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林波：中国经济失衡增长的八大表现

亚平

2010年我国的GDP超越日本，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当然，从人均角度看，我们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大致处于日本1974年的水平。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那么，未来的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如何攻坚克难、实现“二次腾飞”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腾飞”，就必须告别失衡增长，逐步走向均衡发展。
    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用“失衡增长”加以概括。增长有目共睹，但失衡也日益凸显，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经济增长单纯地与粗放地依赖外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单纯地追求扩大出口，更多地依靠外需，尤其是在后期，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到2009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50.8，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为45.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7.1，货物出口依存度24.5。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影响也较大。
    第二，经济结构失衡。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已经引起了国家上下高度的重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分别达到了68%和52%，2008年分别提高到72%和53%。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也达到了53%，而我国在1995年该比重只有33%，到2008年也只有40%，比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要低13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甚至出现了服务业发展没有达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
    第三，发展方式失衡，追求外延式增长，忽视了内涵式增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尽管2009年我国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达到318万人，已经是世界上研发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2009年突破了5800亿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核心技术缺乏、高端人才匮乏等严重制约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比如，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7%，与世界领先国家3%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偏低，显示我国科技发展根基不够坚实，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再比如，我国研发人员密度相对偏低、2009年广东省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仅43人，低于江苏的45人和上海的106人，不及韩国的一半和日本1/3。总之，由于缺乏自主创新，整体而言，我国的产业层次较低，尽管我国有成百个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竞争力不强，缺乏对产业的话语权。
    第四，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改善，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严重。以广东省为例，2009年，粤东西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一半，仅为珠三角地区的1/4左右，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深圳市是最低的梅州市的7.5倍。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1∶1扩大到2009年3.1∶1，明显高于江苏的2.57∶1和浙江的2.46∶1。因此，出现了所谓“城镇像农村、农村像城镇”的说法。
    第五，增长与发展失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趋紧，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2009年，我国生产粗钢5.68亿吨，水泥16.5亿吨，分别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3%和52%；一次能源消耗达31亿吨标准煤，是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7.5%。而同期我国的GDP只有34万亿元，约合4.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54万亿美元的比重仅8.7%，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发展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此外，我们过去经济失衡增长赖以依靠的“廉价”资源近年来不断价格飞涨，甚至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议论。同时，环境保护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在获得众多“中国制造”第一的时候，也获得了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世界第一。城市缺水、水质性缺水问题较为突出；土地资源开发强度过高，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灰霾天气增多、城市酸雨污染严重，环境质量状况令人堪忧。
    第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尽管政府近年来非常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但是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约1.5亿的流动人口，使得地方政府无力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仍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全国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入托难”的问题，集中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的配套相对欠缺。更不必提及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的教育、就医、养老等问题。
    第七，经济增长的收益没有被共同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从有关统计来看，无论是国民总收入初次分配还是国民总收入再次分配，在近20年里总的趋势是企业、政府所得比重上升，而居民所得比重下降，且三者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大大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平均15个百分点左右，甚至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平均20个百分点左右。
    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之后，基尼系数有不断拉大的态势。到了2005年，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比较合理的区间，达到0.42，显示收入差距比较大。2006年、2007年分别上升到0.4725和0.496，2008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0.50，2009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为0.469，但仍然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
    收入差距还体现在体制内外、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城乡之间，如果考虑到城市与农村在公共服务与相关潜在的福利差距，我国的基尼系数还会更大。全总发布专项调研显示，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由2006年的6.72倍扩至2008年的17.95倍。九三学社提供的数据也显示，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改革开放之初，为2.57，到1985年受益于农村改革先行一步，该比例下降到最低点1.859，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城乡收入之比不断拉大，而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度增长幅度都高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
    这也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所有的人都得益于改革开放，都受惠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共同经济增长的背后是日益失衡的收入格局，结果，似乎绝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意，对社会不公充满怨言，甚至出现了“仇富”的心结。
    第八，硬环境与软环境失衡。除了上面提及的人才瓶颈与科研投入不足以外，我国在法律制度建设、体制创新等软环境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滞后，尤其是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严重滞后，导致软环境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短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经受了金融海啸的洗礼，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体制受到重创。而我国在应对经济海啸过程中，采取了政府为主导的积极应对措施，较快止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为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止跌企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勾起了部分人对计划经济的美好回忆，“强政府”的意识有所抬头。这种倾向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市场能够办的事情，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一句话：“乱世用重典”不能成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运营的藉口。
    综上所述，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的“二次腾飞”，必须跳出第一次腾飞所倚重的工业化路径，遵循均衡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里强调的均衡发展是指，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内外需并重；优化经济结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大研发投入，追求内涵式经济发展；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成果，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推进城镇化建设，协调城乡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强化绿色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民主发展。只有在“均衡”上做足文章，在“全面发展”上加大力度，我国经济才能实现“二次腾飞”，增强发展的动力，提高发展的质量。