对美貌已经有所突破，但在改编为戏剧、影视作品时，相貌一般的主人公，还是要选漂亮的演员来演。在电影《骆驼祥子》里，斯琴高娃就比小说中的虎妞好看多了。不仅容貌是这样，就连语言也得调整得优雅一些。比如，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的奥利弗，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一直使用正确的英语，与其他小偷叫花子截然不同。这当然不真实，但唯有这样，才能突出他的高贵，他的与众不同，才能赢得更多同情。虽然这小说并不是悲剧，但悲悯也是它力求引发的感情。改编的轻歌剧《奥利弗》更甚，他竟然说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和其他孩子的伦敦东区口音有天壤之别。当然，其目的是一样的。
家境好这一要求无疑和以前人们在社会上不平等有关，但也有其合理之处。从好的家境落入贫困和苦难当然比原来就受苦，后来仍受苦更容易引起同情。落差越大，效果越强，所以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才子佳人生活的沧桑。帝王和死亡可以说是落差的极致，因此大量悲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命运的巨变。这种现象要到人们的平等意识提高并普及后，并等到果戈理的《外套》出版后才开始改变，文学家才大量描写小人物的悲剧。
其次，悲剧的主人公必须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奋争但却失败。这敌对势力既是命运，也是某种明确的力量或人。所谓命运，无非就是冥冥中那无以名状的与我们作对的东西。比如在梯丝碧等待琵拉姆时，偏偏来了头狮子，而且是刚刚吃了只羊，满口鲜血的狮子，还偏偏拱了拱梯丝碧掉落的纱巾，给琵拉姆造成误会。而琵拉姆还偏偏在梯丝碧从藏身之处出来以前来到了，恰恰有时间误会并自杀。我们说“无巧不成书”并不总是指好事，碰到倒霉事，就可能运交华盖，产生悲剧。但命运在悲剧中的运用并非容易。很多作者用得牵强，巧合得过分，让观众难以接受，认为是作者编的。当然，有时作者明明在讲述现实里真实发生的事情，但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读者说他胡编，作者感到冤枉。所以作者必须运用生花之笔，把没有发生的事情写得好像发生过，对发生过的奇迹则需提供令人信服的细节和可靠的证词。当然，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传统文学的写作手法。到了现代，荒诞、非理性等等都出现了。文学创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些可能是哗众取宠，但有些的确是革命性的。
需要某种明确的力量或人，这比较容易理解。人反抗命运，令人敬佩，但反抗敌人和敌对势力，更令人敬佩。因为命运往往是无形的，不可知的。在命运面前，人显得渺小而无奈，反抗如同陷入泥潭者的挣扎，于事无补，越陷越深。比如俄狄浦斯王的悲剧，那是前世注定的，是神对他父亲劳乌斯未能禁欲，触犯天条的惩罚。凡人无论怎样躲避，也逃不过那一劫。俄狄浦斯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敢于面对真相，敢于承担责任。在《巴比伦的白桑葚》中，敌对势力是两家的世仇。显然，琵拉姆和梯丝碧两个年轻人是难以与之抗衡的。但是他们有意识地努力抗争了，就显现出可敬的勇士品质。而勇士失败时，更令人同情。拿梁山伯与琵拉姆相比，就很能说明问题。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是富家女子后，自己郁郁而终。这种毫无作为的懦夫，虽然可怜，却不可敬。他所引起的同情，远不如琵拉姆。
最后，悲剧还有一个要素，往往被初学者忽视，那就是主人公自己判断失误，导致悲惨的结局。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里强调是主人公的过失给他带来悲剧，并说明“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1 这错误是指看事不明，是判断性的错误，而不是道德上的缺陷。所以朱光潜把它译为“过失”。2 显然，在《巴比伦的白桑葚》中，琵拉姆犯了这样的判断错误。几千年后，我们看到他要自杀时，几乎仍会叫出声来：“别，你等等啊！”这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却发生了，令人叹息不已。虽然人们在口语中常用悲剧来指代地震、海啸、瘟疫、车祸等事件，但是这些惨剧并非文学上狭义的悲剧，因为我们无从避免这类飞来横祸，我们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描写这类惨剧，只是记录，只能让我们感到渺小和无奈。真正能够搬上舞台或银幕，感动观众的悲剧，往往含有主人公自身的过失，而这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厄运。这才会让观众扼腕叹息：“要是他……就不至于……样了！”
几乎所有成功的悲剧都运用了这种失误。仅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李尔王的悲剧是从误以为小女考狄丽娅不孝敬而开始的。奥瑟罗受伊阿古数番蒙骗，终于上当，认定妻子苔丝狄蒙娜与他的副将凯西奥有奸情而铸成悲剧。哈姆莱特也犯过一次判断错误，当他叔叔克劳狄斯在戏中戏后，良心受到冲击，企图祈祷时，哈姆莱特本来有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刺死他，却想到在他忏悔时杀死他，会把他的灵魂送上天堂，而没有动手。其实，克劳狄斯还占着谋杀得来的王位和王后，根本祈祷不出来，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语言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语言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3 哈姆莱特白白丧失良机，才有后来与仇敌同归于尽的悲剧。
亚里斯多德还再三强调悲剧要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并定义“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根据此定义，把“怜悯”译作“同情”也许更恰当些。这种作品唤起观众的同情，让观众看到那悲惨的结局，也可能还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如果我做出那种错误的判断，岂不是也会遭受同样的厄运？于是不寒而栗。怜悯和恐惧也许是人最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阅读中或剧场上获得宣泄，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感情的净化。观众为古人担忧，悲剧“长使英雄泪满巾”。我们在遗憾中、悲悯中与故事的主人公认同，灵魂得到升华，身体安然无恙。那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此外，琵拉姆和梯丝碧的悲剧结尾还给予后世作家一个重要启示：主人公的身体或情感若能物化，成为外部世界一个永恒的物体，就会产生额外的感染力。琵拉姆和梯丝碧的鲜血使得巴比伦的白桑葚变为红色和紫色，产生了一种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效果。而且会让读者从此后一看到桑葚就想起他们的故事，还会讲给下一代人听，让故事流传下去。也许正是这一启示让希腊人编出那么多人形变物体的神话故事，让奥维德写出不朽之作《变形记》。
注：
1《诗学》并非局限于论述诗歌。此处诗泛指文学，书中所论多以史诗和戏剧为例。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2《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哈姆莱特》，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之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2011年2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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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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