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韩昇：加藤繁与《中国经济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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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



摘要：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文章对加藤繁的学术历程及《中国经济史考证》作了全面论述。
关键词：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史学家

加藤繁(1880—1946)是中国几代学者都十分熟悉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在20世纪前叶就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史成为日本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而他的名字也就同这个学科紧紧联系在一起。日本学者关注加藤繁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不曾忽视过。1952年，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在日本艰难出版后不久，吴杰就着手进行翻译，中译本分成三卷，分别在1959年、1963年和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祖国宝岛台湾的华世出版社也作了翻印。至于另一部给加藤繁带来莫大荣誉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1944年就组织人员翻译印行中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在1974年重印，中华书局也在2008年重版。这两部著作是加藤繁四十余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双璧，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必读之作。

一

加藤繁1880年出生于日本松江的武士家庭，父亲内田虎次郎是松江藩属臣三谷权太夫的家宰，虽然秩禄不太高，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士族门第，在等级社会里颇感自豪。加藤繁2岁时，出继给松江藩士族加藤文八。其时，明治维新早已成功，武士不但在政治上没落，家庭也陷入经济窘境。加藤繁的生父内田虎次郎只能沽酒谋生，养父加藤文八则充任狱警。所以，士族门第并没有给加藤繁带来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所能给予他的恐怕只是社会优越感和良好的教育。
在日本，旧门第虽然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但是，社会上乃至人们的观念中，依然对旧门怀有某种仰慕。士族出身者自然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其后来的人生成长或许成为包袱，或许转化为自我的激励。加藤繁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教育方面，一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如内田家颇有艺术修养，影响了加藤繁终生喜好绘画。二是汉学教育。江户幕府时代，是日本汉学的又一高峰期，特别是该时期的汉学深受清朝“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儒史结合，实学唯重，故世家子皆具汉学修养，引以为荣。子弟自幼即受熏染，加藤繁后来选择研究中国，与此颇有关系。其养父虽然不是个学问家，却从小教他诵读《四书》、《孝经》，打下汉学根基。故加藤繁小时候就对汉学怀抱兴趣，在中学时期，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句读《十八史略》和《史记》。汉学根基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大长处。江户幕府时代以来，日本学者能写流利的汉文、汉诗，亦善书法，其教育与中国颇有相同的一面。近代西学传人之后，汉学不曾废弃，故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汉学亦精。此传统至少延续至20世纪前叶出生的学者身上，我同这批学者广泛接触，也翻译了不少他们的学术论著，让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西学理论，不如说是汉学根基。以西学规范，做汉学实证，是我对他们的基本认识。此传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为改变，蒙学彻底终结，汉字汉文都是在学校现代语文课程中接触学习的，传统的字义训诂的训练没有了，故此后的学者对于古代汉文的理解，与战前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理解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加藤繁这一代学者，知识体系是在以蒙学为基础的汉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则出自两个看似偶然的原因。
第一，中学时代，加藤繁曾经沉迷于小说和绘画，一时学习成绩急剧退步，受到老师和父亲的斥责，令他重新思考学习志向。此时，他读到了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一文，其中谈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宏远伟大，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日本人，首先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加藤繁深以为然，遂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方向。
第二，中学毕业后的加藤繁，为求学来到东京。1901年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翌年夏季毕业。秋季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①从家庭经济情况考虑，加藤繁选择了不通过“高等学校”②而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选科”，这样可以提前毕业，早日参加工作。当然，加藤繁也为此付出代价，在毕业时未能获得文学士学位。这时的东京大学废除以往的推荐制，学生必须提交论文申请毕业。1902年10月，内田银藏等人成为东大第一批通过论文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这刚好是加藤繁进入东京大学不久后的事情，引起他的高度关注。他阅读了内田氏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日本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专论，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还阅读了若干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感到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暗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个决定，使他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结下了40多年的缘分。
1906年3月，加藤繁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于7月顺利毕业。这篇论文，从1911年到1912年在日本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上连载。显然，他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引起重视。
毕业后的加藤繁受聘担任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管理科副主任，兼任法政大学预科讲师，讲授汉文学。1907年11月，加藤繁转到，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该会的事务所设置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即今法学部)内，加藤繁负责调查清朝土地制度、产业和货币等问题。
1915年，台湾旧惯调查会解散，加藤繁迁居和歌山县和歌浦海滨，在这里住了两年，重新研究起中国经济史来。1916年，他完成了《古田制的研究》一书，同年8月由京都法学会出版。这时，他把眼光从田制史转移到财政史，其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期间，加藤繁仔细研读了清代学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撰写丫重要论文《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连载于1918年至1919年的《东洋学报》。也就在这个时期，加藤繁意识到要研究财政史，必须详细了解货币史。后来，他回忆这段研究路程时说道：
在此期间，我稍微调查了土地制度，同时也研究汉代财政史。当时我以为经济史难以把握，应先研究财政史。这样可以弄清楚经济史料之所在等问题，心中有数，遂着手进行研究。这时我又意识到研究财政需要详悉货币，而货币之中金银(Ingot)问题却一向模糊不详，有必要先弄清楚，我就这样展开了金银的研究。
在进行此项研究过程中，对于经济史的大部分见解建立起来了，随着知识的不断吸收，以往的方针为之一变，决定先把财政史放一放(当然，财政史很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关注)，大力推进经济史的研究。(《通往经济史研究之路》)

也就是说，加藤繁原来计划以财政史为出发点，现在改变为从金银切人中国经济史研究，暂且将财政史搁置。作出决定后，加藤繁就把全副精力投入这项研究之中。1917年，他受聘担任庆应义塾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任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1918年春季，他开始着手撰写《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以货币机能为中心》，直到1925年才告完成，这部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金银货币研究史上拓荒者的地位，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学术荣誉。这年5月25日，该书通过审查，加藤繁获得了向往已久的文学博士③学位。那时候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者甚少，文学博士几乎意味着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从这年12月起到翌年4月，这部著作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六种，全文出版。更大的荣誉还等待着他，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巨大的反响，1927年，获得了日本最高学术奖学士院“恩赐赏”。颁奖词是这样评价这部著作的：

本书回应当代学术的要求，以精密彻底的方法，网罗所有的相关文献，细致周到地筛选取舍资料，用学术的方法极其慎重地进行考证推论，大凡与唐宋时代金银相关的史实皆无遗漏地给予准确明晰的论断，作为专项研究，它开拓了前人未曾到达的境界。然而，本论文的学术重要性不限于专项研究，作为比较经济史的研究，它在世界文献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诚然，清代乃至更早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金银货币问题，并进行收集整理。然而，他们所做的属于文物收藏与研究。用近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唐宋金银及其货币功能，奠定该领域的学术规范及研究基础，加藤繁堪称开拓者，功不可没，在当时所能见到的金银货币范围内，他的研究臻于完善，至今仍是研究该问题时的必读之作。由于加藤繁的杰出成就，1925年3月，他接下白鸟库吉的教鞭，登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讲坛，担任讲师，和藤田丰八两人共同分担东洋史第二讲座。1928年，加藤繁晋升副教授，同时辞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职务。翌年，他负责东京大学东洋史第二讲座。1936年，加藤繁升任教授。1939年，他主持东洋史学科，直到1941年退休。在大学执教期间，他在史学科开设中国经济史、唐宋经济史、中国货币史等课程，在文学科讲授《杜诗》和《诗经》，其论著大部分完成于该时期。
这时期加藤繁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在货币、财政史的基础上，其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经济史领域，写了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其代表性论文后来整理收录于《中国经济史考证》，成为加藤繁继《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之后又一部传世名著。
1941年，加藤繁从东京大学退休之后，除了在庆应大学和大东文化学院兼职授课外，基本上潜心于修订旧稿和译注正史食货志，先后出版了《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经济史概说》(弘文堂，1944年)和《旧唐书食货志•旧五代史食货志》(岩波书店，1948年)。
其中，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汇编成书。从加藤繁留下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旧稿的修订极为投入，删改增补甚多，有些论文经过修订后面目一新，与新作无异。所以，修订旧稿进展缓慢，到1944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日显，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降临东京。这年12月，加藤繁带上最低限度的书籍和卡片疏散到静冈县田方郡下狩野村加殿，继续工作。到1945年2月，完成了论文集上编的修订，开始整理下编。这时，美军的轰炸变得十分频繁，濒临海边的静冈也不安全，7月，加藤繁再度疏散到儿子所在的信州。路途颠沛和气候不适应，给年老体弱的加藤繁致命的打击，他受寒发高烧。这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东京的家已经在美军的轰炸中烧毁，藏书尽炬，故加藤繁只能从信州转回静冈继续工作。这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加上当时食品供应困难，多年营养不良，令他频频发病，感冒引发肾炎、肺炎，几度病危。病榻上的加藤繁感到时日不多，他只要病情稍好，就奋起工作，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修订。但是，他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天不假其年，1946年3月，加藤繁再度高烧，引发心脏麻痹，6日上午，他还用颤抖的手修订文稿，到傍晚就与世长辞了，留下修订一半的论文集下编。
这部论文集的书名，据说源于加藤繁的弟子和田清的一句戏言。加藤繁曾经邀和田清一道参加福田德三主持的正史食货志注释工作。有一天，和田清在加藤繁处见到福田德三所著《经济学考证》，嘲讽道：“福田博士的书名不副实，加藤博士的论文集倒应该称作《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繁听到后拍膝称善，便以此命名自己的论文集。书名定下来后，加藤繁请京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题写书名。
《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的出版，颇为艰难。加藤繁逝世之后，遗稿由和田清负责联系出版。当时日本一片废墟，原来答应出版的富山房无力刊印没有销路的学术著作，和田清便将书稿交给国立书院，由加藤繁的高足青山定雄和中岛敏负责校雠。然而，出版中途，国立书院破产。和田清多方奔走，却四处碰壁。最后只好请九州大学森克己、庆应大学高村象平、京都大学堀江保藏等教授帮忙，向日本政府文部省申请出版资助，总算获准。但是，有了出版资助，依然没有出版社肯出版。就在近乎绝望中，榎一雄教授提议尝试纳入东洋文库论丛出版。和田清旋与东洋文库岩井大慧联系，获得同意，《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终于在1952年和1953年先后出版。《中国经济史考证》下卷修订未完成的部分，主要由中岛敏负责校正修改，青山定雄和榎一雄协助完成。下卷附录的5篇论文，在加藤繁的修订计划中未列，亦由中岛敏编人，并将擾一雄所撰《加藤繁博士小传》附于书后。加藤繁的《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考证》，是他一生研究的双璧，是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后一部著作几经周折，最终皆花落东洋文库。再过60年，这两部著作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堪称中日学术交流史的一段佳话。而且，这也足以证明加藤繁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朽的学术价值。

二

《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收录加藤繁58篇论文，上卷21篇，附录《中国古田制研究》1篇；下卷37篇，附录论文5篇，合计收录64篇论文。
这些论文研究的年代，上至周景王，下至清末，基本涵盖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如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加藤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宋、清四朝，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就财政史而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财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和此前的周代作比较，这种变化就可以看得更明显。西周实行封建制，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层层分封，故从周天子到诸侯王的收入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封建制被打破，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之后，国家的公共职能显著扩大，财政收支大大超出帝室财政的范围。因此，以往以王室财政为主的财政体制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秦祚不长，史料多佚，难以进行实证性研究。汉继秦兴，政治稳定，各种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财政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加藤繁选择汉代财政史为切入点，目的就在于研究统一帝国早期财政制度的形成史。
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不断的战乱和残酷的民族斗争等因素，导致社会凋敝，国家财政濒于崩溃，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实行国家直接控制生产领域的政策。这些特殊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政策，相当部分被唐朝所继承。随着唐朝长期稳定发展的格局形成，社会生产力日益活跃，同旧的经济制度相矛盾，要求国家改变对经济的静态强制性直接控制。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国有土地制度均田制度的崩溃，和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庄园”大量出现；在手工业领域，则是工匠身份控制的松弛，各种作坊发展起来，大批商品涌人市场，促使原有的城市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村草市镇又推动新城市不断形成。城乡经济活跃，刺激货币发达。唐代中后期，金属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依赖于信用的货币替代凭证，成为纸币的萌芽。到了宋代，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基于信用的凭证式纸币使用的地区和数量不断增多，国家也发行使用，从而确立了其为正式货币的地位。加藤繁紧紧抓住了唐宋间经济与货币的重要变化，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从宋代到清朝，经济的发展在量的方面有很大的增长，几乎达到古代经济体制内的极限。这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东方，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济领域，机器制造业发展，近代银行取代钱庄票号，中国社会在艰难中转型，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加藤繁再一次紧紧扣住时代演变的脉络，深入研究清朝在进入近代转型前夜的经济社会，为研究这一变化做了深厚的学术准备。
显而易见，加藤繁抓住汉、唐、宋、清四个发生根本性的时代，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关键，从统一的集权制王朝建立直至灭亡，亦即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年经济发展史的总轮廓，以及每一个关乎全局的阶段性转变，被加藤繁挑了出来，作了奠基性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加藤繁非凡的洞察力和学术敏感性。因为有全局性的理解和把握，所以，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看似不显的具体问题，揭示各种细微的变化及其潜藏的意义，使得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经络。亦即加藤繁的考证不单是为了探明各个具体的事项，更着眼于阐释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演变过程，构成其宏观把握的支撑点，这就超越了以往的孤立的考证。
早在1918年，加藤繁就撰写了《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翌年又发表了《对算赋的小研究》。这是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把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清楚地区分开来，考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分离以及国家财政制度逐渐建立完善的过程。国家财政从帝室财政完全独立出来，是研究国家财政史的起点，加藤繁开此先河，以后有许多学者跟进，进一步探讨国家财政制度下赋、税、租的起源及其演变，研究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形态，使得朦胧不清的先秦至汉代的经济史日趋明朗，取得长足的进展。
土地制度是加藤繁早期进入经济史领域时最先涉及的问题。在他之前，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奠基人中田薰提出，唐代均田制度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庄园为代表的大土地私有制。此观点影响甚大。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庄园并不始于唐朝。加藤繁对此展开研究，发表了《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1917)、《内庄宅使考》(1920)和《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聚落的发展》(1928)，指出唐代的庄园也称作墅、园、别业等，只是田园的附属物，而且，这些名称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时候，经常用日本史进行参照对比，中田薰就是以日本公田制崩溃后的庄园作为参照物进行研究的。由于日本自奈良时代开始全面移植唐朝制度，故日本古代制度及其演变，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从日本史的角度反观中国，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毕竟两国国情差异甚大，因此，看似相似之处，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日本学者用日本古代史的“豪族”称中国汉唐间的大族，中国历史学界近年来也不加翻译地直接套用“豪族”，造成很大的误解，因为日本学者说的“豪族”既不等于中国传统上使用的“豪强”，也不等于“士族”。日本可以有“豪族共同体”，但是，中国并不存在“豪强共同体”或者“士族共同体”。无条件套用日本概念，徒增混乱。
在这一点上，加藤繁相当清醒，他敏锐地感觉到唐代中后期出现的“庄”，与日本的“庄园”有着质的区别。就承担国家赋税而言，它同一般的田园没有不同。为此，加藤繁进一步深人到庄的内部，考察其管理与生产形态。而且，加藤繁还把视野扩大到宋代，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把所谓的“庄园”还原为大土地私有制，开辟了对此形态下各个阶层、各种生活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二是将它与社会末梢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探讨从里坊制度到自然聚落④形成的历史。这就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从里到村的演变，是社会形态变化的标志之一。加藤繁首先将此问题提了出来，并将此演变定在唐宋之间。这才有了后来宫崎市定等学者的后继研究，认为此变化出现于魏晋，从而展开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大讨论。
唐宋时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削弱之后，私有经济呈现活泼发展局面，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不断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加藤繁注意到这些变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进行研究，例如《论唐宋时代的仓库》(1925)、《论唐宋时代的草市》(1926)、《唐宋时代的市》(1933)、《从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兼论清代的会馆》(1935)、《宋代茶专卖与官鬻法》(1940)、《宋代商业习惯的“赊”》(1944)等。加藤繁首先提出唐宋的商人同业相聚，在同一地方开店，形成“行”的组织。当时的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市内部称作“市”的地方进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城市外部、地方聚落出现了草市。行的组织延续至清朝，出现了同业会馆；而限于特定区域的“市”到宋代被完全打破，城内随处开店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唐代中后期经济上发生的许多变化，要到宋代才发展成熟，把唐和宋联系起来考察，整个变化脉络更加清楚。同时，也就把唐宋社会变革的意义凸现出来。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学派认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分期在唐宋之间，加藤繁关于唐宋之间经济层面变化的一系列论文，从制度史的角度力证此说。
加藤繁注意到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衔接，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在某处集中，然后再运往各地销售，这就产生了官营或者私营的仓库。将商品行销各地的客商，从仓库业者处获得商品，再交给开店的坐商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在宋代，这个过程一般采取先赊账进货，一年后再以现金结账的方式。这就刺激了信用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信用凭证，逐渐发展为纸币。《唐宋柜坊考》(1922)、《论交子的起源》(1930)、《官营后的益州交子制度》(1934)等系列论文，就是这一研究的结晶。前面已经介绍过，加藤繁从l918年到1925年间曾经专心致志研究金属货币，取得骄人的成就。故货币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唐宋间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形成过程，是他继金银研究之后着力最多的领域，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以货币为题的论文有22篇，占三分之一强的比重，其中，唐宋货币的论文又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至于另外一半的货币论文，则主要集中于清朝。如前所述，其论文的朝代分布显示出他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变革时代的特殊关注。加藤繁的经济史研究，既重视经济制度的层面，也不曾忽视生产力的考察。他研究的方面甚多，大致可以分为土地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商业贸易、专卖与税收、城市与户口、市场与行会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也非常关注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撰写了《中国的稻作——特别是品种的发展》、《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满洲大豆豆饼生产的由来》等论文。他研究的这些作物品种都推动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加藤繁关注的依然是变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还是技术领域的，都始终如一地展现其研究风格。

三

加藤繁所处的正是近代学科奠基的时代。江户时代受清朝考据学深刻影响的汉学，在明治初年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兰克史学的强烈影响。加藤繁就读的东京大学，就是兰克史学在日本传播的大本营。1904年，继承汉学传统的那珂通世博士辞去东京大学汉学科教授，同年，东京大学进行学科改制，设立哲学、史学和文学三大学科，兰克的再传弟子白鸟库吉继任史学科教授，西方史学理论及其方法成为主流。加藤繁读书期间，正好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他同时接受那珂通世和白鸟库吉的教育，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前所述，加藤繁选择中国经济史作研究，深受内田银藏的影响。其大学期间的史学基本训练，则更多来自那珂通世。大学一二年级，他选修了那珂通世的《中国古代史》、《东洋史杂考》课程，还参加了《元史译文证补》、《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的研讨班(Seminar)。那珂通世的研讨班，让学生逐字逐句解读史料，校勘版本，进行文献订正与批判。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研讨班把传统的训诂学与近代文献学结合起来，训练学生如何辨析史料，掌握考证的方法，对学生以后的学术研究有莫大的帮助。
白鸟库吉擅长古民族史和东西交流史，掌握多种语言，其研究方法基本属于欧洲东方学一路，注重宏观的把握和动态的分析，综合运用语言考古学的知识进行研究。白鸟库吉和加藤繁研究的领域相差甚远，但是，白鸟库吉思考问题的方法给加藤繁颇多启发，他注重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史的源流、善于捕捉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变化，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白鸟库吉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加藤繁受到那珂通世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这同日本长期的汉学传统密切相关。如果把眼光从加藤繁扩大到近代西方学术规范传人日本初期的一二代人身上，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加藤繁个人的学风特点，而是那个时代引领学术潮流的学者的共同风格。
日本近代学术的建立，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源流：一是明治维新以后不断涌人的西方学术规范及其研究方法；二是江户时代以来的学术传统。西学方面论者已多，不再赘述。关于第二点，从日本汉学的整个历史来看，出现了两个高峰时期，前一个出现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全面吸收唐朝文化，各种学问广泛传人日本，写汉文、做汉诗、读汉史，形成第一个汉学高峰。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江户时代，幕府提倡并贯彻儒家伦理道德，其教育以汉学为基础，《论语》和中国史籍成为主要教材；在学术方面，则受到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强烈影响，重视实证，提倡“实学”。代表江户时代史学成就的是历时250年编撰而成的《大日本史》，博采众书，严格辨析。故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学者，颇具汉学修养，汉文文辞通顺，用典自如，兼善书法，迥异于汉文日语夹杂在一起的文体。此教育传统延续至20世纪前半叶，如加藤繁少时诵读《论语》、《史记》即为一例。故此时代的学者，多以汉学见长。
西方学术大规模传人日本之后，西式学科及其学术规范建立起来，最坚守传统立场的“汉学科”也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弦更张，1904年，东京大学“汉学科”改为哲学、史学和文学科；1907年，京都大学也改设东洋史学科。这两所大学的改制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西式学科设置及其学术规范成为日本学术的主流。
然而，回顾日本20世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能不说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是理论性的探讨，而是实证性的研究。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日本和欧洲并称，各具特色。这其中不乏借鉴意义。亦即在西方各种理论涌人的时候，日本的学者并没有都闻风起舞，而是采用西方学术规范，运用其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时坚持自己所长，作实事求是的考证，这反而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独树一帜。
在经济领域，西方学术流派甚多，众说纷陈，目不暇接。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适应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现状而总结出来的，抽掉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条件，随意套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经济史研究，只是哗众取宠，徒具形骸而已。例如，“国家预算”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下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的方式，也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各个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焦点。因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理论。囫囵吞枣，去其魂，取其形，把预算庸俗化为国家收支计划，套用于古代历朝，甚至还有古代制度经济学、上古工业史研究等等，此类做法需要冷静反省。一旦错位的理论光环失落，究竟还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倒不如加藤繁老老实实做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研究来得实在。
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加藤繁有自己的见解。他从大局着眼，细部着手，是因为他并不认为经济史是一个经济领域的理论问题。就其性质与方法而言，他认为：

经济史位于经济学和历史的交叉点上，以吾人所见，其性质及研究方法，应该属于历史的一种。因此，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同一般历史研究法并无不同。(《经济史研究法》)

经济史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历史的主体是人，因此，加藤繁只是把经济史放在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其研究是有必要的前提条件的，亦即不能脱离国民、国家和社会单独进行，特别在政治权力居主导地位的古代，独立的经济史是不能成立的。加藤繁说道：

国家生活中的经济方面的历史就是经济史。历史的本体是国家、国民的历史，故国家史、国民史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历史有多种形态，有家史、村史，或者文化现象史(亦即文学史、美术史)等等。我以为，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的本体，应是国民史。经济史也一样，可以有不同形态的归纳，但是，其本体只能是国民经济史。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经济单位，人的经济活动须在国家组织下方能完全实现，根据此事实，我的上述见解应是妥当的。
从古至今，经济从未单独起作用，它必须和其他文化要素相结合，获得支援和支持才能存立并发展。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史，不能过于强调其历史价值，不能用经济史去统率、制约一般的历史。我们应该以此认识来处理经济史实，才能发现其原来的面貌，成为完全理解整个国民历史的手段。(《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所以，加藤繁并不认为经济史在历史研究中占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只是把经济史作为理解人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手段，他追求的是对历史(包括经济史)作人文的理解和阐释。这是加藤繁经济史研究的归结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加藤繁对于西方理论持批判性吸取的态度，哪怕是来自师门的传授。他对于白鸟库吉服膺的兰克史学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历史研究归根结底要求客观。兰克最积极提倡这一点。他认为，史家的任务首先是阐明一个个事实，排除想象，排除其他的理论学说，排除所有的政治上的主义和宗教上的教义之类的东西，从高处大处理解斗争者的意图。我们大致赞同他的主张。
但是，研究者的智识是有限的，我们虽然想全部吸收今日的历史知识，但决说不上是充分的，我们只是学习到今日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在研究某个事项、某个问题的时候，并不能充分知晓引起此问题的国家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事实，只能有部分的了解。要理解一件事情，必须知道它与总体的关系。因此，需要对总体的理解。为此，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智识，试图掌握对总体的理解，并以此进行特定事项的研究。然而，此总体理解毕竟是一种主观，这是历史研究中掺入主观的一种情况，而此类事经常发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绝对排除主观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予以容许。而且，主观因素因人及其学问深浅、见识高低而异，或接近或远离事实(客观)，我们可以努力做到尽量少掺入主观因素，且令主观因素更确实，更接近于客观事实。亦即不得已容许存在主观因素，但原则上应崇尚客观。说到客观，并不是要排除辅助学科，也要求正确理解国家、社会、民族和文化等。(《经济史研究法》)

由此可知，加藤繁对西方的理论并不盲从，有所取舍。对于兰克的史学方法，他有所批判，但在两个方面他吸收得相当出色，亦即始终从大处着眼，强调对总体的把握；在宏观视野下注重一个个事实的阐明，故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其考证大多遵循实证的方法，把东方史学考证之长，与西方理论相结合，这就是加藤繁学术生命力之所在，直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开拓性的，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领域，如今已蔚然大观。我以为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了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影响至今，薪尽火传。然而，生前无望出版《中国经济史考证》的加藤繁，恐怕无暇存此奢望，他只是曰复一日地在学术深山中摸索着前行：“我如同在黑夜里提着一盏灯笼，刚能照到自己的跟前，就以明亮的心情踏上研究的道路。”⑤
但是，学术界铭记着他。


注释：
①亦即今日东京大学文学部。东京大学早期学科设置颇继承旧学规范，有汉学科，下设史学部，内有中国历史方向。至明治三十七年(1904)，依西方学科规范改制，设立哲学、史学和文学三大学科，史学科内含中国史学方向。
②日语中的“高等学校”，在1948年以后指的是高中。但是，在此之前，“高等学校”乃大学初级教育，学制3年。
③日本的“文学”学位，亦即“人文”学位。
④加藤繁在这里使用的是“聚落”一词，有些翻译径译作“村”，这是不恰当的。在加藤繁看来，社会基层组织不限于“村”一种形态或名称。
⑤加藤繁：《中国经济史的开拓》，《大学新闻》21号，1945年2月21日。

showcraft

韩升——>沪上学人知见录zz
韩升 韩升大概是整个复旦里面最仇视北大的人，估计和他出身
于武大又治魏晋南北朝史有关吧，把对方当作假想敌的同时，未免带
上了自己的傲气与自赏。他经常说起，到北大来做客，然后问起某位
青年学者导师哪位，这位青年学者一脸的不屑：“何必问导师？”韩
升觉得这是非圣侮法的大事，回来复旦逢人就讲，不时地加上一句，
我认为至少在这一点上面，复旦的学生还是很有希望的。


韩升是韩国磐先生的公子，家学渊源，又曾负笈日本，所以对域
外汉学很熟悉，我常常听到他上课讲起日本人治学，就是大家一起读
一本政书，比方说《通典》，然后开始做笺释，一作就是十年，哪怕
是毕了业的学生，不管路途多远，都会每周按时坐着新干线，到指定
读书的地点去。他常常大发感慨，说我们应当像清人一样一字一考的
读典籍，但是他自己似乎从来没这么做过，讲课讲着讲着，便又拐到
论文上去了。


有一次曾经有人找韩升办一个关于魏晋风度的讲座，他一开讲第
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让我这么一个最没风度的人，来讲这么一个最有
风度的时代？韩先生就是这样，时刻都像一个谦谦君子，大概是日本
风气所造就的。


韩升也有出丑的时候，有个学生找他讨论作论文的事情，他帮助
学生找的选题是有关南北朝的“使”和“聘”区别的问题，还叮嘱这
个学生要仔细的使用台湾的那个很有名的全文搜索系统，结果每次见
面都会问起学生文章的情况。说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同屋老乔不知道
怎么知道了这个事情，问我“使”和“聘”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看
《左传》吧，一看之下，哑然失笑，后来正巧文史知识上发了一篇相
关的文章，而韩升问起学生的时候，老乔一旁搭话，去看看X年X月号
的文史知识吧！当时把韩升闹了一个大红脸，后来就再也没听到他提
起文章的事情了。

showcraft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threadid=18049
　　父讳韩国磐，江苏省如皋人，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归入海安县，故亦作海安人。出生于1920年1月5日，农历1919年12月24日，故他一直将生年填为1919年12月24日。
　　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落贫寒的家庭，韩氏乃当地大姓，论辈分，他与原江苏省长韩国钧为兄弟行，但家道中衰，食不果腹，度日维艰。父亲自幼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借宗族学田充作学资。此事父亲念念不忘，故晚年汇款家乡学校，以报学恩。
　　日本全面侵华，江苏沦陷，父亲誓不为亡国奴。1940年，他从江苏学院只身出逃。在南下火车上，遇伪警带着日本兵盘查，被指为游击队，实为敲诈，哭求无门，只得将盘缠全数进贡，方脱大厄。
　　逃到武夷山，暂且安顿，重新读书。武夷山瘴气弥漫，蛇蝎出没。不久，父亲罹重病，难以久留，后持毛先生介绍信，辗转进入厦门大学。厦大为避日寇，迁校长汀，虽山清水秀，却也林深路隘，至今仍为贫困之乡。一贫如洗的父亲，古文、诗词俱佳，师生结社写诗，常居魁首，且一身长袍，至留校任教亦不改，故学校人们戏称他为“韩国老”。有此专长，得以教授富家同学古文诗词，换些旧衣饭票，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由于营养极度不良，故无病不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肝病，更加上严重的痢疾，几致死亡。无钱无药，实在熬不下去，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冒昧致函求助，不意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如久旱甘雨，生命有望。
　　困厄激励英才，父亲在病榻上竟也学习优异。在他学习的科目中，由于病重不能听课，故没有修过魏晋隋唐史。这段历史，只能自己补习，不料却补成兴趣，矢志专攻，成为终生研究的领域。
　　厦大曾经有一些在国内领风骚的学者前来任教，但大多来去匆匆，风过影息。尽管如此，多少也能让学生开开眼界，一睹大师风采。父亲在厦大听过几位著名学者的课，如叶国庆、施蛰存、谷霁光、林庚先生等，给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书信交往，绵绵不绝。
　　毕业那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先往厦门集美中学任教一年，翌年，叶国庆先生提议聘用父亲，故他从1946年起，开始了在厦大长达57年的教学生涯，为厦门大学建立起魏晋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支学术队伍。
　　建国初期，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一个好时期，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略论隋朝的法律》等论文，以及《隋朝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先生专门写信给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高度评价，并提出让父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职。厦大也于1956年8月，提升他为副教授。在高级职称鲜少的那个年代，他的提升是迅速的，成为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
　　但是，学术冒尖是十分危险的，何况父亲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既不会走门串户，又不会喝酒结帮，自以为兢兢业业工作，下班赶紧回家研究，只求不受干扰，终不可得。反胡风运动突如其来，那天上午，他还在家中读报，同为教师的母亲问他报上批判的胡风是谁，他说不知道，未曾听闻。下午到学校参加全校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父亲竟然在列，随即遭羁押于校内坦白交待。对于一位三十余岁、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青年学者，不啻晴天霹雳，肝胆俱裂，百思不得其解，索肠无从交待，几不欲生。
　　幸好，反胡风运动相对短暂，父亲实在没有罪证，空穴也得有风，而他出身“贫农”，此时颇有裨益，最后诬陷不成立，给予平反。对他而言，有得有失：身体大受摧残，疾病缠身，尤其是严重的肠炎，每日必须如厕三至五次，终生痼疾；精神上成为惊弓之鸟。所得者，对于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来诸如文化大革命等，因为是大面积揪斗，反而没有反胡风运动恐怖，故文革中，他能白天挨斗，晚上安然入睡，使得估计他身体挺不住的人，惊奇他竟能大难不死；反胡风运动之后，旋为反右派运动，因为父亲刚刚整过，所以躲得一线生路，否则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便是漫漫长夜笼罩。
　　反胡风运动之前，父亲主持厦大学报日常事务，担任工会工作，承担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后，便埋头于学术研究，从1957年到1965年，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二个好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论文：《关于拓跋魏时期奴婢的几个问题》、《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芍陂屯和石鳖屯》、《略述科举制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论唐太宗》、《论太宗的选用庶族地主》、《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科举制和衣冠户》等大量论文，以及著作：《隋唐的均田制度》、《隋炀帝》、《北朝经济试探》、《隋唐五代史纲》、《南朝经济试探》等。他是我国早期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代表性学者，针对唐史研究详前略后的现状，他特别注意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研究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指出其间政治、制度、经济的种种变化，拓展了唐史研究。他对于经济形态的变化尤为关注，对于南北朝经济史作了全面的探索，并计划撰写隋唐经济史，不幸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完成。
　　父亲对于历史的考察是细致的，能够把握细小的变化，见微知著，如对科举制的研究，根据《房玄龄碑》考证进士科产生于隋朝开皇末年，提出科举形成“衣冠户”阶层等等，可见其研究风格之一斑。
　　父亲对于古文献用功甚勤，自我懂事以来，父亲的形象就是严肃的，每天在狭小的书桌读书写作，从不间断，高兴时，吟诗写字，有时也教我下围棋，但棋力不强，不久就被我打败了，他也并不在意。他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写诗，颇得唐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间隙时刻，他也不时拿出古典诗文，吟唱得津津有味，还把我叫到跟前，亲自把教古文和诗词。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买书，厦门偏僻，没有古籍可购，他四处觅求，写作累了，就带我上街，他买书时，顺便也给我买几本连环画。
　　1962年，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休养，找厦大教师谈农民起义问题，王亚南校长推荐父亲出席，畅谈之后，郭老颇为意外，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知己。郭老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解放军参谋事业的奠基人，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诗文书法俱佳，被誉为“一代儒将”。将军与教授在古典诗文上意趣相投，爱才之心顿生，郭老见父亲年轻多病，亲自安排父亲到南京军队疗养院疗养一年，让他换了个身体，才能挺过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突起，父亲作为厦大的“三家村”，和校长王亚南教授等首先被打倒，关进牛棚，家被抄了几次。他平时受学生尊重，所以，抄家倒是比较文明的，红卫兵手下留情，仅拿走文学书籍，历史书基本留下，只在书橱上贴上封条而已。整个文革，父亲虽然多次进“牛棚”，但基本没有遭受武斗，和其他教授相比，他是幸运的。令他伤心的，是他的学生诬陷他，挑出他《论唐太宗》的文章，说他讲唐太宗前十年统治得好，后十年骄傲自满，统治走下坡，这是影射毛主席。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可是杀头的罪名，让他胆战心惊。身体本来多病，顿时全身浮肿，母亲自从反胡风运动以后，就受牵连而失去工作。父亲的工资被扣，仅发生活费，母亲天天为父亲烧饭，让我去送饭。我家住在鼓浪屿，要乘船后转车，才能到厦大。当时我九岁，成了黑帮的儿子，出门经常遭到围打，但也不能不坚持每天送饭。后来，其他几位关“牛栏”的教授，如陈诗启、张立、傅衣凌等家属，也经常让我捎带饭食，或者传送东西，故我双手都提篮子，装满东西，不时惹得看管的红卫兵生气，免不了挨骂。
　　不久，母亲也病倒了，她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而市场的供应越来越坏，我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在市场人山人海中一个劲往里钻，挤到7点多，好不容易买到一块猪肉，再买其它青菜，回去做饭，然后给父亲送去。下午就渡海到市区找中医，买中药，回来烧给母亲喝。父亲有三个子女，两男一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丁抽二，剩下我和父母相依为命。
　　父亲受了许多气，都往肚子里吞，这就闹出毛病来了。开始是咽不下饭，得用开水送，一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时为1975年6月，我差一个月高中毕业。消息传到北京，郭化若将军四处奔走，可他认识的名医不巧到云南下乡。这时，我表舅王世锐恰好到厦门，他是交通部总工程师，原为福建省交通厅长，同学李温仁，原是福建协和医院院长，我国享有盛名的胸腔外科专家。我持表舅的介绍信，和历史系柯友根老师一道先去福州联系安排，接父亲入住省立医院，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两个手术组，一组开胸，一组开腹，把原来需要8小时的手术，压缩为4小时，取出大如拳头的食道癌，整个食道切除，胃直接与咽喉相接，置于肋骨外。李温仁大夫，不但医术炉火纯青，而且为人诙谐幽默，极端负责任，安慰父亲，说保证他今后不再长癌。这个保证应该让老天知道了，所以父亲以后果然不再有癌症，得享天年。父亲命中多贵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生病前，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他的《隋唐五代史纲》，让他修改，由张维训先生负责编辑。张先生是个厚道君子，对我父亲极好，为了此书，不辞疾病辛劳，亲自到厦门进行编辑工作。父亲患病，可谓是绝症，他非常矛盾，书已经修改大半，生死抉择，他选择修书至死，不愿到福州治病。后来，表舅劝他到福州，边治疗边修订，他勉强同意。再后来，李温仁保证他手术成功，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手术之后，进行了几个疗程的化疗，那是长期的、更加痛苦的过程。厦大党委书记是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曾鸣，亲自为他联系省休养院，就在鼓浪屿海边。当时我承朋友帮忙，在鼓浪屿高频设备厂当临时工，先是在电镀车间，用剧毒的氰化物电镀锌，后来去挖地道，拉大板车，扛石条。尤其是前项工作，稍不留神，就一命呜呼，所以，每周有一份猪头皮或猪杂的营养餐，在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年代，这是无比的美味佳肴，正好送给正在化疗的父亲，增加营养，挺过化疗。父亲毅力坚强，默默忍受痛苦，从不叫唤。《隋唐五代史纲》的第一次修订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那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它印了数十万册，在文化被革命的时代，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父亲欢欣鼓舞，迎来了学术事业的第三个好时期，参与并主持申报博士点，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撰写了《隋唐五代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纲》、《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南北朝经济史略》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常委。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父亲送我到船边，叮嘱我学成归国，特地在翌年春节写下一首诗：
　　域外逢佳节，情当倍思亲。母为儿女态，应与泗洙邻。
　　事业鲲鹏志，文章班马醇。学成归国后，漉酒洗清尘。
期望殷殷，父亲始终是一位爱国学者。
　　世纪初度，我告别尽心效力近二十年的厦大，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新的工作。两个学校，风格差异颇大，为了适应新环境，我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怠慢。学校和系等部门，也尽量为我创造宽松的工作气氛和条件。为我的到来，系领导还亲自到厦大，并同我父亲交谈。父亲始终支持我的选择，时时来信，鼓励有加。我也尽可能回厦门看望老人，去年一年就回去三趟。但是，毕竟不能常在膝下侍奉，总是惶惶不安，竟至满头斑白。这种心情，常人难以体会。
　　离开厦门时，我们力劝父亲搬到厦大居住，因为原来的宿舍已是百年老屋，实在破败不堪。父亲不愿迁移，多有忌讳。多次劝说，尤其是在鼓浪屿得不到好的治疗，父亲终于同意搬迁。今年四月，我太太专门到厦门，向厦大领导申请搬房，幸蒙批准，办好手续。父亲入住后，颇为满意。不料风云突变，他真菌感染发烧，送厦门市第一医院，注射抗生素，翌日肝脏损坏，抢救无效，呼吸衰竭。
　　我和哥哥都是事后获知消息，如晴天霹雳。即刻赶回，五内俱焚。我纵足飞奔，以光的速度，想紧紧抓住父亲撒开的双手，却只能千百遍地隔着黄泉呼唤你，唯愿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此事我曾多次向父亲提及，并蒙他同意，着手代他修订著作。父亲亦有积蓄，可以聊助刊行。但此次回去，被告知父亲积蓄不见了，文稿亦有损失。丧父之痛未已，纵有何种变故，皆愿来日弥补。天佑善良，愿父亲走得平安，早登彼岸。
　　追思那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刻骨铭心。
　　57年教学生涯，风风雨雨，走到前头，必是春光和煦，莲花灿烂。

此文蒙韩昇教授特别提供

老木匠

哈哈，秀兄转贴这几个帖子，究竟是议论加藤繁还是议论韩昇呢？

加藤繁的书，是了不起的。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拜读的，做的笔记至今犹存。很感激命运，我没有浪费时间，一开始接触中国经济史就读了这套好书。

加藤繁具有“史眼”，就是能够在看到资料之外的东西。比如第一卷里提到西汉初期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是两个系统，并没有很多的资料，但他能够把握仅有的线索，作出这个推断。现在看到张家山汉墓竹简资料，真的看到西汉初年，“宦皇帝者”和“官吏”是并列的两个系统，那就说明了帝室财政的开销，除了宫廷本身，还有养人事系统的必要。

showcraft

哈哈，木匠老师上午好。
两者皆可吧，都没什么了解，正是要抛砖引玉，希望引出您这样的方家高论呢。
加藤繁确实厉害，前阵子从胡文辉的点将录中有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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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榜头领之八  河北降将文仲容  加藤繁

  加藤繁(1880—1946)，日本人。
    近代日人治中国学，东京、京都两派东西对峙，各成分野，然而学风亦互有激荡。如桑原骘藏身属京都，但在方法上以西洋为宗，对支那趣味复多贬抑，实近于东京一派；而加藤繁身属东京，却并不排斥中国文明，亦汲取清代朴学，有京都派的作风。此二氏皆各怀心事，恰成背反，可谓日本汉学界之“无间道”也。
    加藤早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其师内田银藏精于日本经济史，受其熏陶，乃立志专攻中国经济史；毕业论文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土地制度，后修订为《支那古田制研究》刊行。毕业后曾执教京都大学法科大学、庆应大学，中年时回归东大，直至退休。
    加藤1925年以专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编译)获东大博士学位，出版后更荣颁日本学士院赏。书中条分缕析，详尽总结唐宋金银的使用、类别、出产及输出入等方面，指出当时金银通行于上层社会，在形式上虽异于货币，而在职能上实已等于货币。其书早成中国货币史的经典之作，贺昌群以之与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考》并列，称为中古史的双璧，信非溢美。
    按：加藤本人的断语作：“金银对于社会全般(盘？)已发挥其货币的机能。金银在唐代已取得货币的资格。不过在实际上的使用则以上层阶级为主。”但彭信威否定其说，认为金银在唐代并非十足货币，仅有次要的货币职能。其说可参，但未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近时的研究亦倾向于加藤的见解，至少白银在唐朝已属国家承认的法宝货币。
    其重要论文则汇辑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原编共两卷，中译本(大陆)原拟析为四卷，惜仅问世三卷。第一卷包括秦汉以前的钱币、财政，唐宋庄园、都市、市场(草市)、商业组织(行)及商业制度(柜坊)，第二卷包括宋代货币(交子)、商业、对外贸易及户口，第三卷包括清代货币(银币、钱庄)、财政、商业组织，以及农作物的生产史。其中草市、柜坊、交子诸作，影响尤大。凡此皆属开拓性、前沿性的考订，实集合其平生撰著的精萃，也最体现其论学旨趣。大抵其人重实证，求客观，于中国旧籍功力深厚，使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到微观的史料考辨层面，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皆堪称第一人；而中国至三十四年代，梁方仲、全汉昇一辈崛起，始克臻此境界也。
    按：《考证》所录文字，加藤生前曾作大幅修订，最后由友人及弟子编定。关于此集的命名，和田清回忆：当年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著有《经济学考证》一书，他曾对加藤开玩笑：“福田博士的书名是名实不相符的，加藤博士的论文集才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闻之拍膝称好，遂定此名。盖“考证”二字，虽已司空见惯，实最能代表古典学问的要诣，无论学术如何“后现代”，考而后信，证而始论，终是历史学不可移易的根本，宜乎加藤为之喜心翻倒矣。
    此外，他曾参与中国历朝正史《食货志》的译注工作，完成《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旧唐书、旧五代史食货志译注》两种，至今仍为日本汉学的基础文献。又，原拟收入《考证》第四卷的《中国经济史概说》一种，台湾有杜正胜译本，曾与论文《中国社会史概说》(萧正谊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一册；前者以门类为纲，后者以时代为纲，一横一纵，皆简明扼要，可略见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总体见解。
    和田清曾对加藤表示：“像搞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但他断然回答：“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可见他自信已进入中国经济史学的深处，而论其成就，确亦无愧斯言。
    诗曰：古来民以食为天，考证遂开风气先。岂独一门经济史，东邻事事祖生鞭。
    按：论引入西方新学，日人较国人为早；论掌握中国文献，日人又较西人为深。故治学每占先手，至今仍堪与中、西鼎足三分。
2009-11-01

老木匠

韩国磐是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以均田制的研究最为著名。在当时来说，均田制度史是一本好书，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算很多，资料比较全

韩昇现在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大约10年前调到复旦。

老木匠

加藤繁的考证，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两宋商税考，以宋会要辑稿为基本资料，仔细考证了各地商税税务税场的设置和税收数额，大量的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